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昔时有很多专家学者并无学历与学术背景，而是凭借兴趣自学和时间的累积，终成一代名师。比如钱穆、沈从文、金克木等，他们不仅没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也没读完，但他们都站在了中国顶尖学府的讲台上。多年前，我曾与故宫博物院的罗随祖先生聊起他的父亲、著名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我问：“福老似乎没上过大学吧？”不料随祖先生笑着答道：“大学？我父亲连小学的校门都没进过！”当然，罗福颐是罗振玉的幼子，家庭条件不一般，他幼年即随父亲和王国维侨居日本，十三岁回国后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往来皆鸿儒；这得天独厚的环境，大概是今天的博士研究生也无法比拟的。这类自学成才且能取得相当成就的人，应该以人文学科为多，如果在土木工程专业，至多是“三脚猫”；如果在医学专业，大概率是声名不佳的“江湖郎中”了。像华罗庚这种只有初中学历却成为大数学家的人，凤毛麟角。

至于文博、考古这类专业，自学成才的人就更多了。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考古学研究室，由马衡出任首任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研究考古学的机构。马衡、罗振玉等学者，都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人物；人们不是常说“第一位大学老师一定没上过大学”吗？尽管马衡中过秀才、读过南洋公学，但他金石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全是自学的。再比如本文要谈的著名文博学家、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也是一位高中都没读完、凭借兴趣自学成才的专家。有人曾问他的学历，他笑称自己是从“北京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杨仁恺年轻时当过老师，不到二十岁就在成都群觉女子中学教语文和历史，他还做过印刷厂的出版校对工作。由于喜欢历史和书画，为此刻苦钻研，二十多岁的他在教书之余兼任重庆《文物》杂志的顾问，就此与文物结缘。不过让他有实质性提升的，还是和前辈学人的交往经历。抗战时期，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聚集于大后方重庆，同在重庆的青年杨仁恺，得以有机会结识郭沫若、徐悲鸿、沈尹默、谢无量、马衡、老舍等先生，这是何等的福气？与前辈学人近距离接触，是最佳的学习机会，每每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杨仁恺感慨良多，真可谓深获其益。或许正是这段经历，促使他走上了文博之路。

因为重庆时期的交往，杨仁恺与郭沫若一直保持联系，连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写书法，也让杨仁恺帮忙找些资料和字帖。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推荐杨仁恺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不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期录用了徐邦达，所以杨仁恺改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下文简称东北文化部）文物处任研究员。说来又是机缘巧合，正因为到了东北文化部，他才遇见《清明上河图》，成就了一生都绕不过去的功业。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东北文化部对库存书画进行鉴定、整理，其中包括一批当年被溥仪夹带出宫的稀世珍宝。据杨仁恺事后回忆，谁都不知道《清明上河图》藏在里面，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几百年来，虽然文献记载众多、坊间摹本无数，“假作真时真亦假”，其真面目反而成了一个谜。杨仁恺在鉴定这批书画时，见有两幅明代苏州造的仿品被当成真迹，真正的原作却被闲置一旁，而他看后眼前一亮，自觉有戏，又将其与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中所述的细节一一比对，完全吻合，由此发现了这幅消失八百多年的旷世名作。就这样，杨仁恺的名字也和《清明上河图》一样，可以载入史册了。

很多年以前，经朋友介绍，我获藏杨仁恺先生的一页短札，墨笔写在辽宁省博物馆的笺纸上，受信者是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其时，杨先生正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的任上，所以这是南、北两大博物馆馆长的通函，我觉得很有意思。再者，杨先生的字既有法度，又自然洒脱、不染俗尘，是典型的文人学者字，这是我喜欢它的另一个理由。虽然杨先生自谓“缺乏临池功夫，浅尝辄止，始终徘徊于书苑的门限之外”，这不过是老辈学人的自谦之辞，在摆脱与纯粹书家一争高下的俗念的同时，放低自己的身段，如此反而愈显高格。杨先生是书画鉴定的“国眼”，所见之广、眼界之高，非寻常之辈可以相提并论，所以他笔下自有一种清气和书卷气。古人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指的是作文，但我想如果用到作书上，或许也能说得通。书家王蘧常曾评价杨先生的书法：“先生于书，初嗜苏长公，喜《西楼帖》，后上及《石门颂》《龙门二十品》，复合汉碑、晋帖为一冶，凡数十年，所造益雄奇。”杨先生出版过一本书法集《沐雨楼翰墨留真》，据说他也能写篆书和隶书，可惜我未能赏读为憾。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行草书；写得最漂亮的，还是他的题跋和尺牍书法，就从这页短札来看，确实存有一点苏字之风，颇可玩味。

承源同志左右：

拜读尊作，启发殊深。辽博四十周年馆庆文集，增辉多矣。

尤为难得者，尊稿于百忙中撰成，观点超越前人，洛阳必将纸贵。作为第一位读者，幸何如也。颛颂著祺！阖府迪吉！

仁恺顿首 九月十八日

这封信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即辽宁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前夕，筹备出馆庆文集的时候；落款是“九月十八日”，可知确切时间为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从内容上看，杨先生为筹备馆庆文集向马承源馆长约稿，马馆长“交卷”后杨先生写信致谢，赞赏有加。信中如“观点超越前人，洛阳必将纸贵”云云，应属尺牍中夸奖对方之惯用套语，作为受信者一方，是当不得真的。

不过，既然杨先生如此欣赏，我就很想知道马馆长究竟写了什么文章，遗憾的是信中未作注明。我查阅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马承源文博论集》（2007年12月版），写于那段时期的论文有几篇，其中发表于《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的万余字论文《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兼论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可能性最大。当然，这只是猜测，要找到辽宁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的馆庆文集，才能最终确定。承蒙上海博物馆的好友荣毅兄辗转费神，为我找到那期《辽海文物学刊》，果不其然，这期学刊的副标题正是“辽宁省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特刊”，马馆长将引起“洛阳纸贵”的大作赫然在列，除此之外，还有傅振伦、谢稚柳、饶宗颐、汪庆正等众多文博专家的大作。我将马馆长的论文粗略地拜读一过，对刚卯、玉琮的研究，我等毕竟外行，似懂非懂，隔行隔山，很难完全领略文章的妙处。

杨先生与上海博物馆有很深的渊源，早在徐森玉担任馆长时就有交往，和谢稚柳以及后来的马承源、汪庆正，都有较多往还。杨先生年长马承源十多岁，2004年9月，马承源先行离世，杨先生不顾九十高龄，专门写了纪念文章，可见两人的交情之深。

许多人都知道，杨仁恺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成员，这个1983年8月31日在北京成立的鉴定组只有七人，均为当时顶尖的书画鉴定大家，他们是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鉴定组历时八载，行程数万里，对二百多个文博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的古代书画进行巡回鉴定，共过目书画作品八万余件，终于摸清了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代书画的基本家底。杨仁恺所得“国眼”之称号，或许就与此有关。

当然，杨仁恺抢救的书画还有很多，晚年他专门写了《国宝沉浮录》《沐雨楼书画论稿》等，记述自己几十年来在书画鉴定上的心得体会。我觉得他最传奇的经历不在八十年代，而在1962年他发现米芾《苕溪诗卷》的故事。

每次到北京，杨仁恺总会去琉璃厂转转，那时他也舍不得住旅馆，大都下榻荣宝斋，他是荣宝斋的座上宾。一天，杨仁恺正在荣宝斋的后院午休，有位外地的年轻人背着一个装满破纸片的布包袱，来荣宝斋求售。店员打开一看，全是破损的书画残纸，吃不准是不是好东西，赶忙跑来请杨仁恺“掌眼”。杨仁恺出来一看，大吃一惊，那包破纸片里竟然有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的《苕溪诗卷》，这可是国宝级的珍品；虽然残破得厉害，但他花了一上午仔细拼接，终于拼出一个长卷，仅仅缺了五个字。杨仁恺非常高兴，问年轻人要卖多少钱？那人开价一千六百元。就这样，举世之珍的米芾墨迹，以这个价格成交了！

后来，在剩余的残片中，杨仁恺又拼出好多幅书画，虽不如米芾的墨迹有名，也都是珍品。他觉得给一千六百元实在是太少了，就让荣宝斋再送三千元过去，不料那位年轻人没留真地址，钱无法送出……

二十多年前，曾有人开玩笑地请杨仁恺评估，这幅《苕溪诗卷》眼下价值几何？杨仁恺说：“应当值一亿六千万！”其实这就是说说罢了，因为能出一亿六千万的买家或许能找出好几个，但《苕溪诗卷》却是独一无二的。所谓“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