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认识身为编辑和评论家的佳燕已经十多年，常羡慕她天性热闹开朗，到哪里都有朋友和笑声。但这个印象至我读到她的《与父母游》时戛然而止，她的散文沉静伤感克制得完全不像那个大大咧咧的佳燕。看完散文，我猛然发现自己白白认识了佳燕，没想到她是埋伏在评论圈的成熟青年作家。众所周知，文学体裁里，散文最见作者心性，见文如睹人。诚如梁实秋所言，“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与父母游》是子女回忆和父母同游的时光，汇聚了日常那些喜悦的时刻，但读完再看标题却令人伤感，分明是怀念亲人之作，字字含泪。佳燕的散文澄澈雅正，不似本人那么热闹，却有一种佳燕式的坦然豁达，让人想起水边的芦苇、香蒲，亲切自然而含蓄。

从散文而不是诗歌开始文学写作，这于小说家应具备特别的涵义。倘若人们整理一番当代小说家们的来历，或能发现其中的奥秘，其中的一条应是对生活的整体性视角。佳燕的小说《婆婆的南下》《清白之年》，同她的散文一样，仍然是写自己的亲人，也依然是在不长的篇幅里展现亲人的一生，还有一些溢出故事本身的思考。如果说诗歌来自瞬间的灵感像快门下的照片，小说更像是摄影机的长焦镜头，试图完整呈现一个故事的动态过程，就是说讲故事。中国传统小说源于街谈巷议，也就是非正统的叙事甚至是编造的故事。从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到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无论小说被看作远离大道的琐屑浅薄之言，还是改变民族国家命运的至高文学体裁，白话和文言小说在民间说书人与文人手中的发展壮大，表明讲故事的小说的“感人”“移人”能力已深入人心，所谓人人“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在流传世间的故事中，亲人的人生故事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启蒙读物或者说最初口粮，佳燕的小说与散文在此意义上，具有创作发生学意义。阅读《清白之年》于我也是一种启蒙，小说不长，但还没读完，我已想起母亲家族这边四个或打工还贷或负案潜逃的表哥，以及父亲家族在城市底层讨生活的堂弟堂姐，他们的人生和海亭重叠起来，形成对小说故事的支撑和互文。

《清白之年》由一个引子和四个部分即“老宅”“汉水”“新房”“彩虹”组成，倒叙了“我”襄阳老家表弟海亭的一生。在雨中的高速公路上，“我”和家人发现了挡风玻璃上的可疑印迹，竟是为海亭迎亲贴上的“囍”字留下的胶水痕迹。迎亲的“囍”字还在玻璃上，但是海亭却已消失不见。小说从爷爷盖的老宅开始，讲述了作为老大的父亲和母亲，如何照顾家里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们；农村走亲戚的习俗，也由家中长子的父亲保持并传给了“我”。海亭是二舅家的孩子，上面还有个姐姐，他是唯一一个从小到大往大姑家跑的表弟，但他脑子并不灵光，初中毕业即辍学，憨直腼腆且凡事落后几拍，读书打工都不行，成了村子里留守人群中的一员。海亭喜欢穿白衬衣，也喜欢摩托车，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打零工后买了摩托，可以骑着兜风。表弟从小就喜欢跟着“我”后面，大了后每次“我”回家都来车站接，我们坐在汉水边谈论人生和爱情。海亭快30岁时终于谈了女朋友，隆重地举行了婚礼。始料不及的是，对方是轻度智力低下患者，两人的无性婚姻让海亭颇为消沉，重新骑上摩托闲逛和垂钓，很快他因车祸意外离去，年仅31岁。生活还在继续，他的小霞仍旧无忧无虑，而消失的海亭成为家人心中永远的隐痛。

小说的标题来自朴树2017年的原创歌曲《清白之年》，小说结尾引用了几句歌词如“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盼着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像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这无疑是对过往的纯真岁月的怀念，后面没引的则是形成反衬的当下现实，“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清白之年》的海亭也如歌曲描述的纯真岁月一样，过于懵懂憨厚，没能去外面读书或打工，成为留守农村的失败者；虽然他向往正常的生活，但结婚也并没带来期盼中的幸福，反而再次受挫，直到遭遇车祸离开人世，让亲人们悲痛不已。《清白之年》从表兄的视角讲述了这个不幸的故事，描述了一个乡村里的失败者短促而遗憾的一生，似乎很难说清这悲剧的缘由。格非曾多次著文表达，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文学是为“失败者”立传。这倒不是说文学家有着天然的道德高度，必须在文学写作中执行帮助弱者的高尚任务，或是基于某种文学创作理念必须从弱者的角度来写作，而更多的是一种认知与能力测试。倘若作家还没有对弱者的深切认同，这要么意味着作家对生命的真相了解有限，还无法直面人性的缺陷与人生苦痛，要么意味着作家还缺乏能力为弱者燃起一堆篝火，让人们在忍受痛苦时得到慰籍与希望。如奥维德那句名言，“脆弱的人类，无论其伟大还是高尚，没有人在其死前被断定完美无缺”。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所有最优秀的作品都是以弱者作为描写对象，如《死屋手记》《白痴》《魔山》《鼠疫》《生死疲劳》《盲刺客》等。古典时代的哲人通常会解答所有人特别是弱者常遭遇的苦难问题，无论是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籍》还是蒙田《随笔集》，古典时代的人们通常能够接受人性的无完美、命运的无常和世俗追求的虚幻，认识到幸福在于内心，无假外求。而在左翼文化批评盛行的20世纪后半叶，人们常常把苦难归咎于显而易见的阶级、性别与种族问题，这很大程度上疏解了个人围绕苦难需要付出的长期学习、自我认知与反省，将之变成一项极易开展的社会批判活动。

作为一位资深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佳燕对文字的讲究从小说和散文命名上便可窥见一斑。“与父母游”这个貌似轻松的名称下面，其实是一篇伤心之作，因其独特，读者很难将之与类似文本混淆起来。“婆婆的南下”则浓缩了婆婆一生围绕爱情亲情的迁移活动，她年轻时从张集南下嫁到仙人渡，孩子们成年后则一次次南下枝江、武汉和广州，为子女们带孩子以及与丈夫团聚，直到最后一次仓促南下广州办理丈夫的后事。“清白之年”显然隐喻着表弟海亭的清白一生，似乎默默指认着人类命运的乖谬现象：平庸弱者尽管无害却屡遭命运摧残，而贪婪攫取者一路顺风顺水。“我”在小说结尾处思考着表弟的意外身亡，表弟“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却连最普通正常的人生都不能体验和拥有，一个平庸之人的平凡生活都那么难得”。面对人生的残酷真相，作者的悲悯和哀悼才是为表弟送行的那抹彩虹。

佳燕平常以评论示人，文本分析和批评敏锐精准，而她不经意间拿出的小说和散文比她的评论更让人惊喜，故事亲切感人，结构精巧文字典雅。让我分外惭愧和感动的是，佳燕数篇小说描写的都是襄阳，她先生的故里。那里的节庆风俗、人情地名无一不是我熟悉的，因襄阳也是我的家乡，是我母亲的家族所在。正是有这样的缘由，阅读《清白之年》在我成了一次返乡，我惊叹佳燕对襄阳本地风俗的熟悉，比如过年蒸馍馍炸油馍包元宝饺，各种细节不一而足，尤其是“汉水”一幕，让人心头发紧，想起年少时无数次面对汉水的时光。这情形好像是佳燕代襄阳人写了这些珍贵的文字，一点一滴记录下鄂西北的人与事，那里的西北风、丘陵和江水在她的笔下闪着光晕，让人再次信仰文学的奇异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