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的出场，首先是身体的出场，随着知觉体验在一瞬间绽出，由此世界从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当先民以身体体认世界万物，并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语言隐喻系统来为万事万物命名时，世界、身体、语言在诞生之初便是同源同构的。也就是说，被身体所投射的意义世界就是我们生存的处境，我们总是在一种肉身化的处境中打量世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故此，人的存在不只是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还有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朝向世界的存在。

身体作为知觉主体，生成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同样，诗歌中身体的知觉、形态和运动方式也建构了文本世界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这类文体或许最能彰显语言的身体性。通过身体的触发，诗人将自身的感受与经验，经过想象与虚构化为“文本的肉身”。从根本上说，诗歌是一种极具身体性的文体。一方面，诗人的身体意识、身体观念、身体经验、肉身化的运思方式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诗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诗歌语言的纹理肌质、句式节奏、风格、声音等都塑造着“身体的在场”。此外，从新诗的发生和发展来看，身体的功能和意义是随着新诗艺术的发展不断被发掘的，当“身体”被进一步历史化后，其表征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意蕴更耐人寻味。可以说，“身体”不仅可以是诗歌的对象、主题，它更是一种重要的诗学维度。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身体诗学”观，李蓉在其著作《中国新诗的“身体”现代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中，以身体哲学与身体美学为思想理论资源，深入新诗发展中的诸多重要诗学问题，探讨新诗感性的发生和发展、富有身体感的新诗音乐性在现代的变迁、当代诗歌对“现代感性”的追求、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诗人”问题等等，多维度辨析身体与新诗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以“身体”作为方法，该书对新诗发展中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考辨，并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怎样在诗学的意义上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并显现其主体性？新诗如何在重视感觉的同时将现代的经验熔铸其中？现代主体与抒情现代性之关联是什么？语言、身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诗人的“身体意识”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围绕着这些核心问题，该书描绘了在“身体”的影响下，新诗的现代性展开是如何不断建构与修正自我的，为读者重构了一幅新的新诗史图景。

在作者看来，身体一边连接着主体的感受性，另一边连接着现实的经验，身体的感性与经验在早期新诗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那批诗人，大多注重客观和实感，却止于一种散文化的“复写”，而废名注重主体的感受性和想象力，使得语言在工具论与本体论之间得到了平衡。同时，“感伤的诗”和“素朴的诗”代表了早期新诗两种不同的抒情路向。早期新诗中的个人感伤主义的流行，是因为没有认识到抒情的问题最终是一个语言问题，现代主体始终需要“通过与真实的身体以及语言、技艺的联结而获得呈现，否则容易走向虚张和浮夸”。这说明，如何把具身性的经验与高超的诗艺结合起来，有力地表达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是诗人们始终面对的重要课题。这样的探索，从早期象征派到九叶诗派再到朦胧诗派等，都在尝试着。

在对新时期以后的当代诗歌的论述中，该书关注诗歌文本中出现的特殊身体形态和身体书写现象，阐释这些现象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寓意。更为重要的是，在论述语言与现实的博弈时，该书聚焦于诗歌的“主体”问题与“诗人”问题，“身体在场”这一诗学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诗人创作的过程就是诗人的身体转换为“文本肉身”的过程，因此“身体的在场”始终保证了语言与现实的有效连接，为文本注入清醒的现实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意识。对于“诗人”问题，作者认为：“文本内的诗人形象是一个语言问题，文本外的诗人形象却并非完全独立于文本，它是在与文本的互动中呈现出来的……对诗人而言，重要的仍然是作品，以此为前提，诗人道德之‘善’与诗歌文本之‘美’之间能否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才是最为关键的。”从“身体”出发，意味着摒弃灵魂与肉体、形式与内容、文本与现实等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将语言、身体、世界视为一个处于动态关系的整体。身体默默承受着社会的规训，一部身体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言说与书写正是身体的行动，因而同身体一样，语言就是将沉默的“存在”从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这正是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

总之，以“身体”作为方法，李蓉在这本书中既关注诗歌文本的内部分析，更重视宏观的诗学理论。它为后续的身体诗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考。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