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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作为一门致力于美之本体论探究、审美认知机制解析及艺术表征形态研究的学科，其当代学术版图正经历着范式转型与方法论革新。传统美学研究往往囿于单一文化体系内部的艺术现象阐释与审美经验分析，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深度对话则催生了研究范式突破——从单一文明内部的审美传统考察转向跨文化视阈下的艺术美学交互研究。这一转向既植根于阐释学（Hermeneutics）对理解前结构的解构性反思与后现代主义对文化多元性的理论确证，亦源于跨文化艺术创作实践对系统性理论框架的迫切需求，由此促成跨文化艺术美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应运而生。

就近现代中国学术谱系而言，跨文化美学探索可溯源至晚清民初的学术转型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中创造性运用叔本华悲剧哲学展开文本阐释，开创了“以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跨文化阐释路径。朱光潜通过《文艺心理学》（1936）将克罗齐“直觉说”与中国诗学传统有机融合，构建起具有对话性质的“直觉-表现”理论体系。宗白华在《美学散步》（1981）中确立的“意境说”，则通过现象学方法重新激活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阐释空间。

至当代学术场域，王一川在《跨文化艺术美学》中将其定义为“跨文化艺术美学属于跨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具有跨越一种特定文化界限而与另一种异质文化发生关联的居间性质或中间特性”[1]，此定义不仅划定了学科边界，更确立了“文化间性”作为核心研究范畴的学术地位。但需指出，该学科仍面临若干关键性学理困境：其学科定位尚未在艺术学理论框架内获得充分论证；与比较艺术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论层面的异同亟待辨析；跨文化阐释作为方法论工具的合法性仍需通过元理论建构加以确证。李庆本新著《跨文化艺术美学》正是针对这些学术真空展开的系统回应，通过构建兼具历史纵深与理论张力的分析框架，推动该学科从经验性研究向体系化知识生产转型。

该著理论建构的独创性首先体现在对中国美学跨文化属性的解蔽：李庆本教授通过知识考古学方法揭示“美学”译名的跨文化生成机制。作者以黄兴涛关于“美学”术语传播史的研究为对话对象，指出该译名的确立并非单纯的语词移植，而是经历严复“天演论”式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知识生产过程。这种考辨不仅还原了王国维作为学科奠基者的历史地位，更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解构了“西方美学中心主义”的认知定式。由此，作者提出“中国美学”本质上是跨文化研究的产物，其本体论困境源于术语（terminology）与话语（discourse）的范畴混淆：作为知识工具的术语具有价值中立性，而承载文化记忆的话语则具有历史具体性。据此，中国美学的合法性不应拘泥于概念起源的纯粹性，而应聚焦其对中国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还原能力——中国美学是美学与跨文化研究的结合，通过西方美学范畴的本土化调适，借用西方术语对中国审美经验和情感范式的表达。

在方法论层面，该著创造性地提出跨文化美学的三重研究范式：其一是以概念史考辨为核心的“跨越式研究”，侧重还原西方美学范畴的原初语境；其二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沟通式研究”，强调从本土视角重构异域美学资源；其三是以间性空间建构为旨归的“互动式研究”，致力于不同审美传统在解释学循环中的意义增殖。三种范式有效回应了“中国美学何以可能”的元问题。此外，李庆本创造性转化了比较文学的跨文化阐释范式。针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中的文化等级预设，倡导摆脱法国学派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将 “西学东渐” 与 “中学西传” 视为一个连续整体，置于“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 中研究，构建“循环影响”的跨文化新范式。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偏见，还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在跨文化艺术美学领域，“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同样具有应用价值。它鼓励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审视艺术作品，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表达与审美观念，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与尊重。这种理论突破在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剧事件的阐释中得到实证：美国观众对京剧程式化表演的接受，既包含对异质审美符码的误读，也催生了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生成，这种跨文化互动本质上构成了审美经验的再生产机制。

相对于西方理论能否阐释中国文本的问题，李庆本教授更关注阐释的有效性问题。他在此书中以屈原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为例，讨论了西方理论能否以及如何有效阐释中国文本，并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阐释而非能否阐释，跨文化阐释应追求阐释的有效性而非过度阐释。李庆本更进一步指出，跨文化阐释的枢机在于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平等性，而为了实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理解和对话，跨文化阐释需要从时间性阐释转化为空间性阐释。

对于空间性问题，李庆本教授将眼光投向了潘尼卡提出的 “内比法。“内比法”对跨文化阐释意义重大，它从人性内部出发，尊重他者文化终极价值，适用于解决“文化间性”问题。在具体操作中，作者提出了以“中道”三义——“价值中立”、“时间中止”和“空间中介”来落实“内比法”，分别对应沟通式、跨越式和互动式跨文化阐释，有助于构建跨文化阐释空间性新范式。对于这三种跨文化阐释方式的优缺点，李庆本教授又以法国学者朱利安、德国学者卜松山和美国学者苏源熙对中国美学的跨文化阐释方式为案例分别进行了分析。朱利安通过探究中国美学核心范畴 “平淡”，重构中华美学精神，属于跨越式跨文化阐释，但未突破中西二元论框架；卜松山从跨文化视角研究中国美学，强调中西美学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沟通式跨文化阐释，却面临比较标准难以确定的问题；苏源熙以 “讽寓” 问题为切入点，运用 “修辞性阅读” 理论，解构中西二元论，属于互动式跨文化阐释，但解构策略易导致思维碎片化。这三种方式虽各有优劣，但都为中华美学精神的跨文化阐释和传播提供了借鉴。

本书除了深邃的理论洞见之外，还运用了丰富多元的实例，从不同角度深入展示了跨文化艺术美学的内涵与价值。如徐冰的《天书》和《方块字书法》作品，通过改造汉字形态，实现了跨文化的书法艺术表达；科幻漫画《流浪地球》由多国艺术家合作完成，体现了跨文化艺术的特点，此外，漫画作为图像叙事的一种形式，通过空间结果完成时间过程，本质上是“空间的时间化”；对美国意象主义中的中国问题以及为什么受中国传统诗歌影响的美国意象主义可以被胡适用来作为反对中国旧文学的武器这一“古今中外”问题的分析，来证明跨文化阐释空间性环形模式的有效性。

自十余年前发表专著《跨文化美学：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以来，李庆本教授始终以开拓者的姿态持续深耕跨文化美学领域。近年来，其学术探索更呈现纵深拓展之势，相继推出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正如其在《跨文化艺术美学》中揭示的学术规律：“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遵照从话语体系到学术体系再到学科体系的顺序发展”[2]，在当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跨文化艺术美学的话语体系已初具规模。而《跨文化艺术美学》这本书，则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效度的阐释框架，为破解文化差异语境下的审美共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此举不仅有助于跨文化艺术美学这一学科的确立和巩固，更将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1] 王一川：《跨文化艺术美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2] 李庆本：《跨文化艺术美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