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莫言小说《生死疲劳》（1）的结尾安排讲故事的人现身讲故事，小说的收尾方式和这个讲故事的人一样不同寻常。“这孩子生来就不同寻常。他身体瘦小，脑袋奇大，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年龄虽小但目光老辣”的蓝千岁天生异禀，幼小的躯体形态和驳杂的经验状态落差巨大。在人类生长的序列中，“孩子”的身体指标预示着生长的潜能，和幼态身体相配套的，则是“孩子”人生经验的种种空白，不过，孩童蓝千岁呱呱坠地就自带苍老的记忆。“蓝千岁”一名饱含生机，但同时充满“耄耋”气息。“体不满三尺但语言犹如滔滔江河”，小说致力于打造蓝千岁的语言神话，有时甚至放弃现实世界的逻辑考量。“生死轮回”中的地主西门闹拥有汪洋的经验无可厚非，但他绚烂缤纷的语言风格和“退敌三千”的语言气势则显得有如神助——当然，这部小说多元的时间结构将让这些逻辑谬误归于合理。蓝千岁拥有“极强的记忆力和天才的语言能力”，这是“讲故事的人”必备的两大看家本领。“记忆力”黏附往昔、他方的故事零件，而“语言能力”则让收集来的故事流布四方。尽管蓝千岁背靠讲故事的传统，但他仍是不折不扣的另类。

和莫言相比，蓝千岁的故事来源充满神秘气息。童年时代的莫言也曾是“记忆力绝佳”的“卖嘴皮子”的人，这个喜好奇幻元素的作家积攒故事的途径相当现实，纸上的故事源自公共空间拍案惊奇的说书人，来自私人空间娓娓道来的长辈，出自目之所及的风土人情（2）。莫言聆听故事的地点充满乡村质感，聆听故事时正是乡村生产进行时，人烟鼎盛为故事平添了生活韵味。相比之下，蓝千岁和蓝解放的对话环境中人声寂寂，清冷气息扑面而来，二人对话更像坐而论道，劳作的气息似有若无。祖辈积累经验，后辈洗耳恭听。“自述”自带非虚构的口吻，莫言还原了“聆听”的现场感。

蓝千岁的轮回奇遇并未淡化故事的现实感，虽然莫言道听途说而来的神鬼故事成了蓝千岁的亲身经历，但老一辈口头故事中埋伏的历史感、地方感和现实感在《生死疲劳》里却丝毫不减。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孩子”的蓝千岁成为爷爷蓝解放的聆听对象，“听说”主体的代际逆反已然对现实世界的时间序列大动干戈。幼年的蓝千岁莫名占有汹涌的旧日经验，讲故事的他颠覆了惯有的伦理序列和时间结构。面对蓝千岁，对话者蓝解放陷入称谓困境和认知困惑。现代世界发明了“儿童”观念，孩童的讲述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童话虚构正符合他们的心理年龄（3）。出生在新千年的蓝千岁是自带现代性的孩童形象，只是一出场就“未老先衰”。蓝千岁的世界已无童话的容身之地，他的经验布满岁月的褶皱，几度轮回也未让其拥有孩童“视野”。具有孩童外形的蓝千岁陷入如怀旧老者般的悠远回忆。而当“轮回”的真相大白时，蓝解放眼中蓝千岁的形象就混杂起来，他不但看到了蓝千岁“头大身小”的怪异躯体，还亲见对方各种交叠错落、“沧桑而悲凉”的动物表情。共情的蓝解放是一个合格的聆听者，也是一个陷入回忆的老者，和蓝千岁不同，他的年岁与其拥有的充裕的记忆素材旗鼓相当。

线性时间的痕迹在结尾到来之际不复存在，孩童经验增长的可能随着结尾“故事会”的开始戛然而止，这个另类的孩童正使劲将人们拉回过去。《生死疲劳》圆形闭合结构宣告蓝千岁经验成长的不可能，但在小说众多不经意的细节中，蓝千岁经验增长的可能性又时时闪现。“他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鼻子下嗅着，噘着嘴，不言语，仿佛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我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染上这恶习。如果你五岁就学会吸烟，到你五十岁的时候，那还不得吸火药？”蓝解放的隐忧暗含蓝千岁身体和经验的双重分裂。抽烟对于五岁孩童蓝千岁而言无疑是禁忌。此刻的蓝解放仍将其视为孩童，故有此顾虑。蓝千岁的未来在首尾相衔的故事结构中没有体现，但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蓝千岁以及他者的未来又往往和读者不期而遇。

出现在小说结尾的讲故事的人，是一个耽于回忆的孩童。“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这个写在结尾的故事开头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蓝千岁是故事唯一的讲述者；其二，他的故事有着鲜明的时间边界。《生死疲劳》是一则关于人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时间的寓言。身处叙事闭合结构的蓝千岁被赋予未来向度，那恰是因为蓝千岁并非《生死疲劳》唯一的讲述者，以蓝解放和时隐时现的小说写作者莫言的视角组织的故事占据了小说大部分篇幅。他们反观蓝千岁讲述的故事，蓝千岁讲故事不过是小说的一个局部。《生死疲劳》并非独语，而是对话。对话中的拆台和检视使得蓝千岁作为“讲故事的人”的权威大打折扣，毫无疑问，蓝解放和莫言的说辞也有待商榷。莫言并不想让讲故事的人拥有毋庸置疑的话语神力，并不只是因为“嘴上没毛”的叙述者的经验缺憾，而是任何一个讲述者都必须直面的叙述局限。实际上，小说内部中的叙事纠缠和不时陷入他者目光中的“说书人”，早已昭告章回体内里神韵的变迁。蓝千岁“摆开一副朗读长篇小说的架势”，这种架势绝非说书人的，也缺少书场的空间氛围。作为文字时代的文学形态，超长篇幅的长篇小说本不适宜朗读，蓝千岁在开讲之初，就放弃了传统说书人必备的口吻和故事形态。

蓝千岁的故事自带三种时间状态：永恒叙述的时间、线性时间和生死轮回时间。毫无疑问，人和时间是《生死疲劳》的双重主角。不同的人讲故事，且他们都在关注对方讲故事，这些纠葛使得小说涉及的三种时间形态相互制衡。小说题目没有第一时间宣布“时间”是小说的主角，甚至也没有现身说法，直言《生死疲劳》的时间意味。当时间成为故事的主角，小说中情节起伏、命运流变、性格迁徙，连同小说的叙述结构都成为解码小说意义的重要元素。可以肯定，当讲故事的人出现在《生死疲劳》的结尾，故事已经不具备“开头、中间、结尾”的结构所彰显的时间意义。“我们处于历史的中间，所以我们要寻找恰当的时间，寻找和谐的开头、中间和结尾。”（4）“我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世俗的和谐关系，将过去加以改造，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并不否认目前的危机。”（5）蓝千岁在《生死疲劳》的结尾处开始讲故事，情节关乎的“世俗的和谐关系”变为歧义丛生的关系，《生死疲劳》的世界批量供应陌生化的时间风景。

二

讲故事的人出现在故事的结尾，时间来到新世纪初。莫言并没有将这个“怪力乱神”的故事拉到久远的过去，以便让小说溢出现实逻辑的细节合法化。一般说来，神话或是童话发生的时间节点为恣意的“大话”提供叙事的合法性和阅读的安全感。不同的是，《生死疲劳》的故事时间充满亲切感，这是一个读者在场的世界，读者甚至被允许在《生死疲劳》的时间结构中反馈自己的日常私人经验。“时间如水，往前流淌，转眼就到了2000年底。在这新千年即将开端之际，高密县城一片喜庆景象。家家张灯，户户结彩，车站广场和天花广场上，都竖起了高大的电子倒计时屏幕，广场的边上，还站着高价雇请来的焰火手，准备在那新旧交替的时刻，让灿烂的礼花照亮夜空。”莫言效仿新闻口吻将当下世界的最新景象转移到文字世界，迎接新世纪的仪式让读者身临其境。正是如此，反差如期而至，在读者亲临的时间序列中，莫言饱叙荒诞之事、编排永恒叙事的寓言，种种笔法大肆颠覆读者稳定的认知经验。在日常氛围的烘托下，怪诞的冲击力更为强大。纵观全文，线性的时间机制在小说中占据重要篇幅，这种时间机制的叙事功能远不单是为了制造日常叙事的陌生化。“时间如水，向前流淌”，这八个字标明了时间的方向感，奔涌向前的气势背后也有“一去不复返”的感伤。古人“逝者如斯”的喟叹从字面上看和这八个字并无出入，但古人远未具有线性时间的全套逻辑。《生死疲劳》的行文明里暗里都在证明，如水的时间可以包括现代性的线性时间。

显而易见，《生死疲劳》很大一部分篇幅遵循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故事选用公元纪年，一个充满西方现代新旧意味的时间模式。小说选择的故事段落也按时间顺序依次展开，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初期——新世纪初，这些年代事件几乎可以挣脱小说中的怪诞元素自成一体。辗转于国家的历史大事件中，人物容颜衰朽、代际更迭、物是人非，《生死疲劳》不乏历史小说时间推进的动力机制，各个历史段落的现实变迁无疑是小说意义的核心。时间向前，空间形态随之变化，“拆”字的字义中摧毁和建设并重，老旧建筑的退场为新建筑腾出一席之地。《生死疲劳》里出现多处空间改造的个案，譬如西门闹老宅的功能变迁、生产队猪圈的建成和荒废，还有作为新时代空间代表的西门新村的出现。各色人等通过动作、言语和姿势表情达意，沉默的建筑借助造型同样可以直抒胸臆。道路的进化有目共睹，沥青路粗陋简约，新修的八车道大路的巨大体积感宣告生产力的进步。不仅如此，叙事者还极力营造新修道路植物装饰的美感，沥青路带有的乡村世界的自然美感与之不同。更彻底的空间改造接踵而来，在蓝改革的蓝图设想中，小镇建筑都带上了全球化的印记，高尔夫球场、娱乐城、洗浴中心、大赌城、雕塑公园、会展中心，这些建筑势必改写人们的空间知觉，进而颠覆人们深层的认知结构。新型建筑拔地而起，古老土地高攀不起。

这些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场景一旦被置于复杂的时间线索中，线性时间法则便时时面临挑战，轮回时间和永恒讲述的时间致力于宣告线性时间的无效。当“求新求变”成为社会遵守的普遍逻辑，始终不变的蓝脸终归是个异数。时间向前、世事变迁，但坚持“单干”的蓝脸却演示了“不变”的坚守及其深层的土地膜拜。《生死疲劳》里的“不变”成为反观现代性变迁的重要参照，线性时间遭遇冲击，而这不过是《生死疲劳》中的冰山一角。名表充满光晕，一方面它是现代机械生产时间的具象化，另一方面它也被内化为消费时代的名物崇拜。单调乏味的钟表让人仓促慌乱，土地耕作时代的从容荡然无存，钟表的时间暴政一览无余。“时间正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时间制造者（timemaker）的角色。”（6）钟表时间截断人和世界的对视和对话，线性时间由此收获全球统一的形象，它规定了现代性世界的同一节奏。在《生死疲劳》里，这种时间形式和格式化的空间机制一并成为世界的主流景观。莫言安排人物砸碎钟表，这一举动充满寓意——手表分崩离析，时间碎片瓦解了年月日的完整线索（7）。

《生死疲劳》的时间之战体现为蓝解放对于自我记忆的极度自信，“假如那日的整个过程是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不但记得住这株树的主要枝杈，连每一根细枝，连每一片树叶都没有忘记”。处在线性时间中的蓝解放为自己打造了一份记忆神话，作为亲历者的他自认为自己的认知毫无死角，并自诩拥有原封不动还原历史的能力。问题是，身处现场，同时也要面临现场的后退，时事终究会沦为过往的旧事。蓝解放将线性时间模式中记忆的主观性和话语的策略化过滤殆尽，只留下人物记忆世界里神话般的客观性。事实上，线性时间从未回避记忆的褪色和变形，前辈或自我记忆的变形为故事意义的生长提供宝贵的契机。倘若蓝解放的记忆神话成真，那么人们就陷于唯一的故事原点，线性时间推崇的进化和更新也就无从谈起。不可否认，“遗忘”是讲故事的欲望源流，故事细节的含糊和空白为后辈的精神介入提供宝贵余地。世界的多样化恰恰始于“遗忘”，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记忆和遗忘的双向互动中得以印证，蓝解放的记忆自负恰恰背叛了线性时间的文化守则。

《生死疲劳》中线性时间遭遇的另一种尴尬在于，叙事者莫言话不离口的“宿命论”。“接下来的故事，又开始进入悲惨境地，亲爱的读者，这不是我的故意，而是人物的命运使然。”“阿宝故事以美好的结局告终，亲爱的读者，我的故事，却没有这么美好。还是那句老话：这不是我的情愿，这是他们的命运使然。”“宿命论”成为莫言打造“人物悲惨命运”的理由，命运的力量不仅体现为人物无法挣脱的宿命，还表现为叙事者无法为人物逆天改命。在小说创作的经验谈中，作家时常谈及人物挣脱作家的意愿自行选择故事的走向和结局，这是出于人物性格和社会观念的使然和小说真实感的权衡。《生死疲劳》已然将小说叙事的策略和手法替换为命运的神秘枷锁。当叙事者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当人物的宿命感扑面而来，那么故事中的线性时间框架必然松摇。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总是要求文本虎头豹尾，同时保留小说内容的开放性。尽管未来的元素在小说中时常现身，但线性时间的结尾确实不是《生死疲劳》结尾这般模样。

“指向未来的时间修辞，正是产生革命叙事之构造的要义，也是其美学的奥秘。”（8）改革开放和革命时代的总体风格不同，但它仍旧遵守革命时代养成的时间准则，从战争到建设，未来向度始终不可或缺。相较而言，莫言描写城市和现代化的笔墨远比《驴队来到奉先畤》来得充分，但《生死疲劳》的未来感却并不浓厚。《生死疲劳》奔向未来的力度在叙事者的饶舌中绵软起来，毕竟，现代性不是《生死疲劳》核心或是唯一命题。

三

西门单击碎手表，时间沦为碎片，这绝非漫不经心的闲笔，只是反抗机械时间在《生死疲劳》的情节结构里略显突兀，这一细节成了一块悬空的情节碎片。有评论者提及《生死疲劳》此类叙事缺陷，“可以设想，如果需要，六道轮回完全可以换成十二生肖，只不过是个数目问题。也正因此，小说在节奏上不讲究起伏，几乎是平铺直叙流水账……人物也只能简单，让他疯就疯，让他狂就狂，让他死就死，完全是听从指挥的小卒子。小说变换叙述人的手法，实际上是对结构简单和节奏平板的补救性措施”（9）。叙事者的强势在于让人物屈从于他的叙事需要而趋于符号化。如此，线性时间的叙事机制确实大打折扣。动物表情的叠加可以像商品生产那样随意堆积，展现出商品的数量美学，而非心智生长的质变。《生死疲劳》“更像是描写六道轮回这一观念的作品……所谓‘东方想象资源’只成为了作家的框架，只成为了‘剪裁’的一把剪刀，而与现实生活无关，与农民的命运、农民的心灵无关”（10）。当“六道轮回”和“现实生活”“农民的命运和心灵”融为一体，人们需要审视“六道轮回”在现实社会语境中的观念呈现。在有些论者看来，莫言的叙事骨肉分离，辞浮于物的“六道轮回”只是一副花架子。

也有论者不做此想，认为“莫言对轮回动物作了精心的选择，并为它们排定了出场顺序，这里面事实上包含着莫言的叙述策略。驴和牛作为农耕的重要工具，最适宜表达人与土地之间的亲近。……而猪作为最寻常的家畜，用来表现‘大跃进’时的历史风貌更是最适合不过了。狗和猴的选择，更为有趣。莫言借助这种动物的更易暗度陈仓，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小说叙述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11）。动物的出场顺序中埋伏着情节先后的线性逻辑，“轮回”的功能不在于彰显农耕时代的神秘主义崇拜，而是深埋着复杂的时代品格。动物从农耕时代衣食住行的重要资料变为城市空间的娱乐对象，动物生活功能的变迁正是生活城市化的重要表征。如果这些轮番出现的动物真是处在“因果循环”中，无逻辑可循倒是常态，因为循环式重复的文本世界中，人物和动物理当可以随意更替。

追溯时间形式背后的社会现实机制，因果时间和线性时间的肌理确实迥异。“生死轮回”的时间轮廓基于农耕时代的经验和认知，从四季更迭、日月升落和万物生长的现象中确认循环时间更迭的合法性。“六道轮回”和“因果不爽”的道德格式则是循环时间观念的中国式升华。线性时间规避自然节奏的影响，“时间韵律”雷打不动的代价是人和自然深层互动的削弱。在个性盛行的现代世界里，时间却将生命的个人体验驱逐殆尽。循环时间的因果报应和线性时间的因果关系毕竟不同，因果报应基于宿命式“善恶终有报”简单程式，因果关系面对世间事物的千姿百态而千变万化。小说中，轮回是西门闹的命运。尽管小说一开头西门闹就将轮回的秘密说与蓝解放听，但从线性时间的前后顺序看，西门闹将这个秘密留到小说的结尾。小说里的人物并未全部遵循循环时间的规律。

换一种视角看，针对“轮回时间”的阐释就有所不同。关于《生死疲劳》里“六道轮回”的叙事功能，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有过直接解释，“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二○○五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12）。在莫言这里，“六道轮回”是讲述故事的理想方式，轮回时间提供了动物视角，由此佐证人和动物的主体间对话。“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它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13）寻找动物视角，本就是对现代世界人类主体自负的反驳。所以，轮回更多时候不仅是时间形式，还是还原被压抑的动物视角的捷径。小说大都用第二人称打造人和动物的对话关系，自此，万物有灵世界的物和人互变直接将人从万物主宰的高位上拽落。“西门牛啊，我的朋友，你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表演了一场悲壮的戏剧，你的倔强，你忍受肉体痛苦的能力，你宁死不屈的精神，在当时令人们啧啧称奇，你的故事，至今还在西门屯众口中流传。”活在公共记忆中的是牛，但参与对话的是西门牛。人类从成为纪念对象的牛中挖掘深远的精神启示，作为对话对象的西门牛则用隐喻的方式宣告静默的牲畜同样具有主体性。在莫言看来，《生死疲劳》的核心人物是蓝千岁和蓝解放，他们坚守单干，也在坚守延续千年的土地情结。《生死疲劳》宏阔的叙事阵仗几乎遮蔽了小说的叙事核心：“单干”行为承托的源自农耕时代的古老的土地情结。“《生死疲劳》的历史是人与土地的历史，是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现代性变动，而动物无疑是表达这一变动的关键词。”（14）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也在于反衬蓝脸等人神圣的土地情结。蓝脸的坚守同样需要配备稳定的目光，“生死轮回”成为莫言心仪的叙事形式，时间流动不居，但始终有某种稳定目光见证蓝脸的坚守。

以“记仇”为己任的蓝千岁对孟婆汤有着天然的免疫力，这种超能力使其获得超越时空的稳定视角。事实上，西门闹并非严格的轮回者，饮下孟婆汤、割裂前世今生的记忆关联在西门闹这里形同虚设，西门闹游走于各个历史时空，并拥有审视历史全景的超能力。全然复刻往昔的记忆力带有神人色彩，但轮回者并非神人。记忆的零散和凌乱才是凡间的真相，无论是轮回时间抑或是线性时间，记忆世界的事件变形才能烘托时间的气韵。格非笔下《陷阱》里的“我”自知遗忘将导致故事的“废墟”，讲故事无关神圣的经验传承，相反，它只是用来打发无聊和无所事事（15）。漫不经心地讲述徐徐展开，遗忘如约而至，讲述者的记忆无法为故事的架构提供必要的黏性，于是，毫无关联、前后矛盾的故事碎片随处可见。格非塑造的失忆的讲故事的人在《生死疲劳》里摇身变成“记忆超人”，此人尽显认知自信，口中的故事逻辑流畅，外形光滑。先锋小说通过人物和历史的失忆实现叙事神秘感，神秘故事无需神鬼助阵。《生死疲劳》保留了先锋小说的元叙述手法，却也背离了它的某些既有模式，《生死疲劳》的神秘源自“轮回”，但故事的主体部分却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

蓝千岁自诩自己的记忆固若金汤，蓝解放同样是一个讲述历史的自负者——他将身处历史现场视为讲述权威的指标，同时，他们也在相互拆台。蓝千岁并未放任蓝解放自由叙述，他以亲历者的姿态审视蓝解放的叙述真实。对于西门牛的记忆膜拜，蓝脸则直指它的认知局限，蓝解放如是说，“西门牛，你听我说，我必须说，因为这是发生过的事情，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历史，复述历史给遗忘了细节的当事者听，是我的责任”。始终在场不等于全然客观，西门闹穿越时空历经世事，但这不等于他拥有世界的全部细节。由此可见，轮回并未赋予叙事者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威，讲故事的人只是拥有看待世界的局部视角，轮回中的西门闹也需要直面他者的目光。

在《生死疲劳》的世界里，轮回只是故事的命题之一，因果循环之外，小说还有其他情节逻辑。拥有强大记忆力的西门闹无疑具有传统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在传统志怪小说中，轮回中人往往不自知，知情者是那个口若悬河的说书人。通人性的西门牛眼观月夜、星空、繁花，俨然将自己视为一个拥有未来无限可能的时代新人。“新世界”和“明天”是线性时间叙事模式常用的经典语法，特定时代的人拥有期待未来的情绪，共情的西门牛当然也可以拥有。所以，当轮回不单指农耕时代的时间形式时，想望明天和梦想成长的细节并不突兀。讲故事的人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意味着，从西门闹到蓝千岁，轮回的路径是人—动物—人，西门闹丧失的言说能力，在蓝千岁这里复苏，动物世界的经验终于得以进入人类交流领域。

四

故事不灭，人类不死，讲故事成为人类文明的宿命。蓝千岁永恒讲述的能力以西门猴的死亡为前提，生死轮回间，蓝千岁不断逼近结尾。海明威说，“一个故事讲到没办法结束的时候，只能让主人公死掉，没有别的方式”。海明威将“人物死亡”视为拯救叙事无能的有效方式，他无暇顾及人物的死亡事件可以在其他人物的视野中延续，他也无意留心死亡在轮回中意味的新生。《生死疲劳》中的死亡创造了强大的叙事动力，某种意义上说，循环时间成为永恒讲述的重要前提。“也许我们感受到的、统一了开始与结尾的那种循环回归之感来自自然——日复一复、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它们为人类的死亡与再生概念提供了一种模型。”（16）再生并不等于全然复制一个过去的自己，循环时间介入尘世时，万物的复杂面目必将为再生注入新的意义。《生死疲劳》拥有永恒讲述的结构，故事展开时，蓝千岁的独语开始变成众声喧哗的对话。“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个缠绕的故事永无止境，但故事的意义却在一开始就凝结不动。《生死疲劳》有着类似的故事结构，但它毕竟不是“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在故事蔓延开去的故事中，大量的细节跳出这个闭合的叙事结构，并最终瓦解这一结构惯常的表意方式。毕竟，永恒叙事代表的时间结构不是故事的唯一结构，也不是故事的主角——那个在小说中无声退场的蓝脸的经历才是莫言创作的初衷。参照生活之流的状态，小说的开端和结尾是刻意的叙事手法，是叙事选择的暂定支点。也就是说，没有开端和结尾的小说才能还原生活的真正韵律，尽管这些新奇的叙事手法让人备感不适。但是，不是取消了开端和结局的小说都具备了生活感，首尾相衔的小说却反倒拥有生活感。何谓生活感和现实感？是模仿生活的流动选择一个意义松散、视角漂移的叙事方法？还是选择首尾俱全、表意坚定的叙事方式？众说纷纭。《生死疲劳》时间结构更多元，它的处理方式更中庸。

正如上文所言，小说中讲故事的人不止一个，蓝千岁将原来秘而不宣的动物经验分享给了蓝解放，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蓝解放讲述他眼中的历史枝节，而小说中的莫言从开始只是作为他者口中念叨的对象，而在小说“结尾和开端”则回收自己讲故事的权力，讲故事的蓝千岁终究还是莫言讲述的对象。没有人一味占据讲述者的位置，他们总是在必要时候成为他者讲述的对象。《生死疲劳》是一个多视点故事，无人拥有真相，但讲述无疑成为无可厚非的经验必需品。小说家莫言的戏份几乎始于小说的开端，蓝千岁和蓝解放不约而同地把莫言作为自己故事的反面参照。在他们口中，小说家虚妄夸饰，言过其实，饱含着“邪恶的想象力”，写小说的莫言成了众矢之的。讲故事的蓝千岁和蓝解放如有神助，洞察莫言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创作，直言文字修辞的格调、坐实小说虚构的越界、抱怨莫言的叙述招式打乱自己既定的讲述方法等。蓝千岁和蓝解放讲故事的过程不时将其对莫言作品的印象拉到故事的正文中来，这些看似溢出故事正文的插叙再次表明，人们从来不会原封不动地重述历史，后起的经验总会渗透到言语之间。所以，莫言小说的内容打乱讲述的路径，叙事者的认知同样冲击事件的原貌。倒叙后来的事件，时间的冒进早就打乱事件真实的时序。但故事时间的变形仍具有修辞的魅力和叙事的合法性。倘若上述的说法成立，继而出现的逻辑后果是：既然《生死疲劳》是莫言的大作，莫言的小说喜好妖言惑众，那么《生死疲劳》必然也无法摆脱被审视的命运，蓝千岁和蓝解放的论断最终也就有待商榷。如此一来，意义的危机突如其来。

作为叙事者，莫言也自证自己的叙事不作数，莫言率先声明“读者至上”，他要违反叙事逻辑，为读者制造一个符合预期的理想结尾——“最终结局”不全都是大团圆结局。但后面的故事第一时间违背了莫言信誓旦旦的书写意图，莫言亲手将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任的叙事者。首先，莫言把人物的悲惨结局归结为宿命使然，从而违背了前面说过的读者阅读兴趣决定人物走向的说法。阅读者的权力只存在于莫言的戏言中。其次，小说人物的命运在“开端结尾”中已然尘埃落定，但随着蓝千岁的出现，小说重新冒出叙事空白。尽管小说让蓝千岁陷入永恒的讲述，但是小说中多元的时间线索和叙事视角又让蓝千岁的故事重新动人心弦。当蓝千岁出现在故事的结尾，莫言在人物结局的安排上再次失言了。实际上，莫言始终都在告诫读者，小说家言不可信，莫言的作品未免叙事失当。当作为小说叙事者的莫言食言，莫言借助小说格式同样传递出永恒的时间形式。这和小说结尾鲜明的永恒讲述的结构并不相同，它散见小说各处，稍有不慎，读者便会错漏这一隐蔽的时间状态。小说家莫言在元小说的叙事机制中永恒自反，在这一逻辑中，对于《生死疲劳》所有的不满和微词是《生死疲劳》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此，时间的永恒并不全然导致现世时间的失效，自反姿态用永恒机制揭开线性时间的又一面向。

莫言设计的结尾热衷于让读者始终滞留于故事，成为这则“讲故事的故事”的永恒在场的隐形聆听者。当然，热爱确定性结局的读者或许会腾出时间为未来的蓝千岁润色一个符合自己阅读口味的结尾。《生死疲劳》的笔墨停歇处，读者无法将人物远远地打发到虚构世界，相反，人们只会更加忙碌。各种类型时间的纠缠、元小说的叙事法则以及游走于字里行间的历史情感和土地情结让小说变得意味深长。在《生死疲劳》的最后，莫言最终将读者拉入到开放性的阅读架构中，读者提供了阅读小说的多样化视点，小说意义的生长得以实现。莫言在小说中直言重视读者，虽然他并未按照读者的意愿提供一个稳定结局，但他在另一个层面上证明自己的“读者中心论”：小说家明里暗里将读者拉到小说空间，让读者参与小说意义的历史性生产，时间的魅力在这里再次得到证实。

结 语

在莫言的小说里，讲故事的人变成了故事中人，讲故事的方法早已千变万化。讲述农耕时代的土地崇拜，农耕时代讲故事的方法融入新型的叙事技巧。小说形式的变迁也暗含着时间哲学，形式的新旧融合无可厚非。故事的内容、讲故事的方法在变，承载故事的媒介也在变，在新媒介时代，当讲故事的人的血肉之躯变换成机械器件，讲故事的合法性是否消失殆尽？重返传统，寻找农耕时代讲故事的原生态已然不切实际，但在机器崛起的时代中保证讲故事人的主体性值得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对此，莫言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列举的听众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或是未曾谋面，那是因为这些潜在的听众有血有肉，是用心交流的对象。机械时代的故事生产并不在乎关于阅听者的此类想象，消费氛围和媒介区隔中的读者更多时候被视为“素未谋面的上帝”。当讲故事的人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故事在未开讲前就开始了，那是因为讲故事的人不止一个，《生死疲劳》里的他们会共情、会驳斥，众声喧哗，这种情境中故事不会消亡，真诚地讲故事的人仍旧还在。一旦讲故事的人消失不见，一切就戛然而止。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新型媒介参与了故事的创造，而是在媒介时代，人们失去讲故事的欲望，成了一个不会讲故事的人。

注释：

（1）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12）（13）莫言：《讲故事的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3）《生死疲劳》里的孩子成了讲故事的人，但这里和西方浪漫主义“儿童是成人的父亲”的观念毫无瓜葛。“儿童是成人的父亲”，强调儿童淳朴而有限的“原始经验”单纯宛如自然，意欲将机械生产时代的人们重新拉回前现代世界。不可否认，此处的“淳朴自然”也已经过特定观念的强势改编。

（4）（5）〔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第55、56页，刘建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击碎手表也可能是小说人物自欺欺人而已，钟表时间成为普适的时间观念，钟表破碎，线性时间依然勇往直前，无可替代。

（8）张清华、赵亦然：《结尾的意义——“红色叙事”的时间修辞研究》，《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9）师力斌：《才华的消费——读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0）李云雷：《华丽而苍白——评〈生死疲劳〉》，《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1）（14）刘伟：《“轮回”叙述中的历史“魅影”莫言〈生死疲劳〉的文本策略》，《文艺评论》2007年第1期。

（15）见格非：《陷阱》，《迷舟》，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16）〔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87页，伍晓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