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名士，新语风物
《世说新语》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书——谁又会不喜欢呢——因此买过几种笺注、校释、会评本。近读两种新著，则能跳出上述传统套路而另辟新径，是可喜的“新语”之“新语”。
首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的《世说新语别裁详解》，这确是书如其名的佳作：所谓“别裁”，乃一改历来研究著作对《世说》原文的亦步亦趋，而是选取一批名士，将原著分散述及该人的条目集合起来，辅以其他史料，展现了二十多位名人的整体形象；所选人物，以《世说》载东晋袁宏曾撰《名士传》，根据其名单并作补充，从而既有出处，又有著者心得，是对《世说》别出心裁的解读。至于“详解”，则是在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将笺、注、校、解、析融为一体，写成深入到位又明晰好看的释读文字（董先生多年从事教学，故有娓娓道来的讲解口风），将多面性的人物立了起来，构筑魏晋名士的画像长廊。
其次是余佐赞的《世说新语风物》，这个主题是我一直期盼有人写的，很高兴见此成果。余兄选择《世说》中有特点的事物一百四十多题，解释疑难，阐明故实。且不限于针对原著，还牵引其他文献；又不限于魏晋，而延伸至前朝和后代；再不限于狭义的“风物”，如书名副题，乃广泛论及“魏晋人的生活日常与文化”。作者长期从事出版编审，而又沉潜治学，养成严谨且简练的学风，全书写得简明易读，要义纷呈。
二书虽取向不同，但可分别以各自的一个说法譬喻彼此。董上德一再强调，《世说》的好处，是其故事让人“获得现场感”。这也正是余佐赞《风物》的妙处，以衣食住行、民俗风尚、时令娱乐等切实的细节，将人带回魏晋的现场，还原历史场景，乃至人物心境。而余著的前言谈到，《世说》对人物按门类分记，有关片段遂分布各处：“同一个人，多个侧面……书中各个片段组合起来，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个性分明、极有神韵的魏晋人物。”——董上德的《别裁详解》，正正做了这项工作。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竹林七贤部分，董著综合零碎记载，在片言只字间发幽探微，通过七贤主动或被动的不同选择，展示他们行止背后的心曲、策略背后的命运，解说深入，令人回味和感叹，就像他后来评论王衍时说的：读来“会增进对世情的认知，对人性的理解。”
董著《别裁详解》之胜义叠见，还在于不仅拈出古人心事，亦反映时世背景，所谓“知人论世”，通过文史结合的写法，理出了魏晋的历史脉络（尤其是文化史方面）。又且不仅发掘《世说》的内涵，还既宏观阐释、又微观辨析，在文字校勘、典故注释等具体方面，甚见学力，时有超越前人的独到之得。此可谓大中见小，比较突出的，有关于魏晋著名的清谈，究竟是怎样谈法；又有不少名物的讨论，如王敦不识皇家富贵，将用来洗手的“澡豆”，“倒著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董著列出前人多种不妥的翻译，说明“干饭”的真正含义。这也可补余著相关篇目的内容。
余著《风物》则不仅以很多有意思的材料，为我们读《世说》解惑，还以有意思的论述，小中见大，或者说是以“物”见“风”，即透过所述事物，反映魏晋独特的世风。如对于当时世家大族间复杂的关系，董著讲到王家与郗家虽为姻亲却后来积怨；余著则在“礼仪”“官场”等部分介绍：“旧时王谢，原来矛盾也很大”，王家与谢家亦为姻亲，却同样“因为政治的掺入而并不美满”。合而揭开了东晋名门的内里另一面。
我同时读董、余二书，虽然所论的范畴迥异，但很多地方可互相对看，甚为有趣，再举两个话题、分别各两个故事，略可见他们各有侧重的不同特色。
《世说》有两处记王徽之爱竹。“任诞”篇说他“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后一句被传颂为佳话，但少人注意前一句，为什么王刚令人种竹，随即就能指着竹子说出那个名言？ 我翻看手头几种《世说》研究著作，都没见涉及这点，董著《别裁详解》则专门提出：王在移居空宅时，是“带上了待种的竹子的”。读到此让我豁然心喜。不过，董著的重点，是并论王徽之其他行迹，从而指出他的随性不羁、自傲放达，既有清雅的审美，又有俗气的做派。这一分析，让人看到了魏晋贵族士大夫的一个标本。另一故事，在“简傲”篇，王徽之“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径直前往观赏，而不理会主人家的“洒扫施设”。对此，余著《风物》解释了“施设”，是准备酒食，可补董著对此之谈。当然，前人如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已注出“具饮馔”，但余著还举了《世说》其他“施设”之例，等于是“串讲”，写出当时饮食之风。
董著《别裁详解》阐述《世说》中谢安的诸多美好故事，中间却有一则别人对他的挖苦，说谢安初期隐居，后来出仕，有人遂用中草药远志别名小草，来揶揄他是“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董著以此来谈谢安的出处境况。余著《风物》则有一篇介绍药草王不留行：卫展有旧友来投奔，“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这个故事被《世说》归入“俭啬”篇，但余著解释，因为王不留行“走而不住”的特性（《本草纲目》：“此物性走而不住，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民间常用来表示拒客。读之，才明白为何连卫展的亲戚都批评他“刻薄”，这已不仅是吝啬了。龚斌《世说新语校释》也解说了此赠礼“暗寓不留客之意”，所以那位故旧收到药草便当即坐车走人，“彼此皆在不言中。”不过，这也正见出植物能代人言。由王不留行和远志，我联想到，当代的“花语”，在魏晋时已常见应用于人与人之间了。
以上只是因自己的草木趣味，而对董、余大著的不贤识小。但可顺便谈到，《世说》涉及植物的篇章中让我喜爱的一则，见于“赏誉”篇：王恭本与王忱交好，后互生嫌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即王忱）故自濯濯。’”——很美的故事。友谊经历变故，初心不能忘怀，兴会带来相思，植物带来人情，王恭看见晨露闪耀、桐树新芽，不禁想到，故人正有如这般清新明朗。刘强辑校的《世说新语会评》，指出“容止”篇有人赞叹王恭的姿容，是“濯濯如春月柳”，说可以参看。我想这更有意思了，王恭把别人对自己的赞美移用于王忱，益见友情的相惜。
对此，余著《风物》解释了故事为什么发生在早晨，因为“行散”，即魏晋流行的服食五石散后需以行走来散发药性，而行散多在早上。我感到这倒更可作为一个象征：服食五石散，是魏晋风尚中的病态；然而在这此背景下，仍有晨露新桐，穿透了种种变态纷乱，在那段悲情历史的深处，散发出健朗明净的熠熠光彩，有如其时名士的人格、人情之美。也许，这就是我们对于《世说新语》所当取的。而董上德的《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余佐赞的《世说新语风物》，便可引领我们回到魏晋的清晨，感受那些“新桐初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