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写作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赓续与弘扬
摘 要
新乡土写作在思想资源探寻上应该注意整理、研究、书写现代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乡村改革和乡村复兴的理论与实践，在题材资源拓展上，于写农运和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之外，还要关注百年来为乡村建设作出过实际贡献的各类先驱人物；在历史趋势的把握上不仅要写山乡巨变，也要关注山乡哪些地方是不能变的；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追求，不只是指对当下生活情境的表现，也是指其描写对象与当下时代所具有的精神特性与心理趋向的牵连。当下性的关注固然需要颂歌的旋律，靓丽的色调，但如果只有颂歌与亮色，当下性的关注就会失去乡土文学传统中的启蒙精神，最终也会导致乡土书写的虚浮与浅薄。
关键词
新乡土写作；新文化传统；乡村振兴；当下性
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文学革命肇始期的《故乡》《祝福》，到1930年代的《春蚕》《丰收》《边城》，1940年代的《呼兰河传》《李家庄的变迁》，1950、60年代的《创业史》《山乡巨变》，直到改革开放后的《芙蓉镇》《古船》《白鹿原》等等，乡土文学一直是潮流的引领者。这当然是由中国社会的乡土性质所决定的。乡土性质不仅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历史命运，也通过这个民族成员的集体记忆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真正具有史诗意识的文学家不可能不关注乡土生民的现实存在，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文学经典也往往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的政治史、风俗史、情欲史和精神史。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双重规定中，乡土文学不仅引领文学潮流，而且在叙事、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建树起了自己深厚的书写传统。21世纪以来，由于都市化进程突然加快了步伐，市场化与全球化的社会大趋势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了大都市生机勃勃的躁动上，而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网络文学的新兴体式，曾经辉煌了几个世代的乡土文学一度陷入深深的岑寂之中。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和作家开始呼唤新乡土写作，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一方面百年来乡土文学承载着太多的民族历史记忆和现实政治关怀，一方面则是国家政治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在向纵深拓展，在这样的政治力的驱动下，人们对于乡土文学自我焕新的期望愈加强烈，新乡土写作的呼吁与思考也就应运而生了。很有意思的是，关于21世纪乡村振兴背景中的新乡土文学的崛起，学界和创作界的关注点是不太一样的，学界比较关注21世纪乡土写作有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而创作界则在思考经历了都市化浪潮与振兴运动的中国乡土，还有哪些东西可写，是否有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掘。毫无疑问，这些关注点都是必要的，新乡土写作作为一种具有潜力的文学趋向，确实存在并且已经显露着它的蓬勃生机。对于那些曾经以乡土写作为重心的区域性文学而言，新乡土写作既是一个新的机遇，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如何激发这种机遇的能量，应该有一些新的观念为乡土写作劈开新的天地，也应该有一些老问题的新反思，为乡土写作展开奋蹄驰骋的可能空间。尤其是新乡土写作的发展，不仅要面对乡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要面对新文学诞生以来乡土写作积累起来的自我传统，如何实现这双重的弘扬与突破，这将是新乡土写作能否像曾经的乡土文学那样引领文学潮流的关键所在。
一
现代乡土文学的兴起，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之一。正如丁帆在大陆与中国台湾乡土小说的比较中所言：“大陆乡土小说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根基是民主、科学与人道主义，‘五四’新文学则是根基在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上的‘人的文学’。鲁迅与其他的乡土作家所创作的乡土小说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达成一致。”到了左翼文学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成为作家观照乡土的一面镜子，乡土文学也自然从人性立场向阶级性立场移转，后来几十年的乡土书写，无论是乡土历史的记录，还是乡土新变的描募，几乎都是在阶级论的框架中结构故事，观察风情，塑造形象。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乡土文学才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回归到“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这个更高的起点是一个融合性的起点，它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融汇了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性别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多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也激活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中的儒道传统。1980、90年代的乡土文学精品，几乎无不是在这三种思想体系碰撞、渗透、融合的相互博弈中获得自己的思想资源。博弈得越是繁复精妙，所呈现的思想质素就越是丰厚多元，作品所达到的历史深度就越是超越群伦。
思想是文学的光源，勇于和善于被思想照亮，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传统。新乡土写作如何弘扬这一传统？换言之，正如各个时代中的乡土写作成就都能清晰地辨析出其思想资源的来路与去脉，那么，新乡土写作的思想基础的建构也应寻觅、探索和发现自己的新鲜资源。思想资源的新，或许就是新乡土写作在观察生活与表现生活方面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近期有学者提出“短二十世纪”的概念来观察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与革命史，认为“从时间上说，‘短二十世纪’不是始于1914年，而是始于1905-1911年；从空间上说，不是始于一个开端，而是始于一组开端。”这一历史概念的适用性当然有待商榷，但其将短20世纪的开端视为一组而不是一个，这种思维方式确实极具启示意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架构甚至新乡土写作理念本身，其实都是将20世纪的乡土文学史整体性地视为一个时段，这个时段不论是长还是短，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也不论是思想还是实践，我们去定位它的开端时，就应摒弃单一的、仅有的观察路径。“始于一组开端”的理念启示我们，现代中国乡土变革是由不同力量的组合共同推动的，现代乡土变革的蓝图也是由不同的先驱者来描画的，呈现着不同的颜色、样式和范本。如果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肇始，乡土中国的变革无疑是这一场民族复兴大业中的重中之重，许许多多的先驱者在推动乡土中国的变革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才华乃至生命。他们的探索与实践，就他们自身的思路与策略而言，就是一种开始，同样属于“一组开端”中独特的“一个”。它们或许成功了，或许失败了，但它们遭遇到的问题，克服问题的方式方法，甚至被问题所克服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值得乡村振兴时代中的各种学科理论予以总结与提升，而文学作为以形象的方式来总体呈现历史与现实的一门艺术体式，则更是责无旁贷。
例证可以举出很多。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有赖于乡村社会的改革，他们不仅有理论自觉，而且躬亲实践，在现代中国的乡村改革和乡村复兴史上书写了大大小小的篇章。譬如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提倡的工读互助，虽然表现的是会员对劳动与创造生活的追求，但在客观上对乡村的变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会员余家菊演讲乡村教育问题，其中包括乡村职业教育、女子教育、贫民教育等内容，其“教育是立国之本”的理念及其一些教育措施，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示性。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者之一左舜生在这篇讲演发表时做了一个附记，认为“中国在五年或十年内，将有一个绝大的运动要起来，就是‘乡村运动’。“我们既认定‘少年中国’的基础在乡村，所以我尤其希望我会内的同志多从这方面注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1927年即在广东发起乡治讲习所，1930年代初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实验区。梁漱溟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梦想就是把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进乡村，促进乡村的发展。他认为“西洋进步从都市入手，是向外侵略发展贸易，而牺牲农村发展而来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我们国家的“富强是建在广大农村之上的”。与梁漱溟并称民国乡村建设三杰的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施乡村现代化的蓝图，最早引进生态文化旅游的概念来促进乡村发展；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来解决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难题，都有不菲的实践成绩。那些传统的农业省份如湖南，长期以来也具有乡村改革与复兴的思想传统，如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周谷城等人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等，都在现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章士钊早年曾经委托乡人在自己的家乡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组织以自助为形式的农村联合社。在理论倡导上，章士钊也曾利用其意见领袖和政府官员的地位与影响，大力呼吁知识分子关注农村生活，关注文化运动和农村改良之间的关系。1923年，章士钊发表《农国辨》，正式阐释自己的农村立国主张，1924年发表《农治述意》，反驳时人对他农村立国主张的批评。直到1926年底，章士钊黯然离开北洋政府后，他在回答“何故农村立国”的提问时，还是呼吁“力挽颓风，保全农化，蔚成中兴之大业”。可见在时间上，章士钊在这方面坚持得比较长久，他因此受到的误解之深、批判之猛烈，甚至不亚于其反对白话文运动。但章士钊一直未对自己这一理念认错，“愚主农村立国，即如后者为近人每以退化笃旧少之，而余自信为新”，显示他对自己这一政治信念的强烈自信。
虽然民国时期，政府和一些地方要员都曾在乡村建设上有过谋划，1930年代的南京政府曾特设农村复兴委员会，韩复渠主政山东时也曾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但真正弥足珍贵的还是上述这些民间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它们才是新乡土写作需要重视与发掘的思想资源。这样说当然不是仅仅要求新乡土写作去描写这些乡建实践的历史与成果（如果能够描写亦是乡村书写的幸事），而是建议新乡土写作注意从这些传统资源中吸取一种忧时忧国的文化精神，一种自由独立的思想品格。首先，1950年代以后，新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1950年代以后的山乡巨变，是在一统的政策、一统的方向甚至一统的执行策略的基础上发生的，无论其成功之经验，还是其探索之曲折，其历史反思的路径也都是既定性的、单一性的，而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革理念及其实践尝试，大都是由具有坚定信仰的个人或者志同道合的小团体推动，其理念构成与实践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往往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如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金融、乡村法治等）对乡村振兴的尝试。中国乡村幅员广阔，地方传统源远流长，因而这些个性化的乡村振兴实践，其理念或模式也许对今日的乡村振兴更有借鉴意义。其次，民国时期热衷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其乡建理论并非抱残守缺之论，而是从一战以后欧洲文明发展的反思中所形成的，其思路与结论直接针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如章士钊在《何故农村立国》一文中开篇就说自己五年前由欧洲归，广览博闻，返始自得，“旷然有见于明农建国之道”。他们一方面看到欧洲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其在国内，贫富两阶，相去太殊”，其在国外，则“商轨之僢驰日甚，同业之相煎日急，而谋垄断天下、取威定霸之英、德两国，势且力轰其一，以为一时苟且偷讬之计，因而惹气古今未有之大战”。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欧洲部分先觉者对工业文明异化的批判与警惕，“比者欧洲工党倡为第一第二第二半以及第三国际诸号，以与资本国之帝国主义抗，所言虽不离工，而考其用心，固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何以故？以其不主谋利，而主公制作以均民用，多与农国之本义相默契故”。可见这些重视乡村建设的论者，是在欧洲工业化经验的利弊权衡中，也是在欧洲先觉者们的思想启示下来思考乡村建设问题的。他们建设乡村，以农村为立国之本，并非拒弃现代化与工业化，而是希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保存一种农国的精神，即所谓“善和平而不可侮，生活单纯而不干燥，俭朴而饶生趣，社会安定而太平”的“农国之本义”。他们的这些思考和建树，显然具有一种国际视野的高度。有学者很多年前就已指出，“在鲁迅的影响下，20年代的中国几乎与世界性的‘乡土小说’创作热潮同步，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这是一种很敏锐的观察，可惜大多数文学史家当然也包括乡土文学作家，在谈论乡土书写时只重视其“浓郁民族特色”，而对乡土书写的这种“世界性”与同步性，往往不是付之高阁，就是言不及义。
二
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史，从来就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乡土写实，一条是乡土想象。这两种路子都发源自鲁迅，最初在鲁迅那里是兼容的，后来各自发展，各有成就，形成了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乡土写实倾向于启蒙，理论根基在于为人生的原则，美学取向上追求史诗品格。对乡村现实的忠实描写，甚至可以与社会学、历史学学科的乡村研究相互印证。鲁迅即是如此，他对七斤、阿Q这种脱离了土地的乡村浪子的情景描写，无疑是周谷城等社会学者关于乡村土地流散问题研究的精彩注脚，而鲁迅的追随者们对这一路数的模仿也颇得精髓，如彭家煌的小说中描写乡村权力结构（《怂恿》里写到乡村绅士挑拨起来的宗族矛盾）、乡土伦理秩序的崩塌（《怂恿》中写到契约意识的缺乏、信诺传统的消解，《节妇》写到家族的乱伦以及女性的无力自主的命运）等，又如丁玲的小说“既见证了士绅由政治文化精英转变为基层权力主体的过程，也知晓了民国士绅的矛盾与复杂之处”，类似的描写在很多方面可以和章士钊对湖南农村问题的观察相互印证。另一种路径乡土想象则倾向于浪漫，理论根基可以上溯到1920年代周作人等介绍的尼采“忠于大地”的思想。想象沿着生命与大地的关系展开，山川草木等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之间的呼应与濡染，成为这类乡土书写的通用主题。《边城》里“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的翠翠，“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竹林的故事》中“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的三姑娘，她“是这样淑静，愈走进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这类浪漫的乡土想象，即是作者自我童年的记忆唤醒，也是作者在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中，对渐渐消失的东方趣味的一种缅怀。从乡土文学自身的发展看，这两种乡土文学的书写都是弥足珍贵的，在文学史的意义上也并无轩轾。前者表达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强烈的启蒙批判性和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感，潜藏着一种“永不回转”的新文化精神，后者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联系，吟咏出的是在机械文明侵蚀下“回不去了”的乡土哀歌，清清淡淡的乡愁中浸润着深深的无奈。
乡土写实与乡土浪漫两种传统，都在1990年代发展到巅峰状态。《马桥词典》对乡土写实传统建构的贡献，就在于它切入到语言这一人类诗意栖居的根基进行人性反思。此作问世以来，研究者津津乐道于作者分析马桥语言的语言志意义，也啧啧赞赏于韩少功对于马桥风景与马桥人思维描写中的质疑科学理性的人文主义情怀，这些固然都是标志性的成就，但《马桥词典》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小说中用词语组合或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换言之，也即只有从人物形象塑造这一现实主义原则的贯彻中，才能真正深刻地发掘《马桥词典》在词语背后蕴含的启蒙性质。我个人认为，《马桥词典》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盐早这一形象，《马桥词典》中的人物，有的过于妖化，有的不乏类型化，30多年来褒贬不一。但只要有了盐早这个形象的贡献，小说就足够成为经典。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形象，讲述的是一个乡村原罪的故事，从话语权丧失到器质哑发生的顺承，从肉身之毒到心灵之净的反照，从天伦的缺如到人伦坚守的悲凉，盐早身上真正体现出了人性之善的深度和肉身的人能承受的历史之恶的最大限度。批判原罪观念，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多有表现，尤其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但一百年后，也许《马桥词典》只是以这个人物形象的存在而屹立于文学史，因为只有乡土原罪才最本质性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人道危机，这是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最为伟大的胜利。同样，乡土浪漫传统也是在1990年代的《九月寓言》中，无论诗性语言的张扬，还是象征主题的深邃，都完成了一次辉煌的突破。小说通过一个土地的寓言，把现代“忠于大地”的神话，从生命之根、文化之根寻找的矫情，推进到悬浮无根的世纪焦虑中。
毫无疑问，20世纪乡土书写，无论写实还是浪漫，其深度都建立在这种寻根的精神基础上。我曾经将寻根视为20世纪中国几代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个基本的心理取向，1920年代的乔寓作家也好，1930年代的流散作家也好，1950年代的革命作家也好，他们多是被时代大潮从乡土裹挟到都市来的，乡土经验的亲近性与都市生存的疏离感，都内化为一种乡土寻根的精神动力。虽然1950年代以后，乡土小说创作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和城乡生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越来越向想象和浪漫倾斜，乡土想象和乡土浪漫越来越被作家们推崇为乡土文学的正宗，但只要寻根这一灵魂在场，作家的乡土情结、小说中表现出的浓郁的乡村人情、乡村历史中的地方志和民族志因素，就能够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但是，寻根这一乡土书写传统的标志性内核，对于21世纪乡土文学的作家而言，已经不再是他们需要面对的自我精神问题，至少那种生理与心理的亲历感觉不再像前辈作家们那样迫切。而且，19末的都市化进程给中国乡村社会造成的冲击之剧烈，形成的变化之巨大，也远非过去世代所能比，传统的乡土经验逐渐成为历史神话，新的乡土经验无论对农裔进城还是对城市出身的作家而言，都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正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新乡土经验”的概念来为21世纪乡土文学的转型寻找突破的契机，认为我国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这三种文明形态会并存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上，“相应的，书写乡土中国的乡土文学就有深广的现实社会基础，既不可能被其他文学形态取代，也不会自行消失”，所以，“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转型期乡土文学是否会消失，而是乡土小说创作如何重新整合社会转型期陌生的新‘乡土经验’，以之应答中国社会大变动对乡土叙事的历史召唤”。至于如何重新整合，论者也给出了自己路径设计，“或以同化的认知方式将中国乡村的时代新变亦即陌生的新‘乡土经验’纳入既有的经验模式与叙事模式中，或以顺应的认知方式采用新的思想知识资源改变自我的认知结构，重新整合陌生的新‘乡土经验’，探寻新的叙事模式”。这两种路径对于乡土作家如何处理乡土书写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富有见地的指向，但是，乡土作家如何处理乡土书写与自我内在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新乡土经验如何像传统的乡土经验那样建构起自己的灵魂，恐怕是新乡土写作的作家和研究者们尤其需要省思的问题。
新的乡土经验将促进新乡土写作叙事视域和叙事空间的扩大，这是新乡土写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丁帆在论及这一趋势时，曾预估这种扩大“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其一是向城市拓展，其二是向荒野展开”。从近期来乡土文学写作的状况来看，这种预判无疑是准确的。从前者看，“都市里的村庄”、“城市异乡者”正在成为乡土文学的流行主题、流行人物，从后者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之类的作品，不仅受到读书界的欢迎，而且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中也被推为代表。这两种面向对于逐渐走向衰歇的乡土书写而言，无疑具有强心针的作用，但在拓展乡土题材的同时，很有可能消解掉乡土文学本身的边际，前者有可能不再有乡土，后者则有可能转向生态书写。所以，新乡土书写在叙事视域和叙事空间的扩大方面，向乡土自身发掘资源才是最值得作家用力的路径，也才是乡土书写自我超越的可行的突破口。乡土自身的资源，存在于乡土现实与乡土历史之中。乡土中国的文明属性决定了这一资源的丰富、广博与深远，无论是人文资源、政治资源，还是自然地理资源，百年来的乡土书写其实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矿脉错综、矿质复杂的文化宝藏。尤其是百年来的中国乡土书写长期聚焦于写农民运动，写阶级斗争，这种重大题材本来是错综矿脉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对重大题材的聚焦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乡土书写发展的必由之径，但从半个世纪来乡土文学重大题材书写的实际状况看，重大题材在意识形态上的自限性，有可能使得乡土书写在开掘资源的深度和特性方面缺乏足够的思想力量，而热衷于重大题材的意识形态阐释，则往往使得乡土书写主体在主观需求上不够重视多元性的知识储备与想象力的提升。譬如，在乡土历史资源的发掘上，常常是历史题材书写只有历史事件，没有乡土风情，而在一些乡土小说中，则只有乡土风俗人情的渲染描写，而乡土的历史或者只是戏说、或者只是道听途说的野史，既无历史精神把握的大格局，也无历史细节考据的精准度。近年来的一些乡土书写致力于构架地方志与民族志的叙事，或许正是意识到了乡土书写与历史叙事的分离状态而想有所克服的举措。但值得提醒的是，走进档案室抄写地方志与民族志的尘封黄卷，并不是乡土书写的目标，更不是乡土书写史诗品格建构的本质性要件，新乡土书写要在弘扬传统中又有所突破，注定要用新的思想来照亮和用新的想象来化生那些尘封黄卷中的历史幽灵。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各种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下，重大题材的过度引领也不免导致乡土书写的视域出现太多的盲点。譬如，前面所提出的现代乡建运动，既是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运动，也曾经是民国政府有意倡导和推动的运动，南京政府曾经在1930年代成立过乡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至1935年间，全国的乡村建设先驱者们曾连续组织召开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涉及的省份将近20个，以增强联络、交流经验、讨论问题。由于国内外政治情势的制约，这些会议以及他们的实验所提供的各种乡建模式，对全国的政治格局的影响固然有限，但它们确实展示了抗日战争爆发前乡土建设运动的实绩，是百年来中国乡土建设思想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学术界对这些乡建先驱们的思想、策略以及具体实践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其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乡土振兴本来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的重要一环，民国时期乡土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都是中国现代化思想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今天的乡村振兴运动予以研究与赓续。但纵观百年来的乡土文学，关于这些乡建运动的实绩、乡建人物的命运，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即使偶尔有一点涉及，往往也被表现为负面的因素，成为嘲弄的对象。所以，尊重历史，尊重先贤，关注百年来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有益的蓝图设计，不管这种蓝图的底色如何，关注百年来为中国的乡土建设作出过实际贡献的各类人物，不管这类人物曾经的政治倾向如何，这种盲点的消除，我认为可以成为新乡土写作弘扬传统、拓宽视域的一个重要路径，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可以显示出新乡土写作在当今乡土振兴运动中应该具有的思想气度和史识格局。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乡土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书写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一南一北，都是写乡村土地所有权之变以及生产组织形式之变，和这种变更对农民的思想根基、文化传统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此后，乡村的变，包括体制之变、人情之变、民风之变甚至自然物性之变，一直是乡土文学的视域聚焦点，写没写这个变，这个变写得如何，就成为乡土书写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标杆。在一个转型与剧烈动荡的革命时代里，关注变化无疑是乡土文学建构史诗性的必要之旨，但在几个世代的剧烈动荡之后，乡村振兴的运动也在走向深化与品质的提升，新乡土写作在关注山乡变化的同时，也应关注山乡的不变性。不变性是乡土中国社会的特点，千百年来，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之流循环往复。虽然每一点小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乡居者的惊奇与不安，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伦理秩序、乡风民俗以及地理习性，乃是乡民安居乐业的根基。文化与地理融通而成的特性，成为同一个地域生存者的精神基因甚至身体基因，基因是不变的，正是这种不变的基因，让那些离乡者常常对故乡心怀眷恋，所谓狐死必首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化变了，地理变了，造就一种族群基因的各种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乡土之民的共同基因不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也已深潜而无法唤醒，乡土也就无法再引发乡民的精神之恋。张炜在1990年代在为《九月寓言》写的序中，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过去讲乡土的爱，讲得多了，反而听不懂，没有多少在乎这句话的人，弄到最后人的情感很空泛，很漂浮，没有了扎实的东西。故乡的泥土不会使我们流泪——如果我们不是故意流泪的话。我们渐渐离那种情绪很远很远了，渐渐成了没有故乡的人。”故乡的泥土为什么已经不能使我们流泪，不仅是因为“故乡”一词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且是因为“故乡”已经变得太快，太多，变得我们已经不再认识，那种令内心深处颤动的基因已经不再具有勾连的力量，所以人的情感才“很空泛，很漂浮，没有了扎实的东西”。为了唤醒这种乡土基因的力量，张炜声称要用“故地”这个词来代替“故乡”，因为故地连接着人的血脉，是一切生命之永恒稳靠的依托，无论文化世风的变更是多么频繁，故地依然是那个可以找回去的不变，“在这里我弄懂了一个切近的事实：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千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与之相依，尽可以沉入梦呓，黎明时总会被久长悠远的呼鸣给唤醒”。张炜将“故地”来取代“故乡”，强调人与大地的原初联系，无疑为新乡土写作处理变与常的关系提供了一条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思维路径。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无论自然还是人事，无论人性还是物性，在绝对意义上都是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的，变是必然，不变只是一种表象，是人对自身的永恒与持久性的一种执着，但人类文明恰恰就是在这种执念中获得传承与赓续。百年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对变与不变的情感处理一向是比较暧昧的，从1920年代王鲁彦《黄金》一类的小说写拜金性的现代心理催动乡村伦理秩序的变化，一直到晚近迟子建等作家对游牧文明渐去渐远的背影的描写，作家往往对即将变迁的事物充满哀婉和伤愁，而对造成这种变迁的潮与势则赋予文明前进的形象。今天当乡村振兴运动迫切需要民族文化传统加持的时候，变与不变重新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新乡土书写是否可以从百年传统的暧昧态度中超越出来，明确地对那些背离乡土根基的变迁说一个不字呢？
三
百年来乡土书写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对当下现实生活情境的关注。鲁迅的《故乡》虽然有对儿时情景的回忆，但那些回忆只是为了对照当下乡土现实中的经济颓败，至于叶紫的《丰收》、茅盾的《春蚕》写农村的丰收成灾，萧红《生死场》中写妇女的生之挣扎，萧军《八月的乡村》写东北抗日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当下现实生活的叙事与情景呈现。所以，乡土小说创作的传统范式中，除了民间文化、地方志、民族风习、自然物性等等必要的叙事元素外，现实生活叙事的当下性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把乡村和城市分开是件很容易的事，把两者的文学模式分开也很容易；乡村的或地区的，城市的或大都市的。在20世纪，这些相互分离的模式是对连贯的历史的一种回应方式，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但总有一些作家坚守着这些模式之间的联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在价值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冲突中，转向本身就是决定性的”。现代乡土叙事的当下性关注，在乡土叙事中引入都市文明现代性的视角，引入现代启蒙理性，无疑就是乡土作家坚守这些模式之间的联系的一种重要的书写方式。1990年代以来，都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把几个世代的年轻人虹吸到了都市，都市生存泯灭了年轻作家们固有的旧的乡村经验，而乡村的快速的空心与衰变，也使得年轻作家无法凝聚起新的乡土经验，于是21世纪以来乡土书写的转型或者向荒原或者向都市城乡结合部拓展，也有的直接走向了乡村地方史的建构，沉湎于对乡村往昔与乡村已经消逝的物事的追怀，生态主义与怀旧情结成为乡土书写的新的时尚。生态主义对人之权利的消解，大有抽空乡土文学历史中人道传统的势头，而怀旧情结体现的是一种往后看的视域和追溯性的思维，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永远进取精神的一种反动。乡土文学不能没有怀旧精神，但怀旧一旦成为目的，也将极大地消解乡土文学传统一直具有的对社会进行介入和引领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形下，新乡土写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赓续和弘扬百年乡土书写传统中的当下性向度。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下性。这种当下性既包括社会生活的即刻情境，也包括特定时代中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理想的关联中凝聚起来的精神特性与心理趋向。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追求，不只是对当下生活情境的表现，也是其描写对象与当下时代所具有的精神特性与心理趋向的牵连。所以，写现实生活具有当下性，也可能并不具有当下性，而写古代乡村、写现代乡村虽然其题材是历史，但其精神指向却可能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当下性。譬如《白鹿原》和《家山》，这两部当代乡土小说力作都是写乡土中国百年变局的史诗性佳构，但《白鹿原》创作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是改革，社会关注焦点是文化更新、观念变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白鹿原》写乡土中国百年变局的变，着力点在政治体制的变。浩浩白鹿原上，几百年来只有一个吏名仓正的官员，丰年帮皇家收税粮，灾年代皇家发救济，如此而已。原上千百号人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家族的族长来管理。辛亥革命后，国家改朝换代，变的标志首先就是原上多了一个保障所，还有几个带着枪的兵丁，以致保障所成立时，族长白嘉轩受邀参加成立庆宴，不禁心里纳闷这庆宴上吃喝的钱是谁来支付。陈忠实写到了这一变局标志，体现出他极其深刻而精到的历史洞察。正是这一变，乡土中国开始了国家权力与家族权力的分流，保障所长鹿子霖才可以自豪地对白嘉轩说，现在我来管公事，你就只管管家族的私事。公事与私事的分野，国家权力与家族权力的分流，构成了乡土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现代性转型的开端。《家山》的构思和写作是在21世纪以后，这个时代的精神聚光点逐渐发生了重要的位移，观念变革转向到了实业强国，体制改革发展到了体制自信，“四个面向”转变成了中国式道路与自主知识的建构，“发展中”的理念与谋略提升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伟业。正是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乾坤挪移，《家山》对乡土中国百年变局的描写重心，也从《白鹿原》式的政治性风云卷舒移位到科技精神与实干风格的弘扬。在乡村变革方面，《家山》浓墨重彩讲述的沙湾经验，一是兴修水利，一是新式教育，这二者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体现，是“五四”一代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表现。小说在兴修水利的曲折艰难中勾勒人物的求实精神与忘我品格，在创办国民小学的甜酸苦辣中写出人物的远大理想和奉献人格，这些乡土人物的形象特征无疑都是当下乡村振兴运动中最为需要的精神品质。描写的是过去生活，塑造的是旧时人物，跳跃着的是新时代的脉搏，释放出的是当下的民族意识，《白鹿原》和《家山》的成就，可以说为新乡土写作的当下性追求树立起了可以效仿的典范。
当下性的追求，在任何时代的创作中都是作家必须具有的一种人文情怀，但在今天的新乡土写作中显得特别重要与迫切，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是都市文明引领下的发展，当下通讯技术的发达和交通条件的便捷，已经使得乡土不再是封闭和原始性的地方。都市与乡村的对立，这是乡土文学产生的地缘条件和情境驱力。正如马克思在谈及都市乡村关系时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但“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是城市乡村化。”所以，从统一走向分化，乡村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带来古老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在乡土中国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乡土与都市的分化是在外力强制下的遽然的断裂，这种对立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就尤其强烈。鲁迅在论及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产生时提及的侨寓、放逐、回忆与自慰，无疑就是这种不安与焦虑产生的现实基础。不过，在都市文明渗透乡村文明的初级阶段，这种对立是隔绝与疏离中的对立，尽管不安与焦虑，乡土依然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存在，以它千百年集聚起来的习惯与秩序，抵御和抗衡都市文明的侵蚀，悲壮而哀婉地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最后一个”的消逝者故事。而在当下这种通讯技术与交通便利的条件下，都市与乡村的对立则是交融与亲近的对立，在这种都市乡村交融对立的文明结构中，都市文明的恶性因素或许与乡土文明中固有之恶性因素结合起来，创生出新的文明怪胎，就像当代许多科幻恐怖片里的生物怪胎一样，危及人性的健康。当今乡土生活中，现代民主的程序正义和封建时代宗法家族理念的融合，现代科学技术方式与各种底层迷信观念的结合，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荒芜与环境污染，现代金融主义对传统劳动观念的冲击，女权意识的新兴与乡村留守儿童的增长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昭示着乡土文明建设遭遇到的现实困境。新乡土写作要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关联起来，既要展现乡村文明发展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飞猛进，更要发挥和弘扬百年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用精微而犀利的现实批判眼光来观照乡土文明的丝丝缕缕，检视乡土文化的土壤变异将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化花卉，结出什么样的精神之果。这种当下性关注，无疑是检验新乡土书写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尺。
近些年来，乡土书写对于当下性的关注，从总体上呈现出的是十分热衷的状态，关心乡土生存现实，又一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推动与引领的文学行动。值得提醒的是，当下性的关注固然需要颂歌的旋律，靓丽的色调，但如果只有颂歌与亮色，当下性的关注就会失去它的传统精神，最终也会导致乡土书写的虚浮与浅薄。现实批判与启蒙理性，这是百年乡土文学传统的灵魂所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使如《创业史》《山乡巨变》这些红色经典在讴歌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能以锐利的笔触去解剖和批判农民自身的精神痼疾，批判国家意志的方式缺陷，那么，在经受了改革开放大潮洗礼的当今时代里，新乡土写作对乡村振兴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历史之恶或人性之恶更应该保持最大的警惕，乡土文学的研究者们对作家笔下刻画的历史之恶或人性之恶也应该予以高度的重视。超越过去的乡土文学是新乡土写作的时代使命，但超越本身也是需要自我反思的。记得在一次鲁迅研究的学术会议上，曾经听过一个以写农村和故乡出名的青年作家的发言，大致意思是说现在乡村书写应该超越鲁迅，鲁迅只写了农民的苦难，鲁迅笔下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过笑脸，所以现在她不仅要写农民的哭，同时也要写农民的笑。这个志向当然是很令人钦佩的，但我也不免有点怀疑，哭，往往是发自内心的，不平则鸣，但笑则有可能苦笑、假笑和傻笑，写农民的笑时，苦笑当哭，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假笑是刻意迎合的笑，傻笑是没有意识的笑，两者的共同特点就是缺乏自我主体性，不是“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内曜与心声的外显。如何辨别出假笑和傻笑，那是需要见识与眼光的。早在一百年前，鲁迅曾经曾经称赞过乡土中国“气禀未失之农人”，“厥心纯白”，但鲁迅也深刻地意识到，千百年来的民生多艰，再加上治人者的思想统制，已使得乡曲小民往往“心夺于人，信不繇己”。所以，善于写农民之苦难并且期盼农民“群之大觉”的鲁迅，也曾用“过客”的警言尖锐地表达过他们那代人不愿回转故土的心态，因为“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是很幸运的，有写过《社戏》《故乡》的温情鲁迅，也有写过《过客》的冷峻鲁迅，正是这两幅不同的笔墨的融合，铸造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与批判精神的人类良心。所以，从个人的信念而言，我还是相信鲁迅对农民的苦难书写，敬佩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今天的新乡土写作如果不能像鲁迅那样识别“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泪”，甚至迷失于这种“皮面的笑容”“眶外的眼泪”之中而不自知，新乡土写作对于百年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就会沦为一句空话。这是值得我们的作家尤其年轻作家注意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