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傣人记》：故事永不止息
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故事，有的是取材现实的改编，有的是历史悠久的陈年旧事，有的是同我们相似者的经历，有的则是想入天外的仙侣奇缘，它们时而摆出一本正经、苦大仇深的面孔，也不时会呈现出插科打诨、荒唐滑稽的模样。那些故事被发明出来，有时候是为了说明某种事物的起源，也可能是要解释某种现象的原因，或者是关于礼俗和道德的教诲，更多的则是纯粹的娱乐消遣。它们的情节可能相当粗略朴素，且往往有许多不合常理乃至荒诞无稽的地方，人物的性格也相当单维甚至显得有些过于简单，但是不妨碍它们流传。
我们听过的故事，绝大部分会被遗忘，尤其是那些听上去相当古老且远离现实的故事，即便没有遗忘，至少也会在理性成熟或者世俗功利的考量中，因为缺乏实用性而把它们搁置起来。那么，为什么有的故事能够被讲述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那些貌似已经与当代生活毫无关联的故事还有没有可能进入到当代文化生活之中？
这些问题是读完马原《傣人记》后，我首先产生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小说”——我们姑且称之为小说。它讲述了五个傣人的古老故事，它们可能来自于民间，但是我翻了傅光宇、杨秉礼、冯寿轩、张福三编的《傣族民间故事选》，岩香主编的《傣族民间故事》，岩温扁、吴军翻译整理的《朱腊波提的故事——傣族哲理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成》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中的傣族卷等几种材料，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原型。估计这些故事是马原自己虚构的，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在某个场合听过，然后加以整饬和重新叙述，毕竟那些选本中的故事多少带有明确的时代印迹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而马原讲述的这几个故事很难归入到某个诸如族源创世、英雄历险、风物传说、机智人物或者人生教诲的具体类别当中。它们是溢出于现代社会公共理性和实用性之外的故事，恰巧被作家捕捉并且进行了转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傣人记》有点类似于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或者《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故事来自于民间的乡野大泽、森林与海峡，远方归来之人的大话或者邻居老妪的口耳相传。但是，马原同他们又不一样，他并不是要打捞或者拯救某种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散佚的故事润色保留，或者对它们进行创造性转化或者创新性发展。不要忘了这是一个最初以形式探索著称的“先锋作家”，许多年过去，先锋的气质依然隐藏在血脉之中——他并没有满足于整理、修饰、完善、创编某个由古老原型而来的母题。也许他对充当一个不严谨的民俗学家并无特别的兴趣，感兴趣的也许是对故事本身的辩难。
如果对《傣人记》进行结构分析，会发现它整体上其实是一个“元故事”，叙述者在讲述中对故事本身充满了好奇、困惑、剖析的欲望，并且不断让这种声音传递出来。“七头七尾象”的故事开头就发出疑问：“这个世界有两个模样……惯常的模样与人嘴里的模样，二者并不一致。两个模样说的是同一样东西。是同一样东西吗？”在这个发生在勐巴拉古国的故事中，男孩召念达在哄妹妹的时候随口说自己见过七个头七个尾巴的象，而这话又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尽管他解释不过是自己信口胡诌，国王却不相信，而用他的性命威胁他必须要找到那头七头七尾象。召念达在无奈的寻找中因缘际会，居然真的在魔王那里找到了七头七尾象，并且在一万个魔鬼的护卫下返乡，想献上大象、接回妹妹。但是在误会和恐惧中，国王率兵向他发起进攻，最终失败死亡。召念达莫名其妙地被百姓拥戴为新的国王。这种巧合完全出乎意料，让当事人自己觉得仿佛是被命运捉弄的局外人，因为他只不过想找到自己的妹妹。
这个故事自身当然可以做出一个合乎常规的解读：事物的行程充满偶然性，人们在命运的大浪中不由自主，最终的结果与来自于个人的初心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马原从一开始就跳出了这个层面，他在更高的维度上追问这个故事情节在语言与事实层面的阴差阳错。语言改变了人的此后经历，而表面的现象也并非它的实质。
“野鸭救你”的故事也有一个框架结构，叙述人先是对猎人职业去浪漫化，解构了传统故事中常见的英雄模式。故事中的猎人毋宁说是一个平庸甚至有点失败的角色，靠运气苟活着。偶尔的机会中抓到了一个鸭仙，从此只要吃完鸭肉保存鸭骨，喊三声野鸭，骨头就能变成一只活鸭。如果猎人懂得闷声发财的道理，不把秘密泄露出去，他可能就过上了无需劳苦奔波的生活。但是，这个愚蠢的猎人口无遮拦，就引来了召勐（傣语中一个地方之主的意思，可以称之为头人或者山官）的觊觎。只是召勐却并没有猎人那样的好运气，鸭骨变成的鸭子把他和他的手下都粘在一起，然后扔到了池塘里。
一般民间故事到此就结束了，马原让叙述者补充了一个疑惑。因为这个故事中，鸭仙的行为是无厘头的，它对猎人和召勐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既不符合常理，也毫无逻辑可言。叙述者在这里陷入了困惑——他想给人物找到动机，然而对于天真的故事而言，这是徒劳的。
民间故事中往往存在着这种道德模糊与理性含混的状况，“金龟”的故事进一步把这种幼稚和荒诞复杂化了。叙述者已经不再出现，而让情节自行呈现。沙铁在自己坏人老婆嘎威的怂恿和很简陋的奸计下，杀死了好人老婆翁玛。翁玛化成一只金龟守护着自己的女儿索瓦娜，然而秘密被发现后，金龟也被嘎威杀死并吃掉。索瓦娜将残存的龟骨埋下，长出了一株参天的菩提树。国王在试图移植菩提树的过程中，发现了索瓦娜，并且让王子迎娶她。在婚礼的时候，沙铁和嘎威也遭到报应，被突然出现的地洞掩埋了。
这个故事充满了各种琐碎的情节，删减掉也没有什么妨碍。它们都指向于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即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母亲都会呵护自己的女儿。也许叙述者觉得这个故事太无聊，所以没有进行评述，当然更大的可能是这个故事只是上一个故事的补充。故事自身并没有目的，仅仅是为了讲述而讲述，通过增添情节来延宕讲述的时间，而所谓的母爱的主题不过是一种后加的解释——要提醒的是，故事的意义性就在于不一定需要有意义。
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差别就在于它们是不同的载体，必然导致从形式到美学的差异。故事讲述与传播时，伴随着声音的是各种表情、体态、语气、腔调这些实时性的辅助，或许还会在兴致高涨的时候加上动作。一个讲故事的人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刻板，他（她）很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听众、心情和情绪中淡化或强调某些情节，也有可能在忘掉某些细节的时候添加另外的细节。除非抱有特别的目的，一般来说，讲故事的人会信口开河、信马由缰，也不会在意是否有一以贯之的情节主线和意义明确的主题，很多时候就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这会给故事带来一个悖反的现象：一方面某个极其精短的讲述，蕴含着巨大而庞杂、枝蔓丛生的情节，甚至会扭转故事最初的走向，听众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从而就提高了兴趣；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故事中又会出现似曾相识的雷同人物和重复情节。“金网”和“铁匠巴及”就是这样，两个故事都起始于一个父亲和两个不懂事的儿子。不懂事的儿子在父亲无法供养自己的时候，就萌生把父亲卖掉的念头并且开始着手实施相关的行动——人的愚蠢是一种恶。好在还没卖掉的时候，他们偶然看到树上大鸟喂雏鸟的情形，加上父亲对自己含辛茹苦的悲伤而恳切的诉说，打动了或者说开启了两个儿子天性中的良心——沟通与交流是多么重要。但是后来的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铁匠巴及的两个儿子跟着父亲学习打铁，三个人从此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金网”中的兄弟俩则各自经历了一系列迅疾陡转的变故，简要地概述那些支离破碎的情节简直不可能，总之最后弟弟娶了召勐的小公主，哥哥则变成了一只快乐的猴子。
可以说，“金网”还是故事，“铁匠巴及”最终成了一个百喻经式的寓言。寓言导向于清晰的谕诫与教诲，阻塞了多种可能性，也因此变得乏味，故事则始终保持着粗糙、野蛮生长和不可知的潜能，它很难被一种阐释所覆盖。从叙述者的角度看，对于故事无法置喙，但是对于寓言却很容易质疑。“相反的答案”里，叙述者能够生发的就是故事的启示——退化、进化或者异化，都是世界所包孕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也是《傣人记》的启示，它们不仅仅是傣人的故事，其实也是一切人的故事。
当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小说”从头到尾的六个组成部分逐一述评之后，发现它们并没有严谨的逻辑链条，把故事调换顺序，也没有太大妨碍。马原没有再操控“叙事圈套”之类的技巧，或者他把这套技巧自然化了，途径就是返回到故事的思维，那种不可名状的、歧路横生的、元逻辑的思维。我们尽可以用当下的理性去对故事进行反思，但故事无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故事恒久远的秘密，它就是灿烂绽放的生活本身，原就不可被单向度的工具理性乃至价值理性所化约。像生活永无止息一样，故事也永无止息，可以不断地增补、添加和修订，向无数可能敞开，在我们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在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日臻完善的时代，这可能是文学的现实感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