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社会史”的生产性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下文简称“读书会”）自 2015 年提出“社会史视野”概念后，笔耕不断，陆续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现象。2023 年，读书会将部分成果结集为《社会·历史·文学》和“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新解读丛书”（5种）出版，更让人感受到“社会史视野”的学术生产力。令人感到震撼之余，一个问题也由此生发：“社会史视野”的生产性来自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倪伟在 2019年曾以“社会史何以作为视野”为题进行过追问，解释了其中一些原理性问题。譬如就“社会史”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倪伟认为：“社会史原就是一个文学自身亦参与其中的有待不断重建的开放场域，而强调社会史作为文学研究的视野，说到底无非就是要强调文学研究自身的开性及其社会介入性。”［1］（P4）将“社会史”视为“文学”参与的“开放场域”——而不是外在的认识领域或认知装置，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研究视野的生产性问题。不过在 2019 年，读书会提出的“社会史视野”还处于初兴阶段，因此倪文探讨的问题虽基于读书会学术实践，但还不能视为纯粹的理论总结。时至今日“社会史视野”又进入新的阶段，成果更加丰富且成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可谓恰当其时。从学术史的视野看读书会的“社会史视野”，尤其是探讨“社会史”的生产性，有两个维度是必须考虑到的：一是“社会史”概念的中国意蕴，二是“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新内涵。从这两点来看读书会的“社会史视野”成果，有助于了解这种学术路径。
一、“社会史”概念的中国意蕴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曾对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民族形式论争进行过系统论述，将它们视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场论争。如果联想到如“问题与主义”“两个口号”等其他论争，可见李泽厚对“思想”把握的严苛，也可见三场讨论影响之深远。在三场论争中，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包含了“中国社会史”论争，这是“社会史”作为一个概念，深入中国学界的开始，此后学界谈“社会史”都难以回避这次讨论。“中国社会史”论争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社会史”问题在中国出现的特征，即从“社会问题”到“学术探讨”，或者说从“现实经验”到“理论建构”。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延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子夜》便是这场论争下的产物，如果追问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关注这个问题，我想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关注是问题的根本，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是洞悉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就明白“中国社会史论争”中的“社会史”，不是相对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之外的专门史，而是包含这些内容在内的“整体史”，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思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论争中，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所秉持的唯物史观，能够打破梁启超、胡适等史学权威创建的研究范式，得益于时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关心。
在“中国社会史论争”之后，史学界也曾就“社会史”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其主要内涵落实在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新领域，并没有“整体史”意味。“社会史视野”的出现，让“社会史”又有溢出单一学科的特征，如果注意这一概念出现的过程，就会发现它不仅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当中，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将视野准确聚焦于 20 世纪40—7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学的新思潮。在方法论上，“社会史视野”延续从“社会问题”到“学术探讨”、从“现实经验”到“理论建构”的学术问题，通过历史的问题化而实现历史重构的效果。
相对于文学研究，党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视野”更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特征。《开放杂志》2013 年曾开辟“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专栏，共刊登数十篇相关研究成果，看到其中的一些标题可以感受这种研究的大致特点，如《“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2］、《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3］、《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4］等，“社会问题”都是他们研究的核心，包含“妇女解放”“乡土意识”“社会动员”等。如果细读这些论文，会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在革命年代并不是没有被注意，而是因为社会学的发展以及革命本身的对象化，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知范式和评判标准，因此“社会史”也就有了生产力。以“妇女解放”为例，20 世纪 30 年代对此问题的理解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理解的差距构成了重新审视历史的空间；而“妇女解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只有在将“革命”对象化之后才能得到深入剖析。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部分作品直接面向了历史，如《“建国”的干部从哪里来？》《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爱国主义”运动与新中国“国际观”形成中的“自我”理解》等，它们的学术生产性具有与党史研究类似的特征，如“‘建国’的干部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包含了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新理解，停留在传统的革命史视野中，这些问题很好回答——“干部”显然来自革命队伍或者工农，但如果用更科学的社会分析方法深入历史，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
一部分作品面对文学史问题，相对要复杂一些。虽然文学史也是历史，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毕竟存在差距。尽管如倪伟所说，“从根本上说，社会史原就是一个文学自身亦参与其中的有待不断重建的开放场域”［1］（P4），但由于文学问题涉及的层面比较多，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具有难度。就目前已经形成的成果看，“社会问题”依然是研究拓展的主要动力，其中有两种方式较为普遍：
（1）发掘过去未曾发现的“社会问题”，并审视它们在文学中的反响。如果说 20 世纪 40—70 年代的文学没有采用社会史视角并不是事实，但如“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社会史方法，注重社会性质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却没有注意到社会问题的丰富性和理解的多元性，缺乏当代社会的多维视野，因此为研究留下了可再阐释的空间。如李哲的《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5］，通过对合作化时期“技术”认知的再解析，看到柳青在设置韩培生与梁生宝两个人物形象时的用心。
（2）对文学生产中社会问题的再发现。文学生产与消费是社会的重要部分，对于革命文学来说，它们是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文学生产问题自然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去理解，通过文学生产的变迁也可以看到社会变迁的轨迹。如程凯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群众创造”是解放区文学中文学生产的一种方式，对其“经验”和“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到文学在革命中发挥具体作用的细节。
二、“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新内涵
尽管“社会史视野”主要生产性来自社会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当代社会史研究就没有提供新理论和新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对“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就不可忽视。“新文化史”是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显学，“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6］（P2-3），如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便是“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品。但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审视“社会史视野”需要进行辨别，作为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范围较广，有些影响恰恰还是“社会史视野”力图对话的对象。譬如针对革命文艺研究曾经风靡一时的“再解读”，就采用了新文化史的若干研究方法，如对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以及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等。就“社会史视野”已有的成果看，它们对新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接纳主要体现在观念上。
首先是对文化（文学）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认知。新文化史对历史研究重要的突破之一，是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将经济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将“文化”从上层建筑置换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新文化史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庶民文化理论，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将文化视为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受这种理论的影响，E.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非源于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庶民文化传统的手工工匠。读书会因文学研究中“社会史视野”而得名，往往会让人忘记他们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初衷，即为什么要通过文学进入历史？他们认为：“对文学所特别关注的由人的观念意识-无意识、精神意识-无意识、生活意识-无意识、行为意识-无意识等积极参与塑形的那些‘人’之生命状态、身心感受有很深入的把握。而对‘人’的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的把握与呈现，对和这部分生命状态、身心感受紧密关联的生活-工作世界、观念-价值世界的呈现与剖析，却通常正是文学之所以可被面无愧色地称为‘人学’时，它最为核心聚焦也相当有力处理了的世界部分。”［1］（P453） 简单来说，便是他们看到了从文化进入历史的重要性和有利性。如果审视读书会早期活动使用的术语，“意涵”是个高频词汇。“意涵”的微妙性，就在于它介于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它与有形的历史相伴相生，但又在它们之外。而对于读书会的研究来说，“意涵”既是研究的切入点，又是研究的结果，这些特征都是“社会史视野”与新文化史相通的地方。
其次是对普通人文化和生活的关注。王笛这样解释《茶馆》写作的初衷：“在这本书中，我想表达什么呢？如果要用简单一句话，就是国家是怎样逐步深入和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的。”［6］（P2-3）他的新作《碌碌有为》，也是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辩护，让人们看到日常人看似“碌碌无为”的生活背后的意义。“社会史视野”强调历史中“人”的重要性，自然既包括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精英，也包括普通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普通人更为重要。读书会先后关注的作家包括周立波、柳青、李准、杜鹏程、丁玲、徐邓耀等，如果说丁玲、周立波等算是革命文艺队伍中的“精英”，杜鹏程、徐邓耀等则只能算是“普通人”。而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这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则更是革命运动中的“普通人”。
新文化史能够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潮流，关键还在于注意到历史中的普通人，这不仅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而且能够让历史研究的视角下沉到更深的层次。就 20 世纪 40—70 年代文学来说，不管我们用什么立场和态度来看待它们，都不能忽视这是新文学与普通人交流互动最频繁最深入的时期，也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成为政治革命中不能或缺的武器。因此，梳理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对普通人情感思想的关注，能够触及历史的内核。在最近一次的丁玲研讨会上，读书会成员何吉贤关于丁玲创作思想中“热情”的阐述，更体现出“社会史视野”史学观念的转变。丁玲在革命文艺队伍中不能算是普通人，但“热情”却属于普通人的生活哲学，因为它是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态度之一，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通过丁玲来阐述“热情”也是最好的选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小姐”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武将军”，丁玲不断迎接挑战、克服挫折，但在每一个阶段她都能积极面对生活，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丁玲的“热情”，既可以更深入革命主潮下的日常生活，进而对中国革命本身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参考文献：
[1]贺照田，何浩.社会·历史·文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
[2]黄文治.“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J].开放时代，2013(4).
[3]张宏卿.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考察[J].开放时代，2013(4).
[4] 陈周旺.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J].开放时代，2010(3).
[5] 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6]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