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淑琴，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第三届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作协第五、六届理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北京市门头沟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区作协主席等职。出版诗集《炊烟扶摇》《山月》《马淑琴诗选》《母亲是一条河》等六本，散文集一本，在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等百余万字，诗歌数百首。作品数次获奖，并收入优秀诗文集。

导读

这是一群“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勇者在山河破碎时献出的热血与骨气，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且看心怀敬畏的写作者如何躬身进入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从岁月的尘埃中掘出勇者们曾经的惊心动魄与血色辉煌。

魏国元和他的兄弟

马淑琴

引子

岁月的风霜掠过漫漫六十四个春秋，时空沿着来路退到一张脆薄陈旧的纸页上。这是1960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左下角，一则圈在黑框里的“讣告”吸引着读者对于一个生命的关注：

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魏国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5月2日5时正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五十四岁。现停柩于嘉兴寺殡仪馆，兹订于5月5日上午10时举行公祭12时移灵，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其生前友好如有送挽联花圈者请送嘉兴殡仪馆。

下注魏国元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两位主任委员分别是李葆华和刘澜波，委员有于忠、王森、彭城、冯仲云、李伯宁、张季农、钱正英等26人。李葆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之子，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澜波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五十四岁，刚逾英年。这光阴里存储了多少刀光剑影，经历了多少鏖战风云，从平西到京西的那些连绵不断的大山应该知道，永定河与清水河在青白口村边流过，汇成的那股孕育了京城的劲流应该知道。

64年过去了。我和他的女儿云平姐到西郊一个特殊的社区，去拜谒他的英灵。

夏日阳光把长安街西延线照得明丽并舒畅，路北一座肃穆的院落，门楣一排金色大字：“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整洁清新，一条南北通道缓缓延伸至前方半坡，松柏的浓阴覆盖道路两边的墓地，郁郁葱葱。循着地址，找到了路西二墓区夜字组。没想到，此排第一家竟是闻一多先生。戴眼镜、叼烟斗的闻一多头像镶嵌在墓碑上方，颇为生动。下方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写的碑文。虔心拜过这位英雄的文学家，耳边响起他最后一次演讲的铿锵。

向西不远就是魏国元墓。最为醒目的是墓穴之上那枚中国共产党党徽，以及半圆的碑顶之下，那颗红红的五角星。墓碑上方嵌半身照，穿深蓝色中山装、戴着眼镜的魏国元文静而深沉，像家乡的永定河水，深沉之下藏着波澜壮阔。碑中间书：魏国元同志之墓。落款：北京水利水电学院，一九六○年五月五日。碑下墓前，另有一块魏国元夫人周振玲的碑。此刻，我和周围的大树一同朝拜，像是拜会一位生者，以深深的崇敬之情，瞻仰、凝望和诉说，向着这位杰出的革命先辈，也是令人骄傲的乡人鞠躬致敬。

不用陈述碑阴镌刻的碑文了。这里的64个春秋是多么静默和漫长，已超越墓主人生前的54载时光。我们要做的，是防止和医治遗忘，是从岁月的尘埃中掘出并捧起他曾经的惊心动魄与血色辉煌。

“一元春药铺”和“烟袋锅胡同3号”

魏国元于1930年参加了区长训练班，成为宛平六区的区长。任职后积极工作，因乡绅排挤，被调至七区。又因建农会时被列为土豪劣绅的舅舅等人抵制，任职受阻。随后到北平“醒群通信社”当记者。通讯社解散，经同乡介绍，在大兴国民党部谋到一份小职，因政治倾向与国民党不合，辞职后回到故乡，用自家房产与崔显芳和贾汇川（均为地下党员）办起青白口高小，在学生中传播进步书籍和革命思想。由于贾汇川的联络和汇报，上级党团组织到青白口发展党团员，成立了中共宛平临时县委，魏国元任共青团宛平县委宣传部部长。为隐蔽，成为党团组织活动中心的青白口高小转移到田庄。贾汇川调冀东，中共河北保属特委派来马建民（著名作家杨沫的丈夫）继续开展工作。在田庄高小，成立了宛平西部山村第一个党支部，张又新任书记。

魏国元在北平结识了“少共”团员庞勉，相互配合地下交通工作，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春，中共宛平县委正式成立，中共河北省委联络员沈予在青白口主持了中共宛平县委成立会议。赵铭鑑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并兼任村党支部书记，魏国元被任命为团县委副书记。夏天，魏国元和弟弟魏国臣等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此后，魏国元任中共宛平县委宣传委员。青白口、田庄、沿河城、黄土贵等地又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党的组织不断壮大，这年冬天，魏国元担任中共宛平县委副书记。

为了方便开展党的工作，魏国元把自家国杰、国臣两个弟弟和一个亲戚合伙经营的，已成为团县委联络站的“双合堂”杂货铺看了又看，打起了主意。

一个阳光明丽的日子，青白口南街鞭炮齐鸣。魏国元家杂货铺“双合堂”的牌匾不见了，被一块闪着新鲜光泽的“一元春”的药铺牌匾所取代。除了魏家四兄弟和合作的亲戚付仁杰，还有外村的崔显芳、师永林、高连勇等都在忙碌中庆贺“一元春”药铺的开张，并各自进入角色。魏国元是掌柜的，崔显芳是坐堂医生，高连勇是学徒和伙计，负责抓药和打杂儿。沿河城的师永林时常往来，帮助管账，魏国杰和先前合伙的傅仁杰依然里外忙活着。

药铺后边是一座四合院，东房三间属魏国元家，其他归属魏姓本族。“一元春”药铺的房子连着院里的东房。临街房子的货架上仍旧摆些日用品，里边大东屋则新添了布满小格子的中药柜，各种中药既是“一元春”的内容，也是更深层次的隐喻。来人看病都被请到较为隐蔽的里边东屋，进行病患之间的“交流”。从这时起，“一元春”药铺就成了中共宛平县委的秘密活动和联络中心。

时而布鞋长衫，时而西装革履，“一元春”药铺的掌柜魏国元，有时骑马，有时乘车，三天两头进城，购药谈生意是再正当不过的理由。城乡往返机会多了，北平与平西山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更加快捷和紧密。

魏国元在与北京姑娘庞勉的接触中，感情不断升温，越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但青白口老家的原配夫人虽是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又是从开始就抵制的包办婚姻，但时间长了，就像一棵嫁接的树，已经长到一起，并且结出果实，如再分开就是两个伤口的鲜血淋漓。但战友似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痛苦的煎熬和折磨中淬火，魏国元与庞勉正式结合。新婚后的庞勉来到北大宿舍，经请示她的上级，1934年初和魏国元回到青白口。一个月后，庞勉又返回城里，向上级汇报了平西山村青白口的情况。带庞勉回乡之前，魏国元向母亲汇报了和庞勉结婚之事，母亲同意了这桩婚事，让儿子把新媳妇带回家，但提出不许和原配离婚。

魏国元与庞勉频繁往返于城乡，进城后到指定地点与马建民等地下党接头。

赵登禹路西，西四北五条西口对面有一条死胡同，原称燕代胡同，渐渐地被叫成了烟袋锅胡同。魏国元到此胡同接头，路过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西口的“老妈店”，结识了路边“缝穷”的曹婶子。曹婶子原是平西淤泥坑村人，一家人逃荒到了北平，在烟袋锅胡同3号给到外地做买卖的一家看房，并负责出租。魏国元来到了她家借住的小院儿，租下了这里的房子。魏国元认为，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和人员往来，以及今后工作的拓展，都需要在北平城里有个合适的联络点和落脚点。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自打租下烟袋锅胡同3号的房子，魏国元和庞勉，魏国杰和魏国臣，师永林和高连勇等人，不断地到这里来，北平城里的同志也不断从这里被送出。魏国元看准时机，逐渐向曹家婶子一家渗透着他的主张和目的。他对曹家婶子说：“咱老家成立了‘穷人会’，就是为穷人撑腰的组织。到这里来的人都是‘穷人会’为穷人办事的。”曹家婶子一听，爽快地说：“我们家就是地地道道的穷人，穷人都是一家，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们全家都不会含糊。”从此，这烟袋锅胡同3号院，就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和活动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沿河城深山造枪

从东斋堂到沿河城共三十里地，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要经过四个村子，分别是：白虎头、牛占、林子台和王龙口。白虎头是第一个村子。八区的共产党员宋文明是白虎头村人，在黄村当教师。他的业余爱好是鼓捣枪，常从外边带回一些破旧枪支，然后到马栏村，叫他姐夫巧炉匠艾大国给修理。为出行方便，宋文明把家从白虎头村搬到了东斋堂村的贾兰波家。住到一处，宋文明逐渐了解了贾兰波家庭和他个人的情况，开始给贾兰波讲革命道理，灌输先进思想，还经常带着贾兰波去打枪练瞄准儿，有时还到西斋堂城墙外画目标，练打靶。一天晚上，宋文明带上贾兰波，到大寒岭突袭保卫团，抢夺枪支。行动失败了，斋堂城墙上贴出了国民党宛平县政府“捉拿共匪宋文明”的通缉令。宋文明不能去黄村教书了，只能隔三岔五在夜里悄悄潜回家。

青白口“一元春”药铺，魏国元的二弟魏国杰正帮伙计高连勇在柜上支应。药铺后边的四合院，西房和北房之间有条小胡同，沿着小胡同往后走，右边有个小后门。进小后门，是魏国元家居住的套院儿。院里的北房和西房各三间，还有两间小西屋都是魏国元家的。此时，赵铭鑑、魏国元、魏国臣、崔显芳、张又新，还有沿河城党支部书记师永林，正在小西屋商量事儿，称得上是一次中共宛平县委会议。魏国元先给大伙儿讲了在北平城里见到马建民，看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的主要内容，重点传达了他抄录的一段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详细地讲了他和弟弟魏国臣、师永林三人到沿河城约见八区宋文明的情况，提出在沿河城秘密建立枪支修造所，为武装斗争积蓄力量。所有人都知道，这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但为了抗日，必须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干。

一天夜里，宋文明潜回家，把贾兰波叫出屋，交代了一项任务。没过多久，沿河城街上，新开了一家首饰铺。走进沿河城德胜门，过了老槐树和古戏台，就见街南一溜高地基、青砖灰瓦的房子，墙上挂出一个“宝立成首饰铺”的牌匾。因房子地基高，村民称这家首饰铺为“索家银楼”，掌柜的就是年轻的贾兰波。原来，房子的主人是村长索振宝，村长又是贾兰波妻子的姑父。首饰铺开张了，几个村妇正兴致勃勃地围在柜台前，选着自己中意的首饰，小老板殷勤地支应着。这里真正的职能却是为魏国元等筹划建立的枪支修造所做联络站，并帮助党的活动筹集物资和经费。

从首饰铺往里走，有家铺子叫“正名堂”。此时，沿河城的村长村副们都聚集在此，听一个人在讲话：“日本人飞机大炮的打咱们，咱空着手能抵抗吗？如今咱们要想不受小日本儿的欺负，手里必须有枪！枪杆子硬了，腰杆子才能硬！”“国元说得对！叫大家来，就是商量造枪的事。”沿河城党支部书记、副村长师永林接过魏国元的话茬儿。村长村副都很认同魏国元的主张，积极支持，并为造枪创造条件。决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还可出骡子驮脚，师兆德、师义路、索振河、索振芳等还为造枪入了股，在正名堂设立财务账。

会后，魏国元住在了师永林家。天一亮，两人吃过早饭，顺着河边小路往幽州方向走去，然后西拐，进了狮子沟。大山之中，山峰与沟壑同时降临，构成一浪接一浪，大潮如海的气势。狮子沟是沿河城西北一条较长的山沟，沟口有两块大石头，酷似一对狮子。长长的山沟里虽散落着老虎港、碾台、上达水、檀木沟和泥皮村五个小村儿，仍显得空荡和荒寂。顺着山沟往里走，能通到斋堂。师永林带着魏国元，来到沟岔里的一处山洞前。山里人管山洞叫“石塘”，因石塘常有野鸽子栖息，故称“鸽子石塘”。两人刚攀上石塘边一条荆棘覆盖的陡峭小路，一群受了惊的野鸽子呼啦一下从石塘里飞出来。钻进这处鸽子石塘，魏国元像是发现新大陆，惊喜地说：“底下一点看不见，这里边还真不小啊。”师永林笑着说：“怎么样？咱们在这地方造枪，甭说日本鬼子，就连真鬼都找不到。”

魏国元和师永林怀揣一份共同的认定，兴致勃勃地从狮子沟出来，到河边渡口去找索振勇。索振勇是一个帅气干练的小伙子，水性如鱼，他的家在对岸的佛岩村。从河边能看到对岸东北方向的山梁上，一块巨大的山石，酷似一尊坐佛，凝望着永定河大峡谷。所以，山后的小村就叫“佛岩（nie）”。永定河水很大，从峡谷里流过来，翻滚的浪头撞击着河东的山岩和卵石，发出清脆的响声。渡口有个大笸箩，这是索振勇驾的“船”。“国元哥，走，家去吧。”索振勇顺势把笸箩推进河里，他拉住拴在笸箩边的一根绳子，先让魏国元和师永林进了笸箩，然后轻轻一跳，稳稳地落在水中晃动的笸箩里，操起两把木锨似的桨，熟练地划起来。笸箩是柳条儿编的，本是装粮食的器具，却被河边的人们开掘出船的功能。开始在水里转圈儿的笸箩在水手的驾驭下，一步一斜地向着河对岸靠近。“这手绝活儿，离了振勇还真不行。”师永林夸着大舅子。“谁熟了都行。这笸箩也结实，固安县的朋友送来的。开始咱们去买，后来人家每年都给送。编得密密实实，水一泡，一点不漏。”

过河，翻山，到了索振勇家。师永林先开口：“狮子沟有个鸽子石塘，我俩去看过了，在那里造枪吧。”还没等魏国元开口，就被索振勇否决了：“那儿不行，是在通斋堂的路上，行人很容易就能上鸽子石塘。斋堂有谭天元的保卫团，不费劲就过来了，肯定不行。”索振勇的话很在理，魏国元没反驳，说：“你看哪儿合适？”索振勇心里早有谱了，他选中的就是他们这个大山背后，只有几户人家，在大河东岸，不靠他的笸箩就过不了河，进不了村的地方。魏国元和师永林都同意了索振勇的选择。“那就准备吧，王学华、师广学也都在选地方，我已经找好了造枪的工人，筹备妥当，立即开干。”“这么快？哪儿找的人？”“日本人炸了张作霖的北大营，兵工厂解散了，不少工人流落到北平，我联系好了，马上就能来。”“造枪用什么工具？我立马儿准备，人来了别耽误事儿。”魏国元告诉索振勇：“造枪的大机器弄不来，咱得结合土办法，你先找个钻枪筒模子的石匠，还要找做枪把的木材。”“好，我马上就办！”

索振勇从村里找了石匠师义昌，很快就做好了大石头轮子。又找了铁匠，做了铁轴，用这些做枪筒。听说核桃木做枪把很结实，山里到处都是核桃树，索振勇立刻买了一棵很粗的老核桃树，木匠说，这棵树能破一二百个枪把呢。索振勇又找了两把大锤，还买了煤。他从沿河城找来养骡子的村民，把煤驮到村里。

第三天， 魏国元让师永林带来16个工人，在河边和索振勇接上头，到索振勇家住了下来。16个工人都很年轻能干，还自带了许多小型工具，索振勇很欣慰。只一天时间，就做出了一条枪。这些工人干细活儿，索振勇雇来的村人干粗活儿，其中有打铁的、做饭的、烧火的、抡大锤的。一天，魏国元又带来两个人，是专门做小手枪的。他告诉索振勇，王学华在王龙沟，宋文明在向阳口“盖不严”大庙，师广庚、师广学在北台，都找好了造枪的地方，都开工了。让索振勇一定注意安全和保密。

魏国元走后，每天晚上，佛岩村附近的山沟里就会传来隐隐的枪声。索振勇对佛岩附近的石塘了如指掌。根据魏国元的指示，为了安全，他让工人们白天在家里干活儿，晚上都到石塘里住，把工具和行李都存放在石塘里。工人们的造枪程序都有分工，他让工人们各自做好枪筒、枪托、枪把，晚上把零件拿到石塘里，组装后试打三枪，没问题，就把做好的枪藏在石塘里。这些日子，索振勇家里总不断有客人来，有人来送子弹，有人来取手枪，都是住一两天就走。小手枪做完就有人来取，两位师傅给索振勇留下三把后，被魏国元调到了北台和王龙沟。

沿河城东边有个村子叫向阳口，永定河横在村前，村后卧着大山，村北后山有寺庙，称大悲岩。此庙最大特点是正殿建在山洞间，远眺寺庙，只看到三块瓦，俗称“盖不严”。山洞外有庙宇僧房二十多间。到大悲岩的山路狭窄、崎岖险峻，人空身上都很难。

寺庙里的老道名叫赵宗道，另一位更老的老道是赵宗道的舅舅。一天，庙里新来一位老道，道袍加身，颇有几分仙风道骨。为造枪和筹集经费，宋文明扮成老道，以出家修行为名住进了大悲岩。山村月夜，时常有人过河到大悲岩，也有时是从大悲岩下来，渡到对岸。一天，魏国元把一封信托人送到大悲岩交给宋文明。

悄无声息，被高山密林掩护着，平西大山深处的几个造枪点默默地制造着武器。王龙沟是沿河城西的一条山沟，被两边的大山夹着挤着，左躲右闪，以一条蛇的形态弯弯曲曲向西伸展。六七里地之后，两边的山后退，拉开距离，山之间有了房子。房子按照山的走势形成从低到高的层级。最高处，一棵高大的国槐，苍翠的枝叶融进蓝天，庇护着脚下的小村，成为小村之魂。村里人王姓居多，居住在蛇形的山沟里，村子就叫王龙沟。

大槐树下的一个院子就是王学华的家。王学华是村里好汉，村里闹饥荒难以度日，他带领青壮年上山砍柴烧炭，拓出一条活路。为了穷人更长久的活路，王学华的脑子里掠过进村路上那两个人嘴似的山洞，很快又抹掉了。他出门上山，翻过山顶，沿着一条常人无法行走的小路来到山后的悬崖边，用手里的镰刀拨开半人深的草木，看到一个隐秘的洞口。从此，这个山洞就成了王龙沟的造枪点。这里主要造步枪，枪支组装后，带到王学华家旁边的大树下，朝着南山射击，这里成了绝好的试枪点。

魏国元和崔显芳、赵铭鑑、师永林、宋文明等县委领导和骨干，除了组织造枪，还组建了一支由宋文明、王学华、贾兰波、师广学、师广庚，还有一些河南人、吉鸿昌的老部下组成的游击小队，活跃在林子台沟、石羊沟、盖不严、向阳口、安子水、龙门沟等地。一天，县委书记赵铭鑑和魏国元的小弟魏国臣来到王龙沟，看了造枪情况，并看望游击小队。

这时，三个造枪点已造枪一百多支。这些枪支，计划一部分武装游击小队，一部分卖掉，为造枪筹集资金，还有一部分储存，为扩大抗日武装做准备。

不顾生死自投罗网

这一天，青白口邻村付家台小学正开校会，宛平县长万宜到学校视察。学校安排学生代表崔乐春上台致欢迎词。万宜坐在台上听得很入耳，突然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乐春。”“崔显芳是你什么人？”“是我叔父。”崔乐春和县长一问一答。县长突然变了脸，提高嗓门对全场说：“崔显芳是政治犯，现在已成瓮中之鳖，马上将被捕！”

会一散，崔乐春赶紧跑回家，喘着气把县长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叔代表百姓抗捐抗税，还在报上揭发他们，万县长恨死了你叔，去年就抓了一回，没找到证据就放了，这回不知道又是什么罪名。”说完，赶紧到兄弟家报信儿。崔乐春刚返回学校就听到消息：叔叔崔显芳已被押送宛平监狱。

得知崔显芳被捕，魏国元心里一沉，意识到，以前当局认为他是刺头儿，如今大不一样，如果和党组织，和兵工厂联系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立即派人到宛平县城打探案情和消息，然后设法营救。

王龙沟北有个村子叫龙门沟，村里猎户韩老丑在山里打猎，看到了游击队员用的枪，觉得好，非要买一支。大家经过商议，也为筹集资金，70大洋卖给了韩老丑一支枪。后为筹备武装暴动，师永林找到韩老丑，提出要赎回这支枪，韩老丑死活不同意。这时有人给韩出主意，说造枪就是私造军火，犯法，你去告他们，一定去八区区长谭天元那里告，不但你的枪能保住，还能得到奖励。韩老丑真的告到了宛平八区区长处。谭天元立即给宛平县长万宜打电话汇报，万宜即刻命令警察搜剿沿河城。

魏国元很快听说了韩老丑告状之事，感觉非同小可，立即通知几个造枪点撤退隐蔽。傍晚，通向向阳口大悲岩的河面上有个人在凫水，这人水性很好，不大工夫就游到了对岸，然后直奔大悲岩寺庙。来人见到宋文明，从随身带的一截竹筒里倒出油纸裹着的一封信，交给了宋文明。宋文明打开信，只见信上写着：“文明兄，广博家里办喜事，务必将伙房家什送过去，等着用。”宋文明立即行动。

魏国元和索振勇从师永林家出来，急匆匆赶回到佛岩小村，连夜布置撤退隐蔽。他们向造枪工人通报了情况，暂时给了些路费，请工人们先空身撤退。送走工人，魏国元和索振勇商定好藏枪事宜，就离开了佛岩。索振勇把工人的行李、造枪的机器和造好的枪支妥善藏在村后大山的石塘里。他和两个贴心伙伴儿专门选了几处山岩上的石塘，细心地藏匿着造好的步枪。每到一处，都是在一个人的腰上系好绳子，把人吊到石塘里，再把捆好的枪用绳子吊下去，石塘里的人再把枪藏好。就这样，3个人干了两天，藏了3处山岩峭壁上的石塘。枪藏好了，索振勇向大山拱手三拜，他拜谢大山，感觉这些巧夺天工的石塘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坚信没有人能找得到。

宋文明收到魏国元的信，立即把大悲岩寺庙枪械修造所的设备转移了，转移到龙门口北台师广博家后边的山洞里。匆忙中，把魏国元写来的信丢在了大悲岩寺庙。

宛平县县长万宜亲自到斋堂部署围剿沿河城事宜。一队警察从大村方向朝大悲岩寺庙而来。一个羊倌守在寺庙门外，看到警察身影，便扬起手臂，把一杆羊鞭甩得山响。警察到了跟前，他还在使劲甩鞭子。“你小子是给人报信吧？”一个警察上前要打羊倌。羊倌的手轻轻一抖，鞭梢儿准确地抽在那个警察脸上，一只眼睛立刻肿起来。几个警察冲上去把羊倌绑了。警察进寺庙，一顿乱砸，把老道做饭的锅都砸碎了，还掠走了关云长的大刀，并抄走了魏国元给宋文明的信。

一大早，师永林跑到青白口，敲开魏国元的门，报告了沿河城的情况。魏国元让药铺伙计高连勇和怀孕的庞勉留下，其他人到北沟（田庄）隐蔽。临走时，魏国元将一卷纸包在一个蓝花包袱皮里，交给二弟：“国杰，把这包东西带出村，务必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万不得已时就烧掉。”魏国元走后，魏国杰又把哥哥平时看的书也一块儿包在包袱里，带出村，藏在半坡地坎子的石缝里。没想到，藏的时候，被家里两个帮活的人看到，误认为是值钱的东西，给偷走了。接着，两人又偷地主刘增珍家的东西被发现，失主告到了七区警察所，警察抓走了偷东西的赵正旺和孔祥宝，搜查了赵正旺的住处，临走时还在门上贴了封条。担任中共地下宛平县委书记的赵铭鑑在七区警察所任文书，参与了抓捕和搜查。他看到魏国元家的蓝花包袱还在赵正旺家里，心里一惊，立即通知庞勉和高连勇，让他们想办法赶紧取走。庞勉和高连勇立即赶到赵正旺家，高连勇叫庞勉守在窗口，他一脚踹开窗户，跳了进去，很快找到了包袱，递给庞勉，两人迅速离开。庞勉把包袱里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包好，藏到了魏家的菜窖里，又把魏国元儿子上学的课本和一本《中山文集》包到了原来的包袱里，送到了“一元春”药铺。庞勉前脚刚到，警察就追来了，他们带走了高连勇。庞勉赶紧前前后后把“一元春”药铺仔细检查了一遍，又烧掉了一些书和照片。这时，同是警察的地下党员刘德垠跑进院儿，告诉庞勉：“嫂子，他们说赵铭鑑通风报信，被吊在区公所拷打呢。”刘德垠刚走，庞勉赶紧把菜窖里的文件取出来，对婆婆说：“妈，您在门口看着，别让人进来。”她让婆婆放哨，把文件放到灶膛里烧了，随着余烟的熄灭，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这一天，七区警察所的陆所长到斋堂给八区区长谭天元贺喜，住在斋堂没回来。第二天晚上，陆所长刚回来，就差人传唤庞勉，让她立即到警察所。怀孕6个月的庞勉轻拍了一下肚子，“你没看我正怀孕吗，大黑天的，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所长有事让他来找我。”因魏国元在地区的威望，警察对魏家人还比较客气，转身儿走了。

这时，庞勉想逃离村子，她走出家门，老远就看到村口布满了岗哨，只好转身回家。她想，反正文件也烧了，躲着不是办法，干脆明早就去警察所。

第二天早晨，庞勉和婆婆张大娥一起来到地处村里大庙的七区警察所。婆婆张大娥是村里的强势女人，儿媳庞勉是北平城里长大的姑娘，娘儿俩气宇轩昂地站在警察所的厅堂上。陆所长知道张大娥不是省油的灯，说：“我们找您儿媳妇问点事儿，一会儿就回去了，没您老的事，您在这儿听着也不方便，让他们把您送回去吧。”老太太刚想说话，庞勉忙说：“妈，您回去吧，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张大娥用眼神剜了陆所长一眼，撂下一句：“那好，我回家等着，我儿媳妇要有点事儿，我跟你们没完！”出门走了。

陆所长开始审问庞勉：“高连勇和赵铭鑑都是因为你们家的东西被押的，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就把他俩放了。”庞勉说：“你们的人把我们家的书都拿来了，怎么还找我要？”“那书不是，还有共产党的文件，必须交出来！不交就搜查！”陆所长亮出底牌。“你胡说什么？你有本事就搜吧，你要搜出共产党的文件，我甘愿领罪，要是搜不出来，后果你要负责！”庞勉的嘴像小钢炮儿，一点也不示弱。“搜不搜是我的权力，权力在我手里，就看我怎么使了。”陆所长在庞勉面前，尽情彰显着他这个警察所长的权力，没想到庞勉却说：“你在山沟里是个小所长，在北平城里也就是条看街的狗，我见得多了。”“你想反哪？把她给我押起来！”庞勉这一骂，陆所长恼羞成怒，两个警察上来，把庞勉押走了。

这些日子，先是崔显芳被捕，后高连勇被抓，赵铭鑑被押送到斋堂公安局，八区副区长李复华编了一个七区共产党员名单，当赵铭鑑被灌辣椒水，打得口鼻冒血，半昏迷的时候，拉着他的手按了手印，然后送进宛平县府大牢。

三弟国相跑到北沟，向大哥讲了家里的情况。除了偷东西的两个人，崔显芳、赵铭鑑、高连勇、庞勉，陆续被捕，魏国元再也不想隐蔽了。他走出北沟，回家看望了母亲，然后直奔宛平城。魏国元要以曾任国民党宛平六、七区区长的经历，以“一元春”药铺老板的身份，以在宛平七区的名望，找县长要人，据理力争。但他自己很清楚，肯定是自投罗网。但他必须这样做，他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顶在风口浪尖上，才能争取将党的工作损失降到最低，也才能保护其他同志。魏国元大步流星地跨进宛平县政府大门，走进县府接待室，求见县长。等了一会儿，县长没露面，接待室门开了，几个军警闯进来，不由分说，将他绑了。

1950年，任辽西军区卫生部党委书记兼副部长的魏国杰和夫人王希辉、儿子魏亚建、魏国相烈士后代魏亚民（左1）、警卫参谋（右1）合影

狱中生活

在宛平县府大牢关押二十多天，几次审讯，涉及勾结共党、私造军火，魏国元都以充足的理由予以否认。他早已反复掂量，文件烧了，落到他们手里的信看不出实质内容，认为敌人并没抓住把柄，没得到确凿证据，觉得心里的底子很结实，只要他和大家都咬紧牙关，就一定能顶过去。

知道妻子庞勉也押在这里，一个女人，正怀孕，将面临更大的磨难和考验。魏国元忧心忡忡地在监室里踱步，这时，一个女监看守从门前走过，看了他一眼。好面熟呵，女看守友善地向他点点头。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温泉上中学时帮助过的一个女同学。女看守找机会过来跟他说话，他让女看守给庞勉捎话：本就无罪，什么都不要承认。庞勉也将一封信缝在衣服里交给女看守，请她转交魏国元。

审问庞勉时，问她是不是共青团，庞勉回答：“什么青年团老年团的，我不懂。”又问她：“你一个城里的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山沟里的魏国元？”庞勉说：“我愿意嫁谁就嫁谁，我妈都不管，你们管得着吗？”审问的人生气了，狠狠打了庞勉两个耳光。

北平地安门东大街127号是一所中学，门口挂着河北省立北平中学的牌子。接近傍晚，学校放学了，学生们结伙儿走出校门。一个男孩儿走在地安门大街上，忽听一个报童高声叫卖：“卖报啦，看报啦！看北平小《实报》！惯匪魏光汉勾结共匪、私造军火、危害民国，落入法网！”报童不断重复叫卖，男孩儿赶紧追过去，买了份报纸，加快脚步回家。这个男孩儿是庞勉的弟弟庞宇澄。

赵铭鑑既是魏国元的同志，又是他的小老弟。魏国元想到李复华编造的七区共产党员名单，又想到赵铭鑑在半昏迷状态被李复华拉着手按下的手印，有些担心，生怕敌人继续采用卑劣手段制造事端。他想了想，写了一张字条：“宁死堂上，不死堂下。”魏国元把字条交给了女看守。女看守帮助给男监送饭时，把字条给了赵铭鑑，并捎了话。放风时，魏国元看到了赵铭鑑向他投来坚定的眼神，很是欣慰。

7月7日，一辆囚车开进宛平县府大牢的院子，男牢的房门打开，看守将戴着镣铐的魏国元带出门，押上车。囚车从宛平城开到北平城里的铁狮子胡同1号，此院正门的朱漆大门前有两只生动的狮子，但已不是铁的。这乃非等闲之地，清康熙年间，曾是康熙第九子胤禟的府邸，民国期间，袁世凯在此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段祺瑞政府也在此办公，如今门口挂着北平卫戍司令部的牌子。魏国元坐的囚车从侧门开进院子。赵铭鑑和高连勇也被相继押送至此。

进了北平卫戍区司令部的牢房，不管审问变换什么花样儿，魏国元都咬紧牙关，对关键问题一概否认，不给敌人留一点口实。各种刑罚也跟着变换花样，打手、打屁股、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蛇一样的鞭子把全身抽得鲜血淋漓，沉重的脚镣把脚踝磨出了血，挪一步，钻心地疼，还把他受伤的腿脚绑在冰坨子里，站在冰天雪地，以致脚和小腿皮肤变黑，时常溃烂……对于这些非人的折磨，魏国元都挺住了，这时，他也曾想到过死，因为他很清楚，对于他，这的确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从监室到审问厅，再到刑室，每一处都是战场。他想到年少时读的书里，那些令他崇敬的民族英雄，想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就义时的英雄气概。他暗下决心，即使被折磨致死，或被枪毙，也绝不能承认“罪状”，因为关系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关系到党内同志的生命安危。

第一次受刑被拖回监室，同室的另一名狱友赶紧过来照顾他。“大哥，你受苦了，别动。”这位兄弟看着魏国元身上的伤，心疼不已，赶紧倒了半碗水，扶他喝下。魏国元很感动，与之成了狱中好友，得知这兄弟叫李之琏，比魏国元小7岁，河北蠡县人，1932年加入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魏国元同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4年11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帮助狱友成功越狱。一天，李之琏悄声问魏国元，狱中战友组织绝食斗争，是否参加。魏国元询问了绝食的斗争目标，设法通知赵铭鑑、高连勇都参加。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魏国元写道：“绝食斗争虽然失败了，但精神可嘉。我对党是忠诚的，除了思想上早已奠定的立场之外，我感动党对我的信任和光荣的赋予。”

魏国元到卫戍区司令部监狱没几天，庞勉也被押送至此。怀孕的庞勉戴着镣铐，上下车走不动。一个男看守嫌她走得慢，朝她的腰踹了一脚。到了卫戍区司令部，庞勉不能动了。审讯时，看守用一块木板把她抬到堂上。审判员让庞勉跪下，庞勉说：“腰被你们的人踹坏了，起不来，更跪不了。”审问魏国元私造军火的事，庞勉一口咬定不知道。让她把文件交出来，庞勉说：“哪里有文件，都是孩子上学读的书，被他们偷走了，怎么上学？去要的时候，看门封了，一生气就把窗户踹开拿回来了。”敌人又问谁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庞勉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想枪毙就枪毙吧。庞勉的回答又招致一顿耳光，口鼻冒血，晕了过去，一只眼睛被打失明。

魏国元担心庞勉的处境，放风时庞勉见到了戴着镣铐的魏国元，流出了心疼的泪水。魏国元请看守朋友给庞勉传话，没犯过的罪不能承认，也不能做无谓牺牲，让她向关押部门提出保外就医生小孩的申请。

这段时间，魏国杰、魏国相、魏国臣等人来探监，都先到烟袋锅胡同曹婶子家落脚，然后再到监狱。有一次，魏国臣给大哥送一份家乡党组织的情报，正愁怎么送进去。一会儿，曹婶子从商店买回一个大咸菜疙瘩，用小刀把咸菜中间拉开一个口儿，再把咸菜晾干，把情报塞进去，咸菜外表没了水分，切过的口子也看不出来。婶子的大儿子曹桂山以送饭为名，顺利地将情报送进了监狱。随着一个个咸菜疙瘩的送入，狱中的魏国元和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鼎力营救

魏国元等人被捕后，党组织和家里都竭尽全力开展营救。秋天，北平卫戍区司令由原来的王树常换成了宋哲元，新官上任要处理积压案件，中共宛平县委的同志们呼吁和组织宛平七区36个村庄，联合上保魏国元等被捕人员，魏国元家里加紧行动，变卖所有值钱的家产。卖了二十多亩好地，卖了药铺、大车店和小学校的房子，把国相养的6头牛，连同马、骡子和百十来只羊都卖了。当家人魏国杰数着手里的钱，总共800块，面露难色。母亲张大娥眼里含着泪说：“虽说咱这家也就败了，但也要想办法，砸锅卖铁也要把你大哥他们几个救出来。”“妈，您别着急，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沿河城，找永林他们一块儿想办法。”

第二天天一亮，魏国杰把妻子小九儿做的小米饭团子装在布袋里，系在腰上，就动身去了沿河城。从青白口到沿河城要走60里山路。先到了碣石村，喝了点村口那眼井的水，又到了杨树地，这里是原配大嫂的娘家，在长城炮台脚下，历史上也是兵家营地。晌午到了苏子岭，他坐在山根底下，就着溪水吃了腰上系着的午饭，起身继续走。过了东岭村，终于到了沿河城，这时，天黑了，他先来到前街东头的师永林家。魏国元等人被捕后，八区保卫团到沿河城搜捕师永林等人。师永林带着老爹和儿子，带着枪隐蔽到碾盘沟的山洞里。

由于韩老丑的告状，谭天元知道了王龙沟的王学华也是造枪之人，多次派人抓捕，都扑了空。为防夜袭，王学华夜间活动，白天回家休息。一天，天快亮了，王学华潜回家中，刚躺下，房子就被谭天元派去的警察和保卫团包围了。一个叫王黑蛋的警察把窗户纸捅破，用手枪瞄准王学华，然后叫了一声王学华的名字，王学华闻声坐起，被一梭子子弹打中要害，立即身亡。这帮匪徒怕王学华不死，进屋将他的身体翻了两个过儿，又朝他的脑袋补了三枪。在土炕上睡觉的8岁的儿子被匪徒们折断了两手，成残疾呆傻之人，10岁的女儿被吓病而亡，10个月的小儿子被吓得哭不出声儿，媳妇也被抓到了沿河城大庙关押四十多天，折磨得不成人样儿。后王学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魏家人从碾盘沟找回师永林，也叫来索振勇，魏国杰向他们说了凑钱营救魏国元等人的事。师永林和索振勇都是魏国元过命的好哥们儿，可家里没有现成的钱。师永林对魏国杰说：“别着急，今晚住这儿，明早回家，我们马上想辙卖地，尽快把钱送到家去。”“地是咱的命根子，咱山里的地更是从山石缝里抠出来的，甭卖了。”魏国杰说。“大哥他们几个人的命比什么都值钱，地算不了什么。”师永林和索振勇的话带着炽热的温度，魏国杰含着眼泪，不知说什么好。次日凌晨，魏国杰前脚走，师永林和索振勇就找主儿卖地，师永林卖了300大洋，索振勇卖了200大洋，一点儿没耽搁，师永林把这500大洋立即送到了魏国杰手里。魏家人赶紧用这1300元钱上下打点，并求助乡人当律师的杨德芳和魏国元的朋友王维原。

多次审问和用刑，魏国元等人都丝毫没有透露共产党组织的任何情况。在北平卫戍区监狱关押了四个多月，案子仍无任何证据，又转到河北省高等法院。

接近年底，魏国元妻子庞勉被假释出狱，在娘家生了一个男孩儿。生完孩子，就和魏国元的三个弟弟一起为丈夫的案子四处奔波。她去探监，把带来的食品送到魏国元手里，看到丈夫的手因为受刑，肿胀成黑紫色，头上的伤口渗着血。庞勉用手轻轻抚摸着，强忍着眼泪。回到家，她就开始找工作，挣点钱给丈夫买药和食品，每到周二周五探监时送进去。自己母亲已去世，庞勉用一个小篓子背上孩子东奔西走。北平的冬天刮着白毛风，呼啸着穿过地安门的门洞，庞勉背着孩子在风中，走两步退一步，被风推搡着。孩子病了，身上烫得像火炭。庞勉没钱给孩子看病，孩子死在娘怀里。

魏国元、赵铭鑑等人被捕后，中共宛平县委的同志们在张又新、高永生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最初，高永生、师永林、崔一春、张庭深、康纪元、张又新、魏国臣、彭城等人商议，准备通过劫差，救出魏国元等同志，但因错过了机会没能实现。太子墓村的进步青年彭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和魏国臣是同学和好朋友。张又新找到彭城，希望他能通过北平城里的关系实施营救。

彭城左思右想，寻找渠道。他想到父亲的好朋友，下苇甸村的商人张久达到北平做买卖，丢了5头骡子，硬是找人托关系找回来了。彭城6岁时父亲就死了，他管张久达叫叔，关系不错，于是找到张久达。张久达带着彭城和哥哥彭复照，用骡子驮着一些山货，来到北平东城毛家湾，找到一个姓于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给面子，马上就给一个叫刘云奇的律师打了电话，将彭城哥俩介绍到东城刘云奇的律师事务所。

见到刘云奇律师，彭城说：“魏国元是好人，他是国民党啊，是被人陷害的，他在我们地方上很有影响，很有才能和活动能力。我们请您帮忙，如果您把魏国元的事办好了，今后我们有诉讼方面的事情还会不断来麻烦您。”听了彭城的介绍，刘云奇律师拿起电话，当即给法院打过去，然后说：“魏国元的事已经有眉目了，你们不要再花钱托人了，他的问题已经到了反省院，问题不大，近日我去见见他，为他说说话，争取能早点出去。但这件事我只能活动到叫他早点出去。”

二弟魏国杰听说大嫂已经释放，先到地安门大嫂家看望，又到铁狮子胡同探望大哥，告诉大哥组织和家里对他的营救情况，魏国元非常感动，信心更加坚定。

1935年春，经律师杨德芳和王维原出庭辩护，赵铭鑑和高连勇被河北省高等法院保释出狱，检察官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魏国元提起公诉。没查出其他罪证，私造军火和勾结共党的两件罪名不成立，审判长宣判：魏国元犯危害民国罪，判有期徒刑二年半，刑期由被捕之日算起，转河北省第二监狱关押。

随着魏国元和赵铭鑑等案件的尘埃落定，关在县府大牢，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崔显芳也被释放，但出狱12天，就在家中去世。消息传到河北省第二监狱，魏国元把那颗倔强的头颅紧紧顶在牢房的铁窗上，流着眼泪，目视前方，他在心的最深处默默地送别他的亲密战友，回忆着相识相知和一起走过的战斗岁月，那颗心感到无比疼痛。

河北省第二监狱将魏国元送到大名县服刑。服刑即苦役。河北邯郸大名县至北平的公路正抢修，服刑的犯人成为主要劳力。魏国元和另一个犯人抬着一大筐土，从路基之下抬到路基之上，一筐接一筐，没有喘息的机会。身体虚弱的魏国元肩膀压肿了，双腿打战，汗如雨下，他还是想多担些重量，让同伴打前杠，他抬后杠，尽量把筐往后拉。走着走着，同伴儿腿一软，摔倒在地，筐里的土撒出一半儿，魏国元赶紧上前搀扶。监警见状走过来，举起鞭子，朝两人身上轮番抽去。中午开饭了，每人两个菜团子，魏国元和其他犯人一样狼吞虎咽。刚过一周，魏国元像是被扒掉一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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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