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构建“香河”文学地理
从长篇小说《香河》，到《浮城》、《残月》，我完成了以“香河”为基地的长篇三部曲的创作，拿出了70多万字的《香河三部曲》，由此被著名学者丁帆先生誉为用长篇书写里下河历史变迁的第一人！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全国获奖，到2019年由《喊工》《大瓦屋》《罱河泥》等15个系列短篇所构成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出版，再到2020年发表中篇小说《月城之恋》《相逢何必再相识》，并由此出版中篇小说选集《香河四重奏》，我不仅完成了“香河”书写在小说体裁上的全面涉及，而且完成了对“香河”这一文学地理的更深入更深情的挖掘。
在我的长篇小说《香河》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到了2019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的扉页上也有一句话：“向生我养我的故乡奉上痛切心扉的爱”。有评论者对此这样评价：“当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后，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开始渐次破碎，甚至逐渐消逝。刘仁前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他选择了一种自然实在的文风书写故乡,以极为质朴的文字将乡土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记录下来，让那些平凡的香河人在日常生活中焕发出独特的光芒，建构出一个独特的香河世界。”
我致力于“香河”文学地理的构建，其足迹可追寻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当时的我，也才二十六七岁。因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参加《中国青年》杂志举办的全国小说征文获得二等奖，才有机会第一次去了首都北京。第一次去了，就到人民大会堂领奖。这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农村青年来说，无疑是幸运的。让我感到幸运的还有，《故里人物三记》得到了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的肯定。陈建功先生为《故里人物三记》写了点评。他在点评中第一次把我的小说和汪曾祺先生的创作风格联系在了一起。陈建功先生不仅对我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而且指出学汪曾祺先生者众多，将“汪味”学得如此到位的还不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这同时也让我确立下了书写“香河”文学地理之目标。
2005年前后，我开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的酝酿。《香河》30多万字的写作，我只用了短短四十天，就顺利完成了。整个写作处于一种井喷状态。
《香河》出版后，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里下河风情全息图”。2017年6月，《香河》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此后，电影《香河》走进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专家观片研讨会，专家们对《香河》所表现出来的在“双匮乏时代”人们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给予了获得了充分肯定。此后，电影《香河》应邀参加温哥华、开罗、南非、俄罗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六项提名、一项大奖。凡此等等，《香河》正在散发其特有的魅力。
《香河》结束的地方是《浮城》的开始。在《浮城》中，我的视点上移了，《香河》的视点是最基层的村子，而《浮城》的视点从村子到了乡镇，到了县城，但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自然的、人文的和政治的。《香河》中青涩少年柳成荫大学毕业后几经磨炼，到了《浮城》里，已经成了楚县的县委书记。
《香河》与《浮城》在故事时间上的无缝对接不是偶然的，我试图勾勒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完整的乡村社会生态全景。《浮城》的着眼点是非政治学，而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它延续了《香河》的美学风格与意义图式。
《浮城》中写到的百年一遇的洪水，对各市县领导人的任职、起伏、命运和他们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清晰的记忆。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具有一定的普遍的意义。
《浮城》出版后，先后荣获了施耐庵文学奖和紫金山文学奖，并且成为泰州地区首部荣获紫金山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写给《浮城》的颁奖辞是这样陈述的——
“刘仁前的《浮城》是他乡土写作之旅的延续，他再次用他的“香河”叙事完整地呈现了以乡规民俗为依托的小传统下安全而自足地运行的‘乡土中国’。作品不仅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而且揭示了中国农村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依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作家对地方的执着书写显示了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与历史思维，他对地方的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的美学处理证明了新的‘微观地方史’的可能性。”
2015年1月，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残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残月》仍然续写的是香河的故事，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残月》讲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长大成人之后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
小说展示了在一个“金钱”主导一切的社会生态里，人们只能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尘世，无奈地演绎着各自残缺的人生。
《残月》问世之后，有记者向我发问：对于家乡的描写，大多作家会不吝惜溢美之词，而您却反其道行之，《残月》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故事“画面”并不那么美好，甚至有些灰暗，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您又为何给小说留下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尾呢？
我的回答是，在写《残月》时，我并没有按照传统审美，选择读者期盼的“大团圆”结局，而是批判当下社会芸芸众生的“残缺人生”，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影射，也是对道德评判标准的一种修正。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朋友，让我们从中获得某种启迪吧！
细心的读者自然会注意到，前面我只谈了小说，没有涉及散文。其实，我书写的“香河”，还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楚水风物》《爱上远方》《那时，月夜如昼》《生命的年轮》《五湖八荡》等等。2022年，我在《人民文学》第八期发表长篇散文《湖荡》，引起了读者广泛关注，这其实也是对“香河”更为直接的书写，家乡的自然生态、风俗风情、历史人文等在文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著名评论家晓华女士曾这样评价我的创作：“有了《香河三部曲》，有了《香河纪事》，刘仁前的空间叙事还会向哪里延伸？那只能由他乡愁的浓度决定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个乡情中沉醉未醒的人。”
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朋友们，我的笔触当然是离不开“香河”的了。
（2024年10月20日 于海陵莲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