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动笔创作这部小说时，“小镇做题家”尚未成为公共语境中的热词。然而在《涉过歧流》的写作过程中，这个词突然闯入视野，从最初个体自嘲的标签，逐渐演变为一代人的集体叙事。当编辑读完书稿问我“你写的是不是小镇做题家”时，我哑然失笑——这看似偶然的耦合，实则折射出时代浪潮下无数人命运的共振。

我接受这一标签，却不愿将其等同于“失意者”。相反，在我看来，这群依靠“做题”走出小镇的人已是命运的宠儿。只是人们惯于仰望高处，却鲜少回看来路，便难以察觉自己的幸运，以及身后落下的更多同龄人。“做题家”们带着各自的“小镇”所赋予的韧性和脆弱闯入都市，完成了前半程的“改命”叙事；至于如何在异地落地生根、如何在流徙中安顿自我，则是后半程更为复杂的命题。

1990年，我出生在江西中部一个宗族村落。三千人的村庄同属一姓，人情与规则编织成密网，维系着费孝通笔下“乡土中国”的最后图景。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平日里的村落只有鸡犬相闻，春节是村庄一年中唯一的沸腾时刻——候鸟般的打工者从各地归来，带回城市里的烟尘与钞票，也带回各自被小心折叠起的龃龉痕迹。十岁以前，我目睹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迅速崩解：曾经在我眼中几乎万能的祖辈老人，如今寂寥着独守空屋，父母打工留下儿童和流浪狗一起肆意疯跑，青壮年像蒲公英般四散漂泊。我亦是蒲公英中的一支：随着大都市的风飘落上海。大城市的运转惯性容不得人停顿回眸，很快就能模糊掉人对时间的感知，十年仿佛转瞬即逝，我在清晨醒来常被某种失重感攫住——我究竟身在何处？既割裂了血脉相连的乡土，又未真正融入齿轮链条中的都市。

不断的流徙，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处境。在上海，我结识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普通话和体面的谈吐让我们不分彼此，但各自迥异的成长经历和方言，又仿佛来自平行时空。迁徙者的身份是一层透明隔膜，让我们既能窥见他者的生活，又永远隔着一道无形的边界。我在同龄人中体认到的这种割裂感，让我对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文学产生深切共鸣——他的《大河湾》我读过好几遍，无论是跨越国境，还是跨出乡土，剥离故土的断裂、重塑身份的挣扎，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在陌生土壤里艰难抽芽，一路丢弃方言、习俗，甚至记忆，只为换取一张“现代都市人”的通行证。

写作《涉过歧流》时，我常想起那些消失在分岔路口的同龄人。他们中有人初中辍学去东莞打工，有人嫁作人妇囿于灶台，更多人湮没在制造工厂的流水线上。能戴上“小镇做题家”光环的终究是少数，而更多人连成为叙事主角的资格都没有。在怀想中，我得以深感自己的幸运：作为女孩，江西女孩，竟能幸运地被家庭全力托举，沿着“读书—考学—去上海工作”的“正确路径”跌撞前行。这种幸运也让我愧疚，也让我警醒——当我们将人生简化为“逆袭”爽文时，是否正粗暴地抹杀那些未被看见的轨迹？

小说里的主人公从十四岁跋涉至三十岁，和我一样经历了乡土溃散、城市碰撞、身份重构，但这并非我的自传。虚构是更自由的镜子，能映照出千万人的倒影。那些被遗弃的旧物、被淡忘的乡音、被时代碾过的微小个体，都在文字中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写作如同考古，我不断从记忆废墟里打捞碎片：祠堂里燃尽的香灰、打工者塞给留守儿子的奥特曼玩具、春运绿皮车上此起彼伏的鼾声……这些细节或许微不足道，却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三十五岁回望，我愈发感受到潮流的蛮横之力。普通人如风中苇草，能做的唯有顺势俯仰。但写作让我获得回望的停顿，甚至反抗的尊严：当现实世界加速遗忘时，文字成了最后的保鲜剂。书中藏着我秘而不宣的幽暗——对逃离者的嫉妒、对留守者的愧疚、对都市精致主义的疏离，也有对故土既眷恋又逃离的矛盾。完成书稿那日，仿佛卸下背负多年的行囊。它是我蜕下的旧壳，是瓶中小人的重生仪式，更是对所有“迁徙一代”的告白：我们注定要带着裂痕生活，但正是这些裂痕，让光得以照进来。

感谢所有助我完成这场精神迁徙的人。再会时，愿我们都能更从容地拥抱自己的来处与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