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在时代裂变中的主动突围
现代学者的三重治学境界
《进学记》分为“问学之路”“从师岁月”“师友往事”“东瀛书影”“学人书序”“我的大学”等六辑，全书以朴实的文笔、深邃的哲思，勾连起学术传承的“金针”与人文精神的“血脉”，为当代学术生态提供了一面镜鉴。
在黄仕忠看来，人生的确是一段不断学习的旅程，对于上下求索的学者而言，更是如此。于这段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旅程中，幸运常伴，或也难免遭遇挫折。正因为如此，黄仕忠心存感激，感谢那些为自己指路、树立榜样的人，是他们让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以及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进学记》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娓娓道来的治学历程，更在于其系统建构了现代学者的三重治学境界：个体精进、团队协作与时代担当。三重境界环环相扣，构建起当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立体坐标，不仅赓续了王国维“治学三境界”的精神血脉，更在全球化语境下为中国学术的守正创新提供了范式参考。这种层递式的治学观，不仅是对中山大学古典戏曲研究学统的当代诠释，也是黄仕忠教授三十载学术实践的智慧结晶。
个体的精进应重视对学问的“悟”与“守”。书中以徐朔方先生为典型，展现了学术个体如何通过“悟通”实现自我突破。徐朔方强调“学术是个人的事”，主张材料虽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他要求学生“不作干预，自行领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培养真正的学者。黄仕忠通过《徐门问学记》等篇章，深度还原了徐先生在病房走廊捧书等待的经典场景，以细节勾勒出“精神贵族”的学术风骨——不迎合世俗，只追求真知。这种“自度”精神，在黄仕忠的学术转型中同样鲜明：从江南到岭南，从个体研究到团队引领，他始终以“硬读”“硬写”的笨功夫突破舒适区，最终完成从“文献整理”到“学术重构”的跨越。
团队的协作应关注集体研讨的“同”与“异”。王季思先生倡导的“群体学问”，成为黄仕忠学术团队建设的核心理念。书中详述了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集体研讨课”的传统：不同年龄、层级的学者共聚一室，形成“学术共同体”的雏形。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师徒单向传授的局限，转而强调“年轻人与年轻人交朋友”的横向联结，使学术传承从个体经验升华为群体智慧。每提出一个问题，都能引发不同的回应，进而引出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激烈的争论。
为学术创新注入持久活力
长久以来，黄仕忠始终秉持作为一个严肃学者的基本准则：求真、协作、突破。自己思考、解说、叙写的，原本不过是事实，自然尊重事实是基础之基础。有用抑或无用，大多会受制于某一时期的某种价值观念，有用者亦未必能沿之久远。唯有真实，才是不灭的。一个学者应该以求真为务，只要所据者为真且不管有无人认同，有用或无用，都应该坚持。
在黄仕忠看来，当代人文学者应该展现文献考据与人文价值的深层互动。从《进学记》一书中，读者得以窥见其治学生涯的双重维度：既包含对文献实证的执着坚守，又蕴含着对知识传承的人文关切。
日本因历史上长期受汉文化影响，保存了大量中国本土已佚或罕见的戏曲文献，如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的抄本、刻本。黄仕忠通过系统调查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如内阁文库、天理图书馆、东京大学等，发现了诸多珍贵版本，如明代戏曲选本、清代宫廷戏曲抄本等，填补了中国戏曲研究的文献空白。《影书侧记》记录黄仕忠影印一套珍稀戏曲文献的曲折经历，在日本拍得胶片，辗转在台北交接，惊心动魄的过程恍如谍报，却道出了访曲影书的实情。《东京短章》，是黄仕忠访书、寻曲的一些花絮；其中《寄内》两札，约略可见当时的工作情状。所述千叶掬香的藏书、徐志摩的题跋、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的去向，因人系事，拓展延伸开去，当属于现代学术史的内容。通过对日本藏本的校勘与整理，黄仕忠揭示了中国戏曲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尤其是日本藏本往往保留了中国本土散佚的早期版本或原始形态，为文本复原提供了关键依据。
黄仕忠的海外访书非止于文献收集，更通过《戏曲文献研究丛稿》实现文化记忆的重构。而《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则呈现出严谨的版本谱系，揭示了戏曲文本的文化流动轨迹。黄仕忠曾深情地回忆道：“就这样，我对日藏戏曲的研讨逐渐深入，从版本考证出发，进而涉及各馆藏文献来源的研讨，各文库多来自戏曲研究者的私藏，对早期收藏者的追索，又追溯到明治中国戏曲研究的缘起。正是对这些方面的研讨，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
人生就是进学的过程
黄仕忠的散文笔法，亦使他的学术记忆充满了人文温度。“治学历程”勾勒出他数十年间的学术探索轨迹。少年困居山乡时，对书籍的饥渴驱使其在煤油灯下四处寻访典籍，以书为伴逐渐积累知识储备，终在恢复高考后叩开大学之门。学术之路上蹒跚前行的每一步，皆得益于硕导徐朔方与博导王季思两位先生的薪火相传。从他们身上继承的不仅是考据笺注的治学门径，更是学术品格与治学精神的传承——那些在经史子集中体察世道人心的学术自觉，在文献爬梳中把握文化脉络的研究视野。回望学术历程，任何所得皆源于先生们立下的学术范式，使黄仕忠得以沿波讨源而葆守治学初心。“师门忆往”以学生视角重构前辈学者的精神肖像。关于王季思先生的晚年记述，既展现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亦透现其暮年的学术沉思。所遴选追怀徐朔方、沈文倬、刘操南、郭在贻诸先生的文字，试图为“老杭大”学人增添生动注脚。这些学者或曾朝夕问学，或仅数面之缘，却在不同维度滋养了黄仕忠的学术生命。
“人生就是一个进学的过程，对于我辈学人，更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幸运相伴，波折难免。正因如此，我心怀感激，感谢那些为我指引方向的人，树立榜样的人，让我了解何为真正的学术，如何处理学术与人生的关系；也感谢与我共同进学的伙伴，给我许多帮助与鼓励，使我能够坚定前行，义无反顾。”在行文时，黄仕忠有意避开程式化的颂扬，着力呈现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学术坚守与生命姿态，通过日常交往的细节捕捉其独特风骨。真正的人文学术应是方法论自觉与人文关怀的共生体。当文献考据的精确性与文化阐释的开放性形成良性互动，学术研究便得以突破专业界限，在知识生产的同时实现人文价值的当代转化。这种交织状态不仅塑造了个人的学术品格，更为数字时代的人文学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路径。
以“笨功夫”筑起学术堤坝
《进学记》如同一部跨越时空的学术史诗，既是对韩愈《进学解》千年文脉的现代回应，也是学者黄仕忠的精神自传。如果说韩愈的《进学解》以“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警世之语道尽传统士人的困顿与坚守，那么《进学记》则以更开阔的视野重构了“进学”的深层意涵——它不仅是对知识的求索，更是对学术传承使命的自觉承担。黄仕忠笔下徐朔方“悟通学术之路”的孤勇，王季思构建学术共同体的远见，以及曾永义以“酒党”消弭两岸隔阂的智慧，共同勾勒出当代学术的立体图景：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真正的学问依然需要“金针度人”的胸襟，需要将个体的学术生命融入更宏大的文化叙事。
相较于韩愈笔下“投闲置散”的愤懑，《进学记》展现的是一代学人在时代裂变中的主动突围。黄仕忠通过自身从“自度”到“他度”的转型，将韩愈“提要钩玄”的治学方法论发展为系统性学术工程——从文献调查到团队协作，从十年周期的深耕到学术共同体的构建，这种“最笨拙却最便捷”的路径，恰是对“业精于勤”的当代诠释。当韩愈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黄仕忠则以实际行动破解这一困局：他像匠人打磨榫卯般培育后学，通过“根据地”理论指导学生建立学术坐标，将中山大学的研讨课传统升华为跨越地域的学术网络。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经验复制，而是如波多野太郎推动中日交流、曾永义架设两岸桥梁般，将学术转化为文明对话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进学记》已超越个人回忆录的范畴，成为观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棱镜——它既映照出前辈学人在动荡年代守护文化星火的坚韧，也折射出当代学者在全球化语境中重建学术主体性的努力。当数字洪流冲击着知识的深度与温度，黄仕忠们以“笨功夫”筑起的学术堤坝，或许正是抵御异化的最后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