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们今天提起“浏览”，紧随其后的目光往往不是移向叙述凝固瞬间的书页，而是接入充满动态时间经验的网页，选择“打开”的也不是封闭的线性叙事文本，而是通向链接着无限复合空间的超文本，尽管它们的命名暗示着相互之间有着切近的关联，却潜藏着基于数字性的深刻区隔。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推动着知识观和文学观的转向，显露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语境，批评不再仅是蜷缩于纸面的静态文字，而是成为屏幕内闪烁的光斑，随着每一次点触在线上空间流转，生发出新的审美标准与评判体系。在这一语境中，网络媒介既是文学批评得以实现的核心载体，又因其鲜明特点成为批评实践的重要对象，提示着网络媒介作为形式和内容的双重介入。

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形式，网络媒介将数字维度纵向扩充进传播通道，在这里，传统静态、线性、单一的叙事方式逐渐显露出局限性，在表达复杂多变的现实时，非线性、碎片性、开放性的特质更适应数字化的传播模式。作为文学批评的新内容，网络文学、AI写作、数字出版物已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甚至网络媒介的某些特性，如即时性、互动性、多媒介性，也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成为分析和评价作品的重要尺度。

无论是作为形式还是内容，追问网络媒介在文学批评中的双重角色扮演，实际上是在追问文学批评生态如何随时代而变的问题。当下，文学批评正在探索如何于数字时代触达读者，如何在碎片文本中传达深度思考，如何在情绪宣泄中确保理性和真实，如何在文化喧嚣中呈现审美价值。种种追问都预示着，媒介性将成为当代文学的底层逻辑，网络技术、数字平台、线上市场等场域要素的强势介入形成了多重中心的格局，文学批评场域的核心主体——批评家、作者、读者等，进行着位置的移动和关系的重组。文学批评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实现生态和谐，需穿越无形的阻隔屏障，以主动姿态迎向数字潜流的暗涌，搭建起核心主体间兼容的间性关系，在媒介要素推动下成就顺畅的内循环。

一

关联：底层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更新

在认识到数字技术已深刻契入文化语境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文学批评生态自身的振荡，虽然还不能确定其最终形态，但一些关系已慢慢成形，如期刊和社交媒体、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专业文章和大众评论等二项对立式之间的张力，力的活跃推动着文学批评走向新的书写过程。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传播媒介、创作机制、叙事结构的显性差异，追溯源头能够发现作为底层结构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迥异。在媒介穿透性力量的席卷下，社交媒体的微内容、问答平台的互动对话、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新文本迅速流通，携带着后结构主义的气象，孕育出关于知识、文学和批评的新范式。

知识观、文学观与批评观的更新是同步的，也是彼此促进、相互影响的。文学批评对文本及其意义的发现与阐释，不可能脱离文学新的生产与消费机制，更不可能脱离不断更新着的知识传播模式。知识观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镜片”，在根本上塑造着文学观的形成，也影响着批评家对文学基本命题的看待方式。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当互联网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模式，文学创作也倾向于展示不同的可能性。批评观于二者的滋养下得到发展，同时也是这组关系中的反向推手，以追问意义的方式反哺着文学观和知识观。三者相互勾联，映照着特定的文化空间，在不断介入的媒介元素的作用下，其关系有了新的交汇模式，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并建立一种新的阐释路径。

（一）知识结构的悬置

知识可以被看作“人类心智、理性主体对外在客体、实体世界的表征”（1），知识所提供的先验认识，以镜像的方式表征着整个世界，成为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解释框架。于文学批评视域，知识观成为批评家面对外在世界时带有预设性的价值观念，不仅作为静态概念存在，而且发挥着动态思维工具的意义，指引着批评家以独特视角解码文本，剖析作品的复杂面向，追问文学的意义。

“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2）戴维·温伯格观察到，互联网时期知识的整体结构已从三角形变成了网状，三角形结构中，最下层是数据，再往上依次是信息、知识和智慧，从下向上结构逐渐收窄，代表着知识被层层筛选的过程。而今天，知识不再以过滤减少的方式呈现，而是做加法：将所有细枝末节“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连接的网络之中”（3）。无限的可链接性和可访问性扩展了足够的宽度，消弭了原有的边界。如此，互联网中的知识构成了一个“大到不可知的领域”（4），当然，不可知不仅源于互联网知识巨大的体量，更重要的是其一直处于实时更新和无限修正之中。

不同于钟表时间量化的时间刻度和均匀的线性时间流，媒介中存在着各种时态的混合，因而其时间步调显得尤为灵活。正是这种动态节奏使得知识随时可被修补和替换，各类议题往往“悬而不决”，常处于开放性的探讨之中，很难得到一个共同意义上的最终答案，所谓的专业和权威也更容易被质疑，这与传统出版物一旦印刷就不可更改的特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我们进入了一个以无边界容器为载体、以即时访问为方式、以动态时间性为特征的新知识体系，文学创作也具有了相应的特征，更倾向于支持数字化创作、多媒体形式和实验性文本。

（二）文学的多向度生成

尽管文学的核心立足点——诸如洞察人性、追求审美、反映精神、反思现实——展现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作为一种文化和艺术形式，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不断以突破性的先锋力量引领新的文化潮流。文学观作为对文学本质、功能和规律的探索，正是文学经验不断自我更新的理论反映，如20世纪中叶占据主流的是以揭示文本深层模式为目的的结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推进则使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将目光转向文化多样性及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因此，基于当前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现实对既有模式的颠覆意义，可以预见，正在位移中的文学定位将带来一种新的文学观。

基于纸张和油墨的物理性质，作者的凝视、思考和书写，也以一种“状如书籍的思想”（5）引领着文本结构的展开。显性的书籍结构或隐形的出版要求规定着，作者需要丈量封面和尾页间的宽度，以减删旁枝末节的方式在其中完成故事的“开始”与“结束”，从而得到一条长条状的思维线路。而作为一种对话式的双向媒介，网络写作模式往往不是个人的独奏，密集的超链接结构允许文本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作者可以从即时的倾听中反刍，依据实时反馈或最新信息修正方向，开放的创作过程激荡起更为广泛的共振，也形成了更加松散的文本结构：拥有“超级长度”的网络小说、中等篇幅的公众号文章、简短的社交媒体帖子，宽松标准下数字化文本的创造力不仅体现于字数的自由，更于多媒体元素的进一步融合下增添了视频和音频的轨道，出现了视听故事、互动小说等新型网络文学形式，在展开多重面向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着新的指认意义。

具体来说，在这样一个能够容纳多样异质元素的生态空间中，文本创作呈现出多向度的模态，各种非传统的、实验性质的文本形态得以萌芽和成长。例如，中国网络文学中玄幻类作品的流行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不同于严肃文学和现代通俗文学，这类作品以奇幻的异世秩序、升级打怪式的游戏性视角、扮猪吃老虎的角色爽点、跳切式的叙事句段、百万字的阅读体量，共同完成了一种属于网络空间的特定的“神话”体系。但其显然还未能成为一场真正的“造神”行动，相较于传统的文学叙事，这类小说更在意冲突性情节、共鸣式情感，期望以作品的补偿性和休闲性填补读者的精神空间，同类作品趋向于同质化和模式化。这与数字文化工业的特性尤为相关，大众文化和数字市场的结合构建了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景观，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其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被动性，缺乏主动选择的能力。正是基于文学创作机制数字倾向性的加深，相应的文学观正进行一种更适应网络文学本质、功能和规律的理论探索。

（三）批评价值的内与外

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观和文学观影响下，批评观也不得不打破自身的固有模式。相对于纸质媒介的有限和不透明，互联网媒介充满了无限、变动和进行时，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观完全失落了以往的秩序，但媒介性的获取已使文学批评走向了由内向外的加速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区隔化、议题悬置、他人授证的新景观。

批评标准面临着内外双重视角的演变，从内部来说，面对作者的数字化创作模式、网络文本的异质性特征，以及数字平台的市场规律，既有的纸质文本的批评标准无疑显得太过狭窄，在文学批评对象场域重启的过程中，一系列新闯入的角色，诸如平台、技术、算法、互动、视听、情感、商品、消费等，扩张了文学批评的考量因素和评价尺度，延展出一系列新的标准。如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写作的创造力已经更新了既有的文学经验和知识，因此对人工智能文学的评价需要突破文学守成主义的壁垒，从技术与文学融合的视角，看待文学性的内涵和价值（6）。

从外部来看，对批评文章自身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互联网知识边界消失后，来自不同时空的批评声音得以在此时此刻汇集，新的观点不断产生，并提供了得以触及的跳转路径，许多问题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同意，这使得议题悬置，确定性消解下分歧的持续存在成为一种常态，批评价值会在不断的阅读、筛选、对话、争议、互证中逐渐浮现与深化，这个在协商生产中追寻不确定意义的过程，也是文学批评新形式和新内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网络取代了原本知识生产格局中的主导者地位，“他人授证”有了不一样的指称。开放的数字平台中的“他人”显然不能忽视网络社群的在场，在这里，批评观点的价值于大众评审的目光中经受着新标准的考核，部分地显现为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数、分享量和评论的正负色彩。评定程序表现为一个集体参与的持续过程，这决定着批评文本是否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网络节点触达更多的公众目光，使得一批有价值却未能进入传统出版程序的批评文章进入公共空间，但也促使批评家不得不考虑网民偏好和新媒介推送程序的作用，否则可能会落入批评观点虽有价值却无法言说的境遇。

二

关系：主体间的差序与协同

新的价值观念撕裂了既有的文化语境，以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将新的生态格局推向时代版图中，尤其体现为文学批评中的核心主体：批评家、作者、读者等，在数字环境中有了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他们一边面对着适网化改造、占据网络地势的迫切现实，一边在对话和碰撞中争夺着优势话语地位。相较于纸质媒介的不透明，网络媒介作为中间介质显然是易于穿透的，批评家、作者、读者脱离了各说其话的处境，进行着直接的想法互换或间接的回音捕捉，在媒介程序之上一个更为丰富和立体的对话空间正在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主体已组成和谐的整体性系统，从如今批评景观的二元结构、批评标准的触网悬置等议题来看，新组合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未能被完全消化，距离真正的媒介融合文化还有裂谷需要跨越。生态学研究倡导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分析作者、批评家、读者之间的对话和关系，既是从媒介性维度认识文学批评生态的转向，也是在其中寻找系统内部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从而试图摸索达成默契的途径。

（一）内在对话：批评家的扩容

当媒介空间成为亿万人共在的公共领域，更多的群体开始出演“批评家”角色，参与着批评实践。学院派所坚守着的专业出版物、文学杂志和学术期刊依然散发着权威的光环，但为免于在新的文化现实面前可能出现的光环消散，他们也转换着自身的活动场域，逐渐走向大众文化生产前沿，在文化品格的保有与大众可读可解之间寻求着可行的路径，试图继续维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更多的评价则以即时反馈的形式弥散于线上空间，读者热衷于在评论区留下即时感想，博主和大V在各自账号面向粉丝发表见解，呈现出一个个灵活的对话式区域。其中不乏一些精辟点评，它们或接地气引人共鸣或观点鲜明发人深省，逐渐从边缘化意见融入主流文化讨论之中。

不同的批评角色有着对文本不同的潜入方式和体察视角。对于一些大众批评者来说，他们因缺乏理论基础和系统训练，其审美批判往往只指向个人的直观感受，而非普遍达成共识的客观尺度。但也正因如此，这些批评者以一种业余的、边缘的姿态实践着一种坦诚直言的批评风格，基于对作品的直接感受和独立思考，以一种近乎对抗性的姿态表达着真实的自我，这也彰显了数字平台在促进批评自由方面的独特优势，一定程度上更接近批评活动的本质和初衷。这也使学院派批评家感受到了新的召唤，重新组织着批判的观点、语言和表达。这并不意味着学院派批评家要以去专业化的方式单向靠拢，若盲目趋附于网络形式，批评的维度便会悄然缩减，丧失原有的锋芒与深度。学院派批评家在扩展自我精通但日渐狭窄的知识边界、摈弃某些带有束缚性的学术传统之时，其优势依然在于探求事物本质的判断力和触及文本深层意涵的洞察力，这是大众批评实践难以替代的。

媒介空间的无限性造就了文化多元景观，每一种文化观念之间展开的对话、交响与共在，是媒介空间真实而丰富的必要条件。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他者的存在正是自我界定的镜鉴，大众读者批评的灵动真实与晦涩的理论缠绕形成强韧对峙，专业批评家观点的科学与客观则与大行其道的情绪观点展开交锋，不同的批评体系既因其理论基础和关注焦点的不同而互相区别，又在批评实践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补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批评生态。

（二）新的同盟战略：批评家与作者之间

批评家与作者之间的对话确立着一种同盟关系，合力激活着文学作品的主体性，使之从静默字符跃升为具有隐喻意义的象征物。批评家被要求对文学作品给出意见，在阅读中探求一种评价性的艺术，描摹出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连接点。但批评家的阐释并不是完全的自造之物，它始终是基于文本的次生产，要兼顾作者的个人风格及其创作意图，在此基础上为文本符号寻找更深层意义上的能指。

在既有的“作者—文本—批评家”对话路径的基础上，“作者—网络—批评家”关系与之相叠加，显然使这个过程变得更为复杂。“网络”如同棱镜折射般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文本”流转于不同的媒介载体，经历着相异的传播模式，“批评家”划分着学院派与大众批评家的双层处境，而与之对话的“作者”身份呈现出双轨并行的局面。一些作者从出版社逐步走进线上文学市场，与此同时，一批网文作者则在与数字平台的合作中获得肯定，完成了自身的主流化进程。在基于数字连接的开放空间中，四个关键要素的革新，使得新的对话关系不断加强着批评实践，双方的自由行动使对话过程更为直接，同时也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对话主题，产生着新的语境失落。

在文学生态呈现倾向性变化的时刻，学院派批评家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学术阵地，同时也面临着扩大音量的迫切现实；大众读者的留言、书评、话题互动在文本界面形成更为宽阔的对话场域，但又面临着主观印象的片段式表述等问题；传统作者注重艺术逻辑，也在触网中尝试实现创作方式和传播手段的更新；网络作者则更倾向于用户逻辑，注重以作品的休闲性和互动性满足大众需求。多元角色的交谈构成了异质化观念交织的具体对话，不同主体之间的连接对话着不同的内容，并指向了差异化的观点。

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以新的窗口打开了对作者的认识。作者有两种分离性的形象——现实形象与文本形象，巴赫金将其称为“第一性作者”和“第二性作者”（7）。如果说传统对话中，批评家是通过分析作品的话语叙事来还原作者的第二性作者身份，那么，新媒介则以极近的对话距离建构着对作者的认识，作者的个人特质与生活经历有时会先于其作品成为关注点，影响着评价的视角和标准。如余秀华的诗和她的个性、疾病、婚姻等非文学元素一道引发着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充满冲突性的个人故事作为另一重文本被分析和阐释，其中蕴含的争议也使余秀华的诗得到了线上线下两极化的评价。物理与心理距离的极大缩短，使批评主体观照批评对象的姿态很难维持一种超然的状态，即以外部观察者的角度进行超越性的思考。特别是当媒介倾向于放大人物性格的某一横截面，从而塑造特定的人设时，这种标签式的认知难以全面反映一个作者及其作品的真实面貌。这促使我们思考在媒体环境中，批评家应如何在增强双方对话实践的同时公正且全面地解读作者和作品。

（三）“批评”与“批评的批评”

当网络联通了一条即时、流畅的反馈回路，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无限逼近，两者不再是遥居彼端的陌生者，处于难以融通的两种场景，有着个体化的独异思维，读者从沉默的大多数逐渐走向中心地位，以有力的声音让批评家们不得不直面受众和市场。因此，两者之间的对话是直接的，从时间上说几乎可以实现瞬间的传播和反馈，在这样一个为实时时间所笼罩的对话舞台中，批评家与读者在多对多连接的评论区或一对一连接的私信中实现观点交融，这种即时性不仅增强了时间效率，还激发了更广泛的、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助于持续且深入地探讨某一特定话题，进一步成就了文学批评自身功能性的发挥，搭建起读者与作者、作品相互连接的无物之阵。

在媒介的透镜下，两者的对话也有间接模式。读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回应行为，如点赞、分享批评家的文章，或是基于批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虽非直接的言语往来，却构成一种彼此促成的间接对话模式，通过“批评的批评”将文学推向更广泛的场域。身处媒介化生存空间，读者所关联的是自身最直接的生活经验，网页中所记录的数据印痕能够真实地反映读者偏好，甚至能够反映读者无意识的潜在态度，批评家通过参照点击率、搜索趋势等数据进而改进批评的视点和语言方式，更加接近读者的真实生活，这也是一种间接对话模式。但媒介内容具有可见性偏好，获得关注的往往是具有冲突性、情绪性的话题，因此，依据媒介的算法程序来靠近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批评内容向情绪、话题、热点靠拢。

虽然二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对话距离无限拉近，但这一场域中却闯入许多其他的角色，现实、媒介、技术、市场等将双方引入了一个规定情境，成为批评家和读者对话的前提性存在。譬如算法在塑造个性化信息环境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算法通过筛选所保留的个性化内容，可能将个体引向认知迷宫和消费循环，陷入思想“阉割”的可能困境（8）。人的行动自由并非绝对，而是受到媒介可供性——即媒介环境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的隐形规定，看似自主抉择的背后，实际上是在媒介框架设定的有限选项中作出选择。因此，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是否可以称得上完全的行动者是可疑的，当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逻辑所影响，甚至形成固化的行动惯例，批评家与读者如何进行自主的有效对话还需进一步探索。

三

关注：新现场的规律

以文学批评场域主体间的关系为入口，无论是批评家之间的标准互斥，还是读者对批评家的量化评价，都刻画着媒介化环境中文学批评的变迁轨迹。批评家、作者、读者在文学语境中适应着新的位置与角色，其关系的对抗、拉扯、融合反映了文学批评生态格局变化的复杂性，辨明其中潜藏的尖锐，是为了使文学批评生态走向新的平衡。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持需要主体找到恰当的“生态位”，即“在生态系统里一种有机体的功能作用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9）。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生态中的关键角色，应重新指认自我在整体环境中的位置和身份，并在其特定的生态位上发挥与其他主体的连接作用，在新的文学现场中同其他主体形成和谐的对话关系。

（一）发声标准的动态尺度

漫长的文学史固化了一些共识性的标准，如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等内在价值指标，而在数字信息营造的文化秩序中，新增了网生性、产业性、互动性、跨媒介性等外在评价指标，与原有的批评标准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交织，凸显出纸媒与新媒体两种批评体系的应用及两种批评模式的互渗。现代社会生活存在于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双重结构中，既有标准和新生标准之间尚未完成平滑的过渡，这也导致了普通读者与知识权威、期刊与网络媒介在对话中存在不谐的二重性，未能以一种平衡姿态在文学性与媒介性、时效性与历史性、情感与客观、温和与尖锐之间找到统一标准。因此，在传统文学创造性传承和网络文学持续性革新中，对文学批评新标准的探讨成为新的学术风口，亟待以一种平衡的辩证立场，完成整合性标准及新美学原则的建立。

如前所述，在一个以无边界容器为载体、以即时访问为方式、以动态时间性为特征的新知识体系中，面对倾向数字化创作、多媒体形式和实验性文本的文学创作模式，批评家首先需要进行的是知识图谱和文学观念的重构。一方面，唯有跳出既有限定视角，进一步延展认知维度，重构网状的知识图谱和思想空间，以专业而新鲜的姿态迈入数字平台，才能不至于沉湎于认知与表达的真空之中。另一方面，要熟悉文学新的生产和传播模式，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升，以新的姿态看待文学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如此，才能对自己置身的历史时段和文化场域有整体性的认知和判断，在此基础上重建和执行批评标准。

重建批评标准并不意味着要完成单一、固化的评价体系。技术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新型文学形式，这些形式以打破传统文学类型的方式挑战着固有的文体、叙事和美学标准，其独特魅力恰恰在于形式多样性所带来的多元价值，内在地蕴含着新鲜的生命力。因此，对标准尺度普遍适用性的追问，可能因过于单一的评估而不能发挥作用。在批评实践中，或许应该建构一道相对包容的界限，甚至保留一些特殊的评判规范标准，将更具创造性的作品纳入视野，以维持多元化的活力。相应地，批评家应发挥创新精神，聚焦于更加具体的文本中，勇于尝试新的评价方法，在循序渐进的持续表达中逐渐超越现有标准。

（二）多方共话的邀请和参与

批评家作为对话空间中多重意义汇聚的焦点，其责任不仅在于扮演被动的观察者或解读者，更应以主动的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的身份，协调与作者、读者以及其他批评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构成了其寻找自我生态位的方式和路径。优秀的批评家能够在网络间形成密集的、发散的脉络，通过链接指向各种关系主体，促进各类意义系统的交汇融通。

通过对话，不同的批评家能够在互动中寻找互补的可能。学院派批评家善于将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与文学史、文学理论相结合，进行一种自觉性的反思式解读，而大众读者的讨论则更为及时和落地，在参与式氛围中能够推动话题的迅速扩张。这一互动过程中将会有融合、有分歧，甚至有错误，但在融合和争议之中又会延展出新的内容，形成观点的争鸣及共鸣。在这种异质批评体系的交汇中，不同批评主体之间的相互照亮，更容易实现巴赫金所提出的对话理论。

以铅块文字相互连接的批评家和读者，身处的场域显然有着明确的划界，但媒介将批评场域推向前方，接触读者已不再困难，难题转变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接近读者。移动媒介的存在使得读者的阅读行为无处不在、无时不可，模糊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界，一方面点明了读者于文学批评生态中的始终在场，另一方面，复合空间的流动使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批评纳入个人生活中，不间断的阅读和评价成为日常经验，并与自我的社会圈层相连。因此，要更加接近读者鲜活杂芜的真实生活经验，传统批评家学术化的深度设想需要更加落地，即关注更为本质且真实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有机地融合在批评观点中，以更为真诚的姿态提供更有价值的文本，而不是被隔离在读者的真实生活之外，自语着不被听见的内容。

商业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分化在无形中割裂着作者的写作，面对动态的外部环境，作者也在创作中艰难摸索着新的文学标准。因此，批评家不只要对作品进行意义解读，更要敏锐觉察到当前作者面临的普遍困境，及时发出声音厘清一些不恰当的偏向，并尝试提出某种解决方案，以指导创作的立场构成文学场域中的一道清晰的界线。以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作为工具，批评家可以将作者的文本意义放置在历史环境中，帮助其理解文学在当代文化环境中的位置和意义，为作者的创作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

（三）持续的想象和行动

时至今日，媒介技术仍保持着充满活力的前进速度，尤其是智能技术的突破，如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涌入文学现场，催生出交互小说、生成式文本、AR叙事等文学形态。两者的同频共振意味着批评家必须于动态中适应变化，在弥漫着技术氛围的环境中理解新兴文学形态的内在逻辑，并用这种变化改造自身。在连接文本内涵与现实意义时，批评家需在认识媒介性对文学影响的基础上，以清晰的自我身份深度卷入文学现场，以参与者的角色记录文化语境变迁的痕迹，以跨学科的融合视角抓住这些痕迹中的本质问题，在持续时间中履行社会批判功能。

身处动态环境中，简单地将既有理论套用于现实情境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适用的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与现实世界深度联系中逐渐清晰。批评家要深度卷入文学现场，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姿态的敞开，深入所处的历史时段和社会文化的前沿，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还要对社会的底层结构、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有所认识。批评家要积攒一些冒险精神，走出幽闭的自我世界积极地体验现实，以创造力和想象力从无序散乱的信息中理出头绪、追问意义。

在意识到文本之外社会文化现象复杂性的基础上，不能不从更多的视角丰富批评实践。在时代的动态变化中，原有的批评模式在理论运用、研究方法上不免捉襟见肘，面对一些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困惑，不能只聚焦文本内部，跨学科研究变得更为必要，通过借鉴媒介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能够以更为全面的认识应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构成，保持批评的时代性和在地性。如在媒介学视域下进行批评实践，不仅能面向文本自身，也能面向媒介环境的可供性，经由“人—媒介—文学”的批评路径，从根本上解读网络文本的生成原因和传播路径。

要抗衡融合视、听、触元素的霸权式符码，或者区别悬浮于人类思维之上的AI创作，新时代文学批评呼唤一种更强有力的表达，不仅要以跨学科视角去承接和延展作品的价值，还应具备足够的力量与主观化、情绪化观点形成强烈碰撞。点击量和订阅量并不足以完全作为批评价值的量化指标，真正的评判标准反而应该在于与媒介性相反的某些特质，如持续的时间和确定的空间。在媒介如潮兴起又相继寂灭的热点中，只有抓住某个具体场域的本质问题，并发掘表象之下的深层意义，批评观点才足以在加速的时间中抵抗虚无，持续履行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结 语

网络媒介作为形式载体和内容本身，勾勒出文学现场既活跃又混乱的景观，虽并不足以宣告希利斯·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但普遍的共识是文学从风向标的主导地位逐渐边缘化，或者说隐没在图像文化、视听文化的阴影中，逐渐与之走向融合。文学作为对人类经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无论物质文明如何发展，依然能够以内核的精神价值照亮时代，但因其内部缺少自觉反思的视角，要回答文学的位置在哪的问题，仍要寄希望于文学批评的活力，批评实践一边参与着文学作品的解读和评价，一边审视文学与技术、资本、政治及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多重关系，是文学场域角色设定中不可或缺的反思位。

如前所述，在媒介要素的推动下，文学批评在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精英与大众等系列二项对立式中组织起新的内循环。批评家、作者、读者等主体面对着新的自我身份指认，一对一的连接关系正在解体，暴露在媒介场域中的是更为贴近的、彼此缠绕的复杂组合，共同联结成一个没有绝对中心的网络。有赖于网络间的力量引动，文学批评领域的界限逐渐扩大，但也要承认的是，网络偏好的是短暂的、易碎的弱联系，且文学批评生态尚未完成彻底的转向，信息过载、标准模糊、情感传播、算法操控、个人化等问题也暗中萎缩着批判空间。

面对忧虑，我们应该如何从批评中看到文学朝向未来的姿态？后现代的表述正在瓦解传统语境中的种种理论，但新的书写绕不开重述的过程，此间所经历的种种转向，并不是对过去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适应历史社会环境的进阶。无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侧重审美感情的“诗味”和“意境”，还是当代西方批评学派中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不断演变中某些核心价值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如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美学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统一、人文关怀的立场等。历史的周期性循环显示，前溯历史并不意味着途径的退返，相反，表面上看似全新的现象或理论，往往可以在过去找到类似或相关的原型，因此，建构新的文学批评语境并不意味着只是炒作新兴概念，也需坚持共识性的核心价值，激发其中蕴含的培育未来种子的支撑性力量。在重返历史深处和置身现实经验之间，新的文学位置正在确定之中。

注释：

（1）张良：《课程知识观研究：从表征主义到生成主义》，第24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3）（4）（5）〔美〕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序言第7页、第10页、序言第12页、第154页，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6）见杨丹丹：《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化、创造力与文学性》，《湖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7）龚举善：《巴赫金表述诗学的多维生成与效果期待》，《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8）韩传喜、颜逸：《新媒介技术时代文学经典的价值影响力考察》，《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9）李庆臻：《简明自然辩证法词典》，第17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