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旸：一个人的阅读史
在现今这个喧嚣繁杂的时代，碎片化且带有极强复制特质的网络信息，侵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纸质化书籍的阅读，自然成为社会人在忙碌生活中，那难得的，短暂的诗意与灵性的迸发时刻。书籍篇章，作为人类历史长河里，思想文化的结晶，塑造了一代代人的人格性情，世界观，价值观。每个人跟书籍，都有长期的交往史。
作为笔者来说，因为母亲在大学教授外国文学，人生中最早接触到的一套书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一辑旧书，德国人斯威布编纂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当时我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童，心智懵懂。在这人生舞台混沌初开的阶段，古希腊神话中那些具有人类形貌，喜怒哀乐形于色，被赋予了古希腊人民对于美的最高理想的美丽神祗们，寄托了我对于最本真的理想和崇高的想象。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自然而然的，我逐渐开始阅读《红与黑》《复活》《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茶花女》《呼啸山庄》《简爱》《双城记》这些名著。故事里，那些爱恨交加的主人公，或疯狂或执着。当然还有命运不幸，却深具人道主义精神的冉阿让，美丽却沦落的芳汀。这些古典小说里，一个又一个牺牲自己，成全梦想的浮萍男女，无疑具备最率真的人格。他们共筑了一个在文学中，亘古永存的心灵世界。
当然，作为一个成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少年，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是必不可缺的。《西游记》，《聊斋志异》里那些美丽灵动，性情魅惑，芳华永驻，身居于灵山奇洞中的女妖们，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飘逸自在的道家风骨，构筑了我对于广阔又自由的未来的向往。在由小学升入初中的时段，笔者难得的读完了《唐宋传奇》《三言》，这一系列记载中国最初的市民社会故事的短篇小说。这些彼时文人们，搜集整理，加以编纂的奇情逸事中，无论是娇嗔风情，不安于室的媚妇，还是身处风尘，侠肝义胆的奇女子。她们和故事里的男性角色，一起演绎了中国文化中的世故人情，沧桑变迁。
总的来说，一个人的阅读史总会有一条绵长延续的文脉，笔者与张爱玲作品的邂逅，也是个不期而遇的必然。千禧年代初，正值张爱玲这位作家被夏志清从历史的浮沉中打捞出世，又恰逢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历史大势。张爱玲笔下那些不甘沉沦，奋力挣扎的俗世男女，最终下行的命运轨迹，在那时十几岁的我看来，却有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欣赏感慨。不管是小说里悲剧性的人生，惨淡的心境，还是那时隐时现的旧上海，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读者眼里，难免带有时代审美滤镜的昏黄朦胧的光华，有种不是凄凉，而带有些许凄美的情怀。当然，从笔者当下的人生阅历看，这些故事已然没有了审美性的光彩，而是让人感到隐隐约约的怜悯与恐惧。张爱玲饱含悲剧性的小说作品展现出了人性的幽深，但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并非目的，它还要诉诸别人以怜悯和同情；悲剧因为有怜悯和同情而显示出深度，怜悯和同情也因悲剧而体现为崇高。在我看来，这也是张爱玲的作品最能够震撼读者心灵的地方。
同为上海作家，王安忆与张爱玲之间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羁绊。可以说，王安忆重写了张爱玲，正如张爱玲重写了红楼梦。具体来说，张爱玲是生活在衰落腐败的大家庭的，她生活的圈子也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这决定了她看世界看人生和看文学的眼光；而王安忆生活在新中国的一个军转家庭，是以大上海的征服者后裔的身份进入这座都市的。但在人生成长期，又转道安徽淮北农村、江苏苏北小城，在时代乱世中颠簸浮沉。因此她看中国、看社会和看人生就比张爱玲远要深阔得多。所以，王安忆曾说过：“她写的那些女性是我所不熟悉的，我很难说。我听说有人将《倾城之恋》和我的《香港的情与爱》作了比较，好像有点像。”不过，“逢佳始终没有到背水一战的地步。”“我始终给我的人物留有余地。李主任死的时候，我会给王琦瑶留金条，我不喜欢将女人逼到走投无路，这样就不好看了，就没故事了。”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钟山》2001年第5期）正是有了这样或宽或窄的余地，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故事，还有那种深深浅浅的，能让读者沉浸进去的温暖诗意又朦胧的氛围感，构筑出了一种悠长绵密的阅读快感。《我爱比尔》《长恨歌》《启蒙时代》《桃之夭夭》《米尼》等等，这一系列作品，虽然会被不理解的读者诟病为，里头的普通人主角个个都像哲学家。然而，正是因为王安忆在创作中所坚持的知识分子视角，以人性中必然会有的真善美来升华作品主题，更为深刻的揭示现实，展现作家的思想的深刻性，理解并且阐释出了人类社会数千年来恒定的运行规律。那就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都是以多数具有健全人格的普罗大众的不懈奋斗拼搏来实现的。这也印证了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最为畅销，拥有最广泛读者群体，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经典名著，也是由于路遥的知识分子创作视角。这种视角以丰富的学识积累和阅历为基础，通过更高的思维结构铸就出的思想，教诲了人生，进而不断探索人类精神世界中最深刻的所在。通过阅读王安忆，路遥的小说，读者的心灵思绪触及到了自己希冀中的理想精神生活，可以从压力颇大的日常生活中暂时脱离，去经历另一段自己渴望而未曾企及，经历又未曾把握的人生。或者说，在他者中寻找自我。人生苦短，路遥笔下的孙少平、高加林，为了更好的“生活”拼命奋斗，不撞南墙不回头。无论从“生活”这个词汇的动词定义，还是名词性来看，他们在追索和寻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都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和外面的世界。高加林，孙少平喜爱俄罗斯歌曲，美国民谣，阅读《红与黑》，去影院看《王子复仇记》，这些爱好在现今的读者看来，或许与他们的社会身份不是那么相符。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戏剧化反差，才让一代代读者在阅读中点燃了内心深处对于善与永恒的追求。这不正是从虚无中来，又最终将走进虚无的人类为自己的生命价值设定的意义么？
茫茫人海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阅读者。阅读是我们的另一种人生，在书籍的海洋中，我们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踏上了一段崭新的，未知的旅程。阅读过的书籍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史，也通过一个个小我的历史，建构出了人类社会不断绵延的文明史。这正是阅读，书籍存在的必然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