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阿乙对阅读的深度沉迷早已不是秘密，在会场间隙，在饭局，在各个场合，都可以看到他手不释卷的身影。疯狂的阅读对这位作家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新长篇小说《未婚妻》里得到答案。这是一部向《追忆似水年华》致敬的作品，叙述人以“追忆”写下他生命中的“未婚妻事件”，在回忆未婚妻事件时，世界文学的重要场景与瑞昌生活无数次出现叠合，遥远的世界人民的生活与瑞昌小镇生活形成紧密呼应，这使读者面对小城时想到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生活场景。同时，当我们想到世界文学场景时，也想到了近在中国的瑞昌生活。某种意义上，阿乙将中国小镇生活镶嵌在了世界文学版图之上。多年来对世界文学经典的阅读使阿乙小说具有了一种芜杂辽阔之气，他的写作由此走向了新的天地。

未婚作为一种人生状态

“未婚”、回忆、小镇是阿乙《未婚妻》里的关键词。在时光的迷雾中，阿乙像个导演一样准确地捕捉记忆，哪些部分需要放大、需要聚焦，哪些部分变成尘埃如烟散去，他尽在掌握，可以随时使它们停下来，快进、慢放、1.5倍速、2倍速，静止不动，倒回，反复观看。他的笔有如他的摄影机，要重新摄取、组合、结构记忆，不，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镇故事，也不是围绕未婚妻的“起承转合”和“风生水起”，这是越过时光的重新定格与观看，重新凝视记忆中的小镇、生活在小镇上的亲人，以及那些曾经和他生命产生紧要关系的人们。

与许多钟情于故事起伏的长篇小说不同，《未婚妻》“怪模怪样”，有陌生化和新鲜感，读后让人久久难忘。作品所写的是一种境遇，一种生活方式，小说家带领读者一起深度凝视小镇人民的生存状态。

在这部作品中，未婚是一种状态，“未婚”充满了年轻人的冒险、激情、不可遏制的荷尔蒙，也充满了好奇、探索、憧憬，当然，也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未婚是向往，也是可能。小说从一种未可知的状态起笔，带领读者凝视艾国柱在下乡过程中遇到的那个女孩，她像一道光照亮年轻的他，也照亮整部文本。“她的头发很多，不过并不是像麦垛那样高高隆起，发丝散发着光泽，向后梳，在脑后扎成马尾辫。她的眼睛——清澈如洗——像头发那样黑，有黑夜那么黑，生长着长长的睫毛。从这眼睛里放射出的是直率的光芒，请相信，在这光芒里还没有一星半点的狡诈、冷漠和狠毒。她的鼻子显得窄长——但又不是那种吓人的长——而挺拔，鼻尖上没有任何赘肉。”[1]放大，仔细面对记忆中的女孩，回首往事重看，那无疑是一种奇遇，一个偶然，但恰恰是这个偶然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光。“我遇见了自警校毕业后所能遇见的最美丽的女人。并且她极大地缩减了美丽那千差万别、百花齐放的定义，使这个概念定音于一槌，仅仅只符合她。我的心上蹿下跳。”[2]相遇之后便被一种无法克制的情愫牵引，这是小镇青年性欲的萌醒（也可能是爱的发生），生理的、自然的欲望推动着一个人的行为，也推动着故事的前进，它是美好的，是故事的缘起。接下来，小说进入庞杂的叙事，来到世俗世界——喜欢一个女孩是情感的自然发生，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意味着传宗接代，意味着子嗣传承，于是，要面对算计、面对父母亲戚的加入与参与。

渴望她成为“未婚妻”，它在小说内部点燃着每个人——它卷起欲望，卷起家人们为金钱和前程所做的考量。由此开始，情感与欲望、金钱搅和在一起，共同组成未婚妻故事的多个声部，当然故事的结局我们早已明了，他们后来退回普通关系。由此，“未婚”状态的另一个层面也显现出来，这是“半明半暗”：一方面是等待，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另一方面则早已尘埃落定，满目疮痍，情感的真相早已水落石出，埋藏在记忆深处。

读《未婚妻》，我想到一首马林·索雷斯库的诗作《两遍》（高兴译）：

“所有的事物/我都要看上两遍，/

一遍让我欢欣，/一遍令我忧伤。/

树木在绿冠中/发出朗朗的笑声，/

一颗硕大的泪，/却悄然落进树根。/

太阳十分年轻，/在光束的顶端，/可那光束却困于/无边的黑夜。/

世界完美地闭合/在两页封面之间，/

那里，我聚拢起/所有的事物，并将/它们爱上两遍。”[3]

我认为，作为叙述人，文本中两种情绪一直交织在一起，有如两遍乃至无数遍重看往事，一遍是喜悦，一遍是感伤；一遍是明亮，一遍是灰暗；一遍是情感的无限可能，一遍是情感的无路可走……小说固然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未婚妻故事，但因为深度凝视，它早已变成了人生隐喻。

阅读经验的滋养

支撑起作者两遍乃至更多遍回看往事的，是回忆。回忆在这里是聚光灯，烛照着作品中的一切。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对回忆进行删减，一些删减是无意识的，是不经意的；有些人喜欢删减不快，留下快乐；有些人删减快乐，留下不快；更多的人是删减那些可以删减的，留下那些无法删减的、无法消化的，不断地进行反刍。

很显然，阿乙是一位深晓何为回忆的写作者，他有着令人惊讶的清醒：

回忆就是这样，它让我们经历过的不少重要的事——甚至包括有可能使我们丧生的事——变得无影无踪，却把一些我们当初以为只是细枝末节的事，呈现得详详细细。当初我们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只是瞟了一眼，茫然地看着它随着时间之水匆匆流去，现在，记忆却像是一位认真的解剖大夫，利用不会落下阴影的手术灯，从各个角落去审视它，分析它可能蕴含的机理。写到这，我想起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对我的谆谆教导，要我写材料时“抓大放小”，今天，我却成为一个“抓小放大”的人。今天，我的写作或者叙述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它依赖于一个有自己脾气的记忆之神，而不是依赖于历史真相、依赖于它本身是怎么发生的。记忆不是像复写纸那样去复印我们的历史，而是对历史挑挑拣拣，继而对拣出来的东西进行歪曲。我的写作体现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我并不是自己人生的史学家，而只是记忆这个怪物的走狗，是它意志的执笔者。[4]

重回往昔，五味杂陈，它使人清醒，也使人惆怅，更多时候，小说写下的是难忘，比如关于父亲：

今天，当我写到这一段时，虽然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世，我还是能感觉到在我的周围环绕着他爽朗的笑声。笑的时候，我的父亲不时仰起头，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发出畅快的笑声而仰起头，还是畅快的笑声本身迫使他不得不仰起头，就像水流过于猛烈，迫使胶水管不得不扭来扭去。他露出一口紧密齐整有如箍紧的桶片的牙齿，它们虽然不白，却一点也不脏。作为穷人的后代，能长出这样一口好牙实属难得。继而，笑声降低并且消失，但他的身体还在因大笑而耸动。[5]

父亲当然是艾国柱一个人的父亲，但当他被召唤进文本，便不再只是一个人的父亲，而变成了父亲们，大笑成为他的经典表情，父亲永远活在文本里。父亲的大笑，欧阳春的苦恼和计较，准岳母万德珍的心理活动，施银当年作为媒人的滔滔不绝，那些难以消化的记忆在头脑中反复，成为小说的主要叙述场景，它们由细枝末节勾连而起，温度、气息、情绪、声音叠加在一起，成为未婚妻事件的“多声部”，这也许与事实本身出入甚远，但早已不重要，正是小说与事实的不完全吻合，才构成这部作品的魅力，那是阿乙在发明他的“追忆似水年华”。

是的，《追忆似水年华》是阿乙写作的潜文本，《追忆似水年华》里的一切细节都已经成为我们理解瑞昌小城的坐标。瑞昌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和《追忆似水年华》构成一种对话，普鲁斯特是经典作家，也是阿乙可以跨越时空进行对话的那个人，普鲁斯特的感慨常常引发“我”的感慨，参与“我”的感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的感慨：“可我又总是这样去冒险，于是我产生和普鲁斯特一样的感慨：‘我最初的印象已那样遥远，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找到什么凭证防止其每天变形。’有时我想，她的面相就像是一个我们知道含义的词，我们使用时百想不得，并受尽这种遗忘的折磨，然后在某一天，命运安排我们重遇，在那一刻，我们准会觉得它再熟悉不过，简直是熟悉到了骨子里。”[6]

《未婚妻》是由回忆引发的创作，更准确地说，是由《追忆似水年华》引发的创作。像普鲁斯特那样思考，像普鲁斯特那样凝视，像普鲁斯特那样写下，这是这本书的内在追求。自由地穿梭于往事，仿佛一切本该如此，《未婚妻》中的气息、腔调包括行文都有一种跳跃的文学之光，那些切近的思考和遥远的往事，那些瑞昌际遇与世界文学里的生活复杂交错在文本中——前一句，艾国柱还在回忆小镇，下一句，他便带领我们来到法国小城的午后，《未婚妻》真正实现了独属于追忆体的跨越时空的自由。

地方性语言与翻译体语言的杂糅

小说中，有许多联想和比喻让人心有戚戚。一如未婚妻过夜之后离开艾家时的描写：

在这里沉浸式地度过一夜，耗掉了她全部的耐心。是饱满的恶心推着她在天下大白的早晨越走越快，就像是踩着拉威尔《波莱罗舞曲》那一步步增强、一步步明亮、一步步高亢的步点，这样走下去，她简直要在逐渐越过楼宇的阳光中、在微风吹拂的马路上，疯狂地舞蹈起来。因为要保持一种公家人同时是淑女的姿态，她使步速下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她为自己获得解放感到愉洽。可是，因为意识到身上相较于昨日增加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彻底而永远地离开我——她的心猛地一沉。[7]

这些段落使人想到，《未婚妻》势必出自“嗜读者”之手。

苏珊·桑塔格对嗜读者有个看法，真正的嗜读者不分世界和现实，仿佛中了阅读的“毒”，但是，作为小说家，阿乙在《未婚妻》的字里行间消化着他的阅读经验，他作为嗜读者重新去看记忆中的往事，带着世界文学的“眼镜”重看他的记忆，于是，所写的每一句话便都有遥远的来处与去处，并不让人错愕。于这位写作者而言，世界经典不只是阅读文本，还是他看待世界的视角方法，这些作品滋养着他去回忆曾经的生活，也给予他看待生活的角度。当他将世界经典文本纳入写作时，世界文学史上的人物们，无论是贵族大臣还是平民百姓，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嵌进瑞昌小镇生活，初读会有古怪之感，但很快我们感受到某种合理性——那些引用文本绝非可有可无，它们早已参与进他的讲述中，成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才发生神奇共振。

或者可以说，这位有着嗜读爱好的叙述人早已成为连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媒介，写中国故事，他时时刻刻将之与遥远的世界文学联结，由此，他在作品中拼贴起阡陌纵横的世界地图。

“现在我在写这段文字时，好似带翅者飞翔在空中，看见那个生活在世纪末的乡下的我，一次次抓着自己将要胀破的头，在夜色中回到派出所。”[8]“好似带翅者飞翔在空中”真是精妙的比喻，什么是这位叙述人的翅？“翅”对于艾国柱而言无疑是世界经典文本，事实上，正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阅读，才使他可以任由思绪在昔日小镇上飞翔。当然，作为嗜读者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嗜读者很可能会成为阅读的奴隶，他的写作很可能滑入一种卖弄、一种“二手经验”，进而使文本有“悬浮感”。庆幸的是，《未婚妻》并没有陷入这样的窠臼，原因在于作家对瑞昌生活的熟悉及准确表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未婚妻》使用了地道的瑞昌方言。语言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一种审美思维方式，包含着价值观和审美。《未婚妻》里，每当人们用方言表达，其实意味着他们在使用这种话语体系思考，于是，每当父亲、母亲、外祖母、施银的行为用瑞昌话表达，扑面而来的便有一种“在地感”“民间性”，土得掉渣的属于瑞昌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表达系统在这部作品里被充分展现，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意味着，关于往事，阿乙似乎回忆了两遍，抑或说，他在小说中写了两遍，第一遍是用瑞昌话完成，第二遍则以翻译体语言完成。是的，《未婚妻》中，有两种语言风格交替出现，一种是属于瑞昌的地方性语言，一种则是翻译体或者说雅正的书面语——方言与书面语的杂糅，构成了《未婚妻》作品的质地，一方面它有着浓厚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特征，另一方面又因有了世界文学文本的呼应共振而别有辽阔之气[9]。

很多年前，我曾经在《众声独语》中分析过阿乙写作的独特性：“在我眼里，阿乙是沉闷平淡的当代文学的闯入者，他值得寄以希望，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想来，他的心脏承受能力应该不错。——他当过基层警察多年，但没有泯灭自己的疼痛感；他做过记者，但并没有麻木自己的写作触觉。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理解和写作现实世界的能力，我们眼前的‘世界’在这位写作者那里不是均质的、单一的、表层的和苍白的，他不低估读者们对世界和文学的理解力。”[10]我认为，这个判断在今天依然是适用的，《未婚妻》中小镇警察生涯看起来和以往的故事题材如此相近，但作家处理的方式明显不同，他不仅深入小镇生活内部，书写人的精神际遇的复杂，也以嵌入世界经典文本的方式重新完成关于小镇生活的想象——阿乙不仅将瑞昌视为中国小城，也将之视为世界文学版图的一部分，这不只是视野的打开，还是文学理解力与价值观的重新打开[11]。换言之，小说让人思考何为小镇生活时，也重新面对如何理解小镇生活与人的生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未婚妻》是深具探索精神的文本，它以一种镶嵌方式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城镇生活的理解。

本文系202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当代传承”（2024JZDZ05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4][5][6][7][8]阿乙：《未婚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15页、37页、38-39页、42-43页、249页、10页。

[3][罗]马林·索雷斯库：《两遍》，转引自高兴：《忧伤的恋歌》，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260页。

[9]关于地方性的论述可参见阎晶明：《地方性成就现代性——读乔叶〈宝水〉所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10]张莉：《当代文学里的陌生叙述人——关于阿乙》，《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221页。

[11]此观点可参见项静：《“走向世界”与描述自我：青年作家非虚构写作中的旅行书写》，《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