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门叙事的艺术。作家往往通过“叙事”来讲述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并借此传递人类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以至于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将小说家称为“讲故事的人”。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知识泛滥的发达技术主义时代，“太阳底下再无新鲜事”可言，原本由远方“水手”带来的种种离奇故事，已经被互联网、大众传媒弱化为一则则见怪不怪的新闻事件。“叙事”的式微，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但吊诡的是，叙事话题的泛滥竟暴露了一场叙事的危机。在故事化的喧哗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1}当小说这门古老的艺术遭遇后现代主义那一刻起，“叙事”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就在逐渐被削弱和剥夺，而“文学终结论”的提出，更是一度将其推向消亡的边缘，就像一名魔术师被当众戳穿了背后的机关，“礼帽中的兔子”再也无法引起台下阵阵的惊呼与喝彩。

但凡事都有其两面性。“叙事的危机”标志着旧故事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新故事的诞生。只要“文学是人学”这一公式依旧成立，小说家总能借助“语言”和“情感”的力量，重新为文学点燃叙事的“篝火”，恢复艺术的“光晕”。而在这其中，青年写作者往往凭借其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本能，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持微火者”。他们在这特殊的时代机遇中，既面临着深刻的挑战，也隐藏着巨大的潜能。作为代表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创新力量，青年一代的写作者们更深入地置身于信息时代的漩涡之中，因而也更能真切地体会到来自数据、算法和效率的规训与束缚。这些来自当下现实的生存体验，在给他们带来精神桎梏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写作输送了鲜活的在地性和及物感。尽管他们在写作中常常因暴露出某种同质化、技术化倾向而受到批评家的责难，但在直面“叙事的危机”时，他们从未止步对“存在的探询”，反而在不断寻找突破的路径和方式。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我在河北青年作家王元和李景泽的笔下，看到了这种探索的勇气和突围的自觉。

王元的小说《美人鱼的夏天》讲述了一个爱而不得、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爱情故事。虽然仍旧是青年作家所热衷的情感书写，但是作者显然已经摆脱了青春期疼痛文学的稚嫩笔法，表现出一种相对成熟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策略。颇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成熟恰恰体现在，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小说叙述技巧的刻意追逐，反而表现出对技术性写作的反叛和超越。整篇小说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设置，有的只是平铺直叙的现实描摹和纯净如水的日常性语言，以及略带几分痞子幽默的王朔式调侃，在这样的叙述中一对青年男女的都市爱情生活缓缓展开。故事的开端起于一场爱情的终结和另一场爱情的开启。

“爱情”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被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视为“最小单位的共同体”。在他看来，爱情是人们通向真理的重要步骤：“简单说来，爱情就是关于‘两’的真理，关于如其所是的差异的真理。”{2}这就意味着，一旦失去了爱情这个“最小共同体”，人们必将会沦落为孤独的个体，失去对差异之真理的探询欲望，将自我锁定在“一”的牢笼中。小说的主人公乔宇，在经历了爱情和婚姻的失败后，就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离婚后，他与前妻王佳宁在儿子抚养和教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来自父母的不理解和催婚，都使他感到人生的莫大孤独与烦恼。或许只有另一场爱情的到来才能令他获得安慰与救赎。终于，在一场“查头盔”的偶然交通事件中，乔宇意外结识了另一个“孤独”的灵魂——邱紫陌。邱紫陌是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年轻、漂亮又充满活力。第一次见到她，乔宇就被深深地吸引。之后，在经历了几次有意或无意的巧遇与邂逅之后，双方都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但碍于现实的压力和年龄的差距，彼此都没有将这份爱意说出口。对于乔宇而言，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之后，再也没有了对爱情最初的冲动和执着，曾经理想中的爱情已不复存在，尽管依旧渴望，但是理智和现实压制了它。这使他在感情问题上变得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而邱紫陌虽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本应更有勇气冲破阻力、勇敢追爱，然而她亦未踏出这一步。最终，这份还未来得及展开的爱情便随着邱紫陌的悄然离开而宣告结束。

小说并没有出现读者所期待的戏剧化情节或理想化结局。但在笔者看来，这反而正是小说的真正用心之处，即作者所要展示的恰恰是生活本身。我们对于爱情的浪漫化期许，往往更多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美好的爱情只出现在青春偶像剧之中。作者王元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极力想打破和颠覆这种爱情叙事模式，并渴望在一种对“虚构”的消解中抵达真正的现实。整部作品虽然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却处处表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近乎零度“新写实主义”风格。尽管我们说，小说要寄托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但在残酷而沉重的现实面前，作者王元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因如此，当主人公乔宇在得知邱紫陌的父母已在武汉为她安排好工作时，并没有劝她留下，而是以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对她说：“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有了主业，才有心情经营其他周边。”经历过生活打磨的他，更明白爱情碰撞现实，无异于以卵击石。正如鲁迅先生借子君说出的那句名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或许正是当下青年所普遍面临的一种真实情感处境——想爱而不能爱，想爱而不敢爱，因为无力承担其带来的负累与后果。试想，倘若邱紫陌真的留下来，又会不会重复《伤逝》的悲剧，或是重蹈乔宇上一段不幸婚姻的覆辙？这是爱情与生存的悖论，也是理想与现实的辩难。有时候一味地追求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相反，放手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成全，这或许也正是小说传递给我们的当代爱情观。

当然，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种简单的爱情叙事和现实描摹，而是将婚姻、家庭、教育、工作等诸多沉重话题，巧妙地融入到看似轻盈的日常性语言之中，从而表现出对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困境的双重关注。小说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即两个主人公在忘我地玩着一款名为“舞立方”的电子竞技游戏。乔宇说：“我越玩越痛快，幅度和力度不断加码，越发夸张而激烈。抛开工作，抛开生活，抛开房贷，抛开烦恼，抛开预设，抛开婚姻，抛开爱情，抛开所有，抛开一切，我来到游戏的世界，周围一片空虚，我悬浮于半空中，圆球和长条从四面八方向我聚拢。我变成二维生物，变成模糊的色块，在二进制的世界，我就要被格式化了。”这一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我。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是残酷的，冰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他们宁可在虚拟的游戏世界中寻找“快乐”。这与其说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毋宁说是对现实的控诉与反抗。尽管无效，却能让他们感受到暂时的解脱和释放。生活宛如一场巨大的虚拟游戏，当那些变幻莫测的圆球和长条不断冲击而来，即使你用尽所有力气来舞动和拍击依然措手不及、顾此失彼。

如果说王元借助“舞立方”这一隐喻，揭示出当下青年的情感纠葛与精神困境，那么李景泽则通过“一块砖”的意象，试图在历史记忆和乡村叙事中寻找重建伦理道德的可能。河北历来就是“乡土文学”的重镇，李景泽显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他的新作《藏了一块砖》无论在故事性还是艺术性层面都显现出一种少见的持重和成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新鲜的时代经验融于乡村叙事之中，从而表现出一种突显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宏阔视野。

正如标题所示，小说讲述了“一块砖”的前世今生。然而，这绝非一块普通的砖，它承载了一段沉重的革命历史，负载着主人公李国忠一生的愧疚与感恩，也隐含了作者重建乡村伦理道德的期许与渴望。以这块砖为故事线索，小说以双线并进的方式展开叙述，历史记忆与现实场景相互补充，彼此呼应。杂而不乱、疏而不漏的叙事结构也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文本驾驭能力。

某种程度上讲，《藏了一块砖》可以被视为对历史的一种“隐形书写”。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题材宏大叙事，也没有从正面来讲述和表现国仇家恨，而只是通过个人化的回忆性视角来进入历史之一隅，并在隐秘的历史细节中窥探人性，反思现代乡村伦理的失范。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主人公李国忠因幼时顽劣，外出玩耍时不慎被鬼子跟踪，无意间将敌人引至八路军的临时驻地，进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名战士为了掩护李国忠而不幸牺牲，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一块长城砖。从此，这块砖便如巨石般重重地压在他的心里，令他一生都活在痛苦的回忆和无尽的愧疚之中。为了时刻提醒自己的罪过，纪念那场惨烈的战争，祭奠那些牺牲的战士，李国忠将这块长城砖存放在自己家中，宛如珍宝一般守护着。如果不是儿子一家的到来，不是孙子的一再追问，不是村委会发布回收长城砖的消息，关于这块砖的秘密、关于那段沉痛的历史记忆将永远尘封在他的内心深处。小说直到最后也并没有明确交代李国忠是否将砖主动交出，这种开放性的结尾更加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如果说“一块砖”承载的是李国忠对于过去革命历史的沉重记忆，那么“长城”则隐含了作者对当下乡村伦理道德沦丧的关注与担忧。它作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无疑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历史隐喻。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象征，但在小说中却呈现出一副残破、颓败的萧瑟景象：“城墙东倒西歪，破碎的砖头散落一地。依然挺立的墙垛子在斑驳中撕扯着一道道深深的裂痕，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杂草荆棘疯长在裂缝中，泥壤助长了植被的绿意，将长城几近吞噬。绿色原本是活力的见证，但此刻却显得那般突兀，甚至叫人厌恶。它侵犯了长城的威严，让这座历经沧桑，有着无数动人故事的建筑颜面扫地。”这正是李国忠的心结所在。曾经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的长城，历经岁月的流逝，如今却无人问津、颓废不堪；当那些浸染着战士鲜血的长城砖被村民们纷纷拿去垛墙头、垒猪圈时，革命精神和历史传统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抹除、被遗忘，甚至被嘲弄。正如李国忠对儿子抱怨的那样：“长城？现在知道有长城了？它都废了多少年了。那么多人把砖搬回家垛墙头、垒猪圈的时候，管的人在哪？现在后悔了，要管了，凭什么？”在这一连串的抱怨和追问之下，暗含了他对长城的无限敬意与惋惜。而他之所以要私藏那块砖，固然有自责、愧疚的心理在作怪，但同时也表达了其对于“长城精神”的守护与挽留。毕竟，现实中的长城破损了可以修缮，而心中的“长城”一旦坍塌，又该如何重建？

赵老三为了金钱不惜违背良知，偷偷将老虎口的长城砖一次次背去村委会换钱。这一行径无疑意味着在现代物质文明、金钱观念的冲击下，乡村伦理道德面临着失范和滑坡的危险，由此可见，人们心中的“长城”早已开始摇摇欲坠。而李国忠依旧执拗地藏着“那块砖”，并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守护着弥足珍贵的“长城精神”。小说最后以李国忠阻止赵老三偷砖而被砸伤的情节将故事推向高潮。这既是一场冲突，也是一次救赎。李国忠用自己的忠诚和信念守护了“长城”，他在昏迷中也再次见到那位牺牲生命营救自己的战士：“他微笑着对他说，别怕，活下去，好好活下去……”显然作者在李国忠的身上寄托了对乡村文明重建的希望，并将这种希望投射到被村民们遗忘的革命历史传统之中。从“一块砖”到一座“长城”，这不仅仅是坍塌和修缮的关系，同时隐藏着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在断裂后如何重建等诸多问题。“晨光微凉，将巍峨的老虎口长城渲染成了金色。在金光灿烂中，焕然一新的长城蜿蜒开去。它蟠伏在中华大地上，那矫健的身姿、磅礴的气势，一如一条昂首挺胸的巨龙盘踞于群山之巅，俯瞰万里，气吞天下。”小说结尾对于老虎口长城的再次呈现，也昭示着重建“长城精神”的希望与可能。

对于青年写作，贺仲明曾在《时代之症与突破之机》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下青年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现象和技术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较少关注宏大社会生活和事件”；另一方面则是“对小说形式艺术的过分追求”。{3}问题的发现，往往会引发行动的自觉。我们已然从王元和李景泽两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中看到，他们正在有意识地努力突破困境，寻找解决之道。前者对于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深度描摹，后者对于历史记忆和乡村伦理的隐形书写，恰好构成了当下青年写作的两个重要审美向度，表现出他们对于叙事艺术的多元探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日益被信息化、技术化所主导的后叙事时代，他们并没有放弃“叙事”的力量，始终致力于在故事的讲述中重燃文学的“篝火”，寻找“叙事的锚地”。正如韩炳哲在《叙事的危机》中所写：“身在信息和数据海洋之中的我们，依旧需要找寻‘叙事’的力量。”{4}

注释：

{1}[德]韩炳哲：《叙事的危机》，李明瑶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版，第3页。

{2}[法]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邓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3}贺仲明：《时代之症与突破之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4}[德]韩炳哲：《叙事的危机》，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