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特邀主持：

韩 松 刚

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青年批评家，著有《词的黑暗》《谎言的默许》《当代江南小说论》等。

春天来了，万物都在被时间唤醒，包括死寂和恶。

本期“新作大家谈”推出孙频的中篇小说《地下的森林》（《收获》2025年第1期）。不难看出，这是一篇和孙频关于自身的想象有着密切关系的小说。煤矿、爆炸、失踪、梦境、黑暗、死亡、荒凉、残酷……一切的小说元素都预示着，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是的，悲伤从来都是好小说的底色。把人物推向绝境也从来都是好小说的拿手戏。《地下的森林》也不例外。读《地下的森林》，你要做好被黑暗吞没的准备，肉体和煤块的碰撞、生存和死亡的对决、苦难和诗歌的邂逅，它们所擦出的火花引发的都是一次精神的爆炸。

因此，《地下的森林》和其他作家笔下的煤矿书写是不一样的，金理将其理解为一代青年作家审美视野的翻新与上出，曾攀看到的是暗夜的苦难和心灵被照亮的那些卑微而神圣的时刻，叶子感受到的则是“他们在黑暗中改变了语言”，而同为山西人的行超，则被孙频在理想主义之外，所生出的与现实硬碰硬的勇气所打动，不过李杨却别开生面，通过对比孙频同类题材的写作，提出其矿区书写“搭建起流动着的个人矿区文学史”。五位评论家，五个视角，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地下的森林》凿开了广阔的空间。

这一段时间，DeepSeek几乎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流量。虽然我还不太清楚，一个写作者到底要从DeepSeek里寻得什么，但它显然算不上一个好的“作者”，也并非一个好的“读者”，相反，它的平庸、机械甚至带有谄媚的论调，是另一种我们应该试图摆脱的“恶”。

金 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从兰社到<现代>》《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编有《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中国当代文学60年》、The Book of Shang Hai等。

《地下的森林》中架构了一组组对偶、镜像式的空间、情境与人物，黑/白、阴/阳、地下/地上、哥哥/“我”、张云飞/梁帅……哥哥张云飞用挖煤挣来的钱和矿难换回的赔偿金，支撑起“我”的学业和导演梦想，“我在那个白的世界里，他在那个黑的世界里，或者说，我在阳间，而他在阴间”，后来“我”也去到了矿井中，躲债与谋生之外，也为了赎罪，亲身重过一遍哥哥的地下生活。因为换班，张云飞躲过了矿难，梁帅替他赴死，为了获取高额补偿金只得蛰伏起来，同时悄悄潜入梁帅家中以梁帅的名义留下贴补家用的钱款。处理对偶与镜像颇能考验出作家思考的重心。比如面对黑与白，混淆二者的界限，灰色地带的意义就会显现，文学史上著名的灰色人物梅菲斯特以灰衣修士装扮登场，他同时携来的还有虚无与反讽。这是当下青年写作中依然大行其道的两张面孔或格套。而孙频不再依循惯例，在坚固的黑与寒瘦的白之外，加入的是油漆出的红色，于是“深埋在地底下的诗歌流着鲜血”在白雪与黑色的废墟间复活。孙频还特意写到菜场里一位退休矿工（绝非闲笔），许是在黑暗地下待得太久，反而对色彩有强烈占有欲，一年四季里，卖鹅黄的香椿、嫩绿的春韭，粉色的杏子、金色的柿饼……同样可以引为思想资源，启发我们拆解掉对偶与镜像带来的教条，还可举出田螺老太的话：“你看煤是黑的吧，可你要把它烧进炉子里，它就比什么都亮堂。”包括煤炭的形成，它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如果把时间推到远古时期，意味着黄土高原下一片辽阔无边的森林。“地下的森林”意象源出于此。

可是，我们有能力从煤炭回望、复原“地下的森林”吗？讽刺的是，“我”恰恰是在电影事业破灭、放下了摄影机之后，才真正走入“地下的森林”。E.B.怀特曾感慨：“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偏偏愿意在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躲藏在摄影机后、通过荧光屏去组建出的视野，正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的视野，就像小说结尾小齐（这又是一个“我”的镜像人物）通过摄影机监测到的，难道会是真相吗，会是真实的生命故事吗？这一次，读者终于跟着孙频来到矿井下以及矿井最深处的水仓边，那坚固的、瓷实的、黏稠的、辽阔的、盛大的黑，以及黑色巨煤上的诗行，如敦煌石窟一般“恢弘与典雅”。我愿意将小说中相关的描写段落，理解为一代青年作家审美视野的翻新与上出。在现代文学史上，路翎是一位着力书写矿工的杰出作家，而他经常遭受的指责是：其笔下的人物披着工农的面孔和外衣，却呈现出知识分子的语言和灵魂；以抒情与明亮的笔墨描写工矿、厂区和劳动着的工人，却不觉悟异化状态下的痛苦和压迫。在批判压力下路翎曾有过朴素的自辩：“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我向往典型的形象是高度概括性的，同时是个别的，即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路翎：《<路翎小说选>自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阅读期待和文学制度，大抵视矿工为残缺、匮乏、受苦受难的人物。他们的角色扮演如此单一，所以小齐用“平静到冷酷的声音”说，他的电影里根本不需要张云飞“这张真正的脸出现”，所以小齐的摄影机记录的只是可以任意替换的提线木偶，没有活生生的人及其经验。这也是我们惯常的视野啊。这笔“再现的负债”应当被揭过，我们读到了《地下的森林》以及小说中所征引的那一首首真实的矿工诗歌，我们触摸到了地下森林所掩藏的诗心，那是“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

我们何曾见过他们，我们终将见到他们。在黑暗中，在煤海里闪烁的诗行中，我们仿佛听到张云飞的呼唤：“我在此。”

曾 攀

文学博士，《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向与叙事变革》《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等，曾获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小说评论》2023年度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孙频的中篇小说《地下的森林》书写矿工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苦难，既是纪念也是祭奠，从经验到文字，从死亡到再造，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破土重生，也是文学在幽暗岁月的艰难抽穗。即如张云飞“收养的那些字渐渐长大，有的竟长成了长长短短的句子，我终于认出来了，那是诗。”小说里，张云飞是我的哥哥，生活在煤城，母亲是三年前去世的，而作为煤城第一代矿工的父亲，七年前就已经死于尘肺病了。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张云飞也“死”了。然而他的死后来成为了一个谜团，就像形而下的遭遇无法简单定义那些沸腾而张狂的主体。

小说中，矿工们总是遭受死亡的惘惘威胁，正因如此，不得不去讨论那些跃动与鲜活的瞬间，以及在某一个难以为继的时刻，少数依然高昂的头颅。而且在孙频那里，还存在着非常显明的历史印记，精神史与当代史相互纠缠，不可分割，如是构成了人物的精神底色。“我”决定在矿区住段时间，趁机去寻找那些诗歌的主人。“我们从最污秽最肮脏的角落里把一个个微小瘦弱的字抠出来再捡起来，这种神圣感冲淡了捡破烂这件事本身的污浊与不堪。”小说似乎构筑了两重区隔显明的世界，他们从不曾颠倒，“黑色的世界里永远只装着煤炭、种子、棺材、矿工、死亡，而白色的世界里则装满了各种绚烂的色彩和绚烂的苦难。”然而，最终驱动这一切进行置换和颠倒的，是在张云飞的诗歌中，我读到的那些“夹杂着疼痛的快感”，其源于日常生活又逾离表层经验的语句，能够超克表层的压抑，恢复众声喧哗的原初形态。如同那个读过《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的矿工，那些被遮蔽的光泽，将会在黑暗之中不断搏动、渐渐显露。

不仅如此，作者惊心动魄地描述了矿工下井的最深处的黑暗，“乍一看，只见黑暗中浮游着一些眼睛和牙齿，也像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甚至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在充满危险却也无暇顾及的处境中，个体是否还存在超脱或超越的可能，在无法触摸的井深之处，在张云飞他们那里，“哪怕在地下，只要能看到字，他就能活下去。”

不得不说，黑暗所给予的“黑色的眼睛”，能不能看到光明，这是存疑的。如小说所言：“黑暗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同时又创造出一种众生平等的奇幻效果：还不都是来地下挖煤的，谁和谁不一样？我想，这种平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都是拼命想逃离的人，却没有一个能逃得出地下……”孙频更是通过张云飞和梁帅等人的命运，延伸到了生命的牺牲与献祭，那些难以净化的悲剧，以及无法超拔的苦难，构成了底层黑暗的色泽，在无数颗暗夜的心灵留下难以抹除的伤痕。而张云飞的假死亡与真献身，他对于梁帅及其一家的愧疚和奉献，以及如是这般的被文字和文学照亮的无尽暗夜，都指示着那些卑微而神圣的时刻是何等弥足珍贵。

叶 子

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英美文学与文化期刊的研究者，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著有《不确定的批评》。

他们在黑暗中改变了语言

仍在我的脑海中流淌，

我四肢的白色是亚麻布单，

我脖子的金色是太阳。

——《矿工》（1941），弗农·沃特金斯

乔治·奥威尔曾深入破败凋零的矿区，近距离观察英国北方矿工的艰难生活。1937年，在社会调查报告《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年轻的奥威尔感叹，“原来人与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许多人的生活非常轻松，对在矿井下挖煤的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或许，如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会选择对矿工的世界充耳不闻。”奥威尔大概只说对了一半，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矿工业在英语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地貌景观，矿工眼中毫无诗意可言的地下页岩，为艺术家们不断开采。在奥威尔之前，身为矿工之子的D. H.劳伦斯，已试图描绘采矿社区漆黑的暗影。

今天，在中文世界，孙频的小说《地下的森林》像一部高速坠落的矿笼，直通山西煤城矿井的黑暗深处。有些时刻，汉语小说与英语诗歌，跨越时空地奇异共情。煤城废弃矿坑的流浪狗，阳光下如同“美丽孤冷的金钱豹”，而奥登诗中“宠爱猎狗的矿工，浑身黑如夜霾/……你的矿灯已灭，升降机寂静无声”（《谣曲十二首》，1935）黑与白的煤城，彩色尤为突兀，孙频如饥似渴地捕捉光的缤纷属性，她写“绿色的西瓜、红色的草莓、黄色的杏子、粉色的桃子、大红色的糖葫芦”，而不是简单的西瓜，草莓，杏和桃。煤城的老人也无法生活在绿树鲜花的南方，他们有如弗农·沃特金斯诗中的矿工，入棺时才重归色彩——“给我穿的是一件彩衣，在崎岖的土地上闪闪发光。”（《矿工》，1941）

遇到无法避免的矿难，矿工们挖掘的便是自己的坟墓。菲利普·拉金的《爆炸》（1969）中，“妻子们看见了被炸飞的男人/比他们勉力活着时更高大一点/像硬币上的镏金，或者/正从太阳那边向她们走去/其中一人手里还捧着完好的鸟蛋。”拉金的瓦斯爆炸化为金色的异象，完好的鸟蛋或许意味生命形式之脆弱，而孙频的矿难衍生出待解的人性的谜团。

《地下的森林》可以是一部万字短篇，但孙频依然选择了她最擅长的中篇体量，五万字平流缓进。小说中，身处地下森林，哥哥写诗，在巨煤上笨拙地凿刻诗句，它们唯一的捕获者，是导演弟弟镜头般的双眼。兄弟二人彻底摆脱了“命名”的虚妄，感叹“这世界上还有电影，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是谁拍出来的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他们同时摆脱的，还有创作的虚妄。不需要读者，不需要观众，他们在黑暗中改变了语言。

行 超

1988年生于山西太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任评论部副编审。出版有文学评论集《言有尽时》《和光同尘》，文学访谈录《爱与尊严的时刻》。

没记错的话，《地下的森林》应该是孙频首篇直接书写煤矿题材的小说。煤矿对于每一个山西人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便日常生活与之毫不相关，但它总会以某种秘密的形式钻进你的每一寸毛孔。如果看过孙频此前的小说，或者看过贾樟柯的电影、张二棍的诗歌，会发现他们的很多作品中，似乎都弥漫着一层灰蒙蒙的底色。

我与孙频是山西老乡，且同为80后，记忆中少年时期的家乡，挥之不去的就是这种灰蒙蒙的颜色。空气中都是浮尘，几乎看不到蓝天，雨水会混着尘土砸在身上——小说《地下的森林》中的人们，就生活在这种灰蒙蒙颜色的源头之处，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中、在煤渣的长期浸淫下，他们大多丢失了自己的面庞，变成黑森林中千篇一律的黑脸人。

在暗夜中生活的人，总是比常人更加渴望光明，小说中矿工们唯一渴盼的就是出井后的生活，他们中也有极少数人，即便是在暗夜之中，也努力地创造着微光——“我”的哥哥张云飞就是这样的人。他从小热爱文学，在井下最为阴冷的水仓墙壁上，他坚定地凿刻着自己的诗歌。这样的人物在孙频的小说中并不是特例，《天空之城》中的刘静、《狮子的恩典》中的刘晶（闫静）、《白貘夜行》中的康西琳等，她们都生活在灰蒙蒙的现实中，却不被理解地追求着与自己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精神生活，他们是不合时宜的“多余人”，更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

张云飞/梁帅的身份之谜让小说《地下的森林》具有某种悬疑的色彩。在小说中的煤城，自然死亡是可耻的，人们渴望死在井下，这样家属就可以得到两百万的赔偿金。张云飞因矿难死后多年，“我”在文学杂志上看到署名梁帅（张云飞曾经的工友）的诗歌作品，与多年前张云飞曾写下的那些文字高度重合。“我”回到老家，想找到梁帅，却发现他已有八年不知所踪。寻找梁帅的过程中，张云飞的影子随之浮现出来，两人的生命轨迹也渐渐发生了重合。小说最后，谜底揭晓，原来多年前井下死去并不是张云飞，而是与他换班却无人知晓的梁帅。为了两百万的赔偿金，张云飞将这个事实隐藏了起来，也将自己的余生掩埋了起来。此后八年，他一边顶着梁帅的身份接济他的家人，一边被自己内心的愧疚和羞耻深深折磨，直到身份暴露而杀人，直到在与警察的对峙中被枪毙。与康西琳、刘静等孙频之前塑造的人物不同，张云飞更加特殊的地方在于，他的身上背负着时代和现实的恩仇，他不仅是他自己，也是死去的工友梁帅，更是无数用自己的死亡换取家人重生的人们。也是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小说家孙频在理想主义之外，又生出了更多与现实硬碰硬的勇气。

李 杨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80后作家、“边缘人”书写与女性写作，是批评家在探讨孙频作品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而细读《地下的森林》，让我们看到了不经意间忽略的另一重要视角——煤矿文学。山西多煤矿，这几乎构成了地域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吕梁山区附近县城长大的孙频，因此和煤矿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小说集《盐》中收入的6篇故事（《乩身》《东山宴》《无相》《祛魅》《我看过草叶葳蕤》《因父之名》），都与吕梁山区有关，却不止于写山西人事，更多是构建“一个虚构的地标”。以此观之，吕梁山区多数时候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勾勒“县城文学”的底色，是以“见自己”的方式去“见众生”，而与此相区别的是，矿区并不只是情节展开的场域，更是深入到文本的肌理，影响人物的行为和选择，某种角度上可以看作是由“见众生”回到“见自己”的一条幽径。沿着小路出发，在“痛感三部曲”“海边三部曲”“山林三部曲”“小城女性三部曲”之外，《光辉岁月》《鲛在水中央》《狮子的恩典》《白貘夜行》等，再加上发表于《收获》2025年第1期的《地下的森林》，共同构成不断丰富的“矿区交响乐”。

在这其中，《鲛在水中央》和《地下的森林》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上的共同性，为对读的开展和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空间。两部作品都选择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都有着从事文学创作或艺术拍摄的梦想，并在受挫后回到矿区，通过下矿工作维持生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都有命案发生，且以改名或顶替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核心叙事要素。而跳出相似性之外，容易为人忽略的，是两部作品所叙述的故事的发生时间，也即故事所讲述的岁月。《鲛在水中央》中的“我”在经历1992年的铅矿倒闭、1998年的太钢下岗后，在1999年与三位工友一起谋杀了诈骗犯范柳亭，将其压在大山深处的湖底，而后在2004年回到了早已成为废墟的矿场旧址，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2014年西花矿发生瓦斯大爆炸，十名矿工在井下被炸得粉碎，因换班逃过一劫的张云飞躲了起来，而《地下的森林》中的“我”拿到了本应属于梁帅家属的抚恤金。担任煤城第一代矿工的父亲于2015年死于尘肺病，而八年后的2022年，“我”在拍摄电影失败后回到县城，命运般地走入地下，成为镇城矿的一名临时工，寻找诗歌的主人和当年的真相。同样是发表在《收获》杂志的第1期，《鲛在水中央》与《地下的森林》间隔了六年，在2019年至2025年的时间里，孙频通过大量采风访谈，“把写作落到实处”，尝试“努力地去接近它、了解它”，在孙频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时期的矿区生活，她在用自己的笔墨，搭建起流动着的个人矿区文学史。

《地下的森林》刊登于《收获》2025年第1期

内容简介

“我”是一个煤矿子弟，靠着哥哥在地下挖煤挣的钱上大学，做着导演梦，后来拍的电影失败，还花光了哥哥因矿难死亡而获得的赔偿金，不得已又回到了煤城，下井谋生。“我”在千米之下的矿井里发现了刻在巨煤上的诗歌，那都是哥哥做矿工时写下的诗句，哥哥的死亡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善与恶的大问题，在更本质的存在问题——“在矿洞里，我们是一群没有影子的人”——面前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