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兴安岭》: 作为部队文艺的边疆文学
导语
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中篇小说集》导言中，朱寨把《戈壁滩上的风云》（杨尚武）、《金色兴安岭》（朋斯克）和《山间铃响马帮来》 （白桦）三篇小说归入同一类型。这种归类的标准大致有两个层面。第一，就题材而言，这三篇小说“反映了新疆、内蒙、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剿匪斗争”，他尤其提道，“解放战争在这些地区虽然已是余波，但仍能从中感受到它给边疆生活带来的震撼”[1]。第二，从艺术价值来看，这三篇作品又以对边疆地区“风光习俗”的描写取胜：“如果将三部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将大开眼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祖国边疆的不同‘地貌’、非凡的异域风光。”[2]如果说前者关联着解放战争时期边疆剿匪斗争的历史经验，那么后者则常常被指认为超越特定时代的自然风景和异域习俗。如果回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朱寨所说的那样，“关于边疆异域风光习俗的描写，是非亲临其境和深有体验的作者所不能达到的”[3]。在这里，“亲临其境和深有体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说辞，而是关联着部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群众路线的工作经验和以“体验生活”为主的部队文艺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边疆文学中被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所看重的“风光习俗”恰恰是在和“剿匪斗争”这类具体经验的连带中产生的，也必然受到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时刻整体历史结构的制约和形塑。
相比《戈壁滩上的风云》和《山间铃响马帮来》而言，本文重点论述的《金色兴安岭》又别具特殊性。《戈壁滩上的风云》和《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者都是汉族，他们随着各自部队的长距离行军分别抵达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所以他们的书写更多是站在部队的立场上，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题材则被涵纳在部队“军民关系”的架构中。而《金色兴安岭》的作者朋斯克却是出生于东蒙地区的蒙古族作家，他所写的骑兵部队与中原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无太多关联，而是在抗战胜利后才进入革命的、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新部队。正因为此，在另外两篇小说中被放置在“群众”这一他者位置上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金色兴安岭》中却成为第一义的自我构成。更为重要的是，相比杨尚武的传奇叙事和白桦的浪漫抒情，朋斯克朴拙的文字恰恰把更多的现实经验涵纳在小说叙述层面。所以相比而言，对它的解读反倒更容易把握边疆文艺和部队文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一体连带的关系，也更容易穿透文艺本身，并以文艺为媒介为新中国及其边疆定鼎的历史过程提供新的观照视野。
一、何谓“胜利”？
在1949年所做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毛泽东通过古典诗词表达了渡江战役胜利的豪情: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4]
解放战争在短短数年中即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既超出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预期，也把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卷入这种充满胜利豪情的历史氛围中。对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不仅有更直接和切身的感受，更以通讯报道、抒情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方式将这种胜利豪情予以呈现和定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极具时代性的文艺媒介和军事斗争始终在把昂扬、激荡、豪迈的乐观主义激情注入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叙述。不过在胜利豪情之外，这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还有另外的意涵未被当时的主流文艺充分把握。例如，七律诗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句尤其隐含着毛泽东在胜利时刻对革命情势的审慎思考，也体现出他对战争胜利之后种种情势变化的预判。身为政治家和中共最高军事决策者，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军事实力占据整体优势的情形下，境内大规模的战役已经基本结束，此前在弱势位置上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战也将告一段落，而对溃逃敌人的追击、对小股反动武装力量的清剿将成为此后军事斗争的主要内容。
《金色兴安岭》正可以视为“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故事。具体来说，这篇小说力图呈现的是内蒙古边疆地区的剿匪斗争经验，正如有批评家精准概括的那样，《金色兴安岭》“写的是‘金色的山地间’，一场大战后的跟踪搜索”[5]。仅就题材而言，这种叙事在当时的部队文艺和边疆文学中并不算罕见。但相比那些借助歌颂胜利形塑历史豪情的写作而言，《金色兴安岭》的作者朋斯克却对“胜利”有着更具现实性的思考，并对“胜利”和“战斗”的关系做出一种更贴合历史情境的呈现。
具体而言，《金色兴安岭》所描写的“胜利”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胜利”是常规性的，它出现在小说结尾处，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意味:
从前次打歼灭战的日子算起，已经七昼夜了。天快晌午，高空有十来只山鹰雄健的飞翔。
金色兴安岭下边，振荡着骑兵的胜利凯歌。[6]
一般而言，小说结尾处所写的“胜利”常常是一种带有完成性的最后的胜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疆小说写作中，这种结尾处的“胜利”常常直接对应着新中国成立和边疆定鼎的历史过程。但和同时期其他作品相比，朋斯克并没有为这个“胜利”匹配相应的胜利豪情。事实上，《金色兴安岭》并不以诗化抒情见长，它的整个叙事并没有伴随着一个情感强度不断递增并最终导向“狂欢化”的精神轨迹。无论是“有十来只山鹰雄健的飞翔”，还是“骑兵的胜利凯歌”的“振荡”，都是在表现一种情感的“安稳”状态。这种在最后胜利时刻的“安稳”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结尾，从《金色兴安岭》的整体叙述结构来看，作为主轴的“剿匪斗争”正伴随着一个致力于将情感“安稳”下来的主体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结尾处这种“安稳”的情感状态贴合着骑兵连任务完成时的具体情形，更是“七昼夜”追击中持续的精神紧张最终“落定”的结果。
除了小说结尾处这场奔袭战的“胜利”之外，“七昼夜”前的“歼灭战”则构成另外一种形态的“胜利”。如果说前者是经过“战斗”赢得的胜利，那么后者的“胜利”却接续了一场“七昼夜”的“战斗”。由此，“胜利”在叙事上的终结意义被取消了，这场被安置在开头的“胜利”突然显得暧昧起来。对这场“胜利”具体的获得过程，作者朋斯克没有做任何描述，他在一开始就着意渲染了朱寨所说的“大战后”场景：
太阳暖融融地照在乌珠慕尔沁山地——兴安岭的支脉上，像涂上了一层金黄色。软风一阵阵拂着海浪般的草丛，发出沙沙声响。浓厚的野草芳香中，还夹杂着稍许的硝烟味；南边不远的地方燃烧着熊熊野火，烧红了半边天，乌黑的烟雾染黑了低空的几多白云，使这空旷荒凉的山地构成别致的景色。遥远的什么地方清脆的响了几下枪声，便完全寂静了，金色的山地间越显得静荡荡地。[7]
朋斯克的笔触是偏写实的，硝烟、野火、烟雾、枪声被收摄在兴安岭的自然风物之中，呈现出某种高度日常化的气息。这种日常化同样体现在骑兵连侦察班长巴特尔对俘虏和战利品的态度上：“报告连首长，战场打扫完啦，收容了二十三个俘虏，缴获十四支步枪，一挺加拿大轻机枪……”[8]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是“战斗”的日常化，而且也是解放军部队剿匪斗争“胜利”的日常化。正是因为这种日常化的战争体验，朋斯克的小说不仅没有给“胜利”匹配同时期其他诸多作品中常见的豪情，反而敏锐捕捉到因“胜利”的不彻底而流露出的失落。在侦察班长巴特尔这里，战利品的报告最终还是要落到“别的胡子都漏网”的忧虑中，而连首长的回答自然坐实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不用提啦，几百个胡子跑到这疙瘩，一伙两伙散着都没影啦，哪边都没有追上，只打死、抓住了十多个胡子”[9]。相比那种特定时刻的乐观主义激情，朋斯克笔下这种掺杂着失落、忧虑乃至沮丧的胜利感更贴合解放军基层部队剿匪的历史经验，而这种感觉构造的生成也正是解放战争后期敌我力量对比的颠倒和关系态势的翻转引起的。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情境，小说《金色兴安岭》的叙述从敌我双方各自的立场给出了明确的交代。
在小说第四节，朋斯克借助“北京喇嘛”的口供勾勒出包俊峰匪部叛乱的行动逻辑：
他们这般不知深浅的家伙，以为内蒙骑兵师一定随四野入关，乌珠慕尔沁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大军活动不开，小部队剿不了，吹嘘着什么“用套马杆子套死当地小八路”，梦想长期盘踞草地，谁知道骑兵师一部顶着他们屁股追上来啦，受到几次严重打击以后，开始狡猾起来。包俊峰提出“养精蓄锐”口号。能躲避尽可能躲避，所以正运用着他们所谓的“麻雀战”，小股分散到指定地点集合。[10]
尽管包俊峰纠集的不过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骑兵旅的“残部”，在整体实力上无法和内蒙古骑兵师匹敌，但是“乌珠慕尔沁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大军活动不开，小部队剿不了”的地理却从“残部”的绝对弱点中转化出相对优势。而通过“养精蓄锐”的口号，包俊峰残部把逃跑、躲避、分散这类失败之举提升到自觉的战术层面，从而找到了一套在乌珠慕尔沁草原长期周旋的生存法则。在这里，“残部”反倒因为“人数不多”而具备了灵活机动性，而看似怯懦的“不敢见人”也成为令我军困扰的有力武器，这些都成为“残部”之所以能“硬”的有利条件。[11]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斗争范畴来看，这里的“养精蓄锐”很难和中国此前的革命战争经验区别来看，也正因为此，包俊峰匪部才径自使用了“麻雀战”的说法，甚至连内蒙古骑兵师的战士自己也会笑称：“这帮家伙们，也讲究起‘游击战术’来啦。”[12]但如果结合历史来看，这些在叙述中轻松幽默的调侃背后恰恰是敌人“夹着尾巴跑，不好打”的难题。
在小说第五节，这种难题通过对骑兵战士自身的叙述具体地呈现出来:
是的，我们在战术、人力、物力上占着绝对优势。敌人四百多人，不敢迎击我们一个连；隐匿着、躲避着、妄想跑到宁夏贺兰山定远营方面去长期祸害人民。根据兵力我们完全能够出动一个、两个骑兵团，甚至一个骑兵师，来个铁钳夹围；但不需要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尤其是乌珠慕尔沁北部山地，走一周有时也找不到住户。大部队根本就活动不开。[13]
如果说包俊峰从“残部”的绝对弱点中转化出相对的优势，那么解放军内蒙骑兵则是在“绝对优势”中不断遭遇各种挑战——从“不需要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的说法来看，这些挑战甚至常常是“绝对优势”本身带来的限制和后果。
事实上，这种“绝对优势”已经从感觉意识层面重新界定了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的“胜利”。对他们而言，歼敌的数量乃至敌我双方的战损比例都不再能清晰地把“胜利”确认为胜利，俘虏和缴获多寡更是成为无关紧要的标准。从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局性的战略考量上来看，解放战争后期的胜利不仅仅在于歼灭敌人的军队，而是在于从根本上结束战争本身，即通过“剿匪”的军事斗争打开政权建设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将敌人击溃是远远不够的，它常常意味着残部、余匪始终存在死灰复燃的危险，甚至将解放军部队拖入无休无止的军事损耗中。具体到小说而言，开头这场被评论家称为“大战”的战斗在小说初刊本中被称为“歼灭战”，但在2008年收入《朋斯克文集》的版本中被修改为“击溃战”。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缺乏歼灭胡匪的思想，严重的存在着击溃打跑的一冲主义思想”[14]被写入内蒙古骑兵部队的剿匪总结，而在这里，“击溃战”的名称本身就隐含着“胜利”的不彻底性。由此反顾，小说开头部分指导员察干“胡子虽然没全部歼灭，可是也够他们呛”[15]的说法更像是苍白的自我安慰，因为敌人尤其是匪首的“漏网”已经从根本上取消了“胜利”被确认为胜利的前提。
基于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把握，朋斯克笔下的《金色兴安岭》才呈现出解放军内蒙古骑兵部队基层战士身上那种充满内在紧张的“胜利感”——这其中既有因“胜利”不彻底而产生的失落、忧虑和沮丧，更有渴望真正胜利的迫切和焦灼。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对骑兵连侦察班一众人物的叙述是颇为重要的。所谓“侦察”是民国时期通俗侦探小说特别关注的题材，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涉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侦探小说的相关手法也常常作为一种形式的惯习出现在新作家笔下。在朋斯克这里，“侦察”手法也得到颇为娴熟的使用，他尤其提到，骑兵连侦察班长巴特尔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匪帮部队参谋长王铁山的“金蝉脱壳”，而证据则在于“假王铁山”尸体的罗圈腿。巴特尔敏锐地意识到：“关里的汉人，尤其是像王铁山那样住大地方的人，不可能有罗圈腿，这明明是从小骑马长大的草地人。”[16]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在读者看来饶有趣味的叙述同样也贴合巴特尔基于内蒙古边疆地区生活的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侦察”本身也构成了从“胜利”转向“战斗”的环节。例如，对王铁山“金蝉脱壳”的发现实际上使刚刚发生的“歼灭战”的战果大打折扣，甚至也对连首长“把胡子参谋长王铁山也打死啦”[17]的自信表达予以事实上的否认。尽管如此，副连长巴雅尔却对巴特尔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你当侦察班长不到两个星期，业务搞的不赖啊，发现了新问题。”[18]而从叙述层面来说，“发现了新问题”的侦察固然进一步坐实了“胜利”的不彻底性，但也构成对这种表层“胜利”的打破和穿透。由此可以说，“侦察”的起点正对应着“胜利”的不彻底性，也只有通过“侦察”及其所表征的冷静和审慎，骑兵连战士才能从那种胜利豪情的裂隙中重新锚定现实的深层构造，并为“战斗”的重新打开提供强有力的前提。
基于以上论述，朋斯克所理解的“胜利”并非那种流俗意义上的革命豪情，也不是从大历史层面笼罩下来的时代精神。或者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战斗”之后的胜利，以及“胜利”时刻历史主体瞬间的情感释放。就《金色兴安岭》而言，“战斗”才是叙事真正聚焦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开头的“胜利”还是结尾处的“胜利”都是内在于“战斗”过程的、现实性的环节。
二、“扑空”的顿挫与“奔袭”的美学
《金色兴安岭》“战斗”而非“胜利”的主旨背后，其实是艺术层面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涵纳。这表现在小说叙述层面，即在于其中的情感不是一个在时代精神牵引下不断爆发、释放并冲决现实的过程，恰恰相反，朋斯克笔下的种种情感皆由骑兵的兵种特点、追击战的作战方式和草原具体的地理形势和社会民情所规定。相比同时期部队文艺昂扬、激荡的情感模式而言，《金色兴安岭》中那种不无曲折和参差的情感呈现出某种更现实的形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由焦虑、失望、烦躁表现的种种挫败感（当然也包括骑兵战士对挫败感的耐受和克服）成为小说叙述最生动的部分，它也意味着这种情感是在与具体历史情境彼此交织、碰撞的过程中展开的。基于此，朋斯克在小说第五节有关“扑空”的描写特别值得注意:
偶然，朦朦胧胧约离二三里地的草地中部，细弱的绿色火光闪了一下，以后观察良久，毫无动静。巴雅尔咬了咬牙，下定决心揍一揍看看，低声喊道：“向后转！准备冲锋！”这一下，寒冷困倦老早跑掉啦，全连悄悄分两下出动，开始慢步，接着纵开了马，十分钟后，从北拐进的一、二排射出了一排红红绿绿晃眼的曳光弹。这时，部队距目标半里多地了，“阿拉阿拉”喊声突然爆发起来，马蹄迸发着火星、马刀闪烁……最先一排人勇猛扑过去，里面鸦雀无声，到最近才发现扑了空。
“别打啦！咱们扑空啦！”喊声四处传开。[19]
在这里，朋斯克对“扑空”的描写同样是日常性的，其字里行间皆透露出“扑空”是剿匪行动中时常遭遇的挫败，是内蒙古骑兵战士必须面对甚至已经适应的现实状况。从副连长巴雅尔“咬了咬牙，下定决心揍一揍看看”的决策来看，作为指挥官的他已经预估到“扑空”发生的可能性。而和指挥官不同，士兵们听到冲锋命令时呈现出“寒冷困倦老早跑掉啦”的亢奋和激情，当然，这也预示他们必然会在“扑空”时遭受远比指挥官程度更大的沮丧和失落。
事实上，这种由“扑空”导致的情感变化构成了第五节整体的情感线索。在开头部分，朋斯克用非常诗意的笔触对骑兵出发的场面展开描述——即将出发的骑兵战士们处于兴奋的心情中，他们高兴得了不得。由于是在“出发”这个特定的时刻，这种单纯而浓烈的兴奋心情并无太多现实的支撑，而更多是对一场即将展开的酣畅淋漓的战斗的期待和想象。正因为此，朋斯克的描述出现了极为梦幻的比喻：“骑兵像冲破大堤的浪头似的摊开来”，而各种马则“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种鱼类一样，纵情的撒着欢”[20]。但是，“扑空”后骑兵战士们的反应却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多大的失望啊！”的挫败代替了高兴得了不得的兴奋。语言形式层面的变化勾勒出一个与此呼应的诗意递减过程，这尤其体现在草原风物的描写上：“秋风轻轻的在光秃秃的平地上回旋，有几个牛羊骨头被踏得楞楞作响。”[21]在这里，光秃、干燥的无生机感已经切断了“草地”和“汪洋大海”之间比喻修辞的纽带，由此，那些“像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种鱼类一样，纵情的撒着欢”的马匹也暴露一种截然不同的现实相：“马也够呛，虽然水草是够，可是喂豆饼吃谷草长大的一下受不了，有的瘦成‘荞麦粒’——三角形了。”[22]值得注意的是，朋斯克笔下的诗意情感和现实经验呈现出一种别有意味的反相关的状态。将草地比喻为汪洋大海，将马匹比喻为“在汪洋大海中游泳的各种鱼类”的描写固然是诗意的，但同样是一种脱情境的文学想象，而与此相反，这种诗意情感的衰减却使得某些更贴近历史经验的现实描述得以袒露。对此，不妨结合文本叙述做进一步的症候式阅读。
在第五节开头，朋斯克已经描写出骑兵战士的情感趋向：“他们都是久经剧烈行动惯了的，喜动不喜静，尤其怕沉闷。”[23]对朋斯克这类青年作家而言，充满活力的“动”自然是最容易被艺术呈现和转化的情感，基于这种标准，内蒙古骑兵易被关注的恰恰是他们骑马挥刀的英姿以及带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死在马上！活在马上！马刀见血！”[24]的革命豪情。事实上，这种选择性的表述不仅体现在同时期诸多主流的文艺作品中，也表现在新时期以后对内蒙古骑兵历史的追忆文章里。而与此相反，“静”及其“沉闷”不仅很难被艺术观照，甚至也不符合当时文学整体“热情歌颂”的要求。但如果从骑兵行动具体的情境来看，他们充满“动”势的奔袭同样可能是“沉闷”的，尤其是在奔袭中的“奔”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主体行动环节上。就这一点来说，《金色兴安岭》恰恰挑战了这种被主流文学叙述定格的历史景观，它充分呈现了和“奔”这一环节相关的现实经验及其背后的主体状态。
正如朋斯克借助小说叙述提及的那样，“乌珠慕尔沁北部山地，走一周有时也找不到住户。大部队根本就活动不开”[25]。在这里，乌珠慕尔沁草原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已经给中共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具体来说，群众路线在华北等老根据地的部队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里，部队并不仅仅要打仗，还会把相当的精力放置在军民关系的缔结和维护上，因此，军队的“人”需要扎根到“地方”社会内部。但在乌珠慕尔沁，骑兵的奔袭行动却处在某种新的情境中。在小说第三部分追踪王铁山的行动中，哈尔夫称乌珠慕尔沁“这穷地方也怪，很少看见人影”。无论是“很少看见人影”，还是“走一周有时也找不到住户”，都意味着以“人”为中心的群众工作并无太多展开的空间。
与此对应的是，骑兵奔袭行动的“地”却成为更为重要的战争要素。在小说第二节提及骑兵侦察班跟随老向导那顺乌力吉追击王铁山时，朋斯克对他们经过的山岭地带做出了颇为诗意的描述:
一层层起伏的山岭上面，显出稍稍耸立的尖山，山岭上边明亮起来，淡红的朝霞逐渐扩大着，染红了半边天，染红了朵朵白云，接着放射出金黄灿灿的直线。山岭间的旷地长有人身高的茂草、野蒿，池塘芦苇中偶然发出一两声蛙鸣和蟋蟀单调的声音，野雀惊飞起来“吱吱”叫唤，兔子吓的跑到朦胧的草丛里去，时而发出箭杆草、桎枳草折碎的声音。纵横的山岭，茂盛的草丛把一班骑兵掩没了。直到跟前才能听得出马蹄儿、马喷嚏、草丛……诸多的声音。[26]
山岭中充满着尖山、旷地、茂草、野蒿以及各种昆虫、野兽，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自然荒野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无童话气息的荒野世界更多是作家朋斯克自身情感投射的闲笔，而在他笔下的小说人物那里，这个荒野世界却是从一套军事侦察行动的结构逻辑中显影的。对急于搜寻敌人踪迹的侦察班战士而言，人迹罕至之地构成了一种令人困扰的障碍，用哈尔夫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很少看见人影”的“穷地方”。哈尔夫的牢骚是聚焦在自然地理层面的，“他稍有些不如意，就把乌珠慕尔沁骂的不像话，连山带水在他看来都不大理想，好像他的急躁老毛病到这儿才得到了满足似的”[27]。事实上，这个“很少看见人影”的“穷地方”恰恰是敌人试图藏身的所在，“浩吉格尔山就是秃山呵，那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附近百里以内没有过蒙古包，要不胡子头能藏到这儿来吗”[28]？无论是“秃山”还是“旷地”都暗示出内蒙古地区骑兵奔袭作战的特殊性——相比中原各根据地部队以“人”为主轴的军民关系而言，骑兵奔袭作战中的“地”显然占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骑兵奔袭行动中的“地方”（如“穷地方”或“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是一种自然地理空间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需要深入和扎根的“地方社会”。面对汉族新战士小李“浩吉格尔山还有多远”的问题时，老向导那顺乌力吉的回答是“不远啦，一哈腰就差不多”。[29]但骑兵战士们的感觉显然与此不同：“大家知道草地是不讲究多少里的，平指是三十多里，再高一点差不多就是七八十里地，他们走了六十多里地，还有这么老远，在乌珠慕尔沁旗上找住户，多么不容易呵！”[30]在这里，可以通过里数丈量的地理空间乃是骑兵战士期待快速经过的空间，而它的广袤、辽阔却意味着奔袭战中行军时间的漫长，无论这中间有怎样趣味盎然的风景，都不可能成为他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在《金色兴安岭》中，正是这样一个固定的地理空间以及无法缩短的行军时间决定了奔袭战中骑兵战士的主体状态和情感构造。在这方面，朋斯克笔下的新战士小李和其他蒙古族战士之间形成一个有意味的对照。
向那顺乌力吉大爷询问“浩吉格尔山还有多远”的小李陷入“不耐烦”的焦灼状态，朋斯克写“他恨不得马上飞过去”。[31]中国自身的古典文学传统有诸多对“飞”的程式化书写，而现当代文学中诸多流俗的战争文学和回忆文字也常常用“飞”这种浪漫主义的笔法形容部队的奔袭。但如果就历史经验本身而言，这种浪漫主义的“飞”的心态恰恰会构成干扰性的心理因素。对小李而言，“飞”意味着他是在用一种美好的想象去观照一个即将展开的行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广袤、辽阔的空间成为一个在心理上被快速“带过”的部分，甚至在潜意识里被排斥于“奔袭”之外——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感到“不耐烦”的深层心理原因。更为致命的是，这种缺乏现实依托的想象不仅滋生了“不耐烦”的情绪，而且也被用来排遣“不耐烦”:
“山跟前，有很多蒙古包吗？”小李打算抓住王铁山以后，痛快的吃点、喝点什么，蒙古包多呢，吃住方便一些，尽管是酸奶豆腐、奶茶也好；更希望小牧童越多越好。[32]
在这里，为排遣“不耐烦”而展开的想象在心理上陷入了行军已经结束的虚假情境中，而行军、奔袭的过程却被过滤了。刚刚入伍的小李把曾经发生的经验填补进对未来的期待中，而没有意识到，这个枯燥的行军过程恰恰是内在于奔袭战的有机环节，而对这种枯燥的应对、化解也是骑兵不可或缺的素质。
和汉族新战士小李不同的是，蒙古族骑兵却有着对长途奔袭作战更内在的感受，也有着更为丰富的心理层次。他们明确意识到广袤、辽阔的地理空间已经决定了行军时间的不可缩短，因此，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固定的时间中如何分配自己的体力、稳定自己的情绪，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行军中需要快速经过的“地”才会构成一种调节乃至充实主体的存在。在小说第二节，朋斯克写到巴特尔的出发后的状态:
约摸走了三十多里地，逐渐进入到更深的山岭中来了，绕过一个山又是一个山。巴特尔勒住奔放的枣红烈马开始慢步走，他们在马上“颠”得很舒服，刚出来时候乍醒的困倦完全消失了，开始兴高采烈地唠嗑起来。[33]
这里对蒙古族骑兵战士巴特尔“勒住奔放的枣红烈马开始慢步走”的描写极具现实性，不仅从细节层面描述出他们在面对特殊地理状况时骑行方式的调整，而且反映出一种独特的行军心理:“一个山又是一个山”的重复是很容易滋生枯燥感和焦灼心的，但“慢步走”的方式却令他们自己“在马上‘颠’得很舒服”。如果考虑到这是漫长路程的初始阶段，就会明白这种独特的行军方式及其对应心理的重要性——它既是合理分配体力的需要，也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蓄势，即最大限度地减少枯燥感和焦灼心，进而消除“刚出来时候乍醒的困倦”。基于此，朋斯克在哈尔夫这个角色上使用的诸多闲笔似的插叙并非无关紧要。尽管政治观念上有诸多不成熟之处，但这个内蒙古骑兵战士“是个很好的歌手，东蒙民歌、骑兵歌唱的满好，四胡也拉的不错。演剧当反派，打球开坦克车（闯入），是连队里文化娱乐的活动分子”[34]。对内蒙古骑兵连而言，正是这样一个活跃的人物用唠嗑、歌唱、讲笑话等诸多方式为漫长而枯燥的行军增添了亮色和喜感。
通过诸多充满现实细节的论述，朋斯克的《金色兴安岭》贴近了骑兵行军的情感状态本身——在这里，没有那种基于抽象“胜利”产生的不加节制的情感强度，而是一个基于行军自身情境和行动逻辑而产生的调试过程。在兴奋和沉闷之间，在“动”和“静”之间，骑兵战士对“胜利感”的护持和对孤独、沉闷的习惯性适应有效地配合起来。
三、“故乡”“阶级”与“我们”
以骑兵为题材的军事斗争是朋斯克叙述的重心，也是《金色兴安岭》最引人入胜之处。而在军事认同之外，明斯克也在小说中宣示了这支骑兵队伍的政治归属问题：
我们不是封建王公的骑士，
也不是官僚地主的看家兵，
我们是强大无比中国人民的
嘿！毛泽东的铁骑兵。[35]
在某种紧张的敌我对立结构中，作者及其笔下人物的政治立场没有丝毫含混，那是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重大历史时刻，内蒙古骑兵明确地站在了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一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叙事中，这种通过歌声表达政治认同的手法是颇为流行的，也是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规范化操作。但如果回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新中国及其边疆定鼎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其歌词内部的诸多历史层次仍有待深入辨析。例如，歌词中的这个“我们”究竟是指什么？而“毛泽东”“中国人民”又有怎样的历史意涵？对这个问题，小说中重点展开且在艺术上予以成功呈现的军事斗争经验是不足以回应的。前文已经述及匪首包俊峰试图以“麻雀战”对付骑兵师，这“激起了更大的阶级仇恨”：“被他们连追去的包俊峰胡子狡猾的使着什么‘麻雀战’，想保存势力逃到阿拉善去，这简直是对毛泽东式骑兵的侮辱。”[36]身为政治指导员的察干并不全然是从战略战术层面考虑骑兵连的行动，他意识到敌人对“麻雀战”名称的使用将直接引发骑兵队伍的政治认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掌握着你们的命运！包俊峰想逃跑绝不可能！”[37]也就不仅仅是军事宣言，它其实隐含着内蒙古骑兵自身的身份焦虑——当“麻雀战”这类原本独属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也被敌人采用时，骑兵队伍的“毛泽东式”又将如何界定？“我们”和“你们”（“敌人”）的界限又在哪里？基于此，歌词中骑兵队伍的政治归属问题无法化约在军事叙述中，而只能在历史层面上对政治本身予以历史追问：歌词中的这个以“我们”指称的“铁骑兵”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在晚年所做的回忆文章中，朋斯克曾对自己所在的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历史做出颇为清晰的叙述：
骑兵一师是英雄部队，一九四六年一月组建于乌兰浩特，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培养下迅速成长壮大。它坚决地与封建反动上层进行斗争，积极地维护社会治安，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叛乱，多次击退国民党嫡系和杂牌部队猖狂进攻，保卫“五一”大会和土改运动，南下三次，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参加一九四七年夏、秋、冬季攻势，威震辽西，国民党报纸惊呼“东蒙锐骑，侵扰频繁”！[38]
这段叙述的内容聚焦于解放战争时期，就历史叙事而言，它内嵌于解放战争情境下国共双方军事对抗的整体叙事结构，也隐含着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阶级话语。在与此相隔三十余年的《金色兴安岭》文本中，也有与此高度相通的历史叙述。在小说第五节，朋斯克通过察干政治指导员的白马带出了骑兵一师在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喜欢这种烈性马，这马四年多时间中老和他在一起，参加过三下舍伯图、攻打大虎山、西喇木伦河边打游击……许多次战斗。一九四七年夏他还在当排长的时候，他们连用奇袭方法解决了蒋匪辽沈一带伪政权，敌人报纸上惊呼着:“东蒙锐骑侵扰频繁……”[39]
但如果做进一步的历史辨析，就会发现晚年回忆中的骑兵一师军史是有强烈建构性的。这种建构性首先就表现在朋斯克把骑兵一师的军史开端确定为“一九四六年一月组建于乌兰浩特”。乌兰浩特原名王爷庙，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王爷庙系其伪兴安省省府所在地。而和朋斯克的回忆不同，更多相关的回忆文字和军事叙述会把内蒙古骑兵第一师的成立时间追溯至1945年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青年官兵发动的“八一一”葛根庙起义。如当时的起义领导人之一、后曾担任骑一师师长的王海山即在回忆录中明确述及:“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在革命势力的影响下，住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伪满军官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军官，团结绝大部分在校学生，于1945年8月11日在王爷庙葛根庙后山杀死日本军官，举行了武装起义，迎接苏联红军。”[40]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八一一”葛根庙起义之前，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隶属于伪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的军事学府”[41]。在这种情势之下，军校中以蒙古族青年为首的生徒队和军校、伪满蒙政府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双方关系始终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这也为军校中的历次冲突以及此后的武装起义埋下了引线；另一方面，生徒队的蒙古族青年多出身贵族，是日伪统治特别倚重的对象，他们也难以避免同日本教官、军事顾问的私下交往。在起义之后，这支骑兵队伍先后改编为民警大队、警备总队、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直到1948年才作为内蒙古骑兵第一师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42]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东蒙地区部分领导人还曾就内蒙古地区的自治方式问题与乌兰夫产生分歧，尽管这个分歧随着1946年承德“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召开而得到有效解决，但其中的“内人党”问题还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再度浮现，并给骑兵一师带来巨大冲击。事实上，《骑兵一师宣传队》的写作与骑兵一师这段复杂、棘手的历史直接有关。朋斯克在文章开头就提到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宣传队同志在1987年的聚会，大家慨叹“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幸存感受，其历史回忆的动力也由此产生：“在座的这些同志幸存不易，应该把宣传队的事迹如实地写出来，粉碎别有用心的人对内蒙古骑兵部队的无耻诽谤！”[43]就亲历者和当事人的感受而言，朋斯克面对“无耻诽谤”的义愤怎么强烈都不为过，但从对历史深入理解的方面考虑，这种义愤下的回忆使得朋斯克将骑兵一师的历史书写局限于解放战争的叙事框架中，以致错失对如下问题的追问：原本隶属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统治的兴安骑兵师究竟如何被淬炼为“强大无比中国人民的、毛泽东的铁骑兵”？
对此，朋斯克晚年所做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颇值得重视。和《骑兵一师宣传队》为骑兵正名的公共意图不同，《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是以更个人性的记忆展开叙述的:
少年时期的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但是有些重要经历，却始终留在脑际，抹不掉，挥不去，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九岁时候发生的诺门罕战争叛兵暴乱事件。[44]
在主流的战争史叙事中，这里提到的诺门罕战争一般被描述为日本和苏联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冲突。但就朋斯克这个曾亲历战争的蒙古作家而言，诺门罕战争的回忆却更多聚焦于以蒙古人为主体的“叛兵暴乱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参与诺门罕战争的伪满洲国兴安骑兵师正是以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中的蒙古学员为主体的，而回忆录中发动“叛兵暴乱事件”的小喇嘛正是军校教导团的生徒班长。在《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中，朋斯克对小喇嘛和聚宝这两支蒙古叛乱骑兵的命运有着颇为复杂的情感，他甚至在文章结尾称：“如果他们当时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国内外抗日形势有所了解，是能够找到生存和发展之路的。”[45]在这里，所谓“生存和发展之路”并不能简单视为虚妄的历史假设，而恰恰关涉着朋斯克本人所见证的伪满洲国兴安骑兵被成功改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的复杂历史经验。
别有意味的是，发表于1953年的《金色兴安岭》对历史的追溯恰恰超出了《骑兵一师宣传队》的解放战争时间框架，而是勾连出和《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高度对应的时间线索和历史脉络。就小说内部的形式构造而言，骑一师在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功虽然也被作者多次述及，但它们并不具有推动叙事的功能，而只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政治修辞。但在小说第一节，朋斯克写到汉族新战士小李“捡着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战刀”，“刀上还刻着‘诺门汗战争凯旋纪念’”[46]。这里的“‘诺门罕战争凯旋纪念’引发出侦查班长巴特尔这个人物的回忆，由此，朋斯克另辟出一条与正在进行的“剿匪”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
“七年前，被鬼子抓去在阿尔善北边修工事，监工的宪兵上尉色仍用哈尔夫缴的那样上面有字的日本战刀砍伤了我的肩膀。那时候我们整天刨石头、背洋灰，干着牛马活儿，吃发霉的小米粥，谁想到有今天呵！”[47]
和由政治指导员察干借白马追溯的“四年来”相比，这个由日本战刀引发的“七年前”的叙事延展出更长的历史时段。如果说前者基本扣合着以国共对抗为主的解放战争史，那么后者却溢出了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集团斗争的框架，而将中国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伪满洲国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多方势力整体性地涵纳进来。也只有在这种有着高度复杂性和极致张力感的历史情境中，“铁骑兵”的“毛泽东化”或“人民化”的发生机制才能得到更贴合历史的理解和把握。
对何谓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金色兴安岭》似乎已经用“阶级”给出了直接而明确的答案。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机制下，朋斯克对《金色兴安岭》的写作当然无法避免大规模阶级话语的运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骑兵一师宣传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朋斯克几乎是在一种颇为自觉的意义上利用他所谙熟的阶级话语结构小说叙事。例如，尽管巴特尔通过日本战刀引发出更长时段也更丰富的历史回忆，但朋斯克却从小李这类新战士的视角对他的身份做出了一个阶级界定：“班里小李他们几个，只知道班长是农民出身，在旧社会受过很多折磨，当过劳工，但因为他从师教导队受完训分配到这个连不久，具体的情形可不知道。”[48]“农民”和“劳工”的早期经历为巴特尔赋予了清白的出身和明确的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叙述层面的身份设置斩断了这个主要正面人物和骑兵一师复杂历史之间的紧张纠葛。尽管小李这类新战士的言说角度给这种明确的立场平添了一些含混，但在随后对“可不知道”的“具体的情形”的补叙中，这种含混被阶级话语进一步消泯。对在阿拉善修工事的巴特尔而言，监工的宪兵上尉色仍“是蒙古人又是同乡”，但无论是“族面”还是“乡面”都未能阻挡色仍“砍伤了我的肩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界定色仍敌人身份的并不是民族归属和地域认同，而是阶级出身，即他作为“大地主包台吉诺颜的儿子”和“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学生”的身份。在故事情节上，朋斯克对色仍的身份埋下一处伏笔，直到小说结尾才揭示出——自己和战友们日夜追击的匪首、化名汉族的包俊峰正是那个砍伤自己肩膀的色仍。在这种机巧的设置中，巴特尔和色仍（包俊峰）就构成了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复仇”故事:
“色仍！你听着！七年前在阿尔善修工事，你用日本战刀砍伤了我右肩膀，还大摇大摆的说：‘死了不如一条狗’，今天你又用美国卡宾枪打伤了我左肩膀，可是我们把你俘虏了。这回我说：给内蒙人民除了一条花脸狼，罪犯！你敢说一句话吗？”[49]
在这个叙述中，巴特尔称“日本战刀砍伤了我右肩膀”，“美国卡宾枪打伤了我左肩膀”，但“把你俘虏了”的却是“我们”。由此，一种以阶级话语构筑的“集体”优先性也就确立起来。
但需要指出的是，阶级话语在小说叙事中的展开并不是一个顺滑的过程，相比情节设置上的机巧，情感抒发的变形成为小说叙事更为突出的症候。例如，巴特尔对自己“仇恨”的讲述是在“金色兴安岭”的抒情段落处强行插入的，但“仇恨”的讲述很快又被“当时我们都爱唱‘达亚布尔’……”的温情回忆冲淡和缭绕，以至于哈尔夫兴致勃勃地唱起这首他“十三岁就学会了”的歌。朋斯克在此动情地写道:
歌声婉转悠扬。几年来频繁战斗环境中谁也没唱过民歌，连想都没想到它，猛然唱起来，大家都想到了自己所熟悉的十首二十首民歌。听惯了牧歌的那顺乌力吉连连赞美，在他听来，农业地区的歌子，别有味道。[50]
但是，“皱了皱眉头”的巴特尔却再次将仇恨的情绪强行插入进来:
“松树摇又摇，是秋天的凉风吹。谁逼散我们老和少？是‘满洲’和日本。”[51]
在这里，阶级叙事未能从情感层面涵纳“象征着故乡的美丽、可爱”的“金色兴安岭”，而用一种立场意义上的“明确”将那种饱含着故园之思的“味道”带了过去。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在内蒙古边疆地区的历史情境中，在这部由蒙古人所做的内蒙古骑兵题材小说作品中，“故乡”究竟指涉着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当下诸多生活于中原地区的读者常常会把内蒙古边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空间范畴予以理解和感知，但这种理解却忽视了内蒙古边疆空间内部的丰富的差异性。对此，由蒙古作家朋斯克写作的《金色兴安岭》恰恰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内部感知方式。就历史而言，经由“八一一”葛根庙起义而成立的内蒙古骑兵一师本来驻扎在东蒙地区的兴安盟，对此，小说中也有明确表示。在小说第二节，老向导那顺乌力吉问：“小伙子们，你们全是哪个旗的呀？”巴特尔即明确回答:“我是图什叶图，他是扎斯图，差不多都是兴安盟的。”[52]老向导“嘿嘿，远地方呵！”的感叹表明，骑兵一师在乌珠慕尔沁地区的剿匪斗争其实是异地作战，完全可以称为离乡离土的远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见兴安岭意味着他们是在奔袭作战的任务中与故乡遭逢。只是在这里，“达亚布尔”引出的故园之思并不指涉中原意识下一个整体的蒙古边疆，而是具体地落在“农业地区”的东蒙兴安盟。其次，所谓“故乡”并不能简单视为文学表达的一般性情绪，它内涵于其中的政治意涵也须得到进一步辨析。在近代东亚整体的历史结构中，外蒙古的独立和内蒙古作为新中国边疆定鼎的历史是一个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过程，除了此前知识界普遍关注的苏联、日本等外部势力干涉之外，蒙古地区自身内部的多重复杂结构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朋斯克却借助老向导那顺乌力吉之口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我小时候听见乌珠慕尔沁人的故事，就像听外国的事儿一样。早先各旗王爷各管各的，简直是个小国家，我作梦也没想到走着走着到乌珠慕尔沁来啦，这真就叫做‘南征北战’吧，哈……”[53]在蒙古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历史中，各部的割据及互相征战始终棘手的问题，而在近代，蒙古地区各盟旗王爷的割据始终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彼此纠缠。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展开的革命为内蒙古地区政治的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骑兵部队本身的“杂色”构成就是这种整合有效性的一个例证，那顺乌力吉的感叹透射出这种人心变化的轨迹:
“以往听努图克人说，外旗人差不多都是像狐狸似的，坑蒙拐骗什么坏事儿都干，可是这里不仅有科尔沁人、哈尔沁人，还有达斡尔族、汉族人，这些小伙子们一个个都这么好，张嘴大爷闭嘴大爷的。”几周来给部队作向导中，阶级兄弟的友爱温暖深深感动了他。[54]
由这些表述能够看出，所谓“故乡”其实隐含着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盟旗之间的身份归属和政治认同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整体情势中，如何打破各个盟、旗之间因地域、部族而产生的隔阂，并用“阶级兄弟的友爱”重新锻造具有连带性的情感纽带，将会是各级、各民族革命干部特别注意并保持高度审慎的问题。也正因为此，巴特尔才会说达亚布尔的“味道”不如兴安骑兵的歌子“明确”。在《金色兴安岭》中，巴特尔这种极具症候性的情感逻辑并不是孤立的，例如，老向导那顺乌力吉的儿子被包司令残杀的故事也连带着同样的阶级复仇故事。而在骑兵连侦察班战士们欢快的说笑声中，巴特尔却请求那顺乌力吉“把儿子被杀害的经过讲给我们听听”，这也使得叙述从说笑场景重新转回侦察任务。就小说整体而言，这种反复插入的阶级话语固然嵌合乃至生发出某种叙事，但它和叙事者自身情感的龈龋状态却始终未能得到化解。
当然不能否认，朋斯克的文学叙述没有把“味道”真正涵纳在“明确”的阶级话语中，《金色兴安岭》中关于“故乡”的情感呈现为一个持续递减的过程，尤其是在小说末尾，饱含故园之思的“金色兴安岭”则被推至淡远的历史后景位置。但同样需要承认的是，这种不无公式化的表达还是透露出“我们”背后整体性的政治构造和相应的情感宽度。
结语
1946年开始的解放战争在短短数年间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从中原各个根据地进抵边疆之后，面临诸多新的状况、情势，既有的革命经验也随之得到丰富、调整乃至重构。就历史而言，部队在边疆地区的革命经验有力保障了新中国边疆地区定鼎的历史进程。就文艺来说，当时众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形式的作品对这个进程予以艺术呈现和历史记录，而这些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想象方式和理解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部队文艺和边疆文学呈现出一体连带的关联性。但80年代以后，本来一体连带的两者却出现了微妙的裂隙。一方面，新时期的文坛和知识界愈发凸显的艺术本位逐步将边疆文艺维度凸显出来，由此，一种“纯文学”意义上的边疆叙述开始主导文学创作和相关批评话语，甚至在公众意识层面生发出一种带有特定中产趣味的现代边地想象。而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及与之相关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落潮，对新中国边疆定鼎过程至关重要的部队经验逐渐消失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整体性的公众讨论中。与此相伴随的是，作为新中国边疆文学初始形态的部队文艺及其生产方式也不再为人所注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朋斯克和《金色兴安岭》这类作品还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它们需要在“重写文学史”的意义上得到经典化的追认，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于作家因应时代的精神要求以及作品本身朴拙的现实主义笔法，这些文本不可能不烙印上历史展开的痕迹。而如何发现和捕捉这些文本的症候，如何通过严肃的学理分析追索这些文本在具体情势中动态生成的历史过程，仍然是一个值得充分讨论和深入思考的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 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孔罗荪、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导言，第3页。
[2] 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孔罗荪、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导言，第3页。
[3] 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孔罗荪、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导言，第4页。
[4] 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页。
[5] 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孔罗荪、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中篇小说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导言，第4页。
[6]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7]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8]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9]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0]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11]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2]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3]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14] 《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剿匪总结》，《剿匪斗争·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15]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6]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7]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8]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19]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0]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1]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2]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3]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4]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5]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26]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27]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28]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29]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0]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1]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2]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3]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4]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5]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36]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37]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38] 朋斯克:《骑兵一师宣传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39]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40] 王海山:《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剿匪战斗的回顾》，《剿匪斗争·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页。
[41] 冯学忠:《“八·一一”葛根庙武装起义》，《文史月刊》2006年第8期。
[42] 王海山:《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剿匪战斗的回顾》，《剿匪斗争·东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993——994页。
[43] 朋斯克:《骑兵一师宣传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44] 朋斯克:《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45] 朋斯克:《一九三九年，科尔沁草原》，《朋斯克文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46]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47]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48]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49]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8月号。
[50]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51]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52]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53]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54] 朋斯克:《金色兴安岭》，《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