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澄清文学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摘要：郭澄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忽视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初步接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参加革命后，又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济南优渥的工作，重新回到宁津县从事小学教育。郭澄清小学从事教育是基于他的作家梦。郭澄清始终沉潜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并且深耕了一辈子，保持了参加革命的初心；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里，他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张扬的“安贫乐道”的精神，又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由此让自我人生挣脱了物质的羁绊，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精神状态；他注重向前人创作的文学精品学习，将鲁西北纳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围绕着乡村各色人物命运的沉浮，建构起一个晚清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的文学世界。郭澄清的文学时代尽管已远去了，但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郭澄清；文学教育；《大刀记》；《黑掌柜》；《公社书记》
郭澄清（1929年11月13日—1989年8月10日）是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郭皋村人，其家庭经济条件尽管极为贫寒，但依然读完了中学，初步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参加革命后，郭澄清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济南优渥的工作，重新回到宁津县从事小学教育。郭澄清之所以要求回到小学从事教育是基于他的作家梦。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澄清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创作出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与认可；70年代，郭澄清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大刀记》，这使得他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要的当代文学作家之一。然而，针对郭澄清从小学教师到业余作家再到专业作家的成长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内在文学教育规律，学术界并没有展开相关的深入探讨。我们有必要通过对郭澄清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及他从事的文学教育进行探究，总结出他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内在规律，以还原这位被忽视了的当代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郭澄清的人生历程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
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里，郭澄清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是不正规也不系统的。在他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关键期，山东成为沦陷区；他所接受的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则是家庭教育以及由家庭拓展到乡村的社会教育。从学校教育来看，郭澄清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主要来自当时开设的抗日小学和中学，以及在投身于革命后所参加的一些短期培训班。从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来看，郭澄清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父亲、祖父等传授的初级知识、传统名著、民间故事以及乡亲们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系统的学校教育接近真空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国共两党合作达成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下属的东进纵队来到了冀鲁边区，这为郭澄清接受革命教育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促使郭澄清将其接受的教育转化为具体文学创作实践的关键动力则是共产党及其所传授的“革命道理”。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郭澄清才完成了从走上革命道路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根本转变。
1938年，萧华带领东进纵队，挺进到冀鲁边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郭澄清的家里住上了八路军，并成了抗战的堡垒户。这时郭澄清才不到十来岁，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了解甚少的他，加入了儿童团。单就革命介入村庄的自然结果来看，松散的农民被整合起来，儿童也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对于既有的生活来讲，这种带有组织性质的儿童团对郭澄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成郭澄清超越了既有的松散生活方式，开始了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方式，为郭澄清走出“小我”走向“大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后，郭澄清被送进抗日小学读书。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小学教育无法有序地正常开展，学生在校时间甚少，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家庭中。郭澄清说过：“当时，兵荒马乱，家无宁日，在校时间甚少，大多是随父学习。识些字后，经常看些《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书，这些名著对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事业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1]他在接受教育的初期便阅读了不少文学名著，由此建构起了他的文学初级版图，为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到了原初的奠基性作用。1947年，郭澄清从抗日中学毕业。郭澄清在中小学时期使用的教科书，目前受到诸多条件限制还无法获取准确的信息，但是，郭澄清所在的宁津县一度隶属河北，基本情形与当年的晋察冀边区情形相似。根据管桦写的《小英雄雨来》一文，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基本上以识字为主，课本大都是宣传抗日、不做亡国奴等爱国主义之类的文章。如课文“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2]管桦出生于1922年，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管桦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发现了像雨来这样的活泼小英雄，这恰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农村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真实写照。郭澄清比管桦小7岁，但其基本经历还是相似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或许也是相似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发现，管桦也好，郭澄清也好，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以至于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很难走出青少年时期被文学教育划定的人生疆域，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到郭澄清的《大刀记》，基本上是循着这样的文学脉络往前推进的。
1948年，郭澄清加入了渤海军区渤海纵队，还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解放省城的济南战役。同年9月，在大部队挺进和接管济南后，郭澄清服从组织安排，在济南转业为山东省教育厅干部。1949年，郭澄清在济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济南战役给郭澄清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记，让他逐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幸存者，并不只是为了个人活着，还需要为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活着。郭澄清的心里时常思念着在冀鲁边区和渤海军区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正如郭澄清在1985年重病中所回忆的那样：他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3]连长的这句话，深深地镌刻在郭澄清的心里，由此影响到了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之路。
1950年，郭澄清要求离开济南，回到自己的故乡投身教育事业，以便为其文学创作积累素材。组织同意了郭澄清的要求，安排他到其家乡宁津县工作，并任命他为宁津县直属完全小学（初中）校长，兼任宁津县一中（高中）教导主任。对这段教学生活，郭澄清回忆道：“解放初期，我从事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为了实现自己一生的愿望，我就结合教学积累文学创作资料。”[4]通过这一阶段的教学工作和创作实践，郭澄清较好地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转换，实现了从教师身份向作家身份的转变。郭澄清说：“在工作之余，我就开始练笔，试写些小东西寄给报刊杂志。当初，我什么都写，新闻报道、诗歌、故事、小说都练习过。1955年才把短篇小说当作我业余创作的重点。这样，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郭大强》。”[5]实际上，除了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和聚焦于短篇小说创作之外，郭澄清还收集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并在1955年写出了10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这些创作实践对他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作《大刀记》起到了铺垫作用。
1956年，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郭澄清也参与了这一运动，并在生活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歌颂的新式人物，他以这些新式人物为主人公，创作了并发表了《万灵丹》《砖的故事》等短篇小说。此后，宁津县委将郭澄清调到了《支部建设报》担任主编，同时兼任县广播站站长。“中共宁津县委的机关报《支部建设报》创刊于1956年9月，该报于1958年更名为《宁津报》，后又改为《宁津日报》，1959年7月停刊。”“《宁津日报》停办不久，郭澄清向县委、县府提议创办一个文艺刊物，刊物最后定名《宁津文艺》”[6]，由郭澄清出任主编。对此，郭澄清回忆说：“这个文艺园地不仅锻炼提高了我，而且也培养了一批业余创作队伍。”[7]
在离开教师岗位之后，郭澄清利用宁津县重视文学创作的契机，带动乃至培育了一批农民业余文学青年，这可以视为郭澄清把文学教育放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从当初的培育学生转变为培育业余文学青年。这使得宁津县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创作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在郭澄清的带动下，一批农民业余作家开始涌现出来，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宁津文学创作现象。农民业余作家张长森回忆说：“郭老师对文学青年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看你是块材料，会全身心地教你提携你。”[8]除了张长森之外，许多农民业余作家也得到了郭澄清的具体指导。
宁津能够出现一批业余青年文学作者，除了郭澄清的影响和带动之外，与县委一些领导的支持也分不开，其中代表性人物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辛生。辛生之于郭澄清，被同时代的人视为“贵人”：“1964年，他（郭澄清）又调到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主管材料工作。可是，他不是写材料的那种笔杆子。用当时县委书记辛生的话说，就是‘他把材料写成了小说’。于是，就只让他挂个名，没事可以不来上班，在家写小说。”[9]这也说明，郭澄清在这一时期能够潜心从事小说创作，也离不开他生活的“小环境”为他提供的相对优渥的条件。1965年，《文史哲》还专门刊发了以中共宁津县委员会为署名的《我们是怎样组织群众业余创作和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的》[10]这篇长达6页半的文章，介绍了宁津县在培育业余青年文学作者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二、“著书立说”人生理想的确立与文学世界的建构
如果说郭澄清在担任小学教师阶段就为其从事文学创作作了文学上的充分准备，那么，调离了教师岗位后的郭澄清则开始走上了社会管理岗位，这让他获得了更加充分接触农村真实生活的机会，为他的文学创作获取创作的源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澄清正是由此出发，开启了他的“著书立说”的文学创作之路。
郭澄清在口述中对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初动机有过这样的追忆：“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决心通过自己手中的这支笔，把黑暗的旧社会揭他个体无完肤，把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著书立说，向全世界宣告。”[11]通过郭澄清的这一口述，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宣告”的目的出发，立下了“著书立说”的作家志向。当然，我们通过郭澄清的自我宣示也可以看到，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动机是批判旧社会的黑暗，歌颂“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是“批判”和“歌颂”。其实，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大都围绕着这两大主题展开，只不过郭澄清在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文学创作时，主要是从现实生活中打捞出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碎片，这些碎片本身因为蕴含了诸多复杂的历史信息，使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在满足了“批判”和“歌颂”主题的需要之外，还潜藏着非“批判”和“歌颂”涵盖的主题，从而为其文学作品获得多重意义的解读提供了可能性。
1961年，农村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郭澄清向县委提出了到基层去工作的申请。领导很支持，答复了郭澄清的要求，调他到公社任党委副书记。郭澄清说过：“当时有很多党的基层领导干部饿得两腿浮肿，当然，我也不例外。我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样吃低指标，瓜菜代粮。在劳动中，因肚子里无食，身体病弱，不止一次的晕倒在地，贫下中农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照顾我，在灾难中和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艰苦生活，我身临其境，亲身感受，所以也是我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无数个相信党，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形象在我脑海中形成。我饿着肚子，勒紧腰带，白天劳动，晚上创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有很多作品几乎是一气呵成，有的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一夜就突击写完。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连续发表过五、六篇短篇小说。《老队长》、《女将》、《蹩拉气》、《茶房嫂》、《男婚女嫁》、《篱墙两边》等短篇小说，就写于这个时期。”[12]郭澄清的这些短篇小说创作都是忠于生活，由此使得这些短篇小说在被打上时代烙印、保有某些时代局限性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下，农村悄然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农村出现的新变化，像《篱墙两边》中男女情感的复苏，恰是“五四”文学倡导的男女自由恋爱思想向农村延伸的一个典型个案，为我们留下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
1962年9月，郭澄清的《黑掌柜》发表于《大公报·群众文艺》。这部小说是郭澄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这篇小说之所以在此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诸多的文学选本所选录[13]，关键在于其对生活的深度透视和别致表现。从其命名为《黑掌柜》来看，在崇尚红色的特定年代里，黑恰是与红相对立的一极，许多反面人物都用黑色来修饰。然而，郭澄清并没有把这部小说命名为“红掌柜”，而是命名为“黑掌柜”，除了因为郭澄清对“黑”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推崇之外[14]，还与郭澄清赋予了“黑”以实干精神有关。
郭澄清在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工作需要又被调回县委，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经常跟随县委书记听取各公社、各部门领导的汇报，下乡搞调查研究。针对“有的干部工作并不扎实，汇报得却头头是道，吹起来神乎其神”[15]的实际情形，郭澄清就决心塑造一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他便把一位过去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公社书记当作原型，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在严文井等人的支持下，这篇小说最终得以在《人民文学》1963年11月号发表。后来，《公社书记》还出了单行本，又被译成外文，国内的几本短篇小说选集也都选录了这篇作品。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赵树理也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创作出了《实干家潘永富》并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4期。这两部短篇小说先后发表于《人民文学》，都是作者根据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创作出来的小说，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时的浮夸风，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郭澄清的这篇小说与赵树理的小说有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之妙，这说明郭澄清开始通过短篇小说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执着于用自己独立的艺术发现来进行小说创作，标志着他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创作道路。正是基于这一点，有学者在评述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时认为他是“作为继赵树理、孙犁之后，6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杰出代表，郭澄清的小说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中国小说艺术的重要范本，我们理应对他的小说进行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以还原文学史的真相。”[16]
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创作，郭澄清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先后出版了《社迷》（1963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公社的人们》（1965年，作家出版社），《小八将》（196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社迷传》（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黑掌柜》、《公社书记》、《助手的助手》、《喜儿》、《嘟嘟奶奶》等。”[17]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请郭澄清写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郭澄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写出了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审定并打出了清样。但及至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出版了这部长篇，书名则改为《决斗》。
1969年，因其创作的小说具有了全国影响力，郭澄清被调到了样板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完善剧本工作，住在北京将近一年。在此期间，郭澄清开始为创作《大刀记》作准备，为此他天天偷偷捧读中外名著，从中汲取营养，为创作《大刀记》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因为参与这一京剧的完善工作，郭澄清得到了山东省委的关注，并为他走出宁津、走向山东起到了助力作用——郭澄清如果没有获得走出宁津的机缘，他创作出来的《大刀记》以及此后产生的文学影响都会受到制约。
1970年，山东省委把郭澄清从宁津县调回了济南，由宁津县委宣传部部长改任山东省文化局的党组成员，担任创作办公室主任。再度回到济南后，郭澄清开启了他独特的济南生活。所谓“独特的济南生活”，主要是指郭澄清的工作关系转到了济南，组织在济南分配给了他一套住房。然而，心系文学创作的郭澄清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从事文学创作，于1971年向时任山东省委领导请了创作假，还专门把户口迁回宁津县，重回郭皋村的小土屋，开始心无旁骛地创作长篇小说《大刀记》。
1972年，郭澄清便创作出了《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对此，《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有过这样的回忆：“1972年的夏天，澄清同志写出了《血染龙潭》，邀我到山东看稿。这次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喜悦。作品厚实，有独到的特色。语言尤见功力，以北方农村的口语为主加以提炼，又融入了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农村生活场景和习俗同样具有浓厚的平原气息，显得爽朗开阔。农民的贫穷困苦和坚毅的斗争精神，以及人群之间的人情之美，一个个生龙活虎，形神兼备。”[18]
1973年，郭澄清被再次约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与讨论如何促成《大刀记》的出版事宜。经过商议，大家认为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写下去，写出第二部《火燎荒原》，即写出冀鲁平原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八路军为主力的伟大抗日战争。
1974年1月，山东省在文艺创作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文艺创作办公室、隶属省文化局，由郭澄清任主任，任孚先、张云凤任副主任。其成员有的在进行创作，有的在进行创作辅导与深入生活。此后，郭澄清夜以继日，最终完成了三卷本《大刀记》的创作。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决定出版三卷本《大刀记》。谢永旺回忆：“1975年的春夏之交，是我和郭澄清接触最多的时期。一经决定出版，我们就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我工作八小时，澄清推敲定稿，不会少于12小时，可谓日夜兼程。”[19]与此同时，山东人民出版社也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大刀记》的出版除了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视，还得力于山东省委有关领导的重视。王众音责成山东省文化局组成阅读小组，由苗得雨、任孚先等人任组员，然后由苗得雨代表山东省委专程到北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达感谢并促成出版。
《大刀记》是郭澄清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修订的版本，这一版本删除了作者非常看重的内容，并没有达到郭澄清本人的要求。然而，结合历史实际情况来看，《大刀记》能够出版，本身便是诸多历史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刀记》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可谓应历史和现实之运而生，这由此奠定了郭澄清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地位。对此情形，责任编辑谢永旺曾有过这样的评述：“虽说不无遗憾，却也无奈。书的出版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与欢迎。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具有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优秀之作。”[20]无疑，谢永旺的这一评述是客观公允的——如果《大刀记》错过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便可以按照郭澄清的意愿出版初版本《大刀记》，其读者的接受效果或许也大打折扣，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会下降。
值得庆幸的是，原初版《大刀记》在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领导屠岸不无欣慰地写道：“《大刀记》的责任编辑谢永旺同志，他是个非常负责任，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刀记》当时没有遇上他，可能还会经历更大的曲折。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原稿《大刀记》，总算了了我们的一桩心愿，要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欠着他一笔账。”[21]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原初版《大刀记》的出版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此正是时移世易的自然结果。
1976年5月，常住郭皋村的郭澄清突发脑梗死，整个人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同年10月，“四人帮”倒台，身体有所恢复的郭澄清写出了“以文艺为武器狠批‘四人帮’”的批判文章，并发表于《人民日报》。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半年左右，郭澄清又离开济南前往青岛疗养，然后又回到了郭皋村的小土屋，一边自我康复，一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新时期以来，郭澄清依然坚持文学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作品。郭澄清在《业务自传》中曾经这样总结：“新时期以来，我虽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成了残疾人，但一直没放下手中笔，坚持不懈地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在病床上整理出版了35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197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四部：《龙潭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斗》（198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文学》选载部分章节，《山东青年报》连载。另外，发表《历史悲壮的回声》（《沧州日报）1986年11月开始连载）；《笔》（1986年，《阿克苏教育（汉文版）》）；一篇长篇叙事诗（《诗人》月刊，1984年12月），一些诗、词、散文、短论见于报刊。……目前，我又脱稿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纪晓岚演义》”[22]。
潜心于文学创作之余，郭澄清还把文学教育延伸到了日常的工作中，并积极扶持业余青年作者，为宁津县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宁津文学现象。在县委一些领导的支持和郭澄清的带动下，宁津的业余青年文学作者开始多起来了，宁津文学表现出了较强的群众性特征。有人对这一时期的宁津业余青年文学作者作过这样的初步梳理：“在他（郭澄清）的带领和影响下，宁津县走出了一批短篇小说作家、戏曲家和报告文学作家，比如张长森、郭洪江、刘俊江、赵廷辉、孟吉庆、刘德荣等”[23]。其中，因为文学创作成绩较为显著而走出农村并走向山东省文化领导岗位的张长森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想想，没有文学，没有郭老师的提携，我肯定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弄不好还在家里种地呢。”[24]这说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澄清为农村业余青年作家实现自我的人生梦想起到过助力作用。不过，在郭澄清之后走出来的这批宁津青年作家，就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力而言，远不及郭澄清大。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作家如果没有建构起属于自我的文学世界，而仅仅满足于表层的描摹或模仿，便难以超越自己的模仿对象——毕竟，这些业余青年作家既没有郭澄清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在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五四”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度滋润，再加上特定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一代业余青年作家最终并没有在郭澄清的基础上完成文学上的否定性超越。实际上，这既是这一代业余青年作家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也是郭澄清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
新时期以来，郭澄清虽然和命运抗争，在病床上继续整理和创作小说，然而，这些作品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澄清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受到疾病的困扰，他已经无法像当年那样走进现实生活中去了，也无法再次完成对自我文学创作习惯的否定性超越了。郭澄清只能以自我的执着与坚韧，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续写悲壮的故事——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变作了祭品，供奉在“著书立说”这一祭台上。至于他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只能等到历史主潮咆哮过后的人们回眸乃至反思这段文学史时，才会获得重新确认。
三、郭澄清其人其文的文学史价值及意义
郭澄清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成长于社会的底层，最初接受的现代教育并不系统完整。他们的家学也不是很深厚，大都出生于贫寒的家庭，温饱尚成问题，他们生活的地区也大都偏远落后。再加上后来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没有相对清闲的时间可以沉浸于文学世界中。他们能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凭借的是原初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及自我深厚的生活体验，再加上特定的历史时代带来的文学机遇。郭澄清就是由此走出了父辈和祖辈的生活轨迹，在“改天换地”的历史大变动的时期，建构起了独属于自我的文学世界。我们要辨析郭澄清其人其文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便需要把其置于这一坐标体系中来确认。
首先，郭澄清保持了参加中国革命的初心，在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里，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张扬的“安贫乐道”的精神，又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由此让自我人生挣脱了物质的羁绊，获得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所需要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纯粹精神状态，并在文学创作上最终有所收获。
郭澄清把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和安身立命的根本，这让他的人生境界超越了世俗的限制，超越了物质的羁绊，让他沉潜到了文学创作中，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创作心境。作家生活于物质世界中，衣食住行是基本的需求，但那些有着更为高远精神追求的人，尽管也需要解决这类基本物质需求，但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是较低的，这便给精神需求腾出了无限的空间。像中国文学史上的曹雪芹、蒲松龄，外国文学史上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都是一批把精神需求放在物质需求之上的人。即便像托尔斯泰这样生活在优渥物质条件下的作家，甚至会放弃丰厚的物质生活，毅然决然地走向物质贫困而精神自由的天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优秀的作家似乎注定是现实社会中的苦行僧。郭澄清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了进步，便与他的安贫乐道的精神诉求有关。
作为亲身参与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作家，郭澄清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尽管并不丰赡，但他矢志于生活在乡村的坚定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理论和思想等素养方面的不足，从而让他从中获得文学创作的源泉。郭澄清于1957年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委员[25]，当时，河北省文联曾多次调郭澄清任专业作家，他都谢绝了。宁津划归天津后，有关部门还准备让他担任《新港》的副主编，他也谢绝了。郭澄清没有选择城市，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在宁津工作时，郭澄清有公家分配的房子，但他离开宁津后便把房子退掉了；在济南工作时，他也有公家分配的房子，但他离开济南后又把济南的房子退掉了；及至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文联党组经研究决定，分给郭澄清一套住房，以便于他养病和生活。然而，郭澄清为了接续自己的创作计划，又一次放弃了组织分配的房子，继续坚守在农村。在他心里，离开了农村，他的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作为一名“公家人”，郭澄清始终没有公家分配的房子，他的房产就是郭皋村自己盖起来的土坯老屋。1987年，记者刘德亮前往郭皋村采访了郭澄清。刘德亮这样回忆道：“我当时去采访郭澄清，一进他郭皋庄的小院子，我感到了一种悲凉。这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作家，竟然落到这步田地。”[26]采访结束后，他写出了采访稿[[27]，后又以《山东青年报》内参形式将这份稿件送了上去，引起了中宣部、全国文联、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要求相关部门关心郭澄清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竭尽全力提供好的医疗条件。此后，在山东省委有关领导的关心下，郭澄清终于以山东省文联的干部身份拿到了由山东省卫生厅发放的“山东省省直机关保健证”。这使得郭澄清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能够住在济南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这为他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创造了条件。
1988年前后，家人因为要给郭澄清的夫人治病，将其在郭皋村仅有的土坯老屋卖了。也就是说，到1989年，郭澄清如果没有病逝于医院，而是因病情好转而出院，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处了。也许，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像郭澄清这样没有一套农村、县城或省城的房产。这种情形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其家人也不理解。
郭澄清没有自己的恒产，也没有流动资金。郭澄清的工资并不高，他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本来就不富裕，稿费作为郭澄清的劳动所得，本来可以改善家庭生活，但他“把这1000元稿费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剩下的一小部分给了自己的父亲”[28]。这是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为郭澄清出版他个人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社迷》的全部稿费。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钱的事情、生活的事情，郭澄清夫妇经常吵架。
郭澄清把自己沉潜到生活中的目的在哪里呢？首先便是他所说的百年之后有一本书让人记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向来重视著书立说的重要性，这恰如民谚所说的那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当年的文天祥在英勇就义时就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一批人，他们认为人生赖以安身立命的事业重于物质。郭澄清无疑就深得这种文化传统的精髓。郭澄清说过：“一个作家主要是靠作品说话。”“百年之后，我有一本书让人记住，过多少年，还能让人民提起，我就满足了。” [29]由此说来，郭澄清甘于贫穷的心境在其自我的情感和思想逻辑上是自洽的：他把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土屋是他创作的文思泉涌之地，而钢筋混泥土则阻隔了自己的文思。郭澄清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能够潜心于文学创作，恰是保持了这一初心的结果。
当然，郭澄清能够保持初心，还与他在特殊年代的体验和历练有关。郭澄清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作为幸存者曾经目睹了许多鲜活生命的终结，这在客观上使得这位幸存者对生命以及物质享受有了新的认识——相对于那些已经死亡的战友而言，能够活着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安慰的事情，物质生活似乎就退居到了次要位置。
郭澄清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本来可以到各方面条件都更为优渥的省城生活，但他并没有选择省城，而是选择了农村，甚至连省城组织分配给他的房子都被他拒绝了，而且是多次拒绝。[30]这种决绝的态度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然而，郭澄清却以普通人，尤其是家人们不可理解的方式做出来了，我们不得不说，在物质利益面前，如果没有把文学置于自我人生至高无上的位置，如果没有把个人置于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抉择。从许多扎根底层的作家来看，他们在从事创作时的确生活在农民中间，但他们在文学创作完成了之后，尤其是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乃至推崇之后，便离开了农村，重新回到了城市生活。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求作家奉行苦行僧的生活方式，但能够心甘情愿地当一名苦行僧，的确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然而，郭澄清做到了这一点，单就这一点而言，郭澄清无疑是与梁斌、柳青等具有同等人生境界和文学格局的作家。或许正是怀揣着这样一颗赤子之心，郭澄清才能在情感和思想上做到淡泊和宁静，才能够始终沉潜于文学创作中，并在文学创作中让自我的灵魂找到了栖息地，进而真正地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
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像郭澄清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宏伟创作计划而舍弃了城市生活的作家并不在少数。比郭澄清年龄大15岁的梁斌（1914—1996），为了创作《红旗谱》辞去了官职，然后专心回到老家开始创作。比郭澄清大13岁的柳青（1916—1978），在1953年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后，定居皇甫村，住在一个破庙里，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文学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家能够放弃优渥的生活，主动到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除了他们认定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根源，还与他们把自己的文学创作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有着内在的关联。
郭澄清是一个超越物质需求的作家。在1989年8月召开的郭澄清追悼会上，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在悼词中称他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一位人民作家，终其一生为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乡土而拼搏而创作。[31]2005年，张全景在为《大刀记》再版所写的序言中，把文章直接命名为“人民作家为人民”，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他还专门对人民作家作了界定：“一个作家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为人民大众写作，受人民大众欢迎，才配称人民作家。郭澄清的作品，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成功的。”[32]张炯曾经撰文指出：“《大刀记》无疑是郭澄清自己带有里程碑性的作品，也是我国文坛上反映抗日战争的具有史诗性的作品。”2006年，雷达则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郭澄清是一位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一位认定了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母亲的作家，是一个坚持了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33]雷达把郭澄清定位为“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也许是恰当的，强调了郭澄清应该归于“好作家”行列。实际上，一个作家是可以不被历史遗忘的，但能够以“好作家”而显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还不是很多。“好作家”不仅有“好作品”，而且还要有“好人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研读郭澄清及其文学作品，便不仅是挖掘其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而且还是研究如何传承作家的优秀品格。在物欲泛滥的当下，我们重新提及郭澄清自然就有了多重的价值和意义——不带着一根稻草离去的好作家，实在是太少了！
透过审视郭澄清等诸多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如果不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便很难把文学创作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不会创作出代表普通民众情感和思想的文学作品。由此说来，在物欲开始泛滥的年代，我们需要重申作家应与普通民众生活在一起这一命题，告诫作家不要被物欲迷离了自己的眼睛，需要真正地回到现实生活中，真正地作为老百姓来从事文学创作，如此，才有可能创作出与普通百姓命运休戚与共的文学作品。
其次，郭澄清始终沉潜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并且深耕了一辈子，由此对郭皋村以及鲁西北的农村生活有着真切的把握和体验，然后将其纳入历史背景下，围绕着鲁西北小村各色人物命运的沉浮，建构起了一个晚清到20世纪60年代有关中国农村的文学世界。
郭澄清为了确保自己的文学创作获得认可，在时代的缝隙中寻找其成长的空间，即把个人的文学体验植入到了文学创作的主流话语中，从而逐渐寻找到了属于自我的文学表达。1965年，第二届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澄清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郭澄清还受邀作了题为《学好毛主席著作 深入火热斗争 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34]的发言，但他在实际的文学创作时又把“深入火热斗争”，尤其是深入生活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认识在郭澄清担任《宁津文艺》主编时发布的《稿约》“十要”“十不要”中可以略见一斑：“一要掌握政策，二要客观真实，三要严肃认真，四要分寸恰当，五要结合运动，六要深入采访，七要及时反映，八要具体完整，九要短小精悍，十要通俗易懂。一不粗制滥造，二不添油加醋，三不扩大缩小，四不有闻必录，五不无中生有，六不道听途说，七不无的放矢，八不放‘马后炮’，九不空洞庸常，十不深奥难懂。”[35]这份写稿“十要”“十不要”尽管也突出了“政策”“运动”等政治要求，但从总体上，更加强调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要深入生活，要从整体上把握生活，要客观真实地表现生活。相对于当时那种“假大空”的文学创作而言，郭澄清的发言无疑更贴近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对于郭澄清的这一人生处境，屠岸在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知人论世之谈：“在‘文革’这个历史悲剧面前，他要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良知就是忠于人民）是多么的难啊！在逆流当中，他要进行斗争，但斗争是有一定限度的，再过一点，你自己就被粉碎了。……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状况下，又要保护自己，又要坚持自己。”[36]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们对特定历史时代的人，只能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
当然，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是一个作家无所作为的借口，优秀的作家应该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自我的文学表达方式，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郭澄清正是由此出发，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立足于生活，针砭那些现实中“假恶丑”等现象。郭澄清在谈及《公社书记》的创作动机时说过：“为反对教条主义，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就决心塑造一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英雄形象……他豁上挨批还是不说假话，因他顶的厉害，被撤了职。我就以他为模特，创作了短篇小说《公社书记》” [37]由此看来，像公社书记这样的人物形象，并不是郭澄清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作家在这里似乎不是创作，而仅仅是描摹——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描摹便可以抵达生活的深处。这也说明，“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8]。在最复杂的历史情景下，有人会为了保全自我而盲从，但也有人头脑清醒且拼命硬干，公社书记就是值得肯定的好书记。
郭澄清遵循这一创作原则创作出了一些接地气和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从而在时代的缝隙中把自我的独特生活感受转化为建构文学世界的材料。对此，朱德发曾经撰文指出：“作家富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真善美理想以及深沉的乡土情结，并能按照美的规律将其人文情怀、理想和情结物化为小说审美文本；正是通过小说审美形式营构了作家想像的以农村为舞台的艺术王国，描绘出以农民为主体的具有真善美特点的人物谱系。”[39]朱德发比郭澄清小五六岁，他也有着深刻的农村生活体验，这使得他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带有同龄人“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与此同时，他又是对“五四”文学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解读，这样一种复合型的身份，使朱德发在解读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时既能走进去，又能走出来，从而得出了这样的深刻结论。
20世纪70年代，在创作长篇小说《大刀记》时，郭澄清同样重视生活的作用，甚至把生活直接熔铸到了文学作品中，这使得其文学作品具有了某些史诗性的品格。郭澄清能够创作出《大刀记》，与他把文学创作与历史史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关。他将个人的家族历史和鲁西北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让我们通过一个家族的和地区的历史看到了中国历史。郭澄清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大刀记》是以我的家史为背景，又集中了千万家苦难史而创作的，它是整个旧社会的缩影。我爷爷因反抗地主被撵出了村庄，在坊子街落了户，他有四个儿子，都学了一身武艺，人多胆壮，打回了村庄。”[40]“家庭祖辈贫寒，数代受地主欺压。我家祖传有句名言：糠可吃，菜可吃，理不能让人。前辈们因不能忍受恶霸地主的剥削和压榨，曾先闯堂喊冤告过状，又磨刀动斧拼过命，但都因刀把子不在穷人手中，几次拼杀，几次家破人亡。”[41]由郭澄清的这一回忆，我们可以看到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便深深地打上了其历史的某些痕迹，并在家族历史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自我所接触的人和事，通过文学想象建构了一个文学世界。20世纪60年代初，与郭澄清曾经一起共事的同事王金铎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点：“郭澄清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善于吸取善于总结的人。他不仅利用和闫城下棋的机会搜集到了抗日故事，也利用每一次下乡的机会，找乡村里的老人了解打听宁津一带抗日的故事。他就是根据这些抗日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家史、搞‘四清’时在村里听来的忆苦思甜故事等等，一部恢弘的作品就这样慢慢地成型了，这就是后来让他名满天下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大刀记》。”[42]这说明，在正式进入创作《大刀记》之前，郭澄清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生活积累。尽管这些生活积累会因为特殊的现实需要而有所“改编”，但其故事的主干不会有根本的变动。这样的生活积累，为郭澄清创作《大刀记》时突破某些创作条条框框的限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正因为沉潜于生活之中，郭澄清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便带着鲜活的生活痕迹，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便弥补了他所受的文学教育不足以及特定时代的局限。通过向生活学习，郭澄清超越了许多现实的限制，使得他所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面相对真实的镜子。这也说明，为什么许多作家并没有接受太多的文学教育，却能创作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而许多学者尽管接受了系统的文学教育，但却没有创作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问题的根源恰好在于，生活才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书本上得来的“功夫”如果不能落足于生活，则终究还是“假把式”。
其次，在向生活深处进行开掘的同时，郭澄清还注重向前人创造出来的文学精品学习；向中国优秀经典作品学习的同时，还注重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同时，郭澄清还注重自我的文学语言锤炼，并由此逐渐地形成了带有自我鲜明特色的语言风格。
郭澄清积极向生活中的身边人学习。他在回忆《大刀记》为什么会被出版时曾说过：“一篇文章，一部作品的发展，虽然署名是个人，但它实际上是集体创作，作者只不过是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制作罢了，我在三卷集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千人糕’、‘万人糕’。”[43]这说明，在创作《大刀记》的过程中，郭澄清充分地尊重了群众的意见。就“顾问组”的作用而言，这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文学作品能够切近现实生活，而不会让文学作品在根本上背离现实，这确保了其真实性，也为其隐含某些历史规律起到了支撑作用；就“参谋组”的作用而言，他们使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至于背离现实生活，人物形象可以相对避免出现那种“假大空”的问题；就“挑刺组”的作用而言，他们可以在作品中找出一些瑕疵来。当然，这三个组的意见最终被郭澄清整合到自我的思想认知中，并在其思想认知中重新整合与转化。
郭澄清是一个极为重视学习的作家，他除了向生活中的身边人学习之外，还不放过一切可能的学习机会，十分注重通过阅读文学名著汲取其文学创作所需要的营养。20世纪70年代左右，任孚先与郭澄清在北京参加了《奇袭白虎团》剧本的修改工作，在此期间，“他（郭澄清）天天偷偷捧读中外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帮他酝酿长篇创作。那时，稍有空闲，他便和我交谈未来长篇的内容，讲到动情之处，这位华北平原的硬汉子竟不禁泪流满面。”[44]郭洪志在纪念文章中曾谈到过郭澄清的《大刀记》受到了《静静的顿河》和《风云初记》的影响。[45]至于郭澄清到底阅读了哪些外国文学名著，以及这些外国文学名著又怎样影响到了《大刀记》的创作，由于我们还缺少相关一手资料的支撑，这一问题只能留待来日讨论了。不过，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郭澄清创作《大刀记》在显性层面上借鉴了“十七年”红色经典的创作方法，在潜性层面上则借鉴了中国的古典小说的创作方法。其中，孙犁作为生活在天津的作家，其《风云初记》在当时影响较大，应该对郭澄清深有影响。至于孙犁的《风云初记》到底怎样影响了郭澄清创作《大刀记》，在我看来，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孙犁那种相对远离功利性、更不会跟风跑的创作态度上。
实际上，郭澄清在早期创作了一系列旨在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之后，便没有再承续这种创作态势，而是将创作的重心调整为长篇小说。郭澄清本可以顺承他的短篇小说创作继续展开，他的同时代人浩然便是从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转向了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浩然的创作的基本路径可谓一脉相承。而郭澄清则不然，他没有像浩然那样延续自己的文学创作路径，而是投入到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实际上，这除了与两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及体验有关，还与郭澄清在创作之初便重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相关，由此使郭澄清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革命情结。恰如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得了脑血栓时所想到的那样：“我原先就患有肺病、肝炎，胃病，创作期间又发现了心肌梗死（应为脑血栓，引者注），每天吃三两粮，睡三个钟头的觉，抽四合香烟，身体越来越糟。”“我想越是疾病缠身，越说明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间不远了，如不抓紧创作，势必使自己一生的意愿变成泡影。我一边同疾病作斗争，一边搞创作，有时创作激情一上来，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46]这说明，在清醒地意识到来日不多的时候，郭澄清便产生了文学创作上的紧迫感，由此使得他把《大刀记》的创作视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也是他对自我人生的一个很好设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郭澄清对文学语言高度重视，他注重向农民学习语言、向古典文学学习语言，这能帮助他把自己的语言锤炼为农民喜闻乐见的语言，但也使他未能把“五四”新文学确立后建立起来的相对规范的现代白话当作自己的文学语言。因此，郭澄清的语言具有浓郁的鲁西北地方特色，带有鲜明的泥土气息。对此情形，郭澄清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工作在基层，与农民打交道，所以更加熟悉农村，更加了解农民的心里和要求。过去，我爱读一些古典文学，也学了不少文言词。在写文章时，一是贪长，二是刻画人物偏细，三是好用些文言词，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受群众欢迎。……从此，我就下决心改变文风。首先向农民学习语言，用农民的语言刻画人物，表达他们的感情。”[47]这就是说，郭澄清在语言的使用上之所以向农民的语言靠拢，恰是由其所生活的农村中特定的人文环境所决定的——这也提醒我们，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汲取社会各个阶层的语言，然后融会贯通，才能真正地建构起打上自我语言烙印的、独属于自我的文学大厦。
为了能够更好地使得文章的语言精练，郭澄清还特别强调炼字和炼句。郭澄清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文章更加精炼，一篇作品脱稿后，我还要进行四道工序，就是抽、换、替、压，把每一句话都加以斟酌，该抽出来的抽掉，能换上更形象的语言换上，能用农民语言代替的不用自己的语言，把拖长的词字压缩掉，尽量短小精悍。随之，我的文风也就转变了，逐步形成了一个开门见山，大刀阔斧、泼泼辣辣的‘风格’”。[48]
尽管郭澄清如此重视向前人学习，但受制于特殊时代的制约，他还是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开创的传统，致使其文学创作在注重歌颂的同时迷失了批判的方向。与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郭澄清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他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仅仅是初级的，没有接触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没有走出自己生活的疆域获得更多观照生活的机会，更没有走出国门获得瞭望世界文学和文化的机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澄清这一代作家被限定在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缺少了一个站在世界文学之巅俯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宏大视点。
当然，郭澄清的文学创作动机与鲁迅那一代作家相比尽管有所不同——一个重在“宣告”、一个重在“批判”，但从结果来看，不同的目的却都促成了他们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鲁迅在早期有了留学日本的体验，具有了世界文化的视野，形成了自我独立的思想体系，由此建构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世界。郭澄清则只能根据仅有的经验来确立自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他通过向社会生活深处掘进，由此建构起了一个以人物形象为主体框架的文学世界，而这样的一个根据社会生活搭建起来的文学世界则又因其本身便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犹如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一份历史档案，从而使其塑造出来的形象大于作家的思想，并具有了可以无限阐释的空间。
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作家大都是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建构起了自我的文学世界。然而，也正是受到了客观现实的限制，他们大都在创作出了代表性作品之后，再也难以完成自我的超越了，更谈不上对自我的否定性超越了。在柳青创作《创业史》、梁斌创作《红旗谱》、刘志侠创作《铁道游击队》、冯德英创作《苦菜花》、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之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类问题。当这些作家把自己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和最熟稔的社会生活成功外化出来之后，他们便难以超越既有的文学世界。这也说明，生活在赋予了这一代作家以创作素材和创作契机的同时，他们业已成型的思想和其身处的特殊时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的拓展。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情形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新时期的许多作家尽管也没有接受太多的教育，但他们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尤其是在借鉴学习世界文学的基础上，开启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文学创作新征程，并完成了自我的一次又一次超越。
与此同时，与山东新时期崛起的青年作家张炜相比，郭澄清也没有青年作家那种在思想解放驱动下的历史反思精神，这便使他失去了一次与新时期“同行”的机缘。从身体情况来看，郭澄清的身体被疾病缠绕，已经无法像当初那样深入到百姓的真实生活中去了，他更多地被囚禁在家庭的院落里，时代的滚滚洪流即便从他的家门口咆哮而过，他也无力纵身于时代的洪流中了，他只能继续着自己未完成的创作，用自我业已固化了的方式来创作新的作品。然而，类似的思想已经在其前期作品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外化，相似的故事已经无法在文学长河中掀起更多的波澜。正是基于这一点，郭澄清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书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尽管也时有出版，但反响已经不能与当初的作品相提并论了。
从思想解放的历程来看，中国开启了开放的大门，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纷至沓来，这总体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又一次站在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历史地平线上。这一时期，在学校接受了文学教育的青年作家开始走上文坛，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迥异于以郭澄清为代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从既有二元思维中挣脱出来，开始用多元的思维来确认历史大变动下的个体命运的沉浮，用反思的眼光重新审视业已被认知固化了的历史，由此创作出了区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像山东青年作家张炜发表于1986年《当代》的长篇小说《古船》，通过对20世纪末期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书写，凸显了洼狸镇隋、赵、李三大家族40多年间的矛盾纠葛，展现了历史嬗变过程中民族的“沧桑心灵史”，而此时的张炜还不满30岁。至于山东青年军旅作家莫言则于1986年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红高粱》，此时莫言刚过了30岁。这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已经完全区别于郭澄清同类题材的作品。这意味着，郭澄清如果没有完成自我的否定性超越，继续秉承着既有的文学理念进行创作，也很难创作出像当年的《黑掌柜》《大刀记》那样深得读者推崇的作品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郭澄清的文学时代已经远去了，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
总的来看，郭澄清的文学时代尽管已渐行渐远，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历史所遗忘，其人其文在相关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难觅踪影，但这并不意味着郭澄清其人其文便真的没有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了。严格说来，当历史把郭澄清的文学背影拉得更长时，我们便可以发现，郭澄清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他深耕于现实生活、沉潜到生活的最基层，全方位地汲取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的精华，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把文学创作视为自我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那么，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必然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生活的时代，就会成为人们回望那个时代的无法绕开的坐标，就会成为后人再次汲取文学力量的源泉。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虽然郭澄清的文学时代已经远去了，但郭澄清的文学创作所承载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并未远去！
注释：
[1]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2] 管桦：《小英雄雨来》，《人民日报》1948年。
[3] 郭洪志、梁临平：《郭澄清与<大刀记>30年的情缘》，《文艺报》2021年9月29日。
[4]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5]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6]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53页。
[7]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8]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80-81页。
[9]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10] 中共宁津县委员会：《我们是怎样组织群众业余创作和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的》，《文史哲》1965年第6期。
[11]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12]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28页。
[13] 例如：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的《新人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中国作家协会等编的《新人新作选》（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年），《大学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年），《篱下百花：（1957—196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14] 1980年代，郭澄清用来礼赞妻子的长诗《黑妻》也用“黑”加以修饰。
[15]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16] 吴义勤：《在历史缝隙中发现美》，《文艺报》2005年12月6日。
[17]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18] 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9]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20] 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21] 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22]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186-187页。
[23]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51页。
[24]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81页。
[25] 在中国现代史上，宁津曾经分别归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管辖。1941年，宁津县曾经分为宁东县和宁西县。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宁津县的中共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烈士，宁东县改名为振华县；1943年，恢复原宁津县建置，改称振华县；1949年，振华县改为宁津县，隶属于沧南专区。1950年，宁津县改属山东省德州专区；1952年，宁津县又划归河北省沧州专区；1958年，宁津县所在的沧州专区划归天津市；1961年，宁津县又划归河北省；1965年，宁津县又从河北省划归山东省，隶属德州专区。这由此影响到了郭澄清的文学创作以及组织隶属关系。
[26] 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回忆父亲郭澄清》，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页。
[27] 刘德亮：《咬定青山不放松——访著名作家郭澄清》，《山东青年报》1987年5月27日。
[28]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29]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5页。
[30] 详见任孚先：《怀念郭澄清 漫忆文坛事》，《山东作家》2006年第3、4期。
[31]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2页。
[32] 张全景：《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
[33] 雷达：《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文艺报》2006年10月14日。
[34]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郭澄清的这篇发言还以《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为题，发表于1965年12月7日的《光明日报》。
[35]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36] 郭洪志口述、梁临平执笔：《舍命追求文学梦 根植泥土颂人民》，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37]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31页。
[38]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39] 朱德发：《按照“美的规律”构建小说艺术王国——读<郭澄清短篇小说选>有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0]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页。
[41]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42] 黄书恺、高艳国：《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第73-74页。
[43]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44] 详见任孚先：《怀念郭澄清 漫忆文坛事》，《山东作家》2006年第3、4期。
[45] 郭洪志、梁临平：《郭澄清与<大刀记>30年的情缘》，《文艺报》2021年9月29日。
[46]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47]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29页。
[48] 郭澄清：《郭澄清自传》，李宗刚编：《郭澄清研究资料》，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