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在散文集《西域记》中，沈苇试图从最为寻常普通的日常物质生活与地域风物处落笔，以“小”口径去看“大”历史，着重关注浩瀚西域历史与新疆史料中那些“光晕”不足的舶来之物。在这其中，随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的香料与特有的植物花卉气味成为作家重点“嗅闻”的对象。《西域记》中贯穿始终的两味舶来之香——安息茴香和沙枣花香，它们的持续存在、蔓延与膨胀无疑是丝路嗅景中最具生命力的“光晕”之所在。其中，喀什噶尔城市的第一香料安息茴香从仪式所需变为日常必备，首次以主角而非配角、显性而非隐形的身份成为城市的根基与中心；长久以来中原文学想象中的异域芳香代表沙枣花香，则在文学想象、历史记忆与现实社会产生的误解、偏差和不相称中，生成了更具生命力的创造，进而带来了文明交流和文化对话的新可能。

沈苇以其诗才闻名，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获得过包括“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内的多项诗歌大奖，后又因其根据在新疆旅居多年经历所写的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2003）为大众所熟知，此书也成为无数背包客心中的新疆自助旅行圣经。可以说，沈苇在从故乡浙江湖州前往新疆，并在新疆定居生活的三十余年中，无论是在严肃文学领域，还是在大众阅读接受中，都取得了堪称完美的成功。在诗歌与旅行指南之外，受启于其新疆生活、学习和旅行经历，又反向滋养与点燃沈苇诗歌创作灵感的散文写作却少有人关注。事实上，沈苇进疆十余年后，便逐渐意识到直觉性的情感抒发、来不及深思的“闷头一击”式的印象表达和身体本能的诗性书写已经无法持续性地拓宽其诗歌创作的边界，因而在进入21 世纪之后，沈苇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聚焦在梳理、阅读和研究新疆史籍、神话、史诗、古典诗歌、民间文学等，这些思考随之呈现在他的散文写作中，他接连出版了《新疆词典》（2005）、《喀什噶尔》（2008）、《植物传奇》（2009）等多部散文集。2014年，沈苇以“西域”为关键词，选择了他所创作的16 篇散文结集而成《西域记》，表达了他对西域历史、地理、植物、风貌、物产、艺术和文学的独树一帜的领悟和体会。细触其散文写作脉络，可清晰感受到他所承续的并非是从宏大叙事中标识历史意义的文学写作传统，而是试图从最为寻常普通的日常物质生活与地域风物处落笔，以“小”口径去看“大”历史，这使得沈苇对“西域”以及“地域性”的理解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新疆作家。

“地域性”曾是沈苇身上最为牢固的标签。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对他诗歌和散文的研究皆从此处展开。沈苇在多个采访中都明确反对这一标签对其作品的“框定”与“囚禁”。在他看来，虽然其诗歌和散文主题大部分都以新疆地域风物书写为主，但地域性仅仅只应是创作的立足点，而非封闭式的牢笼，不应把对作品的阐释禁锢在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地理空间之内。沈苇认为，在所有的评价中，“去地域化的地域性写作”是更为贴合他作品的表达。地域风物的选择、地方风俗的记录以及西域文化的呈现都是为了将新疆文学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文学历史中，以看似微小、不起眼的具体“物”去牵引历史进程之复杂关联，甚至于重新赋予这些早已蒙尘的零散碎片以想象之光晕，进而去辉映历史之庄穆。

因此，沈苇的散文创作有着明显受启与受益于历史研究方法的痕迹，这在他另一本散文集《新疆词典》（2014）的《金桃》一文中也得到证实。在这篇散文中，沈苇提及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研究唐代舶来品的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1963）是他新疆生活的“枕边书”，薛爱华在这部巨著中既无意提供唐朝进口贸易完备的实用资料，也没有提出有关进贡制度的任何玄妙高深的理论，他的主要目的便是通过对物质的讨论，重点关注人、社会和文化，撰写一部研究“人”的专著。薛爱华的写作对沈苇的散文创作影响至深，他坚信：“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对物质客体的锚定，对西域舶来品的持续关注使得沈苇在《西域记》的写作中自然是有所侧重：他所耐心“捕捉”和“打捞”的大多都是浩瀚西域历史与新疆史料中那些“光晕”不足的舶来之物，并尝试以文学的想象制造或恢复这些舶来物的“光晕”。在这其中，浮尘浓厚且遮蔽物甚多的当属在丝绸之路上占据着与丝绸同等地位，但却少有文学作品提及的贸易“黄金”——香料。沈苇在《西域记》的多篇散文中都重点描写了新疆当地各式各样的香料以及它们的特殊气味。除了这些香料气味之外，沈苇也没有遗漏那些随着丝绸之路进入西域，后因气候和地质条件适宜，在新疆本土扎根的特有的植物花卉气味，这些香料、植物、传统与现代混杂的气味在漫长岁月流转中的出现、发展、繁盛或落幕，氤氲出一幅神秘、梦幻、古老却不为人所“嗅闻”的丝路嗅景。

一、西域故事与舶来——“豆”之香

沈苇的《西域记》以书写南北疆群山传说的《群山谱》开篇，终篇于他对自己散文写作的思考的《边地沉思录》，主体部分涵括了对西域故城、植物、动物、传说、习俗、礼仪、节日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在《群山谱》与《故城记》这两篇散文中，沈苇记录了丝绸之路上那些巍峨山脉以及山脉之间曾经繁华的贸易城市，如楼兰、小河、阿力麻里等，他指出今天的人们视这些死去的城市是一种财富，发现任何一点儿当时留下的材料：陶片、佛头、木牍等就欣喜若狂，自以为拥有了破解往昔的珍贵钥匙，但是，“几乎所有的考古报告和探险发现都是枯燥乏味的，缺乏细节的鲜活与生动”，这句话可以说是沈苇《西域记》中对历史材料选择的缘由和想象晕染的根源所在，他发现，真正的那把“珍贵钥匙”不在我们看得见的物品之中。因而沈苇在此书的写作中，“捕捞”了大量《史记》《后汉书》《多桑蒙古史》《突厥语大词典》等史料中与西域城市、贸易与风物相关的碎片，从中搜集起那些曾经鲜活，后在不断黄沙侵蚀的岁月中逐渐消隐于历史背面与角落中的人与物，以想象的细节去抵抗废墟、遗忘与死亡。

由于需要在这些历史细节处，在这些朦胧的、零散的、被遮蔽的人和物上重新附着想象的“光晕”，那么作家所需要记录的就不仅是历史材料中的丝路商道上又发现了“绿松石矿、价格合算的貂皮，或提议购买镶嵌宝石的刀剑”等这类型的实体材料，而是哪怕数千年后身处异地，依然能“看到木桩上建造的村庄，也能感受到带有河口海湾泥腥气味的微风”的精确还原，这些图像、气味、声音、风沙吹蚀后粗糙的触感等依然饱满，它们使生活变得真实，使生活获得意义。因此，感官经验和知觉想象在作家的书写中变得尤为关键。在人的身体五感中，最习惯与最依赖的是视觉和听觉，这也是长期以来在感官和认知经验领域中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两大感官。与视听觉相比，嗅觉——这一“赋予物体和地方以特色，使它们与众不同，使它们容易被识别和记住”的感知却处于被忽略、遗忘甚至是刻意贬低的状态，人们时时刻刻被气味包围，但却难以用准确的语言和词汇对其进行复述和记录。气味所具有的瞬间性和难以描述的特性，正是它们时常被忽略的重要原因。而沈苇的诗性思维最典型的特征便在于他对“瞬间”的敏感，因此相较于其他新疆作家，他对气味的关注度更高也更为集中，对于地域性气味的选择也因他对西域历史片段的有意撷取而有所不同，正如波德莱尔通过诗歌《异域的芳香》给后世诗人们留下的暗示：“那绿色的罗望子的芬芳——在空中浮动又充塞我的鼻孔/在我的心中和入水手的歌唱”，气味带领诗人前往或回到幻想世界。

在《西域记》的十余个主题：山、城、植物、动物、传说、帕米尔、塔里木、巴扎、村庄、喀什噶尔、树、酒等的相关延展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气味被“捕获”与被“嗅闻”。总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作家在新疆生活期间真实嗅闻与感受到的气味，如伊犁的果香、喀纳斯散发松香的图瓦木屋、和田的玫瑰与酒香、徒步后烤肉的香气、巴扎上烤馕的热气等。这些气味在大部分新疆作家的书写中并不算特别，但沈苇对新疆气味的“嗅闻”多了几分“水气”产生的距离感和朦胧感。在《西域故事》一文中，沈苇以“青蛙移民”自比，描述自己作为一只来自南方水塘的青蛙，带着梦想跳向干旱的大陆，在蒸发江南水气的同时，又必须得在沙漠尘土和沙包的“土气”威胁中努力保持自身表皮的湿润。因此，在他这只“青蛙移民”的鼻尖不仅有现时的尘土与沙漠的气息，还有来自江南水乡的芦苇与水塘的气息。除却沈苇的故乡江南和他现如今所生活的新疆这两大地域空间中弥散的气味之外，在沈苇《西域记》的创作中，还大量氤氲着来自想象中的废墟之城——楼兰的气味之美，当视觉、听觉都无法复现这座“破败、颓圮与坍塌”的故城时，是那些“麝香的美人”“香料贩子”“烤肉飘香”和挂满枝头的无花果气味提供了城市细节的鲜活和生动。值得注意的是，在沈苇的西域气味书写中，江南故乡、新疆沙漠与废墟故城的气味并非孤立的平行排列，而是如同气味本身所具有的高度融合性一样，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由这些气味所构成的西域嗅景中，许多气味来源于一个共同的名字——舶来品。现如今在新疆本土常被嗅闻且我们习以为常的香料皆是自丝绸之路运送而来，也曾因体积小、无光泽或是无人认识而被鄙夷与忽视，在晋代张华的《博物志》中对此便有过记载：

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着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

这舶来的一“豆”之香撼动了全城，虽然张华未指明此香为何香，但他无疑确证了在丝绸之路上曾流转着无数香料的气味，西域作为这些香料贸易的中间站与交流点，许多城市因这香气的交换而出现、壮大或是消失，这些香气也在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文学想象中，衍生出“和而不同”的阐释可能。

二、安息茴香（Cuminum cyminum）：贸易“黄金”与城市秘钥

在走遍南北疆大大小小的城市，嗅闻、描述与记录过无数气味之后，沈苇认为最能冠之以“气味之城”称号的，只有曾经的陆上丝绸之路南、北线的交汇城市——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的气味中有香料的气味、饮食的气味、瓜果花卉的气味、尘土的气味、经书古籍的气味、伊斯兰的气味……她是一部气味大全，是气味的博览中心。她的气味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和气质，四处弥漫，扣人心弦，使我们的嗅觉突然觉醒，内心也恍若有悟。

喀什噶尔成为“气味之城”和“气味中心”，与城市日常生活中弥漫的各式各样的香料气味紧密相关，正如沈苇所言：“喀什噶尔过去和今天的生活都离不开香料。”这座城市从唐代开始就是丝绸之路南道上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事实上，在如今人们所定义的“丝绸之路”上，香料的贸易要远远早于丝绸的贸易。马尔科·斯坦因（Marc Stein）和黄文弼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域早期考古出土的墓葬品中就已经发现了红陶香炉，从时间推断可上溯至青铜时代。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沿线的某些区域早在张骞出使之前便已经开始发挥其功用。随着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 世纪的崛起与快速扩张，其版图在征服埃及后一路向东，直抵喜马拉雅山脚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古波斯并持续性地长途东征之后，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进入了历史学家所称的“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碰撞所产生的文化盛景令人惊叹，“在中亚，希腊化时代见证了印度佛教与希腊艺术的融合，产生了犍陀罗艺术”，这一艺术风格不仅对东亚各国佛教影响深远，更是间接促进了香料与香材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从古希腊开始，芳香物质便在希腊人的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出生、结婚、死亡等人生重大时刻，都必须焚之以芳香之物。古希腊盛行调和而成的精油和香脂，以乳香、安息香、没药、藏红花和肉桂调制而成的精油最为昂贵和难得，因为这其中多数香料都来自亚历山大的野心所及：东方。对东方香料的渴求激发着亚历山大大帝的探索与征服欲望。

相对地气味的流向并非是单方面的，原产于中亚的大部分香料与香材随着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君王——汉武帝推行的疆域扩张政策得以继续往东流通。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完成了“凿空”壮举，陆上“丝绸之路”正式打通，连接起当时的两大帝国——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目前历史学界公认的丝绸之路始于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通过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后，分为西域南北两道：北道沿塔卡拉玛干沙漠北缘绿洲西行，经渠犁（库尔勒）、龟兹、姑墨（阿克苏）至疏勒；南道从西藏北缘与沙漠边沿的绿洲西行，经且末、精绝（尼雅）、于阗（和田）、莎车，同样是至疏勒。两条道路在疏勒汇合，西行离开中国边境，进入中亚，经过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穿过波斯，最远可至罗马帝国。从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可见，无论选择哪一条道路，都绕不开西域，也就是现如今的新疆，更绕不开一个多次被提及的重要城市——疏勒。

疏勒——今天的新疆喀什噶尔，不仅是丝绸之路两条道路的交汇城市，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更是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以及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汇点上。自丝绸之路贯通起，喀什噶尔便是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班固《汉书》中的“疏勒”条目中特别提到这座城市的“市列”，表明疏勒这座城市早期在商业上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著名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9 世纪末期为这条伟大通道的正式命名在很大程度上窄化了人们对“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交流的认知。美国历史学家米华健（James A.Millward）受“大历史”观念影响，提出丝绸之路实际上“非丝又非路”。首先，欧亚跨大陆往来的主要意义并不全在于丝绸贸易本身，来自西域的马匹、多种多样的香料、动物的皮毛等都曾经扮演过比丝绸更为重要的贸易角色。不仅如此，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还有许多思想观念在此间流通。其次，李希霍芬定义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并非只是平面图上的几条简单穿过欧亚大陆和印度洋的水平线，而是一个复杂的将中国汉朝—罗马道路中多个贸易中转站以各种交叉形式串联起来的网络。

正因如此，沈苇在论及喀什噶尔这一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时，并没有对丝绸、汗血宝马、瓷器等这些传统丝路的研究对象投注过多关心，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鼻尖”，指出在唐朝——这一丝绸之路的黄金期，经过喀什噶尔集市的运输清单里，香料就包括了“来自中国内地的肉桂、龙脑、香茅、麝香、紫花勒精，来自波斯、印度乃至地中海地区的檀香、沉香、乳香、安息香、没药、波斯树脂、苏合香。作为一个香料集散中心，东西方的奇香熏染过喀什噶尔大地”。这些香料的气味虽“轻盈”，但它们却建构起城市的根基，是“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大城”的关键，它们既是通道，又为支撑。

这些曾经支撑城市重量的“轻盈”香料，随着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与便捷化，许多香气已逐渐消散在历史长河中，难以寻觅，唯有一味舶来之香——安息茴香（Cuminum cyminum），直至今天依然占据着喀什噶尔人日常生活的中心，成为这座香料之城的“第一调料”与“第一香味”。

安息茴香，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并且更为久远的名字——孜然。根据目前在叙利亚的考古发现，孜然种籽的使用可追溯至公元前两千年，最早在北非西亚一带栽培，曾在古埃及文明中，同乳香、没药、松脂、西腓等调配使用于保存遗体和制作木乃伊。古埃及人相信赋予尸身恒久不变的香气，有利于亡灵前往彼岸。这味香料后来传入波斯，“孜然”这一命名便来自波斯语“ziren”的音译。公元前247年，随着安息帝国的统治确立，孜然这味香料有了另一较少为人所知的名字——安息茴香。这味香料为伞形科孜然芹属草本植物，呈横向梭形或卵圆形的长果，其香气颇为独特且浓烈，在随丝绸之路从波斯向东传入古代西域后，由于它具有祛除腥膻异味的作用，很快便被用于饮食调料之中。人们发现安息茴香在遇热之后香气愈发浓烈，便更加迷恋起这味香料，因为维吾尔人常常将“香”等同于“热”，凡是热性之物，都是好的，无论是对身体还是对精神都有助益。也正因如此，安息茴香的命运便开始与其他舶来之香分离开来，这种带有“魔力”的香气开始走下宗教仪式的神坛，走向民间和日常，成了更具现实用途的调料，实现嗅觉和舌尖的共享。

从仪式所需到日常必备，安息茴香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广泛种植，喀什噶尔成为这一香料在新疆最大的种植产地。安息茴香的香气占据着喀什噶尔人的感官，塑造了喀什噶尔饮食的特点，影响着此地人的性格，进而决定着这座城市的灵魂：浓郁、质朴、热烈。嗅觉具有“习惯效应”，即当人们暴露于某一环境中，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对这一环境中气味的敏感度便会急剧下降，因此身处其中的人们难以察觉到安息茴香对城市灵魂的影响。但气味具有无与伦比地召唤长远记忆的能力，安息茴香之于喀什噶尔，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的小玛德莱娜点心之于贡布雷：“多年之后当他们在别的地方闻到类似的气味时，会情不自禁回想起在喀什噶尔度过的时光。”安息茴香的气味成为打开这一记忆之门的钥匙，沈苇对气味与城市的关注与解读，突破了传统文学写作中常常将气味环境作为故事背景的简单化处理模式，真正将气味作为城市的主体与中心，这给我们认识今天的城市以及现如今的丝绸之路都带来了全新的角度。从气味开始认识与理解城市也为人们战胜现代城市危机带来了新的可能。如卡尔维诺在其《看不见的城市》中提及他的城市观时所言，直到今天，人们对城市生活危机的理解依然顽固地停留在频繁谈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害怕这种脆弱带来城市的瘫痪，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充斥其中。但对于卡尔维诺而言，更重要的是“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这些理由才是真正能够胜过这些危机的原动力。在这些秘密理由中，那些看不见的风景决定着可视的风景。对于喀什噶尔这座诞生于丝绸之路上的香料之城而言，安息茴香便是那个秘密理由，它的香气所唤醒的正是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看不见的风景”。

三、沙枣（Elaeagnus angustifolia）花香：香妃之魂与异域想象

沈苇在强调安息茴香作为舶来“黄金”与喀什噶尔“第一香料”的地位外，还将丝路嗅景中另一关键性气味——同样弥漫在喀什噶尔城中的沙枣花香——纳入他建构的气味地图中。沙枣花香的特殊，与一位鼎鼎大名的异域美人紧密关联：

在新疆，有一种树是与一位喀什噶尔女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这位女子是香妃，她的维吾尔名字叫伊帕尔罕。而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树就是新疆十分常见的沙枣树。

正如沈苇所言，沙枣树在新疆是一种普遍栽种的树木，隶属于胡颓子科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因其树形似柳，又名银柳、香柳、桂香柳、俄罗斯洋橄榄等。沙枣树在新疆的种植历史悠久，与安息茴香一样，都是原产于中亚和西亚的植物，随着丝绸之路的“凿空”而进入西域。沙枣树具有抗旱、耐贫瘠、防风沙与耐盐碱的特性，在西北干旱地区种植广泛。新疆有俗语：“沙枣浑身都是宝”，这一浑身是宝的植物，还有另一美称——“飘香沙漠的桂花”，每年一到五六月的花期，浓烈的沙枣花香成为一代又一代新疆人难以磨灭的气味记忆。相较本地人而言，沈苇的嗅觉更为敏锐、精准与写实，他是带着部分江南水气的距离来记录这标志性的西域之香，这香气确实是“浓郁而热烈”，令人“陶醉而晕眩”的。但沙枣花的香气与大多数香水的香气难以同级而论，目前也几乎找不到能准确还原沙枣花香的香水，这也正是沈苇所言，与其他广泛种植的荒漠植物相比，沙枣花的香气更加拥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

沈苇对沙枣花香的关注并未止步于对香气的浅层描述上，而是试图重新拼凑这一“摄魂夺魄”气味力量背后的文化成因。在《西域记》中的《她们》一文中，沈苇专题详述了沙枣花在新疆的传说，从标题开始就已经标示了沙枣花香与女性命运的关联，“沙枣树是干旱、贫瘠与荒凉中的女性之树，它的命运已与不能被遗忘的香妃的命运融为一体了，仿佛弥漫的沙枣花香珍藏了她的故事与传奇、容貌与神情、歌咏与叹息”。从古至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花香在女性的传统符号中，都是魅惑的同谋、爱的信使和情感的美化剂。“女人——大自然里芬芳的鲜花，这一四处泛滥的符号，凸显了人们想遏制咄咄逼人的情欲的强烈欲望。优雅的香气显示出的形象是透明而干净的肉体，人们希望它是内心纯洁的表现，也就是以某一大胆的手段，力求消除本能的威胁、平息女人的激情。人们希望女人犹如玫瑰、紫罗兰、百合，而非麝猫香或麝香。”花香成为女人的特征，几乎是女人的专享。虽然东西方所偏爱的花卉香气并不相同，但对象征着女人的鲜花的选择多框定在花园之中，气味要以清新自然、干净雅致为主，能否恰当选择适合自身身份的花香甚至成为社会地位和权力根基的辨别标准。

体面的上流阶层、富裕阶级、王公贵族们则更加厌恶浓烈馥郁之香，有一定阶层和地位的女性需要懂得使用那些能够提升先天迷人气味的花香，一种先天的，或是类似先天的迷人花香，才是最好的身体香氛：“与一切来自中亚的香料相比，少女身上散发出的、犹似墨角兰的甜美气息，更加美妙，也更加令人心醉神迷。”花香的使用，决不能破坏或有损她与生俱来的香气。在古今中外的赞颂中，少女身上散发的体香或是秀发中的天然芳香才是真正的女性魅力与诱惑所在：“某些女人的秀发满是她们的香气，当人们嗅闻她们的头发时，仿佛就在快乐地畅吸一束鲜花的芳香。”这关于女性的赞美、象征或比喻都与那些养在花园中精心培植、耐心照看的鲜花有关。

如此一来，“生而体有异香”且是来自西域的神秘沙枣花香的香妃其人及其传说，自然成为一代又一代文人演说与想象渲染的对象。在《清史稿·后妃传》中确曾有过对香妃——正式封号为容妃的相关记载：“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麦女。初入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在史书的记载中，仅对她的出身、封号、妃位晋升有所提及，但她“生而体有异香”的说法并不可考，史料中也并没有“香妃”这一封号。根据相关考古发现，可确证的是历史上的容妃的确是维吾尔族人，并且进宫后受到了特别礼遇，其民族信仰得到完全尊重，皇帝允许她在宫中穿着民族服饰，也增设了回部厨师，请来喀什噶尔乐队，修建喀什噶尔风格的花园等。容妃的民族身份和她荣宠不衰的一生都给后人留下了无数谜团和想象空间。关于“香妃”称号的最早汉文记述，可追溯至光绪十八年（1892）萧雄在其《西疆杂述诗》中的一首诗《香娘娘庙》：

庙貌巍峨水绕廊，纷纷女伴谒香娘。

抒诚泣捧金蟾锁，密祷心中愿未偿。

萧雄此诗记录的是当地维吾尔族女子在喀什噶尔的香妃墓前祈祷的场景，其后附记：“香娘娘庙，在喀什噶尔回城北四、五里许”。加之在近年来的新史料——光绪甲申年（1884）沙克都林札布在《南疆勘界日记图说》里的喀什噶尔古地图，中已有标注“香妃坟”字样，可推断出“香妃”“香娘娘”的称呼，最早是在喀什噶尔居住的汉语使用者中出现并流行开来，萧雄、沙克都林札布只是这一称呼的转述者与传播者，这个称号经过像他们这样的清末来疆文人、官员的传播和民国年间小说、戏曲等的渲染，“逐步成为尽人皆知的区域文化符号”。

那么，沙枣花香与香妃也并非是在汉语世界的虚构与想象中绑定在一起的，在清末察合台文文献中，出现了乾隆年间的美丽少女与沙枣花香的故事，在故事记录中，这个少女并非生而体有异香，也与“香妃”这一称谓没有关联。故事出自清末毛拉木萨·赛拉米使用察合台文所著的《伊米德史》，主要记录如下：

根据几位可靠朋友的叙述，在很早以前，帕合普尔秦征服七城时，七城有一位美不可言、举世无双的十六岁少女被官吏们看见了，他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她更珍贵的礼物送给伟大可汗，于是这位姑娘便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伟大的可汗。汗非常喜欢这位姑娘，一天，汗看到这位姑娘在屋里啼哭，觉得非常奇怪，汗觉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伟大的可汗，姑娘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欲望呢？于是，汗向她问明缘由，姑娘说：“我的家乡有一种树，果实是黄金，树叶是白银的，其味芳香无比。我想起了这个树，所以才哭泣。”

可见，沙枣花香与美丽少女的故事在南疆维吾尔族群中流传已久，“香妃”的称号在光绪初年才出现在南疆的汉语词汇中，加之确有乾隆年间要求运送沙枣树进京的明确记载，因此可推断来疆文人、官吏等这些使用汉语的人群，将“美丽少女”和“芳香的沙枣树”合二为一，塑造成为了汉语语境下的“香妃”。这一合成随着历史的推进附着上了更多的文学想象，进而逐渐成为流行的区域文化符号。在内陆汉语世界中，作家、诗人、剧作家不断在异域沙枣芳香这一文化要素上增添新的传说与故事，沈苇在“沙枣树下的美人”中对此有所概括：例如皇帝最初便是被她身上散发的好闻的沙枣花香所吸引，为了缓解香妃的思乡之情，从喀什噶尔移来大批沙枣树，“当沙枣树在花园里摇曳，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她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幽怨的心荡起了一点欢愉，脸上有了笑颜，觉得自己离家乡近了一些”，这个神秘地带有沙枣花香的妃子最终也因这在内陆无法嗅闻到的香气死于非命，在这些文学想象中，香妃尸身依然香气多日不绝。

除了汉语世界中对沙枣花香与香妃的故事演绎，沈苇还重点描写了现如今香妃墓在喀什噶尔的地位。作为当地最著名的景点，不仅是游客必去，在当地女性心中也有极高地位，沈苇在当地所看到的香妃墓还是她们占卜婚姻、祈福求子和倾吐心事的地方。在萧雄《香娘娘庙》的附注中也有过记载：“其后甚著灵异反，凡妇人求子、女子择婿或夫妇不睦者，皆于八杂日虔诚祈祷。其俗不用香烛祭品之类，但手捧门锁，尽情一哭，并取庙旁净土少许携归，调水饮之，闻往往有验。”沈苇提及自己曾多次前往香妃墓，对附近景物和建筑都了如指掌，但他颇感遗憾的是，在香妃墓的附近，沙枣树只有几棵，更多的是白杨、榆树和苹果、香梨等果木，沙枣树并没有作为我们所熟知的香妃“符号”广泛种植，“不知是人们没有想到还是有意忽略，香妃墓的沙枣树实在是太少了，少得寒碜、寂寞，少得令我要站出来为香妃打抱不平”。事实上，若是沈苇对“香妃”一词的衍生过程进行深入探究，便会了解，在喀什噶尔当地，传说中的美丽少女与沙枣花香是合二为一的，但与香妃的传说关系并不密切，当地女性对香妃墓的祭拜主要源于香妃墓本就是阿帕克和卓的家族墓地，香妃作为阿帕克和卓的重侄孙女，在这个葬有五代72人的家族墓地中占有一席之地，香妃墓在当地的另一称呼为“阿帕克和卓麻扎”。阿帕克和卓在喀什噶尔具有崇高威望，因此当地妇女所祭拜的是身为阿帕克和卓家族中一员的香妃，而非萧雄等作家笔下那个“生而体有异香”的香妃，自然在香妃墓附近并没有栽种太多沙枣树。

由此可见，汉语文学想象下的“沙枣花香”并非平行存在于非汉语的当地民族文学想象之中，这一与内陆，尤其是皇家花园中那些需要精心呵护的娇嫩柔美之花完全相反的沙枣花的香气，随着丝路嗅景氤氲绵延，在与新的人或物相遇时生发出更多的文学想象，这些想象因气味的扩散性与不可抗拒性而不断膨胀、蔓延，直至延展出自己生长的强大力量。

结 语

纵观沈苇《西域记》的写作，那些随风消散在千年以降想象中的气味从始至终地浮动在他的文字记录中，这些西域气味不仅成为串联起全书的线索，更是“点亮”“绘制”和“填充”出一幅独特的丝路嗅景图。

这些舶来的一“豆”之香，无论是喀什噶尔的城市第一香料安息茴香，还是长久以来中原文学想象中与异域女性关联的沙枣花香，从嗅觉文化研究与嗅景理论分析角度而言，首先确证了对嗅觉与气味的关注，绝不仅仅囿于生理与精神分析领域，而是早已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个人身份的建构、社会地位和群体归属的确定到城市发展的根基、传统的继承等。以往研究者们将嗅觉感官与气味的触发简单地停留在即时性研究上——气味仅仅只是一种即时性的存在，不会留存太久，便会飞快消逝，他们忽略了嗅觉感官与气味感知的行为方式都深受众多文化与社会因素影响，例如社会所创造的整体环境，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普通民众的身体感官因素以及由此而潜移默化的世界观意义等。这一破冰式的成果虽在西方嗅觉文化研究中已有不少材料佐证，但几乎都以欧美社会和文化为关注中心，中国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梁——丝绸之路上气味的缺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嗅觉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过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都将这一重任交托于历史资料或是理论阐释，忽略了文学的想象和创造性力量。事实上，“作家的创作中包含着一些比理论更强大更辽阔的东西”，传统的以理论照亮文本的批评方法难以满足当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应意识到从文学视角出发，以文学来观照文学文本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沈苇笔下看似被误解的安息茴香与沙枣花的气味在想象错位中反而建构了与人们所熟悉的事实“真实”所不同的文学与审美意义上的“真实”，更为关键的是，气味在这些错位所形成的新空间中拥有了不断上升的、轻逸的、精神性的能量，这一能量从我们所熟悉的“大地”上升腾而起，却逐渐摆脱中国文学精神传统中的沉重桎梏，往更高处自由蔓延。

（注释略，详见本刊原文）

【作者简介：林翠云，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