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作家叶临之近年专注于中亚题材小说创作，以“旅行文学”的古老形式为读者呈现一派陌生而瑰丽的中亚风景。在新时代“一带一路”的召唤下，中亚再一次强势进入我们的视野，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准确描述这些遥远而又陌生的异域风景，成为重要的文学话题。叶临之显然是先行者。

旅行：中亚作为“异地”

读叶临之的作品，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关于“旅行文学”的讨论。“旅行带来不同文化、文明的‘交错互动’”（王德威语）。叶临之的中亚题材小说扎实地落进“旅行文学”的现代使命之中。

长久以来，我脑海中一直存在两个很大的疑问：世界是怎样的？我能给世界做点什么？而在前面一个天真的疑问中，需要全面了解到：什么样的亚洲才是真实的亚洲？这无疑构成了我对“世界是怎样的”的思考，到世界中去，思考世界，地理、民众、思想、政治都是思考的一部分，就如同我看到苏莱曼山，构成了宗教与历史、情感的参照系。

观察整个亚洲世界不能算是“小我”的愿望，叶临之在实践宏愿之前，首先是在进行“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自我安放。《伊斯法罕飞毯》中，帅奎远走中亚，却从婚姻失败的创伤中逃离进另一个充满隔阂的异域空间。

叶临之似乎又在柄谷行人“风景之发现”的意义上实践了文学的“现代”，也借“旅行”将中亚的高远疏阔与荒凉野性引入读者视野。“风景”之外，中亚让人着迷的是漫长历史浸润之下的宗教风俗与人性幽微。在《中亚的救赎》中，中国人到中亚投资做生意，却意外参与进当地华人富商的绑架案，这是破案与营救的故事，是“我”得见苏莱曼圣山，得以在全然陌生的宗教面前见证陌生人救赎的完成。在《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中，中国商人郁延青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却因遭遇朋友背叛落得一无所有而选择自杀，由此展露出人性的阴暗。到了《海边的中国客人》中，“我”为昔日老师的跨国风流债担任私家侦探，窥见历史洪流下跨越国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生故事。叶临之“观察亚洲与世界”的历史使命，以个人精神难题的出现和纾解得以具体表现，这是“旅行”所赋予的对世界与自身的观照。

叶临之在披着侦探凶案外衣的叙事中徘徊，呈现出这片陌生土地的复杂与神秘，他写出了这片土地的动人之处。“做一株野罂粟”，或许就是中亚给予旅行者的致命诱惑。鲁迅当年发愿“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中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可能、可以做一株野罂粟的现代空间。并不是中亚需要旅行者的现代性流动，而是旅行者需要中亚，需要它提供的孤独与寂寥。

中亚：一份属于世界的“忧郁”

二十世纪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中亚各国都是苏联的加盟国，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到如今，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样的联系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共同体呢，以及在新时期有什么样的微妙变化呢？而这正是我来到中亚需要寻找的答案。

叶临之以知识分子的素养作了真诚的自白，对自己近年一系列中亚题材小说作追溯式总结，这种表达本身已然构成对文学现代的反思与背负。和叶临之构成对话的，是他曾提及的刘子超。叶临之致力于小说书写，刘子超则一直在“非虚构”领域耕耘。可以说，两者共享一种宏愿，然而正如钱理群对知识分子精神的追问：“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言说？”依然振聋发聩，书写中亚的根本动力与其说是理解亚洲和世界，不如说是理解同处于亚洲、世界的中国。

在叶临之笔下，“小说”这面旗帜率先被树起，“苏联”是叶临之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词，我们也经由他的虚构领会了中亚大陆的惊险与荒诞，感受充满变数、无法窥视全貌的异国风情。身为小说家的叶临之恰恰以虚构的力量给予中亚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忧郁”是中亚给予外来者普遍的观感，那么这“忧郁”理应接受现代乃至后现代视阈的审视，同时警惕后殖民主义的观察。

作为亚欧大陆的结合处及交通枢纽，历史的和当下的中亚无论如何都很难“被遗忘”，我们能否为今日中亚的“忧郁”寻找文学上的别样阐释？

文学：寻找新的“亚细亚叙事”

在当下，是否可以寻求一种回归“亚细亚”本身的文学叙事？中亚或整个亚细亚，是否可以拥有这些标志性的作家与文学形象，可以得到坦率、哪怕是片面的观察？这或许是叶临之的中亚题材小说给予旅行文学，也给予“亚细亚叙事”的一次有力尝试。

从中国到中亚去生活的男人可以概括为叶临之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这些男人或躲避生活的创伤，或为生活，像当年的走西口。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并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广阔天地大有所为，而是一系列与以往的规则、秩序乃至人情、风俗迥异的生活日常。中亚变成了一个“异托邦”，变成了一个承载另一片土地上无法发生的罪恶、复仇、情爱乃至忏悔的飞地。《伊斯法罕飞毯》中，帅奎在高原被无理拘禁，而曾给予他温柔慰藉的女向导最终带着新生的婴儿远走；《中亚的救赎》中，甘孜先生得偿所愿，被绑架的华商却在黑暗中惨死；《我所知道的塔什干往事》里，郁延青忧愤自杀，爱人含泪离开；《海边的中国客人》里，程华猝死，携带记忆的相片随河水飘走……叶临之的中亚故事，如此忧郁、悲情，似乎都在暗示帝国余晖之下的落寞与苍凉。然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帅奎终究获释，看见了漂浮在河面的飞毯；“我”重返了苏莱曼圣山，找到了依然在雪地中埋藏的风铃；沉河终于释怀对昔日老师与往事的怨恨与不忍；“忧郁”并没有消解，但每一种“忧郁”背后又隐隐透露着这片高原给予人们特有的治愈。

“亚细亚”应该永远有属于它的“叙事”，叶临之正以虚构的笔触于其中伸展漫游。“旅行文学”对现代的回应与对自我的确证，是对写作者最忠实的治疗，写作者能做的恰恰是在疗愈之中探索一种叙事的自由，悄悄抵达属于文学的“亚细亚叙事”：关于灵魂，关于漫步风暴中心的旅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