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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舫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实文学《回家》（1）对当下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意义。它通过对抗美援朝题材的再挖掘，创造性地融入前沿、深刻的家国观念，向人们彰显：尽管那一代人的背影已在现实中远去，渐渐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但正因如此，他们的功勋才越发值得后来者守望，这些前辈构筑的伟大记忆理当也正在成为团结、教育、激励国民的有力武器。

本文主要从书写方式入手，讨论《回家》之于当下文学的意义，或者说示范作用。本书是作者重返抗美援朝题材，与前辈写作构成复杂对话并独树一帜的重要表达。《回家》对抗美援朝精神的追溯，以及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当代人生存关系的记忆打捞，有其鲜明且独树一帜的风格：突出个体，强化细节，彰显日常，将伟大故事熔铸于看似平凡的过往——作者更突出了无名个体的意义。作品当然未止步于此。其大篇幅着墨于个体化细节，并非要否定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而是试图在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中寻求伟大记忆之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基石地位，从而进一步将战争描写从国家立场推向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个体到国家，再到人类文明的价值序列，《回家》展示出一种伟大记忆的书写范式，它提醒写作者们如何避开猎奇或价值虚无的险滩，在精微处、在情感深处追寻那些伟大事件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坚实联系，并由此生成书写的意义，形成可传之后世的文本——使“记忆制造意义，意义巩固记忆”（2）。

一、无名者的存在：伟大记忆中

的至痛部分

《回家》突出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伟大记忆中无名个体群像的打捞、铺陈和叙写上。和以往同类题材写作不同，无名者的功业构成了本书所彰显的伟大记忆的主体部分之一。有记忆而又无名，这多少有些悖论。但这正是历史的悲剧，自古以来“实现了社会伦理价值的死亡，其意义远大于生命个体的价值本身”，“这是生命个体的悲剧，也是生命本体价值与伦理价值间的悖论”（3）。李舫切中了这一点，她和她的同道者们力图挖掘那些隐匿于英雄光辉名字背后不为人知的、甚至被遗忘的无名者的名字及其历史功绩。由此，重返历史现场，追索作为生命个体的“无名者”之存在印记，将其纳入伟大记忆的书写序列之中，从而赋予生命个体本身以至高价值，就成为《回家》之于抗美援朝记忆书写的重要贡献。

名字是记忆最重要的时空标定点之一。关于伟大事件的记忆，往往与一些光辉的名字紧密相连——无论是在烈火之中纹丝不动的邱少云，还是高声喊出“向我开炮”的王成，抑或是一跃而起用胸口堵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名字与记忆之间存在着极为稳定的关系，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如果从历史的深远处来回望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人们也容易察觉那些光辉的名字作为伟大记忆的典型代表而存在，但却远非全部。伟大记忆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底，成为指向未来的原动力，除了像巨崖、磐石、支柱那样的光辉名字来做标志，还需要一些更为坚实的东西像铺路石那样来做基础，使它们在更细微处、与人民大众血脉相连之处、于日常感知之处，发挥点滴渗透的情感唤醒作用。这正是艺术家的天职所在。《回家》就将着力点放在对无名英雄的姓名、事迹的考据、追溯与再现上，让无名英雄与名字重逢，勾勒出一种属于无名英雄的伟大图景。书中写道：“能够被人们记住名字、能够回家的烈士也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无数也许永远在寻找回家之路的无名英雄。”那些永远无法回家的“无名英雄”，无缘体验国家仪式的配祭，正是经由《回家》的文学记载而得以“回家”。可以说，将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无名英雄“打捞”上来，让无名者“有名”，正是《回家》的独特艺术魅力所在。通过这样的书写，作品将英雄的志愿军战士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并让这些个体与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感发生深切的关联。譬如作者在文末表达，身边朋友总是会给她这样的反馈：“太好了，我的父亲就是志愿军战士”“真巧，我也认识一个志愿军的后代！”等。这就充分显示，像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历史并未走远，它仍活在当下，与普通人发生着紧密的情感关联。

如何恰切地在记忆的深海里打捞这些无名者的名字（或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个人信息），如何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描摹这些无名个体，才能唤醒读者心中对伟大记忆的情感共鸣？这无疑需要写作者对相关问题具有敏锐而深刻的透视力，同时在文学书写上具有高度的表现力，通过一系列叙述策略，使无名个体的“血肉”与“筋骨”分明，进而重塑“无名”的文化思想意义。在这方面，《回家》的几种书写技巧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拣选。为了发掘并有力地呈现无名者在伟大记忆中的历史分量，作者接触、整理了海量的原始档案。在这些原始文献中，她投入了大量诸如想象与再现的精神劳动，跨越历史的鸿沟，发现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亮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名字，激活那些曾失落在历史长河中不复存在的名字。通过勾勒名字与伟大历史的关系，展现这些名字背后的事迹，使尘封的记忆变得鲜明而神圣。

在《回家》第二十章“驰骋”中，作者以档案作为引子，讲述了9位烈士的“回家”、认亲之旅。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一步步进入档案，从档案中发现微妙的线索，再从线索中找到事件、人物可能的发展方向，然后在充分辨别、判断的基础上，将这些历史细节选择性地呈现于文本之中。比如陈曾吉的《烈士牺牲证明书》和作者亲赴吉林延边在烈士旧宅所见的陈曾吉17岁时的黑白照片，共同构成了国家文学中关于这位烈士的“记忆”。通过对此类档案的深入挖掘和挪用，《回家》有力地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英雄来自平民。作者书写无名英雄的自觉性或许正是来源于档案的启发，“档案里的一切都聚焦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几个瞬间，历史几乎不会涉及这些内容，……档案书写的并不是历史篇章，不论描绘闹剧或悲剧，它使用的都是日常语言和同一种口吻”（4）。作者将退居为历史的伟大记忆与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以人性、人情勾勒伟大记忆，令二者相互映衬，使历史有了更为真切的呈现。有研究者说，在写作中，巧妙的档案运用能够生成一种独特的美学效应，“那种朴素但深沉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像揭开了一层面纱，穿过了认知的迷雾，经历了一段漫长而不确定的旅程后，终于了解到生命与事物的真谛。档案能够将事情抽丝剥茧；寥寥数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无法理解的内容，还有生活”（5）。《回家》对档案的运用，抵近此妙味。

二是对书信和日记的摘取与诠释。单纯的档案考索，有时不免单调，有时还可能流于孤证，《回家》还将笔触伸向两种能够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的记忆文献：书信和日记。在历史工作者与写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批能够塑造并分享记忆的书信和日记得以重见天日。作者在整理志愿军烈士资料的过程中，首先被这些书信和日记的内容所打动，进而找到了英雄们的“根脉”——故土和家国。由此，《回家》以书信和日记为“入口”，更加坚实地走向无名英雄的内心；同时，后来者也得以在长眠于历史长河中的先辈们的陪同下，重返历史记忆的现场。

书信和日记有着其他历史文献难以匹敌的生动性和现场性。它们以第一视角展现战争中的生活百态，让无名英雄的个体生命历程在烽火中熠熠生辉。在家书中，志愿军战士以相当平实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战地生活，“每日两餐，秫米饭豆腐菜均能吃饱”“表带和腰带比我来时都紧了三孔，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们对家的情感与归家之渴望，凝聚于那些简短却饱含深情的“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我”“不要为我担心”的字句中，甚至是“望不要回信”的嘱托。而他们所为的，是“朝鲜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安全”；所盼的，不过是“将来过更安定快乐的日子”。在面临家国取舍时，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家让位于国，展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的黄继光实现了自己在家书中“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不立功不下战场”的诺言；“希望父亲听到好消息”的牟敦康发誓要报答党多年的培养，直至牺牲——他们的言语和行动皆彰显出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作者将他们的生命体验、所思所想与战斗事迹一同编织进伟大记忆的书写机制中，无疑构成了最为细腻真实、最动人心魄、也最具情感穿透力的表达。

在由书信和日记构成的文本里，“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式的细节与温度是伟大记忆的微观显现。它们透露出跨越时代的共通情感，让伟大记忆变得具体又真实。烈士李征明那6封闪烁着创意、画满“表情包”的家书，便是对这一情感的生动诠释。因担心家中两个年幼的妹妹看不懂文字，他巧妙地用简笔画的方式替代部分词语，使画中不仅有兄妹三人的卡通头像，而且还有日历、课本、学校、上甘岭等形象，字里行间充满生活情趣。此外，文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有语言与表达方式，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相对陌生的阅读体验，更是一种伟大记忆的体现。如罗盛教于1950年1月写给父母的第一封家书中提及的时代变迁，“现在与以前不同了，以前是做出来的有一大半是别人的，现在是做多少收多少、绝对没有人敢抢我们的”，让读者深刻感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语境与氛围。

值得指出的是，《回家》还努力使书信和日记的引用呈现出超越私人言说的公共叙事取向，从而折射出宏观的历史进程，使这些被重新发现名字的无名者内嵌于伟大记忆之中。如1953年3月，译电员伍逢亨写给战友们的信，是一封战场上的遗书，信中他以必死之志写下对党组织的向往之情，让人为之动容；四个月后，在最先译出“停战协定”电文后，日记中的他又难掩雀跃之情，笔墨间跃动着胜利的喜悦；直至2019年，87岁的伍逢亨留下第二封遗书，交予党组织，短短几行字既是对其坚守个人信仰的展露，又是对党和国家事业传承的深刻体现。这三封书信和日记的摘录，见证了伍逢亨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与践行，更成为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中无数英雄儿女忠诚奉献的缩影，闪耀着不朽的光芒。还有牟敦康没寄出的信、任西和没写完的日记等，都不再仅是个人记忆，而且是被文学整合进伟大记忆的书写序列之中，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个体与集体的桥梁，体现出个体将自我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的强烈身份认同。在作者的书写中，书信和日记中的私人记忆，已然带有了公共属性。这种属性是作家赋予的，更是时代给予的，作家让它们成为伟大记忆的组成部分。

三是对纪念物的叙写。这是属于作者李舫个人诗性的部分，也是她在历史质感呈现方面的独到之处。《回家》中频频出现战争的纪念物，如缺损的纪念章、皮带碎片、带弹孔的水壶、半个鞋底、一枚纽扣、写有“最可爱的人”的搪瓷茶缸、镶有年轻女性照片的小圆镜……作者以满溢深情的笔触和间或出现的实拍照片，细细描绘着这些与烈士遗骸一同踏上归途的物品，以此还原历史现场。作者通过对纪念物历尽磨难而依然保持的物质性实存的揭示，隐喻伟大无名前辈的功绩即便历经时光磨洗也依然确凿无疑——这同时象征着那些伟大记忆的确定性。但有别于前述档案、书信、日记的引用，无声的纪念物所召唤的英灵往往是更为纯然的无名者，他们存在的唯一痕迹便是这些纪念物本身，幸赖于这些纪念物坚实且坚定的物质实在性，属于他们的记忆才不至归于虚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它们在战争年代是战士与家人的重要连接纽带，而在今天，则是找寻和确认无名者的重要线索，是“烈士回家的路”。

在《回家》中，对纪念物的追溯与考索，主要围绕以王春婕等为代表的“守陵人”的工作展开，这一过程颇具历史考证中“田野调查”的色彩。在作者的笔下，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画面，正是通过这些“小写的”“具体的”人进行勾连的。作家代表读者，对纪念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追问，如为什么胶鞋、纽扣、水壶这三样东西占据很大比重？又如纪念章、小铜号、被子弹打穿的钢盔、残缺不全的腰带都见证了什么？于是作者同王春婕一道，追溯纪念物的鲜活故事，打捞物品背后的信息及其真实价值，乃至找寻这些价值背后的无名英雄。书中记录了王春婕将冉绪碧烈士的三件遗物交还给其家属的一段故事，作者通过“一把木质算盘、一盏桐油灯和一个简易木质书箱”感知英雄的存在，勾勒出冉绪碧“是书生，也是战士”的立体形象，通过物与物主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与王春婕的工作皆指向一处，那就是——将物与人勾连起来，让无名者“有名”。譬如作者还特意指出，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从数百位烈士遗骸、上千件烈士遗物中，“找出24枚刻有个人名字的印章，并发动社会力量为魂归故里的烈士们寻亲”。但世事变迁太过剧烈，虽然印章、纪念物偶然能够幸运地与前主人相匹配，但大多数的寻找只能归于失败。这种失败的寻找正是伟大记忆的自然构成部分，它凸显了记忆中的痛苦要素：“共同的痛苦比喜悦更能使人团结起来;对国民的追忆，哀悼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哀悼要求义务，命令我们共同努力”（6）。“痛苦”或“哀悼”意在塑造作为整体的国民。而“所谓国民就是人们在过去构成的，今后也要继承由牺牲的感情构成的伟大的团结精神”（7）。李舫因此说：“毫无疑问，精神的追寻甚至决定一个民族能够走多远。一个民族，如果任由英雄的墓冢掩盖在荒烟蔓草里，那么这个民族的情感底色是苍白的，精神家园也是荒芜的。”

二、国家仪式：伟大记忆与

民族认同的勾连

伟大记忆的书写必然触及国家情感、民族共同体共情等层面的内容。相关写作的角度很多，《回家》中最令人瞩目的，突出体现在国家仪式的书写上。作品所谓的“回家”，其实就是那些无名英雄的遗骸如何回国、如何确认其身份、如何落葬于特定烈士陵园，以及国家如何举行仪式祭奠。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国家仪式过程的描写，一方面升华了无名个体（英雄）的精神内蕴，另一方面则从宏观的层面，突出伟大记忆的崇高特质，将其从日常琐碎中分离出来，以达到一种神圣的净化效果。这其中的根基，自然是在于作者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和建构的国家仪式仪轨的通透理解及圆融把握。

首先，作者充分认识到，仪式描写的介入，具有某种特殊的唤醒力量，能够唤醒参与者和后来者的集体记忆，形成情感价值的共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更有一种唤醒革命记忆的现实必要性，使每一个中国人明确个体的历史责任和国家身份归属。诚如论者所言，“集体受难经验常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工具，仪式化的定期纪念此经验，得以强化及维系族群边界”（8）。作者因此以“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带我回家”为叙事线索，构建起极具中华文化仪式感的书写脉络，这一脉络代表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既构成对无名英雄个体生命史的追溯，又形成了伟大记忆的基本内容。“待我回家”是70多年前志愿军将士辞别亲人出征时的殷殷期盼，是他们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告白，更是对国家和平与安宁的坚定捍卫。这一仪式性的告别像一枚时间的种子，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历经风雨而不朽，成为当下追溯记忆、触发情感共鸣的起点。“代我回家”则承载着志愿军烈士牺牲时的无尽遗憾，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揭示；书中，回溯具象的战争场面，无数志愿军战士以“青山处处埋忠骨”的信念，用生命保家卫国，战死疆场，成为伟大记忆的核心环节。直到“带我回家”这一主题的实现，接续的回家“仪式”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为节点，标志着一段漫长等待与期盼的终结，它不仅让志愿军烈士们得以魂归故里，更让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由此完成了对伟大记忆的追溯、唤醒。而作者对利用这种由个体转向国家的仪式书写，有着记忆唤醒的明确自觉。比如，她引用狙击手连队队长科莱加诺夫的临终遗言：“我们会牺牲——人民会活着，他们会看见和记住这一切。”她还援引了一位志愿军烈士遗书中的话：“我们不怕无名，不求有闻于世，也无悔于葬身异国的山野。然而，我们害怕冷寂苦久后的遗忘。”这些话语对于被书写者个体来说，具有突出的生命史的仪式性，而在文学表达里则成为国家仪式唤醒集体记忆的关键例证。

其次，写作者还以仪式复现记忆，达成构建共时性想象的效果。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规范化的社会活动，仪式通过特定的程序、符号和场景等一系列有目的的设置，创造出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场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记忆复现等目的。“仪式时间”与“日常时间”有所不同，其“以一种累进性的沉淀方式将历史的各种力量在特定的时刻唤醒”（9）。中国的国家仪式构建也是基于这种共有时间的感觉而展开的。而这种共时性想象，主要是通过仪式场景的搭建来完成的。

“身体性的感情移入”可视为仪式场景搭建的前提，即“将我的‘现在·这里’的自我知觉和场所的知觉联系起来”（10），以身体操演参与到仪式活动中，由自我知觉的真实，确证历史记忆的真实。在第十五章“墓园”的开篇，作者从睡梦中醒来，远眺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随即以梦境为引子，构建充满仪式感的叙事空间。在梦里，作者和战友们埋伏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雪地中，直到所有人都冻成了冰雕。而这样的梦还有很多，作者由此以“参与式的”第一视角引出长津湖地区作战的过往，使历史的切实存在得到反复证实，以此加强记忆的深刻性，同时为国家仪式的展开做铺垫。

“共时性的记忆编织”可视为仪式场景搭建的主体。《回家》对中国国家仪式的书写，无不以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轴展开。书中对于现实的仪式场景的构筑，主要围绕第一次、第九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展开。在两次的仪式构筑中，作者对中韩双方签署交接书、中方为烈士遗骸覆盖国旗后进行简单祭奠仪式、中国空军迎接护航、专机降落、礼兵护送烈士遗骸棺椁上灵车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等一系列仪式过程的呈现，划定出一个由共同记忆和象征意义构成的特殊场域。这一场域不仅限定了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时空体，个体在其中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被置于一个由共同记忆编织的网络中，使得当下作为仪式参与者的个体与被纪念者紧密相连，形成一种强烈的共时性体验。经由国家仪式构造的神圣场景和氛围，被纪念者与当下的人们共享同一时空。埋骨他乡的志愿军烈士经由国家仪式得以“回家”；观礼者/读者“目睹”英魂归来，也经由这场仪式与先烈们产生跨越时空的交集，将对伟大记忆的观念认知转化为主观感受和情感共鸣，从而使主流价值内化于心。

通过共时性体验所形成的记忆复现与情感共鸣，个体与集体可以形成一种联结，不仅能够实现“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11），使坚固的集体观念得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如涂尔干所说的，“正是在仪典中，他们重新锻造了自己的精神本性”（12）。

再次，写作者有意识地以仪式赓续记忆，助力凝结国家意志。国家仪式通过象征符号对仪式的意义进行编码，使不能直接被感觉到的情感、精神气质和价值变得可见、可知、可感，从而达到赓续伟大记忆，凝结国家意志的效果。《回家》突出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是指向伟大记忆最为重要的国家仪式，作者对第一次和第九次交接仪式现场展开详尽刻画，主要通过语言符号、物化符号传达国家仪式蕴含的特定精神体验，使伟大记忆被转化为可被解码和再转译的具象实存。

先看语言符号。作者通过详尽地转引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的新闻报道、仪式祭文乃至DNA鉴定意见书等具体文本，不仅构建了记忆的坚实框架，更让历史的回响穿越时空，直击人心。这些语言符号使记忆的写作更加真实有效，也将“仪式”内在地嵌入文本之中，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庄严肃穆的现场。尤其是以文言文写成的《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祭文》，开头即回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记忆，“援友邦，保桑梓，拯黎庶于水火，扶道义之将倾”高度凝练概括了抗美援朝的初衷及其历史意义；“出奇兵于高阳，阻勍敌于铁原。筑铁壁于上甘，歼穷寇于金城”则对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事件进行还原，进而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予以复刻。此外，会谈纪要、交接书、鉴定报告等官方文件的引入则为国家仪式的进程提供了权威佐证，进一步丰富了叙事层次，使记忆的建构更加立体而全面。这些文件作为国家意志与民族情感的深度凝练，在无形中加强了记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再看物化符号。这包括烈士纪念碑、纪念广场（主题雕塑、烈士英名墙）等特定的媒介物。这些符号的出现将个体与国家的关联变得更有实体感。有论进曾对用诸如纪念碑等物质形式来彰显荣誉有所质疑，因为过于宏大的标志物未必能唤起人们的真实情感记忆，如诺拉曾言“即便不能说随便放在哪里都行，但至少可以换到另一个地方陈列，而它的意义并不会随之发生改变”（13）。可是，在《回家》中，物化符号往往与真实经历发生关联。物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并不空洞，尤其是镌刻于纪念碑上的铭文、仪式中的演说等，其背后承载的情感和记忆，让物化符号变得有生命力起来，最终指向国家的在场。如陈虎山作为志愿军老兵，对这种超越了个体的国家仪式有着充分的情感认知，书中附有老人抚摸英烈墙的照片，那手势与表情就是其情感认知的直观表达，诠释了物化符号与个体乃至集体记忆之深切关联。

三、世界体系：当代人类文明

的记忆书写

与历史上中国曾经牵涉的诸多战争不同，抗美援朝是中国作为新生国家参与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建设、“完善全球治理”（14）的一次伟大尝试。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新生的中国为什么在国内建设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出兵朝鲜？这其中除了保家卫国的现实需要，更蕴含着年轻的共和国勇于担起大国责任，为捍卫世界公平、正义、和平、发展、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远考量。因此，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其意义具有超国界效应，它不仅鼓舞了当时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而且也极大地振奋了欧美各国的进步政治力量。《回家》有意识地挖掘抗美援朝伟大记忆中包含的超国界、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精神、情感内容，以纪实的笔触铺陈、重复它们，时而伴以主体情感的诗意呢喃，时而呈现梦境中的千回百转，达成了一种熔铸过去与现在、记忆与幻想、客观陈述与主体抒情于一体的书写方式，形成极具个性化的美学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以对残酷战争与复杂人性的着墨，彰显志愿军的伟大牺牲精神与文明之师形象。作品开篇，作家就用“一座四孔残桥矗立在夏日的鸭绿江中，残破不堪”来隐喻志愿军为国际和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座志愿军将士过江的桥，既象征着旧秩序的瓦解，又暗示新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巨大付出与深远谋划。没有一种旧秩序会甘愿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一种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为国际和平的新秩序，年轻的共和国志愿军付出了太多牺牲。《回家》描绘铁原战役时写道：“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此次战役中，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战斗减员8.5万余人。仅仅铁原阻击战，第六十三军伤亡近万人，其中一八九师伤亡5000余人，其中牺牲2719人。那些牺牲在铁原的志愿军战士，将年轻的热血洒在了那片群山之间，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也没有墓碑。”书中有大量此类统计数据引用。这些看似冰冷的数据刚性地、无可争辩地揭示了伟大记忆的鲜红底色。

一般说来，巨大牺牲总是伴随着巨大的暴力。但志愿军的抗美援朝作战，却显示了积极遏制暴力的一面。《回家》中对战争场面的还原，对志愿军战士不畏牺牲精神的刻画，不只是为了确证志愿军打得赢的“威武之师”形象，其最终指向的是不变质的“文明之师”的出发点，以及作战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作战是为了解除敌人行使暴力的能力，而绝不是为了生产暴力，更不是以暴制暴。这也正确证了志愿军作为一支现代化文明军队出现在世界舞台，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甚至赢得敌人的尊敬，这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志愿军坚韧的意志以及高超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也来自文明之师形象的确立。战争中，志愿军面临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自身遭受了巨大伤亡，却表现出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宽容之态——一旦敌人放下武器，志愿军便会接纳，并力图转化他们，甚至施以援助，绝不横加凌辱。以至于战俘曾联名发表公开信对此表示感谢：“对朝鲜人民军中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人道地、有礼貌地，并且仁慈地待遇（对待）我们。我们受到亲切的照护，居住在温暖的房子中而且吃得很好。”（15）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人类历史上鲜有军队能够如此自觉地克制并消弭自身所包含的绝对暴力因子。《回家》中写道，志愿军这一伟大精神内核连敌人的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都为之称奇：“我们要知道，中国军人都是强悍而凶猛的战士，经常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他们这么做很可能是觉得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会更优越。”李奇微的话尽管很有保留，但客观上反而更深刻地承认了志愿军作为“共产主义制度下”武装力量的“文明”属性，也承认了新中国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建言立策、率先垂范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对志愿军将士牺牲的书写跨越了国界，印证着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更显现出这一记忆融入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底深处之可能性。

二是以穿插于战争中的人文故事和民族情感，激活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鼓舞力量。抗美援朝本身就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与鼓舞，而这种鼓舞在战争结束的70多年之后，仍显现出巨大的进步意义，正如作家在全书结尾处再度写到的“四孔残桥矗立在夏日的鸭绿江中，残破不堪”，而这座桥连接起来的是两个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象征着被压迫民族反抗的有效性和联合体。在《回家》中，作家深入描绘铁原、上甘岭、长津湖等著名战役，再现志愿军在武器装备水平与敌方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依然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赢得了这场现代化战争，向世界被压迫民族传递了勇气和信念。而在对这些激烈战斗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穿插了人文故事的讲述和对民族情感的展现，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鼓舞力量。尤其是对于中朝友好关系的呈现，使情感跨越了国界，成为连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纽带。书中，对于年轻战士罗盛教为救朝鲜落水少年而牺牲的事迹讲述，连同罗父战后写给朝鲜人民军的一封信，崔罗两家长达数十年的交往，共同成为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生动缩影。这一叙述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主义精神之典范，激励着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共筑和平梦想。

三是以个体之“回家”为基点，传递对于和平的向往与呼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向来包含着和平和宽容，和平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性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6）而《回家》一书中，对铁原、涟川等战役的细致描绘，在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残酷场面中凸显和平的珍贵与不易。再如志愿军战士们在书信和日记中流露出的归家渴望，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全人类对和平生活的共同向往，包含着深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在1953年7月28日写给朝鲜人民军的信中说：“盛教到了朝鲜后，曾几次写信告诉我说：‘不赶走美国侵略者，不使朝鲜获得自由和平，誓不回家！’”这位父亲表达的对和平的向往，并不是让个体回家，而是要使全球的侵略不再，被压迫民族重获自由和平。

尤其触动人心的是，书中多次出现的那份长长的名单——从名字、生平、籍贯、任职信息，直至最后出现的牺牲日期。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承载着一段记忆，是无数难以归家的英勇灵魂的永恒见证。作者用陈列的方式，向寂寂无名的牺牲者致以哀悼，而唯一能真正告慰他们的，便是关于战争的记忆以及这些记忆的最终指向——和平。这一主题在《回家》一书中，是隐于纸背又自然贯穿始终的。它向世界人民传达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息：中国人民既是和平的渴望者，又是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这种维护是以人类代际情感的延续为支撑的。

《回家》提供了一种伟大记忆的纪实写作范例。李舫的写作，不是高大上地强行把个体与集体、自我与国家关联在一起，而是让情感在绵密的叙事中流淌，进而建构出一种文学的国家意识。通过对志愿军战士遗骸“回家”的书写，作品有力地抵抗对历史的遗忘，并将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转化为激励当代人前行的民族精神力量，使之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缩影和象征。

注释：

（1）李舫：《回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49页，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常彬：《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文学评论》2007 年第 2 期。

（4）（5）〔法〕阿莱特·法尔热：《档案之魅》，第4-5、5页，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6）（7）〔法〕恩斯特·勒南：《什么是民族？》，〔日〕高桥哲哉：《国家与牺牲》，第101、102页，徐曼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曾楠：《试论政治仪式强化国家认同的逻辑演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年第 4 期。

（10）〔日〕西村清和：《场所的记忆与废墟》，梁青译，《外国美学》2016年第1期。

（11）〔美〕约翰•R.霍尔：《文化：社会学的视野》，第97-98页，周晓虹、徐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2）〔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95页，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转引自〔日〕西村清和：《场所的记忆与废墟》，梁青译，《外国美学》2016年第1期。

（14）习近平：《团结协作谋发展 勇于担当促和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8月24日。

（15）这种对解除武力的敌人的宽容甚至友善，绝非来自后人的总结与拔高。朝鲜战争的亲历者郑文翰将军就曾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相关事情。其1951年5月12日的日记述道：“又来了一批美俘（掉队的），内有几名黑人，叫学英文的同志与他们谈了谈，大部分人对战争表示厌恶，一黑人甚至痛哭流泪。”见郑文翰：《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1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