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写作”与新世纪文学的叙事主潮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个“代”可理解为时代，也可以理解为代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以“代”命名的文学群体并不少见，如新时期文学的“第三代”“晚生代”等。作为代际写作，当“70后”于1996年初登文坛时，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从以文化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巨变，带来了生活的高度流动性，也造就了一代人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个体经历与集体记忆、乡村生活与城市经验于一体的独特性。新世纪以来，他们频频获奖，广受关注，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在此，我将“70后写作”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文学史脉络之中，以探察其对现代文学以来叙事范畴的发展和赓续，以及属于一代人的新质。
一
日常生活叙事：“静物诗学”“欲望辩证法”与“无聊现实主义”
日常叙事是文学史的重要母题，从《金瓶梅》《红楼梦》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小说、自叙体抒情小说、新感觉派，再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无不包含着日常经验的维度。阿格妮丝·赫勒将“日常生活”定义为维持个体生存活动的总称，是“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的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一方面，它指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表现为“同一物的永恒轮回”，这种日常的时间性被经验为“使人筋疲力尽、虚弱不堪的百无聊赖”；另一方面，从这种状态中又生发出了“作为价值和质”的意义，涌动着审美现代性的生机（2）。作为艺术范畴的缔结者，作家要做的是从中发掘人文主义的诗意光辉。“70后写作”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并不像朱文、张旻、何顿那样在日常生活叙事表层下内含历史化反抗或批判指向，而视之为审美对象并在其中展现个体生命的印痕，使其成为新世纪文学中最重要的美学范畴。
“70后”选择“日常生活”作为首要范畴，与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同质化的生活使他们难以经历被大历史裹挟的波峰浪谷，唯有平淡日常可容纳生命感受。魏微明确阐释了“70后”为什么书写日常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在她看来，自己这代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小喜悦”“小欢喜”“小痛苦”的凡人时代，写日常是自然而然的事。推而广之，即便写战争也可从日常物事着手，更动人也更有质感。她也表达了对那些“为琐屑而琐屑”的写作的不满，指出写日常必须要有精神的笼罩，否则就是一块“破抹布”：“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3）她将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比喻为“一部小说”，因为“它里头的悲欢，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转弯，简直超出凡人想象”（4）。这些观点可视为“70后”的日常叙事宣言。徐则臣、金仁顺、戴来、东紫都表述过类似的意思，如“把平庸的现实上升到文学视野”（5）“在惯常生活中寻找文学的诗意（6）等，彰显出其创作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
既为日常生活叙事，意味着作家的关注重心并非重大事件，而是从自我经历出发，对经验进行提取和转化，或扩展为对他者生活的“深描”。在创作之初，“70后”和其他代际一样将成长和青春叙事当作重要选择，如徐则臣的“花街”系列、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瓦当的《到世界上去》、弋舟的《蝌蚪》、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等。作家将人物置于“革命后”或者说“后革命”语境中，通过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展现世俗日常。在《一个人的微湖闸》中，魏微借小蕙子的视角书写有情有趣的成长及其眼中的成人世界。小女孩稚嫩的目光迅速掠过1970年代伟人逝世等宏大事件，专注地落于符合其身份的人与事上。她对家人、邻居、朋友，以及蝴蝶牌缝纫机、八字脚闹钟等物深怀爱意。爱之深之柔来自魏微的细致描摹，她以敏锐的感受力让笔下的景象、物象、人物表情如在微距摄影镜头下一般纤毫毕现，建构起了属于一代人的“知觉现象学”，“每时每刻世界的一种再创造和一种再构成”（7）。
这种对世界的精微感悟是“静物诗学”的重要机理：“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8）这种诗学在徐则臣、黄咏梅、鲁敏等人的小说中表现为街巷景致或自然风景，如青苔、灰瓦、码头、骑楼、槐花、池塘、野浆果子。叙述者对它们进行睃巡、凝视，描摹出富有地方性色彩的风俗画与风景图。在“70后”笔下，故乡风景之“静”与“净”是孩童或少年观察世界的最初印象。“静物诗学”意味着作为中介的“物/景”将“人/情”进行了深度联结，个体生命与物与情的融合构成了“情境、情感与事情的三位一体”（9）。
“70后”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与中国的快速发展形成同构。随着19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物质、欲望、情感等层面的探索成为日常叙事的重要范畴，卫慧、棉棉以上海为背景的欲望叙述因一味追求身体化和感官化而备受争议。这在“70后”新世纪的创作中得到了纠偏，转向了叙事的辩证性与丰富性。一方面，他们集中于反传统、反伦理的欲望讲述，这并不是说他们追求“反”带来的解构快感，而认识到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现象而如实描述之；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当欲望满足或接近实现时便是其凋萎之时，如叔本华所说“任何人生彻底都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之间消逝的。愿望在其本性上便是痛苦。愿望的达到又很快的产生饱和”（10）。在这方面，盛可以的早期小说不乏惊世骇俗的讲述。《水乳》《北妹》《无爱一身轻》《TURN ON》《道德颂》以女性的爱欲挣扎为叙事主线，讲述她们在欲望与伦理及时代风潮的多重裹挟下痛切体验的激情和伤害；《惟愿中年丧妻》《白草地》《致命隐情》《快感》《德懋堂》则涉及因两性关系或非道德关系的丑态毕露而引发的复仇欲望，甚至直接手起刀落，凌厉残酷之感扑面而来。早期乔叶擅写女性的生存之难或在婚姻中的展翅飞翔而不得，《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妊娠纹》《芹菜雨》《打火机》或讲述女主人公的欲念，或铺展其与爱欲对象的“错位”感受，展现出女性鲜活密实的情感状态。张楚的《曲别针》《梁夏》《细嗓门》《七根孔雀羽毛》《夏朗的望远镜》讲述主人公陷于经济、情感或道德困境的挣扎而不得解脱，人性的黑暗和时代的隐痛幽微起伏。欲望作为20世纪文化研究和文学叙事的关键词，从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玉/欲”的阐释，到五四启蒙话语带来的性别意识的觉醒，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爱情话语和“私人写作”，“欲望叙述”无疑是观察生命本体的重要窗口。有研究者指出，欲望的最大特性是“永远追求满足”，既有“对生命的肯定”，又“会给生命带来痛苦，会破坏社会秩序”（11）。从这个“正反合”路径来看，不妨将“70后”的“欲望叙述”视为“欲望辩证法”。
在“70后”笔下，有一种日常叙述相当“真实”，用“一地鸡毛”消解了传统叙事的因果链和情节张力，接近追求客观的“自然主义”，但又并非对生活表象的“捍卫”。比如戴来，她多写中年男人灰暗无价值的生活，那“真正绝望却又不允许这种绝望情绪滋生蔓延的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状态让她着迷（12）。《一二一》的安天莫名其妙地被殴打、被做了盗匪，人生仿佛陷入了迷茫无序的流放境地；《亮了一下》的洛扬在妻子与情人之间游走，试图驱逐沉闷无聊而无果；《给我手纸》的岑晟逃到卫生间也挡不住妻子的连环追问，生活形而下地让人沮丧。《向黄昏》《顺便吃顿饭》《茄子》《恍惚》都是这样的模式：主人公在生活夹缝里左右遑顾，进退失据，终陷于无聊。程德培如此评价戴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又没有什么意思，但又不像一点意思也没有。”（13）这种无聊感也见于曹寇的小说。《越来越》的主人公在街上看女人打架，帮不熟悉的邻居照看小孩；《本人已死，有事烧纸》的主人公陪着怀孕的前女友去给她的男友上坟；《近猪者，吃》的“坏孩子”刘刚、“黑老大”老毕死伤于自家养的藏獒。曹寇将鸡零狗碎写得煞有介事，使其仅有形状而无意义，被陈晓明概称为“无聊现实主义”：“一种没有历史感的现实，一种粗陋化的生活事相，一种物质碎片却涌动出生命欲望，一种不再能完整化的现实。”（14）从哲学层面来看，“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存在主义的无聊”是作为“现代性的现象而突显出来的”（15）。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不妨将“无聊叙事”视为反抗时间暴政的一种方式。
二
城乡叙事：从“对峙”走向“融合”
乡村与城市是现代文学以来的重要题材，尤其乡土文学作为“乡土中国”的精神性表达成为百年文学主流。过往的研究多将城与乡分而述之，如果换一种思路，将两者视为中国现代性的一体两面，或可钩沉出“城乡叙事”写作伦理的变化及其背后社会形态的变迁。“70后”和五四作家一样多由乡而城，只是不再像他们那样有着“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16）。在新世纪文学中，城市逐渐取代乡村占据了主导地位，“‘乡土—城市’呈现的现代性问题要远比‘乡土—中国’复杂，因之也更具个性”（17）。
“70后”大多出生于乡村或小城镇，需要注意的是，这代人不像路遥、莫言、贾平凹等作家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以读书为主业，其乡村书写中少有田地劳作者，主要通过孩童或第三人称视角展现乡村风景与族裔亲情。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旧院》《小米开花》《陌上》细描乡村风景与节气习俗，或讲述人们如何沉溺于无休止的家事风波和经济纠纷。乡村景致固然明净可喜，但经济问题带来的复杂牵扯和环境污染，以及外出打工者的身心受损甚至命丧他乡也着实令人叹惋。由于后一种叙述往往与经济/城市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关，加上付秀莹有不少以城市为背景、讲述女版“拉斯蒂涅”悲情奋斗史的小说，如《当你孤单时》《那雪》《幸福的闪电》《红了樱桃》《韶光贱》，其面向城/乡的二元对峙和道德判断不禁令人想起沈从文。
此外，小城镇叙事作为“70后写作”的重要标识也集中体现了这种对立。由于小城镇既失去了田野风光和纯朴德性，又缺乏大城市的现代文明和契约伦理，其损毁程度更令人触目惊心。在梁鸿的《神圣家族》之《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大操场》《肉头》等篇章中，涉及镇容建设、房屋买卖、两性关系的纠缠等社会现状。《到第二条河去游泳》通过亡灵叙述将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带来的毁坏展现得淋漓尽致，“庄稼被铲平，房屋被拆除”“空地一点点变成大路、水泥地、河道、护河堤”，相似的水泥坡甚至令幽灵也迷失了方向。记忆中的故乡失去了淳朴原貌，“归去来”的现实故乡亦成陌生之地。在魏微的《异乡》中，当“北漂”许子慧回到故乡，才发现记忆中“水墨画”般的小城早已改变了模样。外地人开起了形迹可疑的发廊，做起了身份暧昧的“妻子”，小城的伦理与人际关系被深度扭曲。在此，“修复型的怀旧”演变成了“反思型的怀旧”：前者意味着“过去之对于现在，乃是一种价值；过去不是某种延续，而是一个完美的快照”。后者则涉及“历史的与个人的时间、过去的不可返回和人的有限性”。怀旧者发现家园或成废墟，或经过修葺“美化得面目皆非”（18）。总而言之，陌生感代替了熟悉感，距离感代替了亲密感。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70后”的城乡书写也在发生变化。用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与情感的理论来看，倘若说“文化”指的是“物质、知识和精神所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表现”的话，“情感结构”则“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19）。如何讲述城与乡的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作家如何通过文本与生活实践的互动展现“情感结构”的流变。“70后”和前辈作家一样因认识到现代性给乡村带来的变化而忧虑，同时也看到了城乡关系包含着新旧面影的叠合。在乔叶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中，最动人的一幕是已是城里人的“我”对一辈子生活在乡村的“奶奶”的认同，“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祖孙俩生命足迹的融合亦是两种生活伦理和生命伦理的融合。在乔叶所有的小说中，发表于2009年的《叶小灵病史》是展现城乡问题的最佳文本。小说以土生土长的杨庄村女孩叶小灵和“我”（二妞）自1980年代以来的生活为主线。叶小灵因在城里读过中学，强烈渴望能弱化农民的“制度化身份”。当发现成为城里人的路径无一能通时，便尽量通过“‘去农民化’符号的实践”以获取城市人的“社会性身份”（20）。她读书、看报、说普通话、穿白色衣服、撑小花伞，最重要的是她选择嫁给“有文化”的农民丁九顺，支持他参选村委会主任，运用其权力仿照杨树市改造杨庄村，当起了“市长夫人”，种种行为被视为“有病”。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妞从没做过“城市梦”且对叶小灵的做派多有置喙，却因“乡下丫头”没心没肺的本色打动了相亲对象，成了城里人。在小说最后，杨庄村被划为城市的一部分，叶小灵的梦想“被实现”了，但她从此失去了奋斗目标而懒散萎顿下去。作者并没有对叶小灵持批判态度，而是通过她为梦想奋斗的种种细节摹写出城镇化进程中一代年轻人的内心风暴，以及被“城市梦”错置的一生，将高加林们曾经在“城—乡”之间艰难辗转的命运引向了更复杂的思考。
这种复杂性意味着“70后”关于城乡关系的书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涌动着丰富的叙事因子。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文明日趋成熟，“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不再固化；另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城镇化建设，加上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政策，乡镇样貌焕然一新。作家通过返乡、下乡、挂职、采风等活动，改变了从前“在”而不“属于”乡村的游离状态，切身感受到了乡村新变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有研究者指出，新世纪是“城乡融合时代”，“作家考虑问题的焦点已经从城乡差距这个死结逐渐挪开，转而探索在城乡不断走向融合的状态下新型农民与新型城市居民共同面对的当下社会根本问题”（21）。在新的时代状况下，作家必须寻找新的叙事路径，因为“再想依靠‘一个人走出了村庄’或‘村庄里来了个陌生人’的写法，完全行不通。文明进入了超市时代和连锁店时代，‘土特产’这个概念，已经消失，‘陌生’也随之消失”，必须认识到“城市和乡土的关系，是相互关照，相互哺育，相互成就”（22）。作家应该对城/乡作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予以关注，而不是将它们作为主/客体分而视之。用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对乡土的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23）。
在“70后”近年的创作中，城乡书写呈现出走向融合的趋势。请注意，我说的是走向融合而不是达到融合，意味着这一叙事范畴大有可为。特征如下：
一是城与乡的二元对立被柔化。在《叶小灵病史》中，作者以不断发生戏剧性转折的情节代替了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叶小灵和二妞的身份不断变化，一个拼了命想做城里人而不得，一个从未有此想法却轻易获得城市身份。待村庄真正成为城市后，乡下女孩的“城市梦”及其精心打造的“（伪）城市”就失去了全部意义。乔叶在此提出的真与假、城与乡的转换命题意味深长。作家不再进行“城市＝无德”/“乡村＝有德”的捆绑，而是以多变的叙事转折柔化了城与乡的对立边界，村民也不再像“底层文学”“打工文学”那样一味以弱者或被损害者的面目示人。
二是城与乡的高下之分被消解。在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中，花街少年“我”（木鱼）和米箩、行健到北京打工，卑微辛苦，却总能找到乐趣。他们常常坐在“屋顶上”眺望北京浩瀚的楼房和热带雨林般的霓虹灯。屋顶上这个视角不同于边红旗们从“天桥上”看北京。它不是“观看”而是“俯瞰”，“俯瞰”创造了“飞翔”，“飞翔”为俯瞰者带来了“苍穹之神”般的自由（24）。住在北京西郊的花街男儿们甚至还有余心余力帮助他人，比如收留林慧聪，与流浪歌手王枫组建乐队，与他一起为被拐卖的小花寻找其亲生父母。虽然结局并不圆满，甚至残酷，但他们不再像“农一代”那样强烈排斥城市，而是自得其乐，从中可一窥“70后”叙事观的变化。
三是城与乡的主从关系被重置。乔叶的《宝水》和付秀莹的《野望》两部长篇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以四季、节气等农耕文明观念为叙事架构。付秀莹非常重视“节气”，认为“历史烟云和时代表情，都隐藏在乡村日常生活的褶皱里，显现于二十四节气的变换更替中”（25）。更重要的是，两部小说都内含了由城而乡的“反向”路径，都有着来自城市的视角及其在乡村的“扎根”。在种种有意味的颠倒中，作家想要见证的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26）。《宝水》还有一条叙事脉络值得注意，患有严重失眠症的地青萍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得到治愈后决定留下来。失眠作为城里人的普遍病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冗余。这为“疾病的隐喻”注入了新的内涵：要想治疗作为现代文明症候的现代病，药方有一味——古老而年轻的乡村。虽然有批评家指出宝水村没有获得“文化主体性”，但从小说所表达的文旅、新媒体、乡村性教育等叙事新质来看，不妨视其为走向城乡融合的一种尝试。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从“城乡隔离”到“城乡融合”，中国在不断的艰难探索和经济试验中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周其仁指出，早在中央发布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一政策就悄然启动了“数亿中国农民由乡入城的机会之链”。数十年来，“农副产品的市场之门”“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门”和“土地市场之门”等改革政策，“激发了大量的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经济机会的版图分布，也形成着新的社会结构”（27）。面对着天翻地覆的结构性巨变，如何让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命运轨迹被“看到”，作家担负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而在这一巨变过程中度过青葱岁月的“70后”，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有能力向全世界讲述这个重要叙事命题的一代人。
三 历史叙事：多元化主题与“史传传统”的赓续
从新世纪开始，尤其是2010年以来，“70后”的历史叙事呈勃发之势，涉及的主题相当多元。
在文化历史叙事中，《北上》别具特色。小说以“大运河”的兴衰为主脉，以意大利人小波罗来中国寻找弟弟为缘起。1901年3月，小波罗租船雇人北上，一边观赏运河风光，一边打听弟弟的消息。小说中密布着大量的文化器物和人文历史风景，传递出丰富的文化信息。如船过济宁时：“分水口是运河繁华的要塞，两岸屋舍俨然，店铺林立，往来商贩游人络绎不绝。”龙王庙、石驳岸、镇水兽、宋公祠、白公祠、“弘治十年造河道官砖”等社会与人文景观一并敞现（28）。越往北，义和团带来的“灭洋”危险，以及清朝官府的怯懦越是考验着小波罗一行的安全。8月，小波罗因被河盗刺伤延误了病情而死在通州运河的一艘船上。旅行终结，一行人星散并为后代的运河故事埋下了种子。“人”与“物”、“景”与“情”、“文明”与“河流”文史互证，将个体史、家族史和文化史的交织展现得细密生动。金仁顺的《春香》以细腻视角和情爱传说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合起来。小说取材于朝鲜古典文学《春香传》，但作家并非“复写”或“续写”，而是“重写”，将才子佳人的故事改写为女性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小说包含了医药、曲艺、建筑、风俗等元素，可读性很强。葛亮的《燕食记》通过一部“莲蓉秘传史”将岭南百年饮食文化和历史变迁联结起来，用“主—仆”“师—徒”关系替代家族关系，从而将一段段传奇故事演绎得自足自洽。对文化历史叙事的重视表明人到中年的“70后”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扬·阿斯曼指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 struktur）”，可在两个层面上起到连接作用，一个是在“社会层面”上联系人与他者，“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一个是在“时间层面”上将过去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这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29）。
家族史叙事在中国源远流长，通过家庭或家族遭际对历史进行讲述从而呈现出家国同构的特色，如巴金的《家》、萧红的《生死场》、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70后”在现代文学家族叙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特质。李浩的《如归旅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祖父辈辛苦创建的旅店之兴亡为主线。旅店虽地处偏远仍不可避免遭到日本鬼子的荼毒，一家人与住店客人以及镇上居民或死或伤或飘零。作家并不是要呈现这个过程，而是将消亡的旅店作为情感象征镂刻进生命与记忆之中，余生的北望故乡就是对家与国的眷恋之姿。葛亮的《北鸢》以20世纪20—40年代民国时期的襄城为背景，讲述商贾世家卢家和没落士绅冯家两大家族的故事，通过弃子孤儿在宅心仁厚的人们手上得以转圜而雕镂出一幅精神高蹈的历史图景，绘写出了一个眉目清朗的中国。战乱中的凄楚离散将“家乡—家庭—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结起来。一个富有寓意的情节是，当15岁的卢文笙在听到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吴思阅朗读她写的关于南京的旧体诗时想，“这是他未去过的城市，中国的首都，是思阅的家乡”。结合当时南京沦陷等历史事件，可以说“具体的故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的象征”（30），战争和离乱进一步加深了亲人之间、国人之间的情感联结。“70后”通过家族悲欢离合勾连出了历史的风起云涌：“因为家国概念一直都是我们历史表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我相信把历史人物从家的角度切入，实际上体现的是更有温度的人之常情。”（31）
从类型来看，“70后”的历史叙事还有战争小说、谍战小说、“文革”叙事等。作为历史的非亲历者，他们在叙事方式上颇为用心，加入了档案、新闻、史实、注释等非虚构因子来强化历史的真实性。房伟的《石头城》将抗日的壮烈融入“童子军”“炸弹二人组”和饮食文化等情节里，每部分的题首所引诗词又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为战争书写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讲述1935—1937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再东征山西这段少为人知的历史，展示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再现了中国战场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
从“70后”的创作趋向来看，历史叙事依然有着广阔的书写空间，其叙事态度不再是先锋文学那样的个体化历史叙事，而是重返普遍性的历史之真，充分体现出一代人赓续“史传传统”的叙事意愿，因为“史传传统”讲究的就是“写实求真”，是“记叙国之大事”的“宏大叙事”（32）。
四
“70后写作”与文学史的叙事演进
“70后写作”作为“中间物”，面临着诸多叙事层的“断裂”，但这也为他们带来了文学探索的新机遇。这一部分将结合前文提及的三个叙事范畴略作延伸性阐释。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在讨论之列。
先来看“日常生活叙事”的美学发展流向。众所周知，1990年代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秩序都发生了重要变动，经济发展对文学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其背后“是对浪漫主义的排斥，对乌托邦的怀疑，对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目的的消解，是对‘解放人类’与‘解放自己’的双重拒绝，并且不自觉地与公共性的日常生活准则达成‘妥协’”（33）。与之相反的是，到了新世纪，有研究者指出“日常生活诗学”具有重新建构的可能性，因为“只要人们充分尊重日常生活，全身心沉入日常生活，生命的诗性就不会流失，文学艺术也就不会消亡”，它包括“文学对日常文化伦理的深度质询，以及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互动互构等”（34）内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也在美学界蓬勃展开。从2004年到2010年，《文艺争鸣》《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推出了“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等专栏。2010年，张未民以《想起一些与“生活”有关的短语和诗句》一文启动了“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的探讨。他指出：“如果我们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人类生活的进程，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文明观也应令我们承认现代生活中的审美增量趋势。”（35）“生活论转向”被视为中国美学在完成“实践论”“生存论”两次转向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本体论转向’”（36）。
从“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到“日常生活诗学”的建构，表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回返与重视，以及学界着力建构“美学中国化与中国化美学”（37）的努力。“70后”完整地经历并参与了这一变化过程，以丰富的叙事实践助力“生活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阐释。他们在将日常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时提取出了多种主题，如鲁敏和鬼金的疾病叙事、艾玛和映川的罪与罚叙事、朱山坡和杨怡芬的南方叙事。他们以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绘制出了中国社会自1970年代以来的日新月异，实践着从具象到抽象、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日常叙事美学路径，正面回应了“新世纪文学是否还有能力想象美、创造美、提供精神滋养力”（38）等问题。
再来看看“城乡叙事”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演进状况。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乡村。虽然有莫言的《蛙》、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阎连科的《受活》等乡土文学佳作，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曾经在20世纪文学中独占鳌头的乡土文学的影响力日趋微弱，城市文学的比例和重要性正在上升，“这种变化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品，也难以表达或反映乡村的主流生活”（39）。如前所述，我将“70后”的城/乡书写放在一起谈论，固然有偷懒之嫌，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代人的乡村书写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对土地劳作、家族宗族、安土重迁等传统伦理的讲述。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李师江《黄金海岸》以乡村为背景或叙事主体，但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迥异于传统乡土文学，以具有公共性的“精神性存在”替代了表现“农耕生活中的人”的“经验性存在”（40），它们与《宝水》《野望》一样称得上是“新乡土叙事”。同时，作为正视并积极书写城市/经济生活的一代作家，计文君、哲贵、滕肖澜、石一枫等人尝试从网络文化、小生产者、资本和高科技等方面进行讲述。流动的现代性将世界变成了“脆弱个体”遭遇“多孔现实”（porous reality）的“漂移领地”（41），相关文学表述自然也平添难度。“70后”的城市书写因“外部化”问题而受到质疑，但这反而说明他们写的正是与其生活和观念相匹配的作品。“作家只能忠于自己的记忆，在‘70后’作家的记忆中，他们更加直接的感受就是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家乡田园的荒芜变异、新的城乡关系等。”（42）这种在场性叙事构成了“70后写作”的重要特征，也为以后的城乡叙事提供了作为“中间物”的宝贵经验。
最后说说“历史叙事”的发展状况。用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理论来看，“70后”的历史叙事与《红高粱》《花腔》《长恨歌》《人面桃花》一样属于“新历史主义”写作，即“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历史，实际都是作为文本的历史，而‘文本’不但取决于客观的历史，更是取决于写作者的修辞态度，取决于他的解释方式、解释角度与价值立场”（43）。徐则臣在《北上》结尾借考古学家胡念之表达了相近的意思，即“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44）。不过，“70后”不同于前辈作家“以拆解、质疑和颠覆的方式”或通过展现“时代意志中的个体心灵”讲述历史（45），他们重视历史的“真实”，追索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真相，表现出强烈的“求真”意志，不妨称为具有“历史感”的创作，“所谓历史感，无非是说，要把历史的现象，真正作为历史的，而不是眼前的现实的或超时空的永恒的现象来认识和研究。要从历史的各种因素中，寻找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据”（46）。“历史感”体现在“70后写作”中是大量引入史实元素，如《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张学良、杨虎城等历史人物和“逼蒋抗日”等真实事件的再现，《北鸢》的天津、北京、杭州等的实地背景，《慈悲》和《六人晚餐》的中国工厂发展史，都以“实”淡化了“虚”，“史传”色彩颇为浓厚。
写到此处，本文所谈似乎都是现实主义创作。事实上，“70后”不乏充满想象力和形式实验的文本。以李宏伟为例，他的《国王与抒情诗》以未来世界为空间，为宇文往户的自杀赋予了抵抗“意识共同体”的意义。由于小说有着强烈的关于生命、文化与科技的省思，我倾向于将其作为寓言小说而非科幻文学。《灰衣简史》堪称现代版的“靡非斯特”故事，虽有沙米索珠玉在前，但具有哲学背景的李宏伟亦展现了独特思考。人们将影子交给灰衣人以换取巨额利益，却因不堪忍受没有影子的生活而追悔莫及。独特的结构、修辞、诗意想象和“意识晶体”“灰衣人”等意象，以及“戏中戏”“切割影子的N种方式”的设想，让小说充满了魅力。《信天翁要发芽》的实验性和寓意性更强。小说有如搭建起了一个沉浸式舞台，将军、卫队长、市民、匪帮、大统领等一干人在此进行“情势表演”“立身表演”“辩解表演”“劳作表演”。磅礴的修辞、精妙的喻象、各怀心事的表演，共同构成了指涉丰赡的寓言。如作家在《代后记：人要在哪里发芽》中所说，关于他写作常用的两个评价——“思想实验”与“平行时空”——依然可以用于这部小说。
综而观之，“70后写作”在赓续现代文学以来的叙事范畴的同时，也开辟了具有新意的叙事空间。将他们置于文学史演进脉络中考察，可看到其创作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生态与格局。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们将“70后”与其他代际相比，可以说其情感结构依然是“前现代”的。他们对故乡的忆念与抒情，对城市生活不无疑虑的记录，对“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精神与爱欲”）的青春期讲述，以及将恋爱问题纳入婚姻和家族关系进行考量，都表明他们在精神价值和道德判断上所依附的依然是“昨天”，是那个由农耕文明所塑造的传统、保守、有序、温情的世界，难怪他们无法进入前辈作家的视野，因为大抵属于同类。“80后”“90后”则对他们绕道而行，因为无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经验。正如张清华教授所说：“‘70后’是继承了精英写作或者纯文学写作的一代作家，但他们是迄今为止最不幸运的一批作家。”（47）不过，通过种种比较，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70后”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代拥有“总体性”叙事的作家，或许也是最后一代能够印证“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48）的作家。
注释：
（1）〔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第3页，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2）〔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4、16、5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魏微：《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4）魏微：《“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小说评论》2007年第6期。
（5）戴来、姜广平：《把平庸的现实上升到文学视野——戴来访谈录》，《朔方》2009年第3期。
（6）东紫、行超：《在惯常生活中寻找文学的诗意——女作家东紫访谈录》，《朔方》2016年第3期。
（7）〔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266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第1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冯强：《“兴”与儒家诗教视野中的文体问题：废名、张炜合论》，《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6期。
（10）〔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9-430页，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程文超等：《引论》，《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第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戴来、九鹏：《戴来：中性地站在生活之外》，《朔方》2005年第5期。
（13）武歆：《戴来，戴来》，《文学自由谈》2015年第5期。
（14）陈晓明：《无聊现实主义与曹寇的小说》，《文学港》2005年第2期。
（15）〔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第13、12页，范晶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4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李丹梦：《流动、衍生的文学乡土——〈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乡土卷〉编选序言》，陈思和主编、李丹梦编选：《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乡土卷》，第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18）〔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第55、56页，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9）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第2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0）（23）郭星华等：《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第164、1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1）郜元宝：《城乡融合时代的底层悲欢——当代陕西文脉中的陈彦小说》，《小说评论》2024年第1期。
（22）罗伟章：《乡土文学的新道德》，《小说评论》2024年第3期。
（24）〔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第168页，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5）付秀莹：《故乡与我灵犀相通》，《光明日报》2023年4月19日。
（26）傅小平：《真正宽广的、有力的写作要跨出“小我”》，《文学报》2023年3月2日。
（27）周其仁：《城乡中国》（修订版），第78-80、507、510、511、Ⅷ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8）（44）徐则臣：《北上》，第316-317、46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29）〔德〕扬·阿斯曼：《导论》，《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第6页，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0）陈思和：《序·此情可待成追忆》，葛亮：《北鸢》，第Ⅲ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1）葛亮：《从家的角度表述国，书写有温度的人之常情》，引自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504505.html。
（32）陈晓明：《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文史哲》2021年第5期。
（33）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第3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4）洪治纲：《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第20、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20。
（35）张未民：《想起一些与“生活”有关的短语和诗句》，《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36）（37）李修建、刘悦笛：《导言 美学中国化与中国化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史》，第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8）赵坤：《絮语、生活伦理与共属性精神道德——〈雪山大地〉及新世纪文学的美学原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3期。
（39）孟繁华：《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第54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
（40）胡少卿：《〈早上九点叫醒我〉：“沉到底部”的艺术》，《创作评谭》2017年第6期。
（4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341页，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2）陈国和、陈思和：《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关于“70后”作家的对话》，《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43）张清华：《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第17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45）褚云侠：《艾伟小说与“60后”作家的代际经验》，《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5期。
（46）支克坚：《关于历史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
（47）张清华：《通向叙事之路：虚构写作十讲》，第28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48）〔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第153页，刘森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