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田田：美人的反叛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被纳粹带走前几天，她在手稿上最后一条笔记中写道：“我的周围是松树。我坐在我的蓝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
这是上个世纪的人生一瞬，一位法国女作家在生命终程，躲进文字幻化的避难所里，灵魂终于得到片刻安宁。这样的文字很难为当代女性作者企及，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女性书写很容易耽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和情感碎片，常常流于空洞矫情。身为一个世俗意义的美女，我无比鄙夷我的日常和情感波动：一条朋友圈的几百赞，一个主持人水赛的省冠军，作为消费主义社会价值排序的上位者，面子上的虚假繁荣不断使我沾沾自喜。某一日突然惊惶，害怕这样的故事一经写出，作者也就从美的创造者降格成了被低级趣味审视评判的对象，伦理和价值观被动隐身，美人变成了play的一环。
我对伊莱娜产生强烈的兴趣，起因是我们拥有同款的母亲。作为我亲眼所见的最美的“70后”女性，我母亲的人生一向不缺乏各种传奇。年轻时被邀约当电影女主角，年过五十还保持着浓密秀发、纤细体态以及紧致的下颌线。当二十岁的我和母亲度假时，搭讪者从来都只要母亲的微信，甚至有刚认识的阿姨对我提及，说知道我母亲，因她名动一时的美貌。
从小，母亲留在我脑海里的画面，不是对着镜子试穿不同款式的大牌霓裳，就是被一群小姐妹簇拥着在香港购物，眼都不眨拿下稀有皮爱马仕，还顺带“赏”给二十几个小姐妹每人一罐数千元的面霜。我是盛世里不和谐的小鼻涕虫，一再攥她衣角，问妈妈什么时候能回酒店。后来，当我看到出生在大资本家家庭的伊莱娜，同样也有一位绝世美人的母亲，而其母也同样只醉心于自己的容貌和男欢女爱。我很想知道，当一个作者被困在这样的基因里，还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我笔下肤浅狭隘的井底美人一样，徒劳地羡慕着各大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青年作家，羡慕他们专业系统的规训、辽阔的文学视野以及可贵的思想力。科班毕业生的文学之旅，就像玩一个地图已经被点亮了的游戏，玩家内心有着完整的坐标系，无论快慢、远近，至少他们知道自己身处何方。面对一道题目，他们的脑海里已经有了很多种不同的解法，而我对仅有的一种答案还不甚确定。
因此我对这篇小说（或者可以说我的每一篇小说）是不满意的。倘若短篇算速写，这部中篇只能算一种巴洛克风格的工笔画。小说在很多段落描绘繁复，但其目的仅是文字质感上的修饰，是主体结构之外的雕刻，并不有益于事件的推进，也脱离了对角色人性动机的关注。相比之下，“油画”的小说作者，会像一个无比专业的潜水教练，读者被引领着不断下潜，一米、两米、十米、五十米……径直沉浸入人性的幽微深海，只有合上书的一刻，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再说到结构设计，一流的小说家不需要借助建立几个事物之间的拓扑关系来写作，他们有的思想锐利，有的典雅古意，有的智力过人，得以在同一事物的内部进行瓦解和重建。但对功力不够的作者而言，正面写一个人物很容易落于扁平、符号化、细节撑不起人性。因此，我设计了四个女孩子的一组群像，以多个人物提供多种可转换视角，在叙事中保留了回旋余地，同时也不失丰富立体性。当多个人站在命运的交叉点上，人物关系自然形成了一种自因变量的函数关系。说来惭愧，小说采用这种可变系统是为了取巧和降低书写难度，回避直接正面地去诠释人物难以言说的情感命运。
带着对能力、技术、学养、思想力的多重不自信，我选择卷起来，拼命补课，去拓展我视野里的文学版图，凭着我对文学的嗅觉，去追寻我喜爱的作者和作品，去探寻他们的灵魂底色。而这个过程中，却有了意外的发现。我知道人物不等同于作者，作品内的价值观也不能直接代表思想，但是我却总是能不自觉地从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影子，并且隐隐感受到文本是灵魂在物质世界具象的存在形式。
我一直很喜欢新概念小说，因为里面清澈的少年气流很打动我，但是这种气流往往随着作者年纪增长而越来越稀薄。后来，我认识了一位“35+”的女作者，其学养让我折服，谈话间各种大师和文学理论手到拈来。更让我深深着迷的，是她对文学的热爱。全职写作，带着五万块积蓄搬到广西乡镇，靠信用卡买面包，一个大面包，要分成几天吃，有二十几件一模一样的黑T恤，只为了减少花在着装选择上的时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独自在家写作，因此她的文字里也有着一种迷人底色，一个朝圣者的灵魂。当青春终将远离，美人不再，我渴望成为这样的人。
这让我想起那位从二十五岁开始弃绝社交，在孤独中埋头写诗的美国女诗人。写作跟现实存在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话式的。彼此认同，彼此补给，并在两者独立存在之中实现写作者主体成长过程的双向满足。最好的创作者，其创作冲动与生活意味应能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以此丰富各自的存在景观。写是生存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在想象的世界里构筑现实与可能并存的多种生活。艾米莉·迪金森孤独写了三十年，留下诗稿一千七百余首，绝大多数在她身后发表。对她而言，写是全部，至于能不能被世人看见、认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自此，于我，写作已不是目的，而是重建主体性的手段。
写作成了最彻底的精神反叛，我要逃离这种受害者也是同谋的处境。当我见到那些“美人”，那些朋友圈时时流光溢彩实则家境贫寒的网红美女，那些感慨情路坎坷却隐瞒新婚的选美冠军，那些各路琳琅满目的女主播博主校花，我开始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姿态看待、诠释这些人物。我想用写，挣脱美人这个标签。
写作也必然要有独特的精神天赋，去听到身边的灵魂心底的哭声。我试图写下很多个身边的“她”，写下这些被社会规则驯化的可见个体，写下操控她们的无形权力，写精神镜像里的自己。我想为身边的一个个人类个体写作，为人写作，而不是概念上的人民或者女人。
写作是漫长的精神跋涉，在智识上一遍遍地解题思路推演，在心性里一次次刷新和自我超越。当伊莱娜在法兰西组曲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法国人就像厌倦上了年纪的配偶一样，厌倦了共和国。独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短暂的情史。但是他们很愿意欺骗自己的妻子，却不愿意杀了她。现在看到她死去，他们的共和国，他们的自由。他们为她哭泣。”她写下的是其卓越的思想力，是其对制度结构、社会群体情绪的深刻洞察，是其对人性的丰沛感受，她也写下了一个美人自我的不断地梳理和成长，写下了内心拼图一块块地推翻、寻觅和重建。这段话的冲击久久激荡，因为我也想抵达深邃的文字背后，生命层次的更上层楼。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而如今，美人成了可以被赦免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