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身材瘦小、皮肤白净且戴着眼镜的赵命可乍看上去像是南方人，再结合其自西北大学毕业后曾前往广州及深圳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进一步给人加深了这一印象。事实上，赵命可快节奏的宝鸡普通话，一开口就印证了其西北汉子的身份。文学创作通常是建立在具体的生存空间之上，而非无根的空间。纵观当代陕西作家群的文学活动，他们往往从陕北黄土高原、陕南山地和关中平原三大板块共同构筑的空间出发，这也意味着这群作家的作品有意无意中受到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响。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中写道：“什么样的地理出什么样的作家”①，他在作品中通过对家乡陕南山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从《商州初录》开始就形成了“商州系列小说”。赵命可的作品亦是如此，南方从不是其小说的主要背景，西北的城乡才是他留恋和探寻的坐标。

陕西作家一直以来有着长篇史诗性小说的创作传统。例如，《创业史》聚焦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新中国初期的重大事件，柳青通过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尽可能来还原当时农村社会的复杂形势；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借用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暗示了整部小说的史诗气魄。相比之下，赵命可更青睐中短篇小说，《到天尽头去》便是其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的结晶。小说集中收录了赵命可四部短篇小说《到天尽头去》《谷文庆简史》《来雨》《李飞狗的爱与凄楚》，以及五部中篇小说《都是因为我们穷》《我欲乘风归去》《两地书》《与女人对弈》《兔儿鼻子》。王祥夫认为，赵命可的中篇要比短篇更出色②。在赵命可笔下，鲜活的人物来自具体而丰富的生活之中，再结合其质朴又不失幽默的叙述，其文字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这一魅力来源于底层小人物与遥远理想之间的张力，其中“出走”的不确定性赋予小说更深层次的内涵，展现出作家的人文关怀意识。

一、“出走”前后

文学作品的“出走”模式，自中国现代小说开始便很常见，因而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考察对象之一。它与近现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关系紧密，充斥着集体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如晚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巴金从家庭中出走，通过作品控诉和反抗封建家族制度的不人性；还有“五四”以来的大批女性从包办婚姻中出走去寻求自由和平，如作家丁玲、萧红、苏青等。

在当代文学中，这种集体“大我”意识在逐渐减弱，作家们更喜欢着眼于个体“小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70后”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与人的主体性和社会身份的转变轨迹一致，革命年代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他们的触动不深，这代人反而对各种边缘性底层生活的感知更为敏锐。因此，“70后”对意义的焦虑要远远高于周围的几代人，以至于存在与自由的问题成为他们首要探讨的问题，这就往往激发起抵抗平庸的胆量和信念。在他们看来，出走的意义在于个体对庸常生活的反抗、对自由的永恒追求。而出走这一动作，走向的是不被规定的生活以及不被规训的精神。纵观赵命可《到天尽头去》中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后可以得出，“出走”是这些小说背后隐含的核心命题。“出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个体生存现实层面的需求，在“进城叙事”“底层叙事”的创作潮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短篇小说《到天尽头去》，讲述了农村少年马文离家出走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中篇小说《我欲乘风归去》中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通过“上路”“开眼”“大旱现实”“马文的出走”“张寡妇”“马高”“一场好戏”“审讯”“贾所长的怒吼”“传统”“分地”“苹果园”“温泉”“工作队”“变化”“胡一大夫妇”“我心随风”几个部分丰富了马文出走前后的来龙去脉。短篇小说《李飞狗的爱与凄楚》更是深化了“出走”主题。退伍军人李飞狗因为家乡村子改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工地，被迫从祖辈传下来的村舍、菜地出走，来到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出走”也是个体摆脱精神困顿的必由之路，这时的“出走”与青春成长、悲观理想及个体自我追寻与救赎挂钩。如在短篇小说《来雨》中，王来雨的妻子精神“出走”了，她选择王来雨是因为自己念念不忘的初恋名叫李来雨，带着这个秘密她与王来雨成为夫妻。在家庭生活中，她内心时常因为这个秘密而忐忑不安。而中篇小说《都是因为我们穷》讲述了以马林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作为曾经的记者和编辑，马林旭随着纸媒的衰落而辞职，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起经营饭馆，在这样的巨大转变中反映理想的“出走”。而中篇《与女人对弈》和《两地书》写的是爱情的“出走”，短篇《谷文庆简史》写的是亲情的“出走”……

作为一种对抗行为，出走从跨出家门那一刻起便开始完成，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那便是出走以后会如何。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对于《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的出走现象深入思考，认为其面临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③两种结果。无论是娜拉还是其他人物，出走是为了寻找，“追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填充内心的不满足。“出走”中首要的便是离家出走。究其原因，人从家中出走是因为家存在的不合理性，使人无法安居。作为一种与家族决裂的手段，出走必然由强大的决心支撑。真正的出走传达的是，在跨出家门后便不会再返回，这就意味着出走者的姿态是坚定决绝的，心绪是五味杂陈的。同时，出走这一决定也不可公之于众，因为它必将受到世俗力量的反对，对于出走这一行为造成影响。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的“出走”既是与原生家庭的割离，同时也是自我青春梦想的破灭，是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小说通过“出走”来传达少年对个体意义的追寻、身份的认同以及成长中的隐痛。在《到天尽头去》一文中，少年马文在故事一开始便离家出走了，出走的原因在《我欲乘风归去》中可见一二。马文对于农村家庭生活感到委屈和怨恨，他渴望的生活热情和温情在他的家庭中是缺失的，作为孩子他经常被父母随意打骂，甚至怀疑自己是捡来的。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即便是他们的父母。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出走成为打破原有生活秩序的最直接路径。因此，马文迫切想要将自己与日常生活做一个了断，他渴望走到天尽头去。在出走的路上，他感到既激昂又忐忑，一方面他不知道这一行为的结果如何，转身回家和到天尽头去都让少年感到心中没底，但回家就意味着妥协和失败，因此他选择坚定地走到天尽头去。想到这里，他又觉得充满期待和力量。正如作家在结尾写道：“他走得执着而坚定，他想，就是八匹马，也别想把他拉回来了。”④在小说中，作家将人物放置在广阔的空间中，让他们在漂泊的路上进行自我认知。对出走者而言，出走是表明一种独特的自我放逐方式，这一方式让他摆脱原有的角色，带走的只有独一无二的自己。在小说中，马文渴望确认自我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这一点从他请求老师甘强广播自己写的稿子这一情节可以看出。马文在出走的路上偶遇老师甘强，在得知老师的哥哥甘子是县广播站的干部时，马文认为如果自己的作文在全县广播后被父母和亲戚听到便会对自己刮目相看，这样自己就不用再挨打了，亲戚也不会再笑话自己。想到这里，他兴奋得一夜没睡来写稿子，甚至不惜通过偷自家的苹果来作为交换条件。然而马文的设想并未实现，现实情况是家里人觉得广播吵，早就把线拔掉了，就连马文自己也没听清，广播就猝不及防地结束了。正如作家在结尾所写：“马文现在往天尽头走去，人们都看见他瘦小的身影，马文知道他结实的身子会在阳光下像冰一样融化。”⑤马文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中国老辈父母的深层文化意识，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于很多父母的潜意识之中。在他们眼中，儿女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样就导致了矛盾产生：当父母倾注了全部的爱给儿女的同时，没有将儿女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规范之中。随着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亲子冲突随之愈演愈烈。在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子辈自我意识觉醒，对“大家长”式的亲子关系发出挑战，两代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马文自我意识与现实生活的冲突导致失望，失望的同时并未到绝望的地步。另外，对性的释放与追寻往往被看作一种肉体上的出走，这种出走与悲观隐含着某种联系。在“张寡妇”一节中，马文与张寡妇之间的微妙情感可以看出，马文真正关心的与其说是天的尽头，不如说他在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出走带来的是一种在路上的游荡状态，象征着马文寻找自我身份这一过程。

从文化意蕴层面解读，出走既可以说是逃离现实困境的一种主动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弱者表达抗议的唯一且无奈的选择。马文的出走并非物质上的压力，而是心灵上对故乡的失望。在少年马文看来，南庄像是鲁迅所说的“铁屋子”一样窒息，所以他要跳出这一“铁屋子”。因此，他朝着天尽头去是为了寻找美好的未来、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真谛，那里是他的理想世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精神原乡”的乡村显得破败而荒凉，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⑥。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便有了一种出走的冲动，希望走出闭塞、贫困与蒙昧。因此，“出走”在空间意义上是对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告别，而在文化意义上则是一种自我放逐。尽管在获取自我放逐的路上会面临艰难险阻，也可能需要付出惨重代价，但负重前行的出走者依然渴望改变既定的命运轨道，达到精神上的超越或新生。小说中的马文没有归途，他们无数次踏上无终止的漂泊之路。这为出走之旅增加了一个向度，那便是使出走如离弓之箭，朝着无法预测的远方遥遥前进。

二、底层人物的爱与痛

在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与社会结构中的典型问题相关联，底层小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为底层人物，他们身处时代迷雾，生活在灰暗的角落，在边缘夹缝中艰难度日，找不到出路。但也恰恰从他们身上，折射出时代的迷惘、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困境，进一步探寻生命的价值，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和文学意义。金宇澄看到赵命可笔下所关注的一些城市危情故事和农村风景画，其中的人物包括刚工作的大学生、一意孤行的小职员、夜晚不睡觉的流浪音乐家、偷情的有夫之妇、热情自私的教授和诗人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层官员和他们下属的风情、小店老板娘的欲念和谋略、庄户人家的情谊以及钩心斗角的生活⑦。在小说集《到天尽头去》中，“底层”并不意味着刻意渲染苦难和压抑的气氛，也不是为了证明战胜苦难的能力，而是通过描绘一众平凡小人物与生活的周旋搏斗，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以及理想的闪光，这来源于作家对于真实的追求。作为现实事件和平庸生活的体验者和参与者，赵命可始终将自己置于一种真实的处境中来反映生活的本质。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⑧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系冲击下的小农经济模式被打破。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被敏感的作家捕捉到，继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他们在转型的社会中饱受着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心灵上的异化反应。在乡村的人们看来，城市既让他们向往，又令他们挫败；既能够改变命运，又难以获得身份认同。萨义德表示：“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这种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来几乎不值得。你会花很多时间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羡慕周围那些一直待在家乡的人，因为他们能接近自己所喜爱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长的地方……”⑨丧失归属感时的出走者便会出现身份焦虑，对这一心态的揭示是作家们人文关怀的显现。正如徐则臣表示，“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是乡土中人的状况。……真正的文学，我觉得应该关注在转型期间人的心态的问题。比如我们写农民工进城，当然他首先要面临一个怎么挣钱的生存问题，但他还要面对心理落差、身份认同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作家更应该看重的。不仅是物质的困境，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困境和出路的问题。”⑩在贾平凹笔下，无论是《废都》中的庄之蝶，还是《高老庄》中的高子路都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漂泊者，身处城市的他们内心有着对故乡的眷恋。赵命可在中篇小说《与女人对弈》中表达了这一感受：“可以想见，在这些淘金者中，有多少是郁郁不得志，或者想以此逃离对他而言行将窒息的生存空间，才不得不背起行囊远走他乡，有谁会在如意的时候、看得见明天的时候在异乡漂流呢？”⑪同样，小说集中《李飞狗的爱与凄楚》的篇名，便精准指出以李飞狗为代表的这群背井离乡的出走者的生存困境和尴尬境遇。作为退伍军人，家乡的村庄被改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一事实，让他感到眼前的环境像是迷路了一般陌生。虽然眼下成为城市居民，他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菜农，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显得格格不入。过去的生活无法回去，新的生活也不接纳他，这样的尴尬境地使他倍感孤独。面对爱情，他感到无比难堪和无所适从，喜欢城市里的女大学生却不敢表白，觉得自己与她有着难以弥合的精神隔膜。面对工作，从部队复员的李飞狗也不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一度成为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员。他的内心充满哀怨、苦闷，虽然偶尔也有转机，但都好景不长。可以说，他像是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异质存在，无法与这个城市里的事物黏合。因此，作为城市漂泊者的李飞狗的归宿便是再次返乡，而面对已经回不去的村庄，他只好“又走到了他家以前住的地方，他在一个面馆里坐了下来，面条还是麦子做的，只是再也吃不出一个播种者的喜悦”⑫。城市化让这群从乡村出走的人再也无法返回到从小到大生活的土地，作为时代转型期的特殊人群，他们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代价，在夹缝中求生，吟唱着小人物的悲歌。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崛起了一批“新写实”小说，比如谈歌的《大厂》、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等。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真实可感的人物，他们在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感到茫然无措、无可奈何，没有崇高的理想和英雄的光辉。在赵命可的小说集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人物也面临着理想的失落，如《都是因为我们穷》便是作家深入体味了现实的沉重后，用戏谑的口吻去诉说社会中刺骨真实的生动写照。故事从一群传统媒体人的聚会开始讲起，展现了以马林旭为代表的这群行业逐渐凋敝的中年人的生活困境。曾经在媒体工作的一群媒体人，收入高还体面，同事关系融洽，人人都在拼命。随着手机阅读的快速发展，报刊行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这群从业者在裁员和降薪的压力下也对理想产生动摇，进一步加剧了纸媒衰落的恶性循环。这群知识青年曾经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执着于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对物欲横流的时代下精神自由无比向往。这时的他们是奋进的、专注的、百战不殆的，然而在被残酷的现实碾压过后，他们开始产生疑惑，既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在聚会中间，同事王琳朗诵了一首里尔克的诗歌《秋日》，唤醒了这群曾经的文艺青年对于过往理想的追忆：岁月的魔爪早已将他们残存在心底的诗意清理干净，在这个为旧同事，也是为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激情送行的夜晚，只有诗能够压倒生存和世俗的困境，让他们在深圳的夜晚找回一点点读书人的尊严，尽管这一点点的尊严也是虚幻的，和这个城市，和他们生存的处境是格格不入的……作家的悲悯情怀体现在对小人物的无力、软弱以及反抗上，对扭曲、变形的人性的挖掘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赵命可笔下，作品充分挖掘人性的异化引发的一系列悲剧，这样的书写可以说是深入到了人性中最隐蔽、最细微之处。在小说中，作家对人性的趋恶、灵魂的脆弱进行了深邃的洞察，进而审视人类的普遍人性，将人性在欲望的驱使下所产生的无奈、挣扎、困顿等连锁反应充分展示出来。虽说是批判，作家的厉害之处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人性本质怀揣着哀婉、怜悯、宽容、忍耐之心，从而让作品的内涵更为深刻。在《来雨》中，郝枚的秘密丈夫来雨并非完全蒙在鼓里，虽然对于郝枚在结婚时所说的因为叫“来雨”才嫁给他的这个原因感到荒谬，但是他依然相信郝枚的忠诚和善良，因而选择“就让她活在她的梦里吧，只要她自己感觉幸福”⑬。甚至，他乐意和妻子一起带着这个秘密到坟墓。与此同时，对于这一心照不宣的秘密，郝枚往往在心里安慰自己，“就当自己是和哪个真正的来雨在一起生活吧，无非是生活的场景改变了，日子还是一样的一天一天往前过”，在二人的婚姻生活中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出格行为，还为王来雨生下了女儿小月。这一篇在小说集显得独特，不禁使人联想到迟子建的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在迟子建笔下，陈青与马每文这对夫妻二人各自携带着不堪的往事回忆进入婚姻，正是这些秘密导致婚姻中产生危机，但是“有这份潜在的情感承诺，意义的认知框架就能够创造出那种信念，而信任、希望和勇气都与这种承诺相关联”⑭。他们逐渐意识到，值得珍视的是眼下和未来所拥有的，而非过去。陈青和郝枚一样，都是带着缺憾进入婚姻，她们心里都另有他人。这时，两位作家试图说明爱情并不是拯救人生的灵药，但“夫妻间的感情，就在这柴米油盐的浸润和熏染中，在调侃而又透着浪漫的话语声中，一天天地加深起来。他们已经不可分离了”⑮。中年人的爱情往往不如青年般炙热，好在有了弥足珍贵的超脱和释然。与此同时，两位作家也警醒而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温情所掩盖的生命本色的悲凉，他们温暖的叙述下是对悲剧意蕴的批判，用敏锐的眼光洞察人性的弱点，进而上升为对于人类悲剧性命运的同情与理解。

三、留白艺术的巧妙运用

“留白”这一概念最早是在中国画使用，说的是在画面上的某部分不作任何描绘，刻意留下空白。清人笪重光在《画筌》中提到“无画处皆成妙境”说的便是“留白”这一手法。随着人类艺术的发展，“留白”手法从绘画领域巧妙运用到其他艺术门类之中，如书法、音乐、戏曲、文学等领域都有“留白”的使用。在文学创作中，唐代文论家司空图在《诗品·含蓄》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表达留白手法言简义丰的效果，宋代陆佃《埤雅·释兽》形容其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从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留白”手法，一方面在表达效果上并不写满写全，而是留有想象的余地。如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写到保安队刘号长奸污民女巧云的情节时，用几句简单的文字代替了大段的内心独白，将巧云内心复杂的心理状态交给读者去补充、去品味，从而使作品获得更大的艺术张力。另一方面，从小说的结构方式而言，留白可以称为“不写之写”，也就是省略一部分故事内容或情节，让读者参与其中对细节进行扩张。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言：“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体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的东西，传达多大的信息，即读者的感觉‘想见’的空间有多广阔。”⑯情节的“缺席”在这些作家眼中是一种“在场”，通过留白的方式使故事的涵盖面无限扩大。在具体创作中，作家往往会故意省略部分小说故事情节或是某位重要人物的肖像特征。如《文城》中，余华一边为读者设置叙事“迷局”，一边又不时释放“信号”，于草蛇灰线之中引导读者从层层“迷宫”中如林祥福追寻“文城”一样，追问民国初年的溪镇在命运浮沉之际的系列问题所在。可以说，文学活动中的“留白”考验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与作者在想象空间中相遇，一起探索文学的意境美。同时，这一机会需要读者超越一般阅读过程中从语句中被动获得的习惯，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情境和细节中进行能动的判断。在余华看来，这种既明晰又节制的结构性留白是一种“叙述的美德”⑰。

在赵命可的小说集中，很多故事都使用了留白这一手法，带给读者可以反复回味的阅读体验。《兔儿鼻子》在叙事时间上有着大量留白。故事通过插叙回忆的方式，叙述了张立勇等人大半生中的各个重要节点。作家选取了几个片段来书写，所选取的片段在时间上颇具浓缩性，这些片段的留白让读者带着问题继续阅读，使故事的走向兼具趣味性、悬疑性和合理性。例如小说的开篇便从主人公“兔儿鼻子”——张立勇为自己打了一口棺材开始说起，“兔儿鼻子”这一名字本身就有故事可讲，再结合张立勇是否给老朱顶罪，一直出现在口中的宋阳，还有张立勇在故事尾声突然被野猪中伤后作者并没有给出他是死是活的明确结果一系列疑问，都吸引着读者带着问题继续品读作品。正如王祥夫评价：“好的小说，魅力永远来自始终不明确”⑱，赵命可善于使用开放式结局，将生活场景链接形成一种“召唤结构”，让读者化身为积极的小说创造者，参与到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在中篇小说《两地书》中，第一章节的标题“爱上一个影子”便吊足胃口，小说从祁阳的视角观察一个只在信里出现的男人，通过五封“南方来信”传达了部分信息，南北“两地”的地理距离又在空间上留给读者偌大的想象空间。遥远的深圳无论是在地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上都是神秘而引人入胜的，因此祁阳在学校的同事都很羡慕她有个南方的男朋友。这个男人在写给祁阳的信里也提到，祁阳将他视为梦想，替自己去实现走南闯北、征服世界的美梦。梦往往是人们美化过的现实，正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产生了大量的阐释空间，吸引着祁阳对南方的无限向往之情。然而，从那个远在南方的人看来，一个人漂泊的路并非祁阳眼中充满惊喜和挑战，而是无比孤寂凄冷，真实情况是没有音乐与鲜花，更看不到前途和终点，只有遥遥无期、走不到尽头的路，自己只是个匆匆过客。因此，与祁阳的美好想象相反，在他看来“也许，路一开始就走错了，结果还是错。”⑲读完小说《两地书》，读者不免陷入沉思、浮想联翩，回味故事中有很多本可以大书特书的情节，但作家都简单带过或者语焉不详。比如祁阳和这位神秘的南方男友后来如何，又和公安局的小伙子是否顺利结婚，她又将怎样带着复杂的情感继续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赵命可的高明之处在此，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丰满充实，但在阅读结束会发现保留了很多空白。在短篇《谷文庆简史》中，一开篇便是谷文庆死于非命的事实，读者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疑问进入到故事之中探寻。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谷文庆从小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孩子：在陕西某个封建保守的小镇上，他喜欢打架、追女孩、抽烟喝酒，遭到镇上的家长们的嫌弃，一直以来形单影只的他像个另类。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谷文庆的作文《云上的日子》获得了全国比赛的二等奖时，市教育局局长亲自来为他颁奖，他甚至还获得了保送到市里的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资格。出人意料的是，谷文庆拒绝了这一宝贵的机会，声称当老师是女孩子的工作，男人最好的职业是军人或者警察。事实上，谷文庆看似反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父亲由来已久的强烈的道德批判，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样的道德批判使他走上了道德的反面。正如“我”所说，谷文庆一直是传闻中的“虚幻”的一个人，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能够洗刷掉人们对谷文庆的偏见以及谷文庆内心深处的苦闷和仇恨的只有时间。作为一部“简史”，作家并没有采用丝丝入扣的写法，而是通过的留白让小说极富空间感和延伸性，使这一短篇小说具有史诗的韵味。小说在结尾写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时间，你还耗得过最具分量、最为沉重的岁月的大河吗？”⑳小说的结尾中，作家运用了“返观”的手法。“返观”指的是叙事者在文末回首往事，从而照应前文的过去时叙述。张爱玲在《金锁记》行文结束之际对三十年前的上海夜晚进行返观，提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已经沉去，三十年前的人去世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会结束。过去的三十年已物是人非，但爱恨情仇却定格在时间之中，现世的琐碎、不堪、仇怨化身不绝的苍凉。《谷文庆简史》的结尾，再一次提到伴随着谷文庆一生的挥之不去的诸多传言，这些传言让谷文庆的死进一步被悲凉绵延和缭绕，故事时间将尽未尽，从而使读者体验到更为深邃的苍凉感。在此之后，“一个真正的谷文庆，我们又知道多少呢”㉑的提问，让故事时间无限延伸以至永恒，隐藏着超越时空的倾向。

与此同时，留白艺术的使用有时也会造成小说叙事与读者之间的割裂。例如小说集主题“到天尽头去”，含义模糊不清，变成了空洞的能指。另外，留白式的结尾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式”结构的冲击，对我国读者在接受上发起挑战。在《到天尽头去》中，大部分作品是采用了上帝视角，即第三人称进行书写，而第一人称往往可以更好地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赵命可笔下，人物心理却是较为直白的，这一点削弱了留白艺术所独具的丰富阐释空间。除此之外，作家追求小说真实感的同时缺少语言上的雕琢，让小说在匠气上略显逊色。或许这是作家有意为之，从而专注地追寻小说更深层次的元素。

结语

作为副文本，小说的腰封上写着“我一直梦想能做一个睿智的小说家，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一个大地的歌者”。赵命可擅长从当下的生活出发，通过敏锐的洞察、朴实而又不失幽默的笔触，书写一个个兼具真实感和传奇性的小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生活往往是平淡无奇的，但如果不是麻木地重复或漠视它，而是深入体验和思考，便可以挖掘出平庸生活中潜在的巨大生命力。赵命可正是如此，在小说中体察人生，勘探的终点是“人”和“人性”。

在《到天尽头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现实的种种牵绊和窠臼时，往往对未来并不乐观，与此同时也不会妥协，他们往往以一种韧性的生命姿态面对人生课题。统览整部小说集，不论是少年主人公的理想破灭后的伤痛成长，还是成人世界的欲望和规则，作品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和情节都不免让人联想到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传达出对故乡复杂缠绕的乡愁思绪，进而上升到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思考和荒诞性的灵魂拷问。《到天尽头去》的出版，展现出作家扎实的文学素养和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小说集中，从问题意识到世界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文学视野的开阔和艺术思考的深入，因此有理由相信赵命可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注释：

①贾平凹：《文学与地理》，《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第85页。

②④⑤⑦⑪⑫⑬⑱⑲⑳㉑赵命可：《到天尽头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135、12、2、148、32、22、8、244、44、45页。

③鲁迅：《鲁迅全集 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⑥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⑧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⑨（美）艾德华·萨伊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9页。

⑩田志凌，孙晓骥：《新乡土文学：文学离今日乡土有多远》，《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2日，第12页。

⑭（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页。

⑮朱小如选编：《新世纪优秀中篇小说选（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846页。

⑯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⑰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