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安殿荣老师，这些年不断跟我约稿。我前些年因为工作忙碌和创作不够积极等原因，欠了许多杂志的稿债。直到今天，其实也还是疲于周转，还前尘的旧债。

就在她最近一次催促我的时候，我只好将手头正在进行的一部中篇小说《在奥德地区图书馆》抓紧完成，并呈交给她。说老实话，稿子虽然交出去了，但我心里还是特别忐忑。原因有二，一是好多年没在《民族文学》发表小说了，这稿子是否对得起人家？二是这部中篇小说我写得特别认真，付诸许多思考和心血，并且是属于试验性和现代派写作，这种流派的小说作为短篇，尚好操作，但是作为一部中篇，他们能否接纳？

小安收到电子文稿时，正在开车上班路上，她当时就用手机语音自动读取软件听完了这部小说。然后她跟我说，于老师，这小说我在路上用语音听了，虽然读取语音显得机械，断句不准确，也无情感，但还是能够感到，这是一篇非常棒的小说！她准备回到办公室，静心再阅读一遍。

接下来，小安陆续给我发来她的一些阅读感受。从她的每一条字句里，我感觉特别欣慰。因为我觉得她是真的喜欢它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杂志社又请了上海的评论家黄德海老师做了评论，准备跟小说同期发表。黄德海老师青年才俊，为我所敬，他编务和学问事业繁忙，能应允抽暇为拙作添彩，让我汗颜并感激，这里先按下不表。没过几天，小安又用微信给我发来了满满四页手写阅读札记的照片，并且附言说，这是杂志社同时请了《民族文学》原副主编、如今已八十八岁高龄的白崇人老师阅读了我的这篇小说，并写了阅读笔记。

我一字一句地读完了四页手写字迹和内容，几乎眼眶湿润了，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我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三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正是《民族文学》发表的，当时我二十一岁，责编路夫老师和副主编白崇人老师对于一个世事懵懂的文学青年，给予了直接的、亲切的指导和帮助。路夫老师除了通信，我至今未见；白崇人老师是三十多年来，我只在十多年前见过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师大的一个文学活动时，会议间隙我俩在院子里吸烟和聊天。白崇人老师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感觉他学识渊博，思维清晰，谈吐有风范，既是一位峣峣士人，也是一位蔼蔼长者，但也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他还能记得我，并且不仅记得我，还将拙作解读得如此睿智豁达，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