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这个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具有颠覆性的高科技时代背景下，朱山坡的《蛋镇诗社》的出现意味深长。作品以1980年代蛋镇的“诗人”“诗歌运动”为主体，真实生动又荒诞滑稽同时不乏庄严伟丽地展现了“诗与人”的多边互动关系，绘制出了一幅时代的精神图谱。在此，我将“诗”当作“起点”和“文眼”进行概括或许略显简化，但我相信，对于少年时代以诗人身份走上写作道路的朱山坡来说，“诗”是他内心永远的情愫。

《蛋镇诗社》在《花城》杂志的长篇小说栏目首发，但我认为，从文体来看，这部作品是一个难以归类的文本。倘若说它是长篇小说，作品却没有长篇的结构与叙事设置；说它是非虚构作品，但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俱为虚构。据朱山坡在《后记》中所言，这是一部关于蛋镇诗社的“资料选编”，即对1980年代在蛋镇轰轰烈烈展开的诗歌活动及其成员后续故事相关资料的汇集。在前言中，朱山坡还以“《蛋镇诗社·三十年资料选编》编委会”之名声称：“蛋镇诗社成立于1988年3月28日，解散于当年8月28日。从开始到终结，只用了五个月”，云云。这种“障眼法”我们一望便知，就像魏微借“《田庄志》编委会”之名写下了一部《烟霞里》。想到这两位都是颇有代表性的“70后”，个中缘由倒也耐人寻味。

说回《蛋镇诗社》。朱山坡按照电影拍摄手法将之分为五辑：“场面调度”“金光闪蒙太奇”“笨拙的长镜头”“平行剪辑”“我们的‘新浪潮’”，内中各篇出自诗社成员和相关人士之手，如金光闪、阙振邦、“蝙蝠”、李提香、谢敬逸、姜美好、顾顺义等。他们或讲述自己成为诗人的经历，或作为负责人发布创刊词之类的文稿，或书信往来，或记录心路历程，或为人作传，文体由此而多元：诗歌、小说、散文、便笺、札记、书信、日记、采访、公告、社论、年谱、供词、墓志铭、会议报告、审讯笔录，甚至还像论文一样加上了注释。如果了解朱山坡的“野心”和动力，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聪慧的选择。一方面，这最大程度地实践了他长久以来的文体狂想，读过《风暴预警期》的读者想必领略过那蓬勃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他也找到了向先锋文学前辈致敬的机会。

我并不想在文体问题上作过多阐释。在我看来，《蛋镇诗社》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诗与人”“人与时代”关系的钩沉和深描，将那段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岁月生动而真实地展现出来。朱山坡以带着几分戏谑又饱含真诚和怀念的笔墨记下了蛋镇诗社与蛋镇诗人的“养成记”。开篇人物金光闪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角，他在镇上读初中，跟着做旅店服务员的姑姑一起生活，走上了从“乡下孩子”到“小镇少年”的道路，也迈出了作为诗人和企业家的第一步。在百无聊赖的游荡中，他遇到了“蛋镇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段颂，段颂告诉他自己要创办蛋镇诗社，次日便上吊自杀。金光闪认定自己是唯一领受“天命”的那个人，他满怀激情地宣称要在蛋镇成立诗社并畅想着可观的未来：“全镇将大量涌现种田诗人、担粪诗人、放牛诗人、砍柴诗人、打工诗人、拾荒诗人、养鸭诗人、贩狗诗人、偷鸡诗人、乞丐诗人、傻瓜诗人……”

为此，诗社发起者金光闪和阙振邦到处寻找诗人。在他们看来，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诗人。说起来这真是狂热又荒诞，因为在物质匮乏的1980年代，种地或卖菜甚至挑大粪都比写诗实际得多。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知道，对诗歌的热爱与痴迷是一种日常，诗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世俗与超越、形而下与形而上就这么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在他们的寻找过程中，不乏积极向诗人身份靠拢者，比如腿有残疾的姜美好。她偶然得到一部《阿赫玛托娃诗选》，迷上了诗歌，就连儿子的名字阿赫也寄托着她的致意。广播站技术人员李提香写了30年诗却从未发表，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样把诗藏在抽屉里，最终成为“蛋镇诗社最大的遗产”。

综观全书，与“成为诗人”相比，“被成为诗人”可以说更充分地体现了诗的感召力量。“蝙蝠”本是镇郊菜农的女儿，被金光闪和阙振邦“哄骗”成为诗社三位创办者之一；“狱中才子”漆光明能将《朦胧诗选》倒背如流且能解诗，却坚称自己“不是诗人”，诗作也是被“蝙蝠”强行收入诗报的。类似这样“被成为诗人”的还有在棺材降价两块钱那天自杀的韦三根、在橡胶树上刻诗被拘留的拖拉机手张昆明。至于说到各路诗作的诞生以及“全民写诗”的热潮，则须以鸡蛋为诱饵。正如《蛋镇诗报》主编“蝙蝠”所说：“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鸡蛋，全镇人都会持续不断地写诗。”

《蛋镇诗社》给读者的强烈感受是它那“狂欢化”的风格。巴赫金以此词指称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打破等级秩序、自由活泼的民间诙谐文化风格。朱山坡则将“狂欢化”的驱动力内置于蛋镇人对诗歌的追逐和认同之中，将他们那浪漫到癫狂的言行记录下来：在锯木厂挂上诗社牌子，发起“全民写诗”运动，发布《“蛋派”诗歌写作十大要领》，突发奇想“给狮头山增高两米”，向两广诗人广发英雄帖举办“诗歌嘉年华”，编印并四处兜售《蛋镇诗报》。颇具喜剧色彩的是，当金光闪因“非法出版物”被拘留时，他强硬地“为诗辩护”，审讯警员毫不客气地还之以“我在《株洲日报》副刊发表过三首诗”，还当场背诵里尔克的《秋日》。它们带来的感觉非常奇妙，就像打开了一扇门，门外的世俗人生熙熙攘攘，门内是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人们像疯子或傻子一样，就着诗歌喝酒、争论、打架、漫游、谈恋爱、醉卧街头，将1980年代的蛋镇变成了一个非现实的精神“岛屿”。

我相信，凡是在那个年代度过青春的人，读到这些情节都会会心一笑。谁没有狂热地抄写并摹仿过席慕蓉和汪国真呢？谁没有受到过《飞天》《诗神》《诗歌报》《辽宁青年》的滋养呢？以诗为生之枢纽和爱之核心，这在1980年代并非罕事。翟永明为诗辞去体制内工作，海子为诗弃绝肉身，张枣与柏桦彻夜谈诗有如奔腾不息的“词语织布机”，种种“岁月的遗照”几乎已成传奇。

上述种种只是《蛋镇诗社》的1980年代。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按萧冬连《探路之役》的说法是“市场化转轨已过临界点”，那些曾受惠于诗歌的人们走南闯北，契合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的轨迹，比如“下海”的金光闪。他去广州打工，打过螺丝、搬过水泥、挖过下水道，最后进了一家台资木材公司，从学徒到中层再到合伙人和实际掌控人。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改变命运的依然是蛋镇。他将公司改名为“蛋派木业公司”，建立起了“蛋派王国”。这个设置其来有自，据说90年代的诗人“下海”成功者不少。借助金光闪的自述和阙振邦等人的转述和顾顺义为他撰写的年谱，小说将这位诗人兼企业家的主人公辉煌而短暂的生命历程立体多面地展现出来。他的一生始于诗，终于诗，恰如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蛋镇诗社的创建者，一个优秀的幻想主义者和实干家。”这位在人间度过“蛋派”人生的蛋镇人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诗歌，但他无疑属于朱山坡在扉页致敬的“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

不止金光闪，还有许多人默默驾驶着命运的小舟，在时代的波峰浪谷间颠簸穿行。他们有过生命的高光时刻，如广西师大文学社社长谢敬安、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组诗并被军区宣传部通报表扬的谢敬逸，诗歌作为精神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对其命运起着重要的形塑作用；有留守蛋镇者，他们在日常节奏中捕捉诗意，如写诗但从不发表的李提香，还有“蛋镇唯一的储风人”郭梅；也有归去来者，他们重新过回了普通生活，生命已被诗意赋能，如从深圳回蛋镇开咖啡馆的阿昌、因精神错乱回到母亲身边的粤剧演员蓝月亮。还有1988年11月来此地考察的意大利作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他为《蛋镇诗报》上的诗所吸引。这是一个独特的设置，朱山坡让来自异域的目光凝注于当年的蛋镇诗歌运动，从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他们未必都是诗人，也没有因诗而更富有。但如果没有诗，可以想象人生将是何等地寡淡无趣。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