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泰庵》的叙事探索与女性视角 ——评王彬的长篇小说《丰泰庵》
作家出版社今年年2月,出版了王彬的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小说以明帝国崩溃之际的动荡岁月为背景，通过崇祯皇帝的长女太平公主的视角，讲述了明代末年的山河破碎、朝代变迁，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绘了皇宫中女性的悲惨命运，这在历史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在叙事方，作者有意识地通过叙述者集团，利用多个叙事者的讲述，使小说文本多姿多彩，展示了作者对小说文本的有益探索，这在当下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一 叙事集团和文本探索
王彬先生多年研究叙事学，三十多年来，他对叙事学理论与本土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先后提出了“叙事集团”、“叙述者解构”、“第二叙述者”、“动力元”等新观念。[[i]]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丰泰庵》，可以说是他本人叙事理论的文本化实践。
《丰泰庵》的叙述者，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叙事集团。这在一般的小说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小说有三个叙述者。第一位叙述者是“我”。“我”是某家杂志的编辑，2017年和妻子去南美旅游，认识了团友李力。李力在中国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明史，主要是明代末年的宫廷历史。“我”也喜欢明史，因为和李力共同喜好，彼此很投机。一天说到崇祯皇帝，李力说，崇祯曾经信奉过天主教，这让我大吃一惊。中国的皇帝为什么要信天主教，李力认为这大概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崇祯很可能希望通过天主教挽救明朝的颓败命运。不久，在去秘鲁的马丘比丘的路上，在一个叫“热水镇”的地方，“我”和李力遇到了李力曾经的恋人意大利汉学家薇妮。薇妮和李力曾经一起研究过长平公主的历史，而且发现了长平公主的日记，由此发现了许多宫廷秘辛和过去见不到的史料。这些史料颠覆了许多史书的记载，具有极大的史学价值。为此，李力对长平公主的日记进行了梳理，而且补充了长平公主日记中的空白。
回京以后，李力把他整理好的长平公主的日记交给“我”，希望在“我”供职的那家刊物发表，“我”把李力整理过的长平公主日记交给主编，主编很快审过，同意发表。发表以后，大受欢迎，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在这个单行本中，为了满足读者阅读与理解，“我”又补充了一些注释。长平公主的日记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由于长平公主曾经在丰泰庵出家修行，因此作者把这本小说取名：《丰泰庵》。丰泰庵至今尚存，位于北京什刹海南岸，是不少游人愿意徘徊的古迹。
这样，在《丰泰庵》中出现了三个叙述者，即：“我”，李力和长平公主。具体说，“我”发现了李力，李力发现了长平公主的日记。由此叙述出现了三个层次，处于第一层次的叙述者是“我”，我引出了李力，李力处于第二层次，是第二层次的叙述者，李力又引出了长平公主，长平公则处于第三层次，是第三层次的叙述者。与三个叙述者相对应的叙事文本是，“我”编辑过的《长平公主日记》、李力整理过的《长平公主日记》、《长平公主日记》的原始文本。每一个文本对应不同层次的叙述者，而这些叙事者组合，便构成了一个叙述集团，进行接力叙事，从而形成了一种艺术的真实性和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增强了小说的结构与张力。
如上所述，《丰泰庵》中出现了三个叙述者和三个叙述层次与三个叙述文本。三个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所占的分量是不一致的，最主要的当然是长平公主，通过她的讲述描绘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十七年以及人物的悲惨命运，而令读者不由得不合卷叹息。毫无疑义，长平公主是《丰泰庵》的主要叙述者，而其他的“我”和李力只是辅助性的叙述者，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必须说明的是，在《丰泰庵》中无论是主要的叙述者长平公主，还是辅助性的次要的叙述者“我”和李力仍然是一个整体。很简单，“我”引出了李力，李力又引出了长平公主，三个叙述者的在叙述层上处于不同位置，首先“我”处于最高层，也就是超叙述层，属于超叙述者； 李力处于第二层，也就是次叙述层属于次叙述者；太平公主处于叙述层，也就是叙述者，从超叙述，到次叙述，再到叙述，叙事层层递减，从而构成了一个统一文本。
那么，作者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叙述统一起来的呢？他在序章的末尾交代：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李力的书稿推荐给了主编，主编读后立即批准付印。刊物面世后大受欢迎，很快便加印三次，修订后出版了单行本。在单行本中，李力增加了不少梳理性的阐述，为了便于阅读，我在编辑中，将二者以不同的字体字号区分开来，太平公主的叙述排四号宋体，李力的阐述排五号楷体，但第六章第三节，由于原文过长，为了读者的阅读方便也采取四号宋体。此外，我也做了一些简单注释，以脚注的形势置于页下。[[ii]]
作者在这里既借鉴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评注方法，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众所皆知，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评点有三种形式：或在正文中进行夹叙夹议，或在文前，或在文末进行提示或者总结。作者与评点者各司其职，处于不同位置，比如曹雪芹著的《红楼梦》与脂砚斋评点，施耐庵著的《水浒传》与金圣叹评点，兰陵笑笑生著的《金瓶梅》与张竹坡评点，作者与评点者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简而言之，曹雪芹、施耐庵与兰陵笑笑生是小说的作者，是小说叙事的推动者，脂砚斋、施耐庵与张竹坡是评点者，相当于今之批评者，作者与批评者是著作之内与著作之外的关系，由此形成的叙事与评点处于平行关系，相互之间不存在进入乃至融合的机制。
《丰泰庵》则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李力的介入使得太平公主和李力的叙述巧妙地融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叙事合力。原因很简单，李力是小说中的人物，太平公主也是小说中的人物，二者可以共同进入小说叙事之中。进一步，李力是太平公主日记的整理者，当然要进行分析、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史料的补充、评点与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将古典小说的评点机制从外部引入到内部，改变了叙事与评点两张皮的矛盾，将两个层次的叙事有机且巧妙地融为一体，丰富并增加了叙事魅力。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评点，对西方叙事方法无疑是一种异类，同时也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特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小说叙事方法的区别之一。《丰泰庵》进一步突出并强化了这一特点，换言之，这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从而开拓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加强了小说叙事的可能性，这是作者勇于进行小说叙事探索的物化结晶，无论从那个角度讲都应该予以肯定。我们常说，用中国的方法讲好中国的故事，《丰泰庵》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值得分析与研究的范例 。
二 细致入微的历史语境
语境最早由波兰的人类学家 B.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他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两类。这样，语境就包括了两种因素，即：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是指语言之外的社会环境，比如：时间、空间、场合，以及反映时代的建筑、服饰、礼仪、风俗、节令等等。历史小说离不开历史语境。
当然，语境还有高低之别，既有高语境也有低语境。高语境是内涵高于表达。低语境是内涵低于表达。评价一部小说不应该仅是关注情节是否生动、人物是否鲜明、思想与境界是否高下，除此之外，还应该关注小说中的语境内涵。没有语境的小说难以成为经典。通过对语境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切入点与认知空间。
《丰泰庵》是一部反映明代末年的历史小说，其讲述的历史故事不是简单的情节联络线，而是将故事与人物纳入生动的历史语境之中。比如第二章《大朝会》第二节，描绘崇祯皇帝出席的经筵活动。小说写道：
经筵是太祖爷爷制定的规矩，每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熟悉经书的大臣要給皇帝进讲经书。平日日讲，逢二（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二日）会讲。会讲时除了进讲的大臣，还有贵族勋戚、内阁学士、六部尚书、都御使、大理卿、通政使、鸿胪卿、锦衣卫指挥使、以及负责仪式的御史、给事、序班与鸣赞官等人。讲官和四品以上官员穿绣金绯袍，御史以下着绣金青袍。
经筵在文华殿。文华殿是一座工字形建筑，有前后两殿，前殿称文华殿，后殿称主敬殿， 二者之间是一道穿廊。文华殿内横书一匾，上面写道 ：“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十二字。据说出自神宗太爷爷的手书。会讲在文华殿内，日讲在穿廊里。日讲与会讲不同，日讲规模小，君臣共用一张讲案，讲案上只放一部书，书放在皇帝面前，讲官只能倒着看书上的字。讲官手持一根红色牙签，诵读或者讲解到哪里，便用红色牙签指向哪里。[[iii]]
这是讲经。朝臣给皇帝讲经。讲经之后是请朝臣吃宴：
大臣们也鱼贯退出，来到皇极门东庑吃饭。这顿饭就是经筵之“筵”，是皇上对朝臣讲经之后的馈赠，经筵上的酒食由光禄寺准备。朝臣按照品级面西就坐，讲官、展书官以及抄写讲义（讲经的讲官要预先写出讲义，再由书法好的翰林抄写后送至内阁审批）的官员则坐在同一品级的官员之上。按照祖宗规矩，有经就有筵，但嘉靖、万历爷爷多年不临朝，也就没有经筵，以至有些没出息的官员抱怨，不讲经也就算了，没什么损失，吃不上光禄寺大厨的筵席则损失太大。因为照规矩，大臣的仆人可以将筵后的剩余酒食，也就是“餕食”打包回家，一来可以节省自己的花销，二来也可以请家人品尝光禄寺的美味。[[iv]]
这就是筵。明朝的经筵是朝臣给皇帝讲经的重要活动，作者在这里通过语境展示了文华殿的建筑形式、内部布置、朝臣的服饰、讲案与红色牙签、宴席上朝臣的座位、吃不了的也就是“餕食”，朝臣可以打包回家，既可以节省自己的花销，也可以请家人品尝光禄寺美味。作者利用这些细微的语境，展示了大明皇帝的经筵活动。
再如，服饰,《丰泰庵》中有一节讲述太奶奶将宫女炜彤收为曾孙女，为此举办了一次小型宴会，作者这样描述：
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走来四个身着竖领白色短衫，绯色宫鞋，松花绿细褶马面长裙，梳棒槌髻的宫娥站在太奶奶两侧，太奶奶吩咐准备晚宴……[[v]]
宫娥的上衣是竖领白色短衫，裙子是松花绿细褶马面长裙，头发是棒槌髻，脚下是绯色宫鞋，简洁生动地描摹出宫女的服饰。马面长裙与棒槌髻至今是年轻女性喜爱的服饰与发饰，五百年之前与五百年之后的女人在服饰与发饰上竟然如此一致，不能不令我们感喟。就是这样的服饰，促使读者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描绘的语境与情节之中。
一年春天，周皇后邀请田贵妃与袁贵妃到中宫摘茉莉荡秋千，因为是朝见皇后，田、袁二妃精心打扮了一番，袁贵妃是衣着端庄:“茶白色的上衣绣着大朵粉荷，青色中单的领口平织万字花纹，下面是满地金葱绿色裙子，膝裤上是缠枝花卉与麒麟望月的图案，玉质革带，白袜青鞋。因为要荡秋千，她没有戴官帽，只是把头发挽成一个髻，上面罩了银色特髻，点缀几粒宝石，红、绿的光射出有那多么远。”[[vi]]田妃呢？“田妃也没有戴官帽，也没有戴特髻，只是鬓角插了一支嫩柳，头发松松的挽在脑后，发根上系了一圈珍珠勒子，穿了一件立领右衽大襟高开衩的窄袖长袍，颜色是银狐色的，里面的中单是浅粉色的，薄底小靴上绣有两只镂金飞凤。”[[vii]]因为要荡秋千，袁贵妃与田贵妃都没有戴管帽，但是贵妃戴了银子制造的特髻，特髻是一种发网，用来固定女性的头发。田贵妃也没有戴特髻，只是把头发挽在脑后，发根上系了一圈珍珠勒子。这就是两人的区别了。在服饰上，袁贵妃是上衣、裙子、蔽膝，玉质革带，青鞋白袜；田贵妃是高开衩的窄袖长袍和薄底小靴。荡秋千的时候，袁贵妃坐在画板上荡了几下就结束了，田贵妃则是站在画板上，荡得高高的，而起越荡越高，“黑亮的长发飞起来，袍襟也飞起来，露出了里面的中单，银狐与浅粉糅杂在一起，仿佛风中翻飞的花朵，美丽极了，天空蔚蓝是美丽的，田妃矫健，也是美丽的，我突然喜欢她了，希望她就这样站在画板上，永远地荡下去，神仙一样在白云的海洋里恣睢徜徉。”[[viii]] 服饰属于语境范畴，袁贵妃的服饰与她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田贵妃的服饰与她荡秋千的动作也是一致的，通过服饰刻画袁贵妃与田贵妃的不同性格与在荡秋千时不同的表现，同时展示了太平公主作为旁观者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叙述手法自然十分巧妙。
简括而言，《丰泰庵》中描绘了大量的历史语境，诸如建筑、地理、器物、风俗、节令、礼仪、食品、官制，等等，这些语境不仅融入情节，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魔力，而且成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 从而对我们认知与分析《丰泰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切入点。
三 碎片化叙事与世界视野
传统的历史小说，总是力图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束。革命历史小说，更是有一种真理的逻辑，环环相扣，给读者一个清晰的故事发展。但后现代认为，历史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虚构，而且也没有那么严密的逻辑，偶然、碎片，或许是真实的历史。《丰泰庵》在历史叙述上，颇有后现代的特点，不仅古今对话，而且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
在“长平公主的日记”中，精细地描绘了田妃、三弟、温体仁、范文程等多位角色。田妃是宫廷中的女性群体代表，小说中描述了她与崇祯一同骑马校阅军营，与后宫众人过清明荡秋千，以及在新正朝贺皇后受冷遇几件事情。在传统的小说中，作家们经常致力于削弱叙述中的“主观色彩”，旨在为小说文本营造一种“客观”的氛围，进而更好地展现生活的“真实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让叙述者退出文本，以全知视角营造一种生活仿佛“自发展现”的幻觉。这样的努力，使得读者能够更自然地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感受到生活的原生状态。在《丰泰庵》中关于田妃的几件事上来看，我们无法窥见或解读一个纯粹的“客观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本质上是在连续的“叙述”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它的形态并不固定，而是在被创造的同时，不断受到“叙述”的影响，经历着“切割”、“解构”甚至“粉碎”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所认知的故事，始终都是经过叙述者主观视角过滤和塑造的版本，而非一个固定、完整的客观存在。故事的前因与后果相差几章，甚至更多，唯有读到后面的结果，才恍然明白作者前文叙事何为。
伴随着这几件事情的是“我”和三弟对田妃的感官变化。由厌恶到感觉可爱，再到厌恶。这个情绪波动带动着读者一同改变，这归功于叙述故事时，对田妃的衣着打扮、内心独白、外在表现进行了充分的描写。她与三弟对田妃的感官变化，反映了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亲情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变化，通过日常的生活渐次展开，既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展现了对时代背景的深刻理解。
这种碎片化叙事不仅仅在人物的情绪变化，还在于对人物的塑造。比如在长平公主的日记中关于三弟的描写，总是断断续续的存在于每一个大事件的中间，三弟见到袁将军前后，以及国破去国后的心境变化是最为鲜明的例子。最初，他的形象是一个聪明、但不好学的顽劣孩童，是为了“小黄门”愿意折返回来，被巡城御史的兵丁围殴的软心肠。中间段落，袁崇焕得到崇祯赏识，三弟兴致盎然的想要跟袁将军戍边；他的“报国理想与男儿气概”在这里被激发出来。而后，随着事件的发展，人物一步步成长。从想依靠将军上阵驱逐建虏，到为挽救大明王朝独自远征劝吴三桂出兵，将孩童的稚气和男人的志气在浓缩的篇章里表现出来。这些成长，也是三弟在西法战争中勇敢拯救菲利普四世的重要前提。
他的成长与转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中青年的心路历程。从最初的崇拜与敬仰，到后来的迷茫与痛苦，再到最后的坚定与勇敢，三弟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情感的波动与思想的碰撞。这种变化，不仅展示了作者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一定了解。这里的描写，视野逐渐打开，不再局限在中原，有了后金，还有了更大的地域。这也是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
还有降清的范文程与殉国的黄道周。范文程在小说的中段出现，出场也比较奇异。他原本是大明生员，然而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选择背叛自己的民族与祖国，投靠了后金，成为旗主的包衣（家奴），虽说身为三品大员，但其原配的妻子却被后金的王爷所侮辱。对此，被善良的人们唾弃为“忘八无耻”，讥笑他是：
三品大员范文程，老婆好比杏花明。
居然老了还有味，送与主子去陶情。[[ix]]
又有一行小字写道:“范文程者，大明之生员也。其祖为明之官员，本为汉人，却甘心附逆满狗自献为奴。此真真是国之丑类，天下之人宜讨之。”[[x]]
与范文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挽救大明王朝危局，投身战场的黄道周。黄道周回到故乡福建以后组建学生军，失败后被执，洪承畴前来劝降，黄道周用一副对联来表示自己的态度：“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xi]]，行刑时他因为绝食身体虚弱跌了一跤，刽子手是个遍体黑肉的胖子，胳膊比腿粗，讥笑他怕死。黄道周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抗声道：“天下岂有畏死的黄道周？！”于是“刽子手给他搬来一个木凳，让他坐着行刑，挥起大刀砍下去，头颅虽然离开了身体，但身体却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张细长纸条，上面写有：“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血色大字。”[[xii]]
《丰泰庵》中将降清的范文程与殉国的黄道周做对比性质的刻画，不言而喻地宣扬了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主张的春秋大义。诸如此类，作者通过设计多元化的人际关系如矛盾、冲突、爱恨情仇等，组成了一个生动无比的角色系统。把这样的群像编制成功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将每一个角色刻画得丰满且有深度，佐证了作者出众的人物形象塑造能力。
小说结尾部分，叙事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国，而是将笔墨投注到欧洲与南美洲。三弟率领部下从云南退入缅甸，辗转进入印度，最终抵达欧洲。他们在异国他乡继续奋斗，三弟因救助西班牙国王而被封为公爵。这种跨越国界的冒险和奋斗精神，增加了故事的立体维度。两姐弟阔别多年后的相见也为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丰泰庵》这种宏大的叙事视野与细腻的细节描写，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立体而丰富的小说世界。既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波澜壮阔，也可以深入了解历史背景下人物的内心变化。作者笔下的故事没有局限在大明王朝的本土，而是将笔触伸展到欧洲与南美，在大航海时代，波澜壮阔地展开了独具特色的历史画卷，极具风云激荡与人物悲辛之力，而极具审美价值。毫无疑问，这种跨越国界的叙事，必然会引导读者思考个人命运与世界大势之间的关系。
四 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困窘
王彬先生擅长雕刻角色的独特性格和情感世界，通过挖掘角色内心深处的细微变化，创作出有血有肉、充满生命力的人物。通过他的笔触，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波动，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尤其对女性角色的独立探索，不乏新意，很见作者的功力。
在这部作品中，王彬站在女性角度对故事进行解构，长平公主作为叙述者，通过她的内心独白、对话、回忆以及对其他角色的观察和评价，揭示了角色的情感和心路历程，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情感深度，还可以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行为和决策。这种独特的视角，给这部小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解读。
通过这一特殊的叙述手法，小说成功地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群像，展现了不同职业角色的女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轨迹。在这部小说中，皇后、妃子、宫女、将军以及普通百姓等女性角色，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性格定位和命运的波澜。她们在故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经历着各自的挣扎与成长。这些女性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还承载了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义。故事通过这些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的经历与挣扎，展现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女性所面临的混乱和困窘的生存环境。不仅要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种种挑战，还要应对来自内心的挣扎与困惑。
皇后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女性统治者，她的命运往往与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故事中，不仅要面对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还要应对外敌入侵、政治动荡等种种挑战。妃子和宫女作为宫廷中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命运往往受到皇权、家族、爱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类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在宫廷生活中的无奈与坚韧，以及在困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勇气与智慧。
作为长平公主的日记中的高频人物，炜彤最初以一位善于画眉的宫女身份出现。她身上的矛盾点颇多，既有着受害者的身份，又有着坚定的意志和勇气。在前朝时局混乱的背景下，炜彤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眼中总迸射出敌意和冷冷的光，在长平公主的帮助下其父得以翻案，在故事后续走向中，炜彤成为永昌公主，有了极好的姻缘，然而，局势的动荡使她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在被李自成的将领罗虎抓住后，被迫与其成婚。在新婚之夜，炜彤选择了先杀罗虎而后自尽，展现了她的刚烈与决绝。这一情节不仅凸显了炜彤的坚毅和勇气，也反映了女性在困境中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和无奈。小说这样写道：
第二天，罗虎的部下发现罗虎已死，死在暖阁里、是被女人金钗刺死的；炜彤亦死，在暖阁外面，依在大红柱子上，拔剑自刎，人虽然死了，手里却横着宝剑，剑锋锐利闪动，比活人还威严、美丽。那两个将炜彤押送到罗虎帐下的兵吓坏了，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公主殿下恕罪，公主殿下恕罪!”[[xiii]]
小说在描写女性的心理方面，也颇有特色。细腻的心理描绘往往能够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感知到作者想要传达的主题思想。作者巧妙地隐身，用长平公主的身份成功地引导读者去探寻古代女性的心理世界，展示了她们在复杂社会背景下的挣扎与成长。同样是女性，范文程妻子则生动展示了古代女性在家庭伦理与贞节观念之间的挣扎。当他遭受侮辱后，回到家中痛骂身为后金三品高官的丈夫，质问范文成教导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现在他遭受侮辱，她现在应该怎么办？范文程妻子的遭遇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贞节的极端要求，也展示了这位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无奈。
总之，在《丰泰庵》中，作者描绘种种女性的遭遇，在中国历史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在人物内心世界的自我反思与梦幻想象，让读者切身触摸到人物心路历程，展现了古代女性在战争背景下惨烈命运与困窘。这些惨烈与困窘不仅体现在历史变迁、道德伦理、贞节观念等方面，还体现在性格、价值观等多个层面。这些冲突的存在，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认知了大明王朝崩溃时期女性的艰难处境和悲惨的心里困境。
2024年4月6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4月15日改定
注释：
[[i]] 王彬、杨光祖：《叙事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发展——王彬《红楼梦叙事》《从文本到叙事》研究访谈》，《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
[[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0页。
[[i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49-50页。
[[iv]]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4页。
[[v]]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288页。
[[v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页。
[[v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页。
[[vi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页。
[[ix]]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86页。
[[x]]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86页。
[[x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05页。
[[x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05页。
[[xiii]] 王彬：《丰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462页。
（刊发《海峡文艺评论》2025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