何言宏：华语文学的南方变构
一、“华语文学”的还原与超克
目前我们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成了一个热点话题，但还有一些认识上的模糊，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辩证、总结与澄清。
我们的辩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厘清“新南方写作”的基本前提——语言问题。杨庆祥在谈到其引发“新南方”讨论一文的写作缘起时，曾经指出：“大约是在2018年前后，我开始思考‘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触发我思考的第一个机缘是当时我阅读到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黄锦树”，“也是由此出发，我断定黄锦树这类的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光谱中重要的一脉，它不应该孤悬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汉语史）之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不需要用‘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对之进行界定，他本身就内在于中国现代汉语写作之中”，因此“觉得他构成了一个提示，即在现代汉语写作的内部，存在着多元的可能性和多样的版图，而这种可能性和版图，需要进行重新命名”。显然这“重新命名”所要处理的，是它们与作为国别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具有跨国性、世界性的“海外华文文学”“现代汉语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的关键，显然就是文学的国别/语言问题。
我们思考文学的国别/语言问题，往往都会追溯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但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更多是对“民族文学”的超克。世界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意义上的国别和语言，尚未构成其超克的重点。这样的焦虑与超克，更多地体现在后来的世界文学倡导者如勃兰兑斯、泰戈尔和奥尔巴赫等人那里。特别是在法国学者卡萨诺瓦这里，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语言的双重超克，已经成了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共和国”的核心问题。但是她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也是“一个有中心的世界，它将会构建它的首都、外省、边疆，在其中，语言将成为权力工具……斗争将在敌对的语言之间展开”，她的巴黎便是其文学首都，而法语或法语语系，便是其中的权力工具。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自然会反观和联想到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华语文学。
我们对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世界华语文学，曾经有过许多命名，每一种新的命名，似乎都是对前者局限的弥补与超克，近些年来影响最大的，就是“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说法。在最早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史书美那里，“华语语系”指的是“中国之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群体，以及中国地域之内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这有点类似于法国官方立场的‘法语语系’的概念，其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兰西帝国扩张、其文化和语言在非洲和加勒比群岛殖民的结果”。
史书美的误区显而易见：一方面，她将华语文学的源头与主体即中国国内的汉语写作排除在其所谓的“华语语系”之外；另一方面，其将生造的“华语语系”概念极不适当地比勘于具有殖民/后殖民色彩的“法语语系”等。王德威教授虽然后来勉力纠偏，其所针对的，也只是前者，第二个方面所包含的本质性错误并未被去除，而在世界文学场域中，这一错误却极易引起混淆，会使人误以为其中包含着某种殖民/后殖民色彩。所以我一直认为，由史书美所肇始的“华语语系文学”的说法并不准确，流风所及，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学术混乱，某种意义上，“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场“学术添乱”。也许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王德威新近所感叹的“华语语系研究流行已近20年，如今疲态毕露”。
但是这场“疲态毕露”的“学术添乱”，倒是在学术界扩大了“华语文学”这一概念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对于名称混乱的中文/华语/华文/汉语文学写作，不妨统一使用“华语文学”这一概念，一方面“还原”其本义，不必画蛇添足或故步自封地加上什么“语系”和“海外”等字眼；另一方面亦可超克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所谓“华语语系文学”等至今仍有争议的诸多概念的局限。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新南方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跨区域、跨国别和以“华语”为基础的“华语文学”。
二、南方的发明与变构
作为一种华语文学，“新南方写作”有其特定的地理范围，对此，其倡导者杨庆祥便很明确地说过：“我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当然其前提是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写作和思考”。这一命名以语言为“前提”，以名为“新南方”的地理空间为基础，重新“发明”了世界文学空间中的一种相当特殊的华语文学。
首先，“新南方写作”是对中国边地文学的重新发明。在整个中国的文学文化格局中，“新南方写作”所着重突出的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等地，均属中国南部边地，按照作家林森的说法，就是“在文学上尚没有贡献出鲜明形象”的“更南一点的‘南方’”。而“新南方写作”却为这样的南方“复魅与赋型”，南方的形象越来越鲜明。
其次，是它对港澳台文学的重新发明。在国别意义上，港澳台文学无疑应该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但长期以来，它们不仅很难有机地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也一直未能有机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编纂中。“新南方写作”以语言和区域为基础，将其并入“新南方”整体，不仅“发明”了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同时也“发明”了其与海外的华语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是一次非常成功和有机的整合。
最后，则是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马华文学”的重新发明。在整个世界的华语文学中，“新马华文学”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其国内，正如黎紫书所说的：“在一个中文被挤到主流以外的国度。华文文学土壤只占断崖之地，先天不足，后天也被国家蔑视，缺乏社会支援”，“像我这样一个边陲作者，前后左右难得支援，在华文文学世界犹如一株长在断崖边上的野草花”，“我们缺故事，缺发表园地，缺出版的机会，甚至也严重缺乏读者”，显然处于边缘；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它也如黄锦树所说的，同样处于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身处中文文学‘世界体系’的边缘”。
“没有位置的位置”！无论是在马来西亚国内，还是在整个世界，马华文学的处境庶几如此。在此意义上，“新南方文学”将“新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整合在一起，显然是以“中国化”的方式提升了其在华语文学中的“位置”，扩大了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使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这几年来中国的“新马华文学”热，正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另外，由于在中国周边，尚无类似的由边地而跨国的在语言、文学与文化上具有一定整体性的世界性区域，因此，“新南方文学”的建构，不仅是“新马华文学”的“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南方边地文学的“世界化”实践，“新南方文学”中很多作家世界意识的觉醒和世界性追求，正属于此。所以说，“新南方文学”是世界文学空间中华语文学的一次成功变构，我们的华语文学，似乎是“凭空”但却又有可靠基础地“发明”与“变构”出一种具有一定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新的文学——“新南方文学”。
三、作为差异的“新南方文学”
但我们在指认“新南方文学”所“发明”与“变构”出新的同一性的同时，却要警惕同质化的危险，保持差异性。所谓的差异性，就是要以多样性和异质性来防止和解构同质化。“新南方文学”命名的出发点，本来就有对差异性的追求。对于这一点，杨庆祥当时就说过：“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他们与北方或者其他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峙’。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也就是行政区划中的江浙沪一带不放入新南方这一范畴，因为高度的资本化和快速的城市化，‘江南’这一美学范畴正在逐渐被卷入资本和权力的一元论叙事”。虽然我对江南未被纳入“新南方”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因篇幅原因，并不准备在此讨论。实际的情况是，基本上都以此为统一口径，“新南方文学”中的作家和批评家都将“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剔除出“新南方”版图，非常自觉地与“江南”划清界限、保持差异。
这种差异意识，也表现在“新南方文学”阵营中的作家和批评家那里。他们清醒地知道，即使在“新南方”的内部，同样也存在很多差异，比如曾攀就说过，“新南方”其实“是一种包容了多元化的内在趋同”，杨庆祥也说其中“本来就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族群，比如岭南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闽南文化、马来文化等”。作家朱山坡还很明确地指出：“文学是寻找差异性的”，“新南方文学”内部的“广东的作家、广西的作家、海南的作家，都在寻找和呈现个性化的、有新鲜内容和新鲜气息的‘南方’”。——这些说法能够注意到“新南方”内部的诸多差异，自然有意义。但我以为尤其重要的，却是“新南方文学”中的个体差异。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只有地方性写作中的个体差异性，才能确保和呈现如前所述的地方多样性，文学中的每一个地方，只有在颇多差异性的个体书写中，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深刻表达。比如，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就是以其相当独特的个体生命经验与语言经验书写了独属于她自己的南方——林白的“新南方”。在谈到《北流》的创作时，林白便曾向我们介绍过其家乡作为“粤语中的小方言”北流话中的“禾”字唤醒了她的生命/语言记忆，复活她自己的“南方”，使她“重新看见南方”——“当我确认我要回到‘禾’的写作，所有的植物隆隆而来”，“无尽的植物在记忆里复活了……一切死而复生”。
即使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为“新南方写作”的“新马华文学”中的作家与诗人，他们对于新马生活与文化的书写，亦有着相当明显的个体差异。像新加坡诗人游以飘，由于自幼生长于马来西亚，特别注重表达个体记忆中的族群历史与文化；而诗人舒然，她的新移民身份则又使她更多地具有离散意识，表征着新加坡的新移民文化。这几年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作家黄锦树，说他“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胶林；常有归人，回不了家的人。参照的还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间的胶林生活经验”，其作品的个体性，相当鲜明；而黎紫书在阐述她自己与黄锦树、李永平等作家的差异性时指出：“比起这些久负盛名却都于年轻时去国旅台小说家，我的在地经验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经验的差异，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即使怡保以后还可能会有另一个以中文写小说的人，但只要出生差了个几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中，他/她的感受、体会和记忆也势必和我的不同”。
很显然，“新南方文学”从最初命名到具体的写作实践，差异性都很内在地包含其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还是每一位作家的个体差异性。“新南方文学”只有建立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并且进行充分的挖掘与发挥，才能展示出它的广袤多样、澎湃活力，作为华语文学的南方变构，“新南方文学”的倡导和努力，也才会收到可靠的预期，并且在世界文学的空间与场域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劲地展现出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