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仰望月亮的呼唤
继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之后，杨晓升的第四部小说集《龙头香》，2024年摆在我的书案上。
杨晓升散文集《人生的级别》出版后的一次讲座上，有读者提问：当年，您已是正局级单位的处级领导，上升空间宽广。却选择平调到正处级单位《北京文学》，而且工资由4000元下降到2000元。上任不久，会计说杂志社账上快没钱了。仕途级别走到尽头，工资降一半，责任却重大了许多，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杨晓升没有正面回答，讲了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一段话：“月亮是头顶上的理想，而现实是脚下的六便士。只顾着捡便士容易忘记抬头看看月光，他们不容易理解追月的人。但如果你选择追月，渐渐地就会飞起来啦。”
他进一步解释：“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使人类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无限制的人类丛林法则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于是，人类把智慧聚焦到如何阻止其泛滥，保证人的生命、基本权力的平等。这就是人类逐渐建立的文明体系，道德、法律、规章、舆论、保障强者不能侵犯弱者的基本权力。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修养，使强者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本能性行为，将社会维系在一定和谐的范围。
社会和谐必须依靠两个方面的约束：
外定力：即法律、规章、制度、社会舆论，迫使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照一定的行为规范。
内定力：通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自身的修养，形成自觉的遵守道德、法律观念，把自己的本能扼制在法律、道德的许可范围，保证社会的和谐。
如果个人本能的洪水冲破了内定力的堤坝，必然受到外定力的惩罚。
文学的功能就是呼唤人们仰望‘月亮’，毛姆笔下的月亮就是理想、友善、善良、同情、怜悯、自律、修养。不择手段地捡拾便士就是兽性、自私、贪婪、仇恨、阴谋、奸诈。”
杨晓升当年自愿放弃仕途的升迁，降低工资的收入，就是对文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在民族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学的滋养，就像滚滚长江露出了干涸的河底，层层山峦没有一丝碧绿的覆盖。
杨晓升在主持《北京文学》工作的同时，还进行小说散文创作。孟繁华先生认为：“杨晓升是一位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触及问题。他的敏锐和尖锐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格外引人注目。现代性从来就具有两面性——我们走进了现代性，也走进了现代性带来的不曾预料的问题和难题，杨晓升的小说就处在这个问题和难题的风口浪尖上。”
我们在中篇小说《龙头香》里，看到“现代性的两面性”，看到了小说主人公本能性和社会性（内定力）的博弈，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小说中的“我”，父亲退休前是副部级领导，他们帮人办事，开始时收受礼品，后来收受“信封”。母亲的理由非常充足：“你父亲帮人办事，收点茶水费算什么，总不能白帮呀。”不择手段捡拾便士的人为满足本能的自私找到了权力寻租的理由，而且富丽堂皇。
奶奶认为家里能有今天，应该归功于爷爷几十年不中断地烧龙头香，要“我”回湖南老家莨山八角寨的龙头崖烧香。
龙头崖异常险峻，烧香人难以攀越，为了自身的安全就雇佣当地山民攀爬龙头崖替自己烧香。“我”前往龙头崖途中，遇到一位贫困妇女，其公公替人攀爬龙头崖摔死……“想起她成年累月每天风吹日晒风雨无阻两次上山下山苦役般的劳作，我不寒而颤，禁不住掏出600元递到农妇手里。”
当地民企老板陈总为“我”在豪华酒店接风，餐桌上摆满野生动物。“我火冒三丈，血往上涌……”
从上述两个细节不难看出，“我”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保持了内定力对自己的约束，具备仰望“月亮”的意识。
但是，如果不能受到内定力的封堵，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爆发成滔天洪水，摧毁内定力的堤坝。“我”甚至为此寻找“理论根据”。
杨晓升通过“我”前往龙头崖烧香的表现，印证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中午十一点半，“我”到了龙头崖下，专门替人攀崖烧香的山民已经干了一上午，精疲力竭，这阵正是休息时间。“我”下午还要赶到机场，时不等人，对方要出一万元的开价，“我”“联想到父亲在位时三天两头收到客人的红包，觉得花一万元雇人家烧香不算什么。”“毕竟人家是拿命赌博，万一不慎摔下悬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钱是那么好赚吗？”“我”通过父亲轻而易举地接过他人送的红包，对比山民以命相搏的攀崖，就不觉得付出一万元吃了大亏。当包工头替山民接受了“我”的一万块钱，山民开始攀崖，手脚并用，匍匐在龙颈上……稍有不慎便将阴阳两隔。“我”的良知又一次受到拷问，“毕竟他受雇于我，毕竟他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毕竟他是背负着一个家庭的山民……他年迈的父母，弱小的儿女，恩爱的妻子，正等待着他平安回家，带回他养家糊口的又一次酬劳……”然而，当“我”听到龙头崖半空喧起那声绝望的惨叫，“没命地跑”。最终，在金钱的代表陈总和权力的代表龙头崖管理人员的庇护下，将事情摆平，使“我”逃脱了一场难缠的纠纷甚至官司。
这个情节使我们知晓，当利益的冲突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人的内定力如果不能抗御这股本能性的洪流，本能性就会裂变出来，这个情节的走向就非常令人信服。
陈总耗资接待“我”，最终的目的是渴望当上省人大代表，求“我”父亲帮忙，并当场甩出一张银行卡。“我”面对银行卡，“像见了一块烧红的烙铁，怕被烫着，摊开双手使劲推辞。”但是，“二十万元呀，差不多相当我一年半的工资。现在，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二十万唾手可得……”这个情节展示了人本能的自私性和社会性博弈的激烈与残酷。
民营企业家陈总为了能当上省人大代表，违犯选举法，事情败露。“我”被纪检委叫去谈话，父亲被立案调查。
小说《龙头香》中“我”、父亲、陈总的结局，揭示了人本能派生的贪婪性。
杨晓升曾说，人是充满欲望的动物，欲望膨胀的个人与欲望膨胀的他人，相互侧目而视，构成了相互比较，物质上的比较必然形成攀比。这个世界什么都好挣，就是能力和财富不好挣。为了挣到这些，我们拼命地捡拾便士，朝着便士出现的地方狂奔，狂奔，再狂奔，欲望的尺度越高，奔跑的速度越快。我们为了捡到便士，别出心裁，走捷径，本能欲望冲垮了内定力的束缚，外定力的手铐就出现了。
杨晓升的小说多是第一人称的述说，感觉是位智者给我们的叨嗑，我们在这些家长里短的诉说中，感受到作家的写作立场：呼唤仰视“月亮”，鞭笞不择手段地捡拾“便士”。
小说《过程》抒写了文学资深编辑老秦，把文学视作天空的月亮。“按资历、能力和业绩，他原本有机会当这个杂志社的社长兼主编，但老秦从来都淡泊明志，与世无争，除了热爱文学和他的岗位，对高官利禄、金钱财富从来都视若浮云，不愿为文学和本职工作之外的事务牵扯精力和浪费时间。”
小说《新正如意》中抒写的母亲，生产队鱼塘里跳出来一条大鱼，“我”和二弟及两位同学抱着大鱼跑回家，心想晚上可以美美地改善一下伙食。母亲说：“鱼塘是村集体的，跳到岸上的鱼也是村集体的，捡回家怎么能不算偷？”“不是你劳动或者花钱换回的东西，啥时候都不能要！”作者把母亲意识里充盈的“月亮”展示给我们，为我们树立了仰视“月亮”的榜样。
社会学家摩根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蒙昧、过渡、文明，过渡阶段，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没有构建起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各种价值观、生活方式、东西方文化，相互博弈又相互包容。作家的责任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尽最大努力缩短这个过渡过程，抵御这个过程可能形成的野蛮文化。
小说《丢人》就揭示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多元价值观，揭示了东西方文化意识的冲突。林是北京城里的一位处长，妻子妮嫌弃林不能给她理想的生活，跟邻居大款跑了。法国国际问题专家艾蒂丝却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林先生没本事，他是男子汉，看他挣的钱那么少，连夫人和孩子都养不起。”
小说《买房记》鞭笞了一些人没有仰望“月亮”的意识，只有伏地捡拾“便士”的欲望。“我”的同事邻居高山水突然病故，他远在美国的儿子高远飞，委托“我”处理父亲的财产和房屋。“我”为了证明清白，全过程视频同步给他看，在他的指示下处理遗物遗产。高远飞给“我”说：“最重要的是找到父亲遗留下的现金和存折，还有其它贵重物品。”当找到一条金项链和一个玉坠，他的眼睛像极了两只明亮的探照灯，追问“我”：“存折呢，有没有看到存折？”当找到存折时，“我”在视频里看到他两眼放光，亮度忽然提高了好多倍。“我”找到了五本相册、五本日记、奖状证书，记载了他一家数代人的成长史和发展史，弥足珍贵。高远飞却轻飘飘地说：“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您尽管处理吧！”
作家的行道就是写书，写书的目的就是呼唤人们仰望“月亮”，远离不择手段地捡拾“便士”。文学作品应该是熔铸人类走向安详的拐杖，这个拐杖就是人的内定力。
孟繁华先生评价这部小说集时认为：这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无边欲望深入揭示的小说集。”我非常赞同孟繁华先生对这部小说集的评价。
作品的质量可以用坐标表示，横线表示作品的技法：故事、人物、语言、情节。竖线表示作品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仰望“月亮”的呼唤。没有横线，竖线无处安放，所展示的思想就是一地鸡毛；没有竖线，横线只能伏地爬行，没有站立的脊梁。横线和竖线的交合点就是作品的高远，横线越长竖线越高，作品的品质就越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