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过后面跟我就没有关系了，他自己沉迷到这件事上，说是有种野心，要做普通人的史官，用眼睛写下普通人的起居注。”在小说《撞空》中，彭冬伞这样侧写苏铁的写作。这一指认也许亦可看作年轻作家宥予的夫子自道。

细细想来，小说家大多有书写与自己联结最为紧密的当下的野心，渴望直面现实，突入个体的生活与心灵，将一代人的爱恨疼痛，化作一脉叙事中的潜流。而往往会出现的问题不能忽视者有二，其一是紧贴现实的愿望太急迫，有时生活成分太扎实，以其戏剧性或琐碎感压倒了小说的文学性与艺术性，有时则缺乏向小说植入当代生活的能力，播种几粒流行词汇与时髦概念以求获得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效果，却不知语词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曾为人乐道的东西几如流星一闪而逝，不加辨别地筛选运用，反而加深读者与文本的隔膜；其二是摆脱不去书写时代与历史的野心，宏观的视野无法为真正的当下情绪驻留，一切现实索骥的源头重归距今颇有距离的历史，老生常谈，新意寥寥。

正是在对当代年轻人生活与精神的书写越来越“隔”的现实文学语境中，90后作家宥予的小说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宝贵之处。年轻人读宥予的小说，恰如一次对自我精神的抚摸，在每一处具体而微的生活褶皱中，也许是一次下班后的聚会，一个兄妹促膝长谈的夜晚，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游荡，又或仅仅是一个凝视同事、妈妈、窗外、路旁的瞬间，宥予有能力捕捉一切“让你心里动了一下”又或“出神想到点什么”的时刻，以笔为钩，牵引出一个敏感多情又努力让自己显得毫不在乎的年轻人最隐微的心理感受，戳破文字与人们心底转瞬即逝又驻停盘旋的念头之间那最后一层纸。

宥予的小说大致围绕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个人在城市中的倦怠情绪，父辈母辈与子代的关系，个体的孤独与怀疑、尊严与权利，死亡或贫穷等精神创伤对个人长久的影响，对以上种种的书写贯穿着这位年轻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而对于一个年轻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他是如何赋予这些主题独有的文学表现形式，作家写出了哪些新的具有启发性的东西，那些能够将我们带向新的体验的东西又是什么？就此，本文对其小说的讨论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人物塑造与叙事风格。

一、生活在此处：异乡者·局外人·90后

宥予小说中的人物，按照生活环境及由此环境生成的精神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生活在乡村叙事中的农村原乡者，如《东边、七下、猪八戒》中的谷冬麦、《扒火车》中的“我”、《最好的运气》中的谷穗、《狂犬病》中的谷满满；一类是原生于广州的城市在地者，像是《塞里史龙洞》中的父亲常川女儿常青，《撞空》中的小港、乔光辉；还有一类是由较为不发达区域迁移到巨型城市工作生活的异乡者，如《撞空》中的何小河、《我们往哪儿走》中的“我”、《狂犬病》中的谷丰等。其中，小说家对第三类人的生活情态、所思所想的精确把握格外令人印象深刻。

当代文学中并不乏对于异乡人在城市中的书写，从1982年《人生》中的高加林开始，我们可以说出许多异乡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来自《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小兽》《跑步穿过中关村》《世间已无陈金芳》等等。现代化城市化不断推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隐疾在推进过程中始终存在，因而人口的迁移流动承载着个体改变命运、再塑自我的梦想，自然而然将异乡人在大城市生活这一现象或问题抛至时代眼前，小说则在接住具体的人的同时，自然地将这一问题接住。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宥予为“异乡人”的书写，提供了许多当下的经验，以对贴心近肉的生活细节和青年人普遍情绪的凝固捕捉，记载由小地方进入大城市生存的年轻一代的心灵密码，并由此记录与深入时代的心绪，呈现时代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宥予笔下的这些年轻异乡人的特点，与这些特点背后真实的隐痛。对异乡的隔膜，首先来自城市空间的不近人情。高度发达的城市体系由经济与商品逻辑支配，将个体等同于劳动力，使得人难以在其中找寻到归属感与个体的独特意义。宥予的短篇小说《我们往哪儿走》写一对都市男女在夜晚散步游荡，在一小片远离城市喧嚣、没有人迹的天台上，谈心聊天产生感情。仿佛只有在城市空间的边缘处，远离他人目光，一个异乡人的心灵才能得以休息，暧昧温暖的感觉才有滋生的可能。站在天台上的人物潇潇说：“这里挺好的，像是个有生活的地方。我们在高楼大厦里上班，在高楼大厦租来的小空间里睡觉，不觉得是在生活。”找寻生活这一主题一直延伸到宥予后续的长篇小说《撞空》当中，反复对“没有生活”这一现象的强调，实则反映出以高度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和高度功利化的生活驱动为底层逻辑的现代社会结构对于个人生活的侵吞。

其次，这种隔膜还来自他人，源于在地者与异乡者确凿的相异。不同于前人写外来者与城市生身者的不同时极尽夸张的叙事选择，宥予选择的切口往往极小，极其幽微，写作的语调也十分克制。如写语言的区隔：“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说普通话会被狠狠宰，但我看摊子前都用纸箱板写明了价格，所以不确定乔光辉的粤语有没有起到作用。”“同桌是一对三十岁出头的男女，长着两张婚姻的脸，两个人语速很快地聊天，我间或听懂乜嘢、边度、冻、寻日之类的词。”“在旁边的树上挂了手写的牌子：食只靓鸡，69元。我让小港教我读这句话，她纠正好几次，勉强满意了。我轻声用广州话念了一遍，但不确定口音还正不正宗。”写称谓的区隔：“刚才住在最里面的那个阿婆，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是个外江佬，她说之前她在别人店里聊天，看到我们在一起。”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在一个又一个具体情景中，异乡人对自己外来人身份认同的不断固化，对城市的复杂情感在他们内心的宇宙中膨胀。他们一方面在城市中扎根，与旁人无异地生活，另一方面又时时闪过由自卑自怜自尊混合而成的复杂情绪。如《我们往哪儿走》中异乡人“我”和本地的女性好友一同坐在咖啡馆里，“周围的座位上坐着成对的男女，看起来像本地的，不知道这些人都怎么相爱。人们也会将我俩当成情侣，我想。我有点儿得意，但更多是别扭”。这一段心理活动写一个身处异乡的男人幻想他人的幻想，由此生出幽微的自得与自省，对于他人目光的敏感加厚了异乡人心灵的壁垒，不断提示男人的他者身份。又像在《撞空》中，主角何小河在广州生活许久，本地的街道、建筑、食物作为日常已深深参与其生活，他不仅熟稔于万菱汇和太古汇，华港钟表店、永乐综合商店、敬华发廊和鸿杰发廊，还会注意到“骑廊底下自发的椅子似乎换过一批，不少地方支起脚手架，蒙上一层绿色安全网”，人物看似已经融入广州，甚至在生活中渐渐构筑起自己的怀旧与回忆投射之地，但还是会感到“自己在生硬地跟这方土地套近乎”：“我感觉现在也是，我假装跟这里很熟，都像在小港那里凿壁偷来的光。我有股淡淡的羞耻，没有到对面看看店里的人是不是没变。”“说起那些食物和细节，我都怀着可笑的半个主人的心思，这种自欺的热情，让我在这座城市有了一层虚假的身份，以此区分开我和另一片土地上的另一群人。但，它是假的，对吧？”而与漂泊在别处的异乡感同时出现的，还有对于原乡的丧失感，当女友小港问小河“你喜欢广州吗？打算长久留在这里吗”时，小河的回答是：“像我这种不再有故乡的人，最终留在哪里没什么区别。”“一次次离开，一次次回去，循环一次，就失去一些东西。我还会想起很多具体的东西，果树、河、一间店铺、落叶之类的，但我能清楚地听到，血脉上的连接，啪的一声断掉了，然后知道，这辈子不再有一个故乡，注定是个异乡人。”城市的冷酷运行与个人的敏感心灵对撞，使得宥予笔下的人物无法在异乡找到归属感，但同时他们亦无法做到回家，因为故乡再也无法盛放个体惯熟的由时代和社会筛选培植出的生活方式、情感关系与价值选择，双重困境就如此微妙地共同重塑异乡人的身份认同。

当年轻的外来者不再饥寒交迫，不再有着在城市攫取一切的野心，而是与当地人属于同一阶级，循着同样的人生轨迹，坐到同样的办公室中，吃着同样的食物，聊着同样的电影，过着同样的生活。此时，异乡只能在心灵中展开，也唯有在心灵中展开才更具深度与力度。这正是宥予的异乡人书写的独特之处。之所以能写出这些隐微的异乡之感，大概与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有关。宥予是河南夏邑人，在投身全职写作生活之前，他的人生轨迹遍布多个城市。从郑州到上海，再到保定，他尝试过多种职业：既在宠物用品公司担任过销售代表，也曾自主经营餐饮生意，卖过保险。最终选择广州作为落脚点，开始了从家到图书馆两点一线式的职业写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异乡感”并不仅仅存在于生活空间发生变动的“异乡人”身上，城市的原生在地者身上同样存在，人与生活之地的隔膜不是由横向的空间流转带来的，而是纵向向前的时间的产物。《塞里史龙洞》里熟练说着粤语、生身于广州的女孩常青，也时常在这座城市里“感到一种发展的疲态”，感到“城市摊得越来越大，未来却呈现给她一股颓废态势，时常有末日感”，“拆了一半的建筑，太阳模仿岁月落在废墟上，挖掘机脸色发烫，黄色地假寐。新店铺一茬茬开，新房子一片片建，路上的人往前走，只向前看的人有种省力的幸福”。面对建筑上闪烁着的彩色灯条，她却深沉地生出对城市过往样貌的怀恋：“好丑啊，那些光无辜地亮。虽已近冬天，却到处都热，听觉，视觉。城市变得不一样了，或许也没，它只是走在自己的路上，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城市日新月异、发展升级，不仅生成了外来者的异乡，也不期然间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者生出了乡愁。

《撞空》中的何小河是宥予的异乡人人物序列中最出彩的一个，值得继续深入分析。“异乡”状态在何小河身上无限放大，令人感到人物与他人和城市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悬浮、疏离的状态，这也使许多读者联想到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而何小河真的是一个默尔索意义上的局外人吗？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我们或许能进一步感知宥予笔下的人物在“异乡人”之外还有何重要特征，他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形象。

默尔索的“局外”首先表现为对常人情感世界的“局外”，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成为这种情感疏离的集中体现，他记不清母亲的具体年龄，对葬礼的细节漠不关心，甚至在守灵时抽烟、喝咖啡。加缪所做的，是用冷漠对虚伪的情感表演发出无声抗议。《撞空》同样以死亡开头，一上来便写到何小河同事的自杀，而此时何小河最关心的，反而是同事养在公司的小发财树的去处。包括后文中小河奶奶死亡，宥予以冷酷地笔触写道：“找主管请假的路上，我心中过意不去，埋怨奶奶死晚了，死在上周五就好了，这样可以少请两天假。主管和经理爽快地批了假，不过，只有一天算丧假，其他几天算事假。”何小河最终还是选择不回家参加葬礼，以避免看到他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们虚与委蛇的哀伤表演，避免那些“像艺术大导演精心布置的电影场景”。这些部分都继承了加缪的写作策略，以冷漠疏离反抗虚伪表演。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不断在小说后文中闪回的记忆细节，却指认主角情感的细腻——他想起同事死者爱穿黑色的胖裤子，稍微内八，回忆起同事如何在KTV唱一首《沉默是金》，又如何对自己说“我好难过”。而对于死亡的奶奶，在某一个清晨，何小河也会突然想到她不再需要吃那个叫APC的白色药片，吃火锅时看到一碗豆酱觉得像小时候奶奶腌的，会突然想到她如何爱吃糖，她畸形的小脚是怎样的形状：“脚的形状如同三棱锥，约十厘米长，五厘米宽，大脚趾斜向下，紧紧贴着肉，外表已经扁平，另外几个脚趾斜向下蜷在一起，完全成为一个整体。脚背每天都在浮肿，她用手指按压时，里面的液体荡来荡去。而这一切都不在了。”这些微小细节琐碎而不均匀地散布在小说中，随着人物偶然产生的意识与思绪而浮动，使得小说写年轻人对于情感时近时远状态的内容与小说的形式完美契合，共同写就了当代年轻人的“我们羞于表达的情感”。宥予对于当代人的情感描摹，就在这样观念冲突的平衡之中达到了抵达人心的效果。

默尔索的“局外”还是一种道德世界的“局外”，是对现有价值体系的颠覆。人物对升职机会的漠视、对婚姻制度的无所谓态度、对邻居雷蒙的求助不加评判的接受都显示出他对传统道德框架的打破，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彻底背离。这种道德观的颠覆亦揭示了社会道德规范的相对性和虚伪性。一方面，何小河确实存在着默尔索式的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游离及跳脱，对于工作，他微微倦怠，常常摸鱼；对于两性间亲密关系，他视真正的相爱为“异世界的传说”，认为“人们怎么感受到那是爱的，双方的连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落在彼此身体和精神的哪一点上，我完全无法想象”，并感到无法真正地与他人建立连接。最为有力的对现有价值体系的怀疑体现，何小河陷入见死不救的舆论危机后，为避免朋友的上门安慰，选择出逃，又在逃离过程中开始流浪，过上捡垃圾吃、睡桥洞的生活。他再清楚不过的是，“我只需要沿着桥走回北岸，拦一辆出租车，几十分钟后，就能回到租的地方，或许还能在冰箱里找到食物，然后等事情平息下去，小心翼翼地捧起工作、房子、医保、社保、友情甚至爱情、婚姻包围的生活。那种生活看上去如此美好，仿佛不会被打扰，仿佛只要足够小心，就永远不会沦落到此时的境地”，却还是毅然选择逃离现有的秩序，过一种世俗眼中离经叛道的流浪汉生活，以求暂时忘记“没钱吃饭，没有住处，没有爱情，结不了婚，没有孩子，孩子的教育，医保，社保，养老”的“恐吓”。长长的流浪，这大概是《撞空》这部小说中最魔幻、荒唐、令人惊异的部分，却确然以小说的方式，道出当代年轻人在日复一日的庸碌生活中面临的精神焦虑。

但另一方面，何小河又是一个生活在生活中的人。局外人是能够对现状完全置身事外的，单以消极的否定与冷漠的处理宣告自己的不满。宥予笔下生活在此处的年轻人则不然，他们会反刍自己的心绪，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内心深处渴望建构一个应然的世界。像是同事三人在饭桌上谈及强与弱的话题，当乔光辉提出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后，何小河说：“如果遵循一种强弱的逻辑，是没有尽头的。”“我是觉得，不要用这种角度去看一个人，我们要尊重个体。”而当乔光辉一定要其说出强大的标准时，何小河的回应是：“如果一定要说强大，我说，我认为的强大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对不公时，有多大勇气来维护他。”同时，这些人物还葆有强大的共情能力，当同事说“我好难过”时，何小河会想到“小时候，每当我闷闷不乐，父亲总是发火，告诫我，不要难过。我希望永远不要有人对难过的人说，不要难过”，所以他对同事说，“难过就难过一会吧”。

尽管宥予在努力克制情感，以冷静的笔触讲局外的故事，但从重重细节处，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青年写作中独有的理想主义光晕，一种执拗的天真与赤诚。这种气质的存在，使得宥予笔下的人物具有更大的个性张力，一方面宥予笔下的人物申明“局外”状态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在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生活中，保持个体真实性和独立性的重要，并以笔下人物冷静与疏离的状态，展现个体在面对庞大城市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意识形态时的另一种真实。另一方面，人物没有放弃对理想中应然世界的建构，尽管这种建构限于言语与思维，但那些以共情与思考为基底，对现有畸形价值观念不卑不亢的发言，使人物的品格不流于概念化的平面与极端，使人更像人，更令人感动。这两点共同构成了宥予书写一个普通年轻人时的精彩之处。

最后，宥予笔下的人物还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人，是一个个极富生活质感的90后。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有个说法：“在生活中一如在文学中，我们的航行要靠细节的星辰指引。我们用细节去聚焦，去固定一个印象，去回忆。我们搁浅在细节上。”“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宥予笔下的90后们首先是在一处处生活细节中，无声地向鲜活与真实贴近。他们听livehouse，刷微博浏览热搜词条，看韩国综艺《新西游记》，犹豫买哪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的包月卡，因为抢到宜家的打折地毯而欢欣鼓舞，用一个衣架改装自己狭窄的出租房间，把去海底捞拿的等座小零食放到办公室抽屉里，自接插线板从储物间窗户缝引线给二手电动车充电，因为一件小事的搞砸而崩溃大哭……在细节之上，90后一代人的爱与怕、忧伤与疼痛得以宣言。其中有对于现存生活的倦怠状态，对原生家庭的爱恨交织，对异乡的疏离隔膜与亲近熟悉，对原乡若即若离的微妙情愫，同时被呈现的，还有90后自我省察式的代际剖白：“说允许范围内的话，在安全范围内愤怒，实在虚伪。我们真是特别无力的一代，没有真打破什么，也没有构建什么新玩意，只剩下茫然与抱怨，但又觉得自己分外清醒，与众不同。说到底，所有我们觉得正滑向深渊的事情上，我们只有姿态，没有勇气。我们把自暴自弃，当作极具个人特色的标志物，拿出来自鸣得意。”“你没有生活，小港说。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既缺乏洞见，也缺乏勇气。或许时代对人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不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安心追求物质，就能换取可观的日子。生命的危险，生存的威胁，仿佛都消失了。可它是否已经换了一张面孔，变幻种种形态，扎根到时代中，肆意驱赶着我们？”90后面对时代的迷茫、孤独、自卑与自尊就是这样坦诚地流溢在宥予的故事中，有为代际发声的自觉与笔力，亦是这位青年作家有成熟的写作观与相当的写作能力的表现。

同时，阅读一个个年轻人具体的故事的过程，也是返回他们所历经的时代的过程，我们分明能看到时代与历史的问题正在其身上展开，因而宥予对90后独特代际遭遇的记录，也是作家对那些不能被社会遗忘的记忆于个体维度的再补充。《塞里史龙洞》《我们往哪儿走》《狂犬病》《撞空》等小说中人物的状态，在个体因素的影响外，又蒙上了一层时代的整体情绪，故事因此具有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时代的回音寓居其中；《撞空》中何小河的“扶不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反映出网络时代非理性的舆论氛围可能给人带来的危机；《塞里史龙洞》《撞空》等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到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这都是当下的时代不能忘记的、必须记住的、始终需要处理的问题。宥予以90后这一特殊的代际为载体，给予这些问题以关注与表达，并在表达的过程中，以人物塑造或叙事处理的方式，从90后的立场给出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评判与反省。这也是宥予的小说具有不能忽视的价值的原因之一。存在的缺憾或许是这些部分毕竟太少，如何处理好人物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平衡，也许是宥予在前进道路上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在个体纠缠的思维、敏感的情绪感受之外，承载更为广阔的真实，或许更能令小河不小，细水长流。

二、如何叙事如何语言：感觉、回忆与幻想

在人物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宥予独特的叙事策略，毕竟在小说中，作家不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在完成一次讲述行为。纵观宥予的作品序列，其叙事话语已初步显现自己的风格，小说家着意于意识和思维的发散流动，使叙事在对现实的感觉、对过往的回忆以及人物头脑中生出的幻想这三维之间游移转化，感觉、回忆与幻想的穿插并行构造出一个具有弥漫性、穿透性的文本场域，令读者跟随文字自由穿梭在小说所建构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这种半意识流的形式又紧密连缀人物的体验，使小说阅读获得了一种恰如心灵解剖般的沉浸效果。下面试举两例。

《塞里史龙洞》写女儿常青与父亲常川之间的复杂感情，父亲年轻时与饱受家暴的珍珠姨偷情，女儿曾将这件事泄露给母亲，并在母亲过世后，陷入对自己行为所造成影响的揣测与愧疚中，随着女主人公经历越来越多生活之挫，她对父亲的感受也越来越复杂，爱恨疼痛交织。有一段写常青为了探求母亲的死亡之谜，准备偷看父亲的日记，宥予从常青坐在洗衣机前看洗衣服写起：“微微泛蓝的泡沫，水浪声，高速转动的嗡嗡声，旁边窗户下的阳光白。她察觉人生的拥挤和漫长，察觉到，自己似乎不在这里，这里不是指广州、永庆坊、这栋屋，这里是她不知道哪里。”机器洗衣带来的拥挤漫长之感，使人物思维发散至自己生活的无聊，继而想到了死去的女儿与母亲。在回忆母亲的过程中，她想到父亲曾对年幼的她说，母亲“到塞里史龙洞去了，再都唔返嚟喇”。母亲的死亡原因随之在头脑中借幻想的形式展开推衍，在无数次痛苦的幻想之后，“她想象跳楼的场景，但主角一直不是妈妈，是一个陌生人，不总是女，有时是男，甚至有一次，她发现正在坠落的是自己”。至此，人物对于母亲死亡之谜一探究竟的心理动机达到顶峰，因其不仅意味着对母亲一生的补全，更意味着女儿自己的救赎。回忆与幻想发散后，叙事收束回现实的视觉感觉。“塞里史龙洞，洗衣机滚筒一圈圈转，水和机器声，常青盯着”，常青终于下定决心，“她站起来，穿过照旧的客厅，走进书房”。在这一段中，故事流畅地在感觉、回忆、幻想之间跳转、行进，人物的情绪与心灵伤痛如同浮萍，在缓缓流淌的讲述中起伏波动，最后到达行为的终点。

《狂犬病》这一短篇小说写广漂兄妹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小说从妹妹收养一只流浪小猫写起，以对话为载体引入回忆，小时哥哥对妹妹说被狗咬只能活到26岁，一次无意间恐吓似的知识炫耀给妹妹留下二十多年的心理阴影。回忆中还提及父辈对妹妹喜爱小动物的不理解和训斥，曾把她最爱的小狗卖了并在走回家时买了狗肉。宥予以十分浓郁的语言写了这个外界规训孩童柔软情感的故事，一边开展正常的人物对话，使回忆现身于当下，一边以“我”即哥哥谷丰的目光对妹妹及身边周遭展开语言张力十足的感觉与幻想。看着妹妹展示的犬咬疤痕，“我”感到“那条悬浮的皮变成一只粉色大象，有一张毁容的脸。大象在笑，哈哈大笑。亲爱的，你不要再笑了，我默默对它说”。当妹妹坦率平静地讲出自己多年来因兄而起的死亡恐慌时，“我”则看到“她的眼睛长出两条蛇一样的胳膊，捏着眼球贴在我鼻子两边，向上对着我的眼睛吐口水。我的脸颊湿漉漉的，像蚯蚓，又恶心又吓人。蛇一样的胳膊出来了，含住眼球，吞到喉咙里，留下两圈眼眶，像一副微笑的圆框眼镜”。这种变形的幻想艺术颇具某些现代小说色彩，具体的形象又让人想到伊藤润二的《漩涡》，那种森然彻骨、如同死亡本身的恐惧不是直接由妹妹的话语说出，而是化作具体的意象，经由哥哥的感觉与幻想呈现出来，似在写粗疏情感对稚嫩心灵的戕害与反噬，又似写出一种盘桓在人们心底普遍的情绪症候。这种由当下感觉、过往回忆与个体幻想穿插交织而成的叙事流，在宥予的长篇小说《撞空》中生成更为宏观的叙事结构，何小河的故事就大致由现实生活发展与对女友小港的回忆两条主线交织而成，大量以个体为原点展开的感觉与联想缀于其间。

与此叙事风格相契的，是宥予细腻、诗意、富有张力的笔触。小说家的语言追求感觉的强化，在视觉性与身体性上用力十足，具体表现为经常使用十分“严重”的动词，如“有两把水杀我的胸口”“世界醒过来，吐出更多人”“我在宝记路边鸡要了腊味煲仔饭，米粒太硬，嚼一口半边身体都在地震”“我拉开窗帘，阳光粗暴地拍打我，几乎要将我摁在地板上”等等。还表现为在修辞上偏爱通感，像是“两边的商场像巨大的水母，只是太吵了，视觉上的吵”“珍珠姨重新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消息，气味般渗透进她耳朵”“明白这股青翠而浓香的苦味，会笼罩我的一生”“她的呼吸声有股煮红薯的红色香气。”而耦合于叙事上多写到幻想或梦的天马行空，宥予对于比喻这种修辞的钟爱与笃诚处处可见，其比喻充分具有什克洛夫斯基意义上的“陌生化”特征，相当多的妙句像一个个精致的语言发明。令人难忘的是《撞空》中一句：“大家围坐在餐桌旁，扮演一个快乐的人，谈一谈房价、房产政策……原来大家都在亲自生活，但经验并不多，仿佛一个盲人握着另一个盲人的手，用笔把那个东西在纸上画给对方。”最后，虽然宥予让自己的人物在情感表达上十分克制，因为他不想写出“失意者的自怜”与“一种泛滥的温情”，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大量象喻与拟人手法的运用中，捕捉到人物与作者的敏感。就像王国维所说的“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经由人物内心过滤过的风景，曲折地反映出宥予和他的人物都生着一双多情的眼睛，他们看一片漂流的落叶、一条待杀的鱼、一只舔水流影子的狗，看到“那些光移动，像是受了伤，很缓慢”“江面上的船懒洋洋的，江边的建筑都笨拙，世界显得力不从心”“婚纱在橱窗里，仿佛走错片场的演员”，其中都有表达情绪与观念的密语，有待读者解码。读宥予的小说，能感到他是一粒语言之上的“缀网劳蛛”，勤奋而有天赋。诚如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写小说与写语言从来一体，在语言上的用力总会有回报。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时用力太过反而显得死板，格外诗化的用词与小说的整体质地不相兼容，如“原来有诸多事物从不会被囚禁，坚守原子层面的自由”，这类话语可能更适合出现于评论与研究而非小说当中。其次，叙述语言与人物设定之间的裂隙也不容忽视，一段语言是对特定情节或人物塑造起到有效作用，还是作家抑制不住的文字游戏冲动的产物，在阅读《东边、七下、猪八戒》这类写乡村人物的作品时，这一问题是读者不得不提出的，亦是作家应该加以审慎重视的。

三、结语

读宥予的小说，总会让人想到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宥予的人物扎根在生活的“此处”，承载着90后年轻人感受到的当代生活的质感与肌理。小说家以发散流动的叙事与精准诗意的语言，将琐碎念想凝练为许多人都想过却无法以言语道出的生活真相，让人读来有“超以象外”又“得其环中”的快感体验。

近来Deepseek等AI工具取得突破进展，不少人在焦虑中再次发问：文学创作者是否会被AI取代？我想，也许AI能够以现有的海量文学数据库为基础，拼凑出一篇合格的故事，给予使用者想要却不超出他们想象的内容，但它们无法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新的东西，正如它们无法深入触及变化如流的人类心灵。因此，宥予这样的小说家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要继续写下去，也应该继续写下去，其作品强大的当下感将持续唤起一代90后的共情，而根植于这一代际内心感受的幻想与回忆，也是未来的我们回眸历史时不应遗忘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