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客厅里的阿芙洛狄忒》看起来是一个围绕着家庭展开的故事：杏子作为一个外来者，与“我”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发生了密切关联。杏子究竟是不是父亲的情人？这样的猜疑贯穿始终，使得“我”“母亲”“哥哥”与杏子之间的关系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但这并不是小说的重点，我写作的初衷是探究一种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套话、空话、温暖的话、漂亮的话，人人都成为语言艺术家，将表面的和谐与背后的利益作为与人互动中最大的追求，我们既不揭破他人，也不面对自己的人性弱点。这个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作为社会阶层中的某一类人来写的，他们彼此间缺乏真实的交流，也没有爱和理解，却其乐融融地聚集在一起。把人物放在一个家庭的空间里，是为了让情节变得更好操作，也更有趣味。

这篇小说完成后，读过的朋友基本都把重点锁定在杏子身上。她的确是这个小说中最具有主动性的一个角色。年轻的女性，聪慧，有野心，有不平，有伪装，有忍耐，又在某个时刻显露出张狂和强势的一面。这些个性是逐渐发展而来，还是原本就共同存在于她，“我”的视角并未提供答案。杏子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几近完美的角色，她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又像女儿一样抚慰“我”的母亲，有她在时，沉默的哥哥变得能说会道，疏离的父亲也回归了家庭。这个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享受着杏子提供的“情绪价值”，却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杏子想要什么。在杏子的无微不至中，他们逐渐将杏子提供服务视为理所当然。这时候的杏子看上去像是一个弱者，但很快她便转换了身份，可以说她愚弄了虚伪的人们。当她站在因自己的设计方案而成为废墟的家庭里，看着仍然想要保持体面的一家人，止不住地狂笑。杏子真正想要的东西不难看出，杏子的发言“世界是少数人的游乐场，多数人的地狱”显然是她在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观点，至于杏子的经历，限于篇幅和节奏，小说中并未交待太多，只浅浅提及求职失败、母亲病逝。杏子是一个无所依傍的普通人，她想要的是阶层跃升，这个家庭只不过是她众多工具之一。“客厅里的阿芙洛狄忒”是杏子的设计，“打破原有的家居结构”当然是讽刺，浴池上方雕刻的阿芙洛狄忒是旧时代的女神。而新时代被推崇的，无往不利的，却是这样的杏子。

再说母亲。母亲可以说是上一代某类女性的写照，她将丈夫的事业和家庭的稳定视为首要的人生任务，缺乏对自身的关注，也因此缺乏对人真正的理解，她将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纳入自己简单的规律之中，看似以家庭为重的母亲，并未得到丈夫的爱，也没有获得子女的理解。表面“太平盛世”的背后，是多年修炼成死灰的隐忍。母亲在从寺庙返回的下山路上迎面遇见儿子，却视而不见，被女儿发现自己偷偷哭泣，也只是逃避。同样，母亲是什么时候察觉杏子与丈夫之间微妙的关系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企图和她沟通、还原真相时，她仍采取回避和拒绝的态度。反而灌输给女儿一种“什么也不会发生”的错觉。即便杏子再来到家里，母亲因发现她能给儿子带来帮助，仍对其示以友善。母亲以这样一种行事方式去应对一切，并非因她愚昧，只关乎利益，母亲这一角色将一生赋予丈夫和家庭，人到晚年的她已经无法再信奉新的理念，也无力创造的新的价值，她用经验应对一切，将自己消解到往日的生活里。

杏子和母亲扮演的角色是两代女性的对照。父亲与哥哥也是一样。父亲自我、封闭、权威，自信地在家庭与企业中扮演着领导人物的角色，从他的视角出发，围绕着他的一切都是他的附属物。他有一定的家庭责任感，关心子女的发展和事业，在意自己的权力与享受，杏子作为一个弱势者出现在这个家庭中，父亲顺着母亲的意思将杏子视为儿子的恋情发展对象，私下里却将杏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正如同当下社会中的一些男性，将权力范围内可触及的一切女性都视为可发展的性资源。而哥哥这一男性角色对女性的态度则有很大不同。作为一个年轻人，他聪明、灵活，在一个女权盛行的时代，他可以适时地变得渺小，甚至转化为一个谄媚者，即便猜疑对方是父亲的情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无需追问真相。

最后，便要说说“我”。“我”是一个受限视角，它被困在这个小说中的家庭里，并不全知全能。有朋友读过这个小说之后，提出了“我”叙述的不可靠性。这个小说中的人物都具备鲜明特点，独独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被淡化的“我”即是“我”的特别之处。这样写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多数读者都能代入这个视角。透过这个视角，“我”既可以观察他人，也可以怀疑自己。我并不想把小说写得太满，希望留有读者自己解读的空间。因此小说中所有的疑问，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在成为作者之前，我是一名读者，在生活里，我也以读者的身份居多。我一直记得最初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因此我希望我的小说是叙事的、好读的。我不喜欢制造文字上的障碍，我有自己想表达的理念，或许读者没发现，也或许读者发现的更多，但我更想听见一句“有意思”之类的评价。毕竟，读者若是不能被故事本身吸引，又谈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