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由几家刊物发起的“文学性”专题讨论引人注目，这其实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历史化/文学性（史料研究/文学批评）两种研究范式之争的再次凸显，“是继续坚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范式，还是选择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性难题”［1］。不过，这一难题却并非新鲜事物。钱穆曾言：“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如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2］今日“历史化”“文学性”之争，可谓考据/义理之争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演。此类争论既然千年无解，此次大概率也会相持不下而无果。不过“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而言却是难得的反思与改进的契机，可借以更清楚地观察其所存在的问题，拓宽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的路径与空间，并切实有效地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建设。

一 史料研究的生态问题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兴起于2010年前后，其理论资源既有乾嘉朴学的实证传统，亦有杰姆逊、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永远历史化”“知识考古学”等后现代研究范式，在青年学者中影响较大。不过，由于涌入者众且其自我评价有违“以‘思想性’‘思辨性’为高格的主流评判观念”［3］，史料研究也很快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有评论家尖锐指出：“所谓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并非什么‘新的学术增长点’，而是一个没有多少真正学术价值、自然也不可能有多少前途的伪命题。”［4］近期“文学性”讨论也是针对史料研究的检省与反思。不过此次讨论之于史料研究的批评较以往而言更见系统性，且有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划分等级的现实考虑，即希望将史料研究定位在与评论相较而言居于次要、边缘位置。这种考虑是否合理当然待议，但它多少折射出“富有‘理论武器’的批评型学者”鄙夷史料研究、“认为史料与理论、观念相比，终究是要‘次一等’的”［5］认识现状。这种学术生态，对于目前实际规模不大（史料从业者在当代研究群体中占比不高于15%）且对象、方法都有待夯实的史料研究而言，其实不容乐观。对当代学科而言，亦非有利局面。既如此，此种学术生态趋势因何而形成？又应当从何处着眼予以必要的反思与改进呢？

其间缘由，当然与评论家倾心于文学性强的选题、“菲薄考据”的传统立场有关。评论家主要从四个层面质疑史料研究。第一，认为“当代”即在眼前，尚不足以言“史料”。史料研究“以古为师”，常以朴学实证作风为范，但在评论家看来，当代与古代完全不具可比性：古人早已不存，一件文物的出土，一篇佚文的重见天日，其发掘难度、史料价值、文物价值皆非今人材料可比。何况，有些“今人”或知情人尚在世，所谓“史料”原本即无考证难度：“难道搜集当代作家作品的史料还有着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大的困难吗？”“可以问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身边人。这部分史料，有必要一定搞个‘史料学转向’才能搞得清楚吗？”［6］第二，认为史料研究缺乏必要的问题拷问。数年前，有学者即引钱穆之言，即“（‘考订派’）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7］，即指出史料研究不能“抓大问题与把握主流”、深陷“平庸之恶”［8］的弊端。在此次讨论中，发起者则将批评集中在“文学性”缺失之上，认为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诸种研究都偏离了文学研究之本义：

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我无意否认，正是因为有了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才出现了新局面，有了更广阔的理论维度、国际视野……文学性的诉求无论隐还是显，都要存在，且须成为这根手中之线。否则，它就真的被“放飞”了，飞到天上，最后掉落到他人的园子，或是无人知晓的地方。［9］

这是非常及时而深刻的思考。有学者甚至因此对学科未来抱以悲观态度：“考据式的文学研究如今已成为中国大学‘文学研究’的最高旨趣。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没有从文学角度出发的中国文学之研究，殆可断言。”［10］第三，认为史料研究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兴趣，也削弱了回应、介入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力，它“忽视了粗糙而鲜活的当代文学‘第一现场’，由此导致了众多当代文学研究者脱离现实、远离时代，固守在学术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终日埋头考据而缺乏学术活力”［11］。第四，认为史料研究缺乏理论思维，即便有小的局部的发现，但终究无法更改基本的文学史结论，因此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

以上四层质疑，切中史料研究的痛处。史料研究大多处理已为陈迹的微细个案，的确较少能提出富于转折性意义的重大问题。爱因斯坦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12］以此为参照，当代史料研究或该自感惭愧。不过，评论家的质疑也存在可以被辩证看待的空间。譬如，当代未必一定不可以言“史料”。梁启超早就批评过贵古贱今的风气：“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寻扯残编，不思创垂今录。”［13］至于偏离“文学性”之问题，的确有学者喜以文学为材料去讨论社会史、思想史问题，但大量史料研究者仍是“始于史料，归于文学”。譬如，版本研究、跨媒介改编研究、本事研究和手稿研究皆以版本异文、改写资料为发端，其落点则在于文本生产机制之揭示。可以说，史料研究同样可作文学性层面的追求，只是它不满意新批评式的封闭解读，而更倾心“内”“外”互动的打开方式。对此，有研究者谈得比较妥帖：“历史化虽围绕‘历史’用力，但并非出于一种‘反文学性’的动机”“也不偏执于‘非文学的历史’，恰恰相反，它对‘文学周边’的细致触摸，很多时候其实紧密沟通着‘历史中的文学性’”［14］。比如，洪子诚通过对韩少功《爸爸爸》1985年本、2006年本多达10725字的版本异文，作“内”“外”互证，讨论作家在修改中“降低着自己观察和道德的高度”，给予这些人物“更多的发言机会”等等［15］。这类研究当然有理论思维，史料考订其实也是理论化的结果，因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由理论和诠释构建出来的，它们并不能独立地存在”［16］，充满缺漏、矛盾的史料必须经过理论筛选、重组，并被赋予特定的内在关系，才能构成“史料链”进而令其成为“事件”。

应该说，文学性/历史化之异可在学理层面辨析、互鉴，为何还会有部分讨论溢出学术范围、上升为一种具情绪化色彩的排斥呢？或有意气之争的意味。这其间，史料研究自身也难辞其咎，即史料研究在提倡之初为凸显自身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文学批评的局限曾表达过较多未必客观的意见，如认为文学批评学术成色不足，不利于形成学科基础，而“历史化”才标示着当代文学学科渐趋成熟，“历史化所做的就是‘历史稳定’的工作”“它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愈是成熟的学科，其‘历史稳定’性往往就愈高，形成的共识性的东西也愈多”［17］，甚至流露出文学批评难以“留得住”的轻看态度。这无疑会引发对立，其实学术史已经证明，古代有专擅评论者如钟嵘、严羽、金圣叹，现代则有如李健吾、李长之，皆有长久的学术生命。以此而论，评论家不满于史料研究者的“自以为是”且作出比较激烈的反弹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排斥又加剧了双方的分歧。

那么，如何对历史化/文学性之争加以缓解并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呢？其实，之所以出现争论，与双方都未能充分体会到对方的善意有一定的关系。评论家之所以提出“文学性”问题，的确缘于对部分史料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史学的婢女”倾向的存疑，倒并非是要完全地否定史料研究的价值。史料研究者此前对文学批评有所不满，也主要是出于新方法自我合法化的权宜之需，并非是要彻底否定文学批评。以此而论，双方需要更多的沟通与理解。当然，更要认识到当代文学业已出现内部沉淀与析离的新现实。这指的是，随着时间跨度抵达70多年，当代文学的对象与性质已悄然变化，其中部分文学（如20世纪50—70年代文学、80年代文学）已沉入历史深处，逐渐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恰如论者所言：“评论讲究的就是时效，是抢着说，主要针对作品本身”“评论家不当事后的诸葛亮。时间一长，就不是评论了，而是文学史要管的事了”［18］。这是当代学科此前不曾有过的复杂性。这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从唯有文学批评演变为以批评为主、以史料研究（文学史研究）为辅的新格局，是一个自然演变的新趋势。其中，对近三四十年文学最适合的处理方式，当然是优美、深刻的批评文字，对50—70年代文学（乃至80年代文学）的处理方式，则宜多取文学史研究方法。既取文学史研究方法，则重视史料即为其中不言自明之理：“文学史既是文学史，又是文学史；既然是‘历史’，史学研究上的‘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辨伪、辑佚之学’，自然也是重要工作，是它的基础，也需要有操作上的规范。”［19］

可以说，面对新的复杂性，当代文学研究很难再以“统一”的方法去处理。故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并存与互补，应该便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事实了。在此情形下，放弃统一的研究范式，寻求两种研究之间的参酌互动、相互促进，或许更为切实、必要。对于史料研究而言，目前成绩尚难称显著，还需继续努力地去建立史料研究理论体系，系统开展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而阵容齐整、名家辈出的评论家群体，或可以从容的眼光看待“部分学者从‘前沿’状态抽身退却，不参与各种时论争讦，专心做当代文学史的案头工作”［20］的学科变局，以同情之态度体会80多年前顾颉刚的看法：

我岂不知古书之外古史的种类正多着，范围正大着……（但）究竟我是一个人，我的寿命未必有异于常人，我决不能把这一科学问内的事项一手包办。我不但自己只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许多人也都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专门研究，再有几个人出来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自然可以补偏救蔽，把后来的人引上一条大道。［21］

这其实也是从事并提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的热切愿望。但这种愿望能在多大程度上变成更为切实、丰富的研究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在基础工作上做得扎实、能打硬仗，又需要努力借鉴文学批评的长处，主动“补偏救蔽”，优化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法与增强问题意识。

二 史料的发掘、抢救与打捞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础工作当然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2］，文学研究庶几近之。但仍有两个问题需预作辨析。首先，重视史料，但不必有“史料迷思”。对于史料的重要性，史料研究者皆有强烈共识，认为：“没有了相关史料，文学研究就失去了对象和存在的根本。”［23］“我接触过一些历史系的老师，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是从材料里发现问题，因此，他们不理解中文系的老师为什么总是在论来论去。”［24］但实际上，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终究存在根本差异。文学研究“史料”主要关及小说、诗歌文本，至于在史学中可成为“阿基米德支点”的口述、日记、书信、档案等史料则只能屈居其后，仅为“次料”（或曰“副料”）。其中，文本居于绝对地位，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次料”则远达不到此种程度，究其根本只能说是文学研究之辅助。这是与历史研究不太相同的情况。故当代批评其实并非凭空“论来论去”，其所凭借者亦是一种重要的史料（文本），而史料研究者孜孜以求的访谈、日记、书信、档案等的价值，其实不宜加以夸大。甚至，有些文学史料因为时间久远或别的原因而永远“包在饺子里”了，“即使善于探幽寻踪的史料专家也无计可施”，但“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25］，没有这些“饺子”里的史料，仅凭文本，文学研究仍可进行。故看待史料须有“平常心”：高度看重史料，但也不必有“史料迷思”，即把史料当成研究的必须条件和排斥文学批评的理由。史料价值在于，在识见接近的情形下既可有效提升论证品质，也有利于形成跨学科对话，甚至增添“传世”的概率。以此而论，史料研究仍值得有志者沉潜其中并深入探究。其次，“文学性”应成为文学史料发掘与整理的“指南”。虽然史料之范围广泛，诸如作家身世经历、文坛交游掌故、文学事件内幕、文本生产与传播等皆属于其列，但史料发掘却不可漫无边际、歧路亡羊，尤其不宜“任性兜售一些旁枝末节的、被批评论者视为笑柄的细碎资料，不能以历史化的名义搞一些对学科积淀并无实质性意义的所谓史料发掘”［26］。其实，应以“文学性”为考量标准、有所择取。譬如，本事资料、家世资料、文学地理资料等若不能勾连到文本生产机制来分析，就没有必要发掘，毕竟文学原型、作家本人多非影响历史发展的“人物”，其本身历史价值毕竟薄弱。与此类似，有关作家交游、人事纠葛、组织变迁、出版沿革等“外部”制度史料的发掘，若与“文学性”阐释关系微弱，也应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持续、深入。

若能以“文学性”为标准、以“平常心”为治学姿态，可深化史料研究工作。目前来看，当代文学史料工作颇见成效，系列史料丛书陆续面世，已可消除数年前批评家关于“倡导‘史料学转向’的学者”“几乎很少去亲自发掘、发现一条新的当代文学史料”［27］的质疑，但目前史料发掘仍存在两个待解问题：第一，主要局限于图书馆所存报刊著述，尚需走出图书馆、“走向田野”；第二，主要依赖数据库做报刊目录汇编、研究论文整理等“简易工作”，尚需在数据库范畴之外作拓展。突破这两层局限，则须进一步“结硬寨，打呆仗”。而这，就涉及当代文学史料与古代、现代颇不相同之处。这指的是，除公开出版并被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含年谱、日记、回忆录、传记等）、报刊之外，当代文学史料还大量散落于民间或存在于年迈当事人记忆之中，其发掘、“打捞”并非“问问当事人”、三两句话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依靠系统、精细、持久的工作。鉴于图书馆现存报刊、著述已被纳入日常史料工作范围，笔者愿就几项“田野”性质的、尤其是兼具“与时间赛跑”之特征的史料工作，略作陈述。

（一）“打捞”已故重要文艺工作者留下的未刊资料。其中，已故作家是史料发掘的重点对象。目前，“十七年”作家已凋零殆尽，“八十年代作家”也陆续谢世，如张贤亮、陈忠实、二月河、路遥、鲁彦周、史铁生、张洁、沙叶新、苏叔阳、海子、王小波、顾城、白桦、何申、程乃珊、红柯、赵长天、陆星儿、伊蕾、田中禾、刘玉堂、谌容等。他们未必有机会出版全集，但他们的未刊小说、诗作、书信、日记、文学札记等手稿，以及他们保存的师友书信、读者来信、业务信函、证件资料等，往往多具有史料价值。譬如，浩然留下了大量读者来信，其子梁秋川在新浪博客“泥土巢”上已发布130件（时间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其中不少信件可为研究所参考，如1984年4月5日四川读者钟庆成的来信：

读了你的新作《赵百万的人生片断》之后，着实担心赵百万的结局是否能够得到分清是非曲直的公正处理？像赵百万这样的农民，在今天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他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过去，仅供我们怀念，或者说是一种凭吊的安慰呢？……中国农民究竟应该走“赵百万”字意上的路，还是走赵百万实际追求实践中的路……

类似的读者在“八十年代叙述”中属于“无名者”，然而这对于今天重新理解浩然小说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史料。不过，多数读者来信与各类未刊手稿，都还未公之于众。除部分捐献给公共机构以外［28］，多数尚保留在家属手中或散落于民间。在此方面，研究者需与家属建立联系，合作发掘、整理，“只有通过不辞辛苦，付出真心、真情才能取得其信任”［29］，但这也是系统、妥善整理作家未刊资料的条件和保证。此外，重要批评家、重要文学编辑与文艺管理部门的重要领导，也是史料发掘的对象。譬如，重要研究对象的师友往来信函，往往史料价值突出，但大多数尚有待收集、整理。知名文学编辑如靳以、徐铸成、陈企霞、秦兆阳、龙世辉、程树臻、崔道怡、李清泉、程德培等，亦应留有可观的往来书信、审稿意见、稿酬版权等资料。这些资料价值颇大，可以帮研究者近距离观察期刊编辑的“心态以及在选题的确立和撰稿人选择中的种种顾虑”［30］。这些资料虽难说是“奇货可居”，但也因此更易散佚，愈发需要研究者细心访寻。当然，发掘未刊资料还须有所犹疑、适当辨伪，防止掉入“史料陷阱”。譬如，对20世纪50—70年代作家的日记，也需要“研究者在采信这些史料时应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收集多种信源进行参证与比较”［31］。

（二）开展“抢救性”文学口述工作。口述工作是当代文学研究更见紧迫之事，因为许多当事人已进入暮年时期，时间紧迫。笔者在《红色娘子军》作者梁信去世前，曾有意要替他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但当时梁先生听说已皆困难、需要夫人“翻译”，遗憾最终未竟其事。当然，目前学界在此方面已完成部分工作，如《舒芜口述自传》《浩然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八十年代访谈录》，以及《长城》所推出的程光炜主持的“编辑与八十年代文学”等专栏。但整体而言，此事急迫性愈益加剧。有志者当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作家、编剧、编辑、批评家、重要文艺领导开展“抢救性”口述工作。口述实践需留意四点。（1）口述对象未必要是名重一时之人物，而应是当代文学当事人、知情人。作家秘书和亲朋、刊物编辑、作协或文联工作人员，如有必要，都可访旧发微、深入“挖潜”。（2）口述尤须注重“文学性”问题。由于口述对象多有名家，此前不少访谈仅着眼于其“成功”，甚至流于名人轶事之拉扯，文学口述宜以此为戒。章学诚曾言：“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32］文学口述中所谓“己”者即是“文学性”：文艺名著（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出版与传播（尤其改编），重要文学会议、论争与事件的前因后果，文学社团与群体的分合聚散，等等。（3）口述采访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佳。某些作家访谈之所以几乎与社会新闻混同，与提问者缺乏专业性视野有关。研究者宜主导口述实践，如是青年博士承担口述工作，则宜先有较为系统的训练，“包括如何做采访前的准备，如何取得受访者的信任，如何设计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安排及临时调整提问的方向和次序，如何在采访中引导受访者描述而非辩解，如何甄别和查证口述史料的真伪，以及影像器材的使用和后期剪辑，口述史料采集的规范，使用中涉及的隐私、伦理、道德、法律等问题”［33］。若有可能，可围绕“作家回忆录”“名著诞生史”“文艺论争史”等专题形成不同系列的口述。（4）口述实践还须规避访者、受访者“先见之明”式的牵引与遮蔽，因为口述的诞生与传播“都须以符合舆论中的成见为条件；于是它【仿佛】成了一面镜子，集体意识能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轮廓”［34］，而幸存者记忆、知识分子视角等是主要的“舆论中的成见”，容易导致史料失实，口述实践应予以辨识、调节。

（三）发掘沉埋着的文学档案“矿藏”。较之未刊稿、口述史料，文学档案史料的价值可能更胜一筹，因为档案文献多为“过程材料”，它们与最后公之于众的结果多有差异。如当代文学史上诸多重要会议，“若单看当时一些会议的报道，会发现其中经常有‘一致意见’‘一致认为’等措辞出现”，但“这些文学会议的会前、会中和会后，实际上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35］，档案则往往记录了这些珍贵的不同意见，能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处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当然，更多档案材料并无“公开版本”，若非靠细心踏访或不期而遇，研究者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笔者较多地接触档案，对此感触颇深。譬如，1959年7月15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请示函中提到：“最近，北京出版社张克岑同志来沪，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同志托他口头传达，建议我们重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啼笑姻缘》两书。据说‘北京出版社’最近也出版了张的几种书，但稿费不多，而张又不愿领‘干薪’，因此，建议我们也重版一些，以便张恨水适当增加一些稿费收入。”［36］这一请示很快获得市出版局的同意，从中可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部门对老作家的关照以及关及新中国出版管理、鸳鸯蝴蝶派走向等有价值的史料。又如，1964年10月31日，上海少儿出版社在请示函中表示准备出版袁静儿童小说《朱小星的童年》，并就其一些情节和细节提出修改意见：“有些过分突出少年的作用……由于作品中并没有写出这些非由少年执行不可的理由，因此，这样的安排就显得不妥当了。”［37］显然，这些贴切、中肯的建议对小说的修改与出版大有裨益，不过这类材料在当时公开报刊上很难见到，但它们是研究的有力支撑。与此相似，重要文艺领导讲话原始记录、文艺刊物改组函件、作家工作调动和待遇核定文件、重点培养的作家的选拔资料以及知名作家私生活调查材料，等等，这些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有的甚至堪称“文物”。当然，由于我国有着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规定，目前可见档案还比较有限。但随着公开的档案数量逐渐增多，这些史料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会极大程度地丰富现有的当代文学史叙述。

此外，访寻、收集稀见史料亦为紧迫之事。黄发有谈及的三类印刷史料皆为典型的“稀见史料”，即“内部报刊、地方报刊和民间刊物”“图书中的自印本、送审本、征求意见本、内部发行本等稀见版本”，及“在当代文学史上长期被忽略和遮蔽的油印材料”［38］。其中，内部报刊很少为图书馆所收藏，但史料价值比较突出，如《宣传通讯》（中宣部）、《内部参考》（新华社）、《思想动向》（上海市委宣传部）等，其中《内部参考》是“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39］。20世纪50—80年代不少文艺报刊还建立了自己的通讯员系统，有的还自办内部刊物，以便“启发、诱导、培养，提高通讯员的写作热情，巩固他们的学习文艺的情绪”［40］，其中多有新中国“文化翻身”实践的具体史料。地方报刊则在县市图书馆、档案馆多有存遗，但仍需作统计、整理。至于特殊年代的各类与文艺有关的材料，在时过境迁以后经过有效辨识、剥离，其实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宜完全忽视。

以上各类亟待发掘的史料，都需要深入“田野”做扎实的工作，因此其搜集、发掘难度未必低于数据库逐渐完备的古代史料研究。这是评论家需要重新认识之处。尤需注意的是，这类史料工作具有“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性质：一位知情人去世了，一袋文件进了垃圾场，一份档案风化了，都会导致史料永远消失。而且，其规模庞大、所在未必明晰，尤需更多有志者以“坚持不懈、甘心坐冷板凳的恒心”［41］投入其中，共襄其事。

三“史料派”与“史论派”

史料发掘、搜集既毕，则需考虑作整理与研究。其中，史料整理涉及校勘、辨伪以及对“感情视角”的距离化处理，学界共识较多，此处不再赘论，但史料研究则涉及新语境下的“汉宋之争”，头绪纷杂，则需多加考量。其实，中国史学研究一直存在“史观学派”“史料学派”之别，史观学派旨在系统解释中国历史变迁，史料学派则以史料发掘、考订、辨伪与整理为主要工作。近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内部也在悄然发生类似分化：

一个是运用传统史学的方法，围绕着事件、会议、思潮和现象，对材料做系统性和穷尽式的搜集、爬梳、聚焦和整理。目的是恢复文献的原始、完整的状态，“问题”可能不是这一工作的主旨。另一个是以思想史带文学史的方法，也强调以材料为基础，然而所搜集辑录的材料，是围绕着“问题”开展和深入的……它们有时候会相互交叉，却难以彼此兼容。［42］

对此分化，可以“史料派”与“史论派”分别名之。正如在史学研究中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都源出于科学，“史观学派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史料学派之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3］，出现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内部的史论派与史料派同样也“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文学性”讨论所针对的主要是“史料派”）。目前二者分化还不那么明显，都有可取之处，但其路径与方法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知识结构作自由选择。但是，二者客观上也各有所短，入于其中者亦应有所反思、有所规避。

（一）史料派研究。所谓“史料派”，多从事“细而具体的考证性工作，以史料的真实、准确、完整为目标”［44］，其旨趣或如刘知几所言：“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45］此派学术，由于其深厚的古典渊源，在五四以后一直居于主流，新中国成立后曾有所衰退，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得以再度重建。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派先出现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继而延伸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当代文学制度研究领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其对“十七年文学”组织、生产、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成绩。史料派的特点在于以材料为生命，持“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学理念，讲求实证主义，推重傅斯年所秉持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46］的学术态度。对于“义理”问题，有的愿意兼顾，注意顺着史料自身脉络“让材料自己说话”，进而发现其中可与学科前沿形成呼应的潜隐问题，有的则坚持“史料至上主义”，对阐释兴趣淡薄，有意识地坚持纯客观的叙述，正如梁启超所推重的为“实际的政治家”做传的方法：“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47］但无论是否兼顾“义理”，此类研究在史料考订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对新中国文艺管理体制“发生学”的梳理，还是对文学会议与文学报刊“台前”“幕后”资料的搜集，抑或是“十七年”小说、“八十年代”小说版本改写的实证分析，都是前所未有地做了下“苦功夫”的工作。其实，但凡被列入“研究”对象者，其史料考订难度往往颇大，而对史料的取用、辨别、互证以及如何以想象力来合理地弥补材料之不足，也都颇为纷杂。这其间的艰难与欣悦，从业者冷暖自知，越深入者就体会愈深。此亦“事实比观念更长久”的观念、史料考订之“苦功夫”能在文学批评以外学术界取得共情与认可的原因。缘于此，有学者相信此类文章更具“留下来的价值”：“因为事先要看材料，要对遗漏的材料进行搜集查询，有时候为了找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材料，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宏观文章有思路、有理论就行了”，而“具体微观的文章往往能站得住，经得起历史考验，比较耐读，也有留下来的价值”［48］。这多少是近于古人“能成一家，传诸不朽”的信念了。也因此，不少史料派研究呈现出沉静、从容的优点。

不过，史料派亦有不太好解决的“短板”问题。（1）真相不可求。史料考订大都希望通过尽量丰富、可信的细节真实还原历史的“原始、完整的状态”。但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看，这不可能实现。一则真相已经消逝，存在的只能是关于真相的诸多文本，然而这些“文本”本身即内含叙述性（其中甚至不乏作伪材料），从来都是各种阐释竞逐的场所。二则零散材料即便丰富到一定程度，也难以自然呈现历史“真相”，因为研究者组织材料还原“真相”的过程，同样包含了研究者的理论思维（甚至想象力）：“历史学家使用的一切文件、人造物品都不是中立证据，无法重构人们原以为应该独立存在的过去的现象。所有的文件都对信息进行处理，其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49］（2）难以从“碎”到“通”。应该说，从“碎”到“通”是不少史料研究者自觉所作的努力，如有研究者考察北京作家家庭住址并希望“辐射到作家研究（出身及身份认同）、文人交往研究（居住片区）、文学体制研究（当代作家的生存条件及物质待遇）”［50］等问题，但真要实现并不容易。一般而言，史料研究能在一家私营书店的唱本出版、一部小说选本的筛选增删或者一个小说家的死亡细节上考证翔实，但常常面临由“小”及“大”地打通更宽阔的文学史视域或结构性问题的困难。这种情况，其实即使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也是被目为缺陷的：

考证之文若不能由此关联更大问题，则考证之意义便极有分限。考证事实既明，须环顾左右，一观此事实影响范围若何。范围愈大，则考证之价值便也愈大。故由考证入，亦须由考证出，方使考证焕发神采。［51］

遗憾的是，这种不能“由考证出”的局限在当代文学史料派研究中比较普遍：多数研究只能就史料所属之“事”略作拓展，勉强及于“中观”，“宏观”其实无从谈起。究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学科跨度过小、以“专”为前提的史料考订只能局限于方寸之地。不难想象，仅以方寸之地的材料为依据，学者也难以对长时段、多面相的重大文学议题提出系统、有力的解释。也就是说，类似陈寅恪这种视通古今的“史料考订派”的确很难出现在当代文学领域中。二是史料研究在以“孜孜以求、不肯放弃的精神”长期纠缠于材料“蛛丝马迹”的过程中，也会慢慢疏离、淡漠对一些学科重大问题的思考。这自然会导致由“碎”到“通”的困难以及某种“流弊”，并且“只能是彼此孤立的考索和求证，而缺乏对不同史料的疏通，遑论整体性的观照”［52］。但更遗憾的是，有少数史料派并不承认此种碎片化的困境，反而以“史学便是史料学”为据视史料本身为研究之全部，导致其研究堕入枝节、琐细之中，“有的辑佚文章抓住一条小鱼，便以为捕获了蓝鲸，发现一只流萤，便以为发现第二个太阳，并以此自傲傲人”［53］。其实，评论家所忧虑者，恰在于这种以考订为满足的“纯材料”甚至“玩材料”的趣味。因此，史料派还是要切实考虑兼顾微观与宏观、具体与抽象，其解决之道，或正在于其与优秀文学批评的“对话”与借鉴。

（二）史论派研究。较之史料派，史论派就较少“小而碎”之局限。这类研究强调材料与问题、史料与阐释的平衡，其特点，可概括为“即事生理，以理说事”，即研究者一方面占有大量原始材料（“事”），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理”），另一方面，在论证写作的过程中又以这些问题讨论反过来重组材料，即以“事”中之“理”为纲，激活并使用事实材料，最终使史料考证脱出单一的真相还原之层面，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材料+思想史”的做法：“不愿意盲目跟着材料跑，而愿意从材料里梳理、发现我内心埋藏着的一个‘思想史’问题”，是“从‘静’的材料里‘动’起来。”［54］其中，问题虽是从材料中“读”出来的，但并非完全是材料所自有，而是材料与研究者的长期思考及其所置身的问题域反复“碰撞”的结果。如此彼此缠绕的“内”“外”互动、“考”“释”并举的做法，即可将小空间与大结构、历史片断与长时段视野有效对接，进而“使考证焕发神采”，并最终有效地摆脱所谓“平庸之恶”的困扰。近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社会史视野”研究、本事研究、跨媒介改编研究，都在此方面比较用力。

不过，史论派也面临比较棘手的难题。这既涉及“文学性”“被‘放飞’”“掉落到他人的园子”的问题，又涉及两重难题：（1）以外来理论或权威结论预设问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以论带（代）史”的风气原本就比较浓厚，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叙事学、法兰克福学派等外来理论，都曾先后引领学术，“如果一个时期，人们没有掌握这些理论，在众人面前就容易恐慌，像自己一下子落伍了”“造成了一种‘以论带史’，或‘预设问题’的不良风气，没有人再愿意踏踏实实地埋头查资料，从材料里发现问题”［55］。“预设问题”的做法即是将外来理论凌驾于文本和史料之上，此种做法在史学研究中也多遭到批评：

今日治史者，历史观念不足，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余，其取径做法，往往欲挣脱史料与史事的既有关联，按照某种义理的既定框架解读、挑选和归纳材料，以及组装和呈现史事。若无这些既定的框架，则不知史料有何意思，史事有何联系。借由这种附会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学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不仅存在适当与否的问题，即使所谓外来系统，也几经转手负贩，曲解隔膜，僵化教条在所难免。［56］

当代文学研究涉及西方理论较多，尤其需要避免陷入此种误区，以致“把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当成（西方）理论阐释的过程，于是不幸成为西方模式的俘虏”［57］。权威结论也可能带来误区。这指的是，一些影响很大的研究成果也可能被后来的学者当作“基本事实”，并不自觉地将其预设为史料发掘的方向甚至结论，进而遮蔽历史的复杂面相与多重因果脉络。如何避免如此预设，即为史论派研究须苦心斟酌、考量之事。（2）肢解史料的完整脉络。史论派既以问题讨论为纲，其对材料的取用就必然以是否适合问题论证为标准而深具选择性，易导致具有完整自我脉络的史料遭到删弃、拆解或被零碎地配置于各处。如此处理，其史料就不能尽呈自身事实脉络与完整信息，也会失去作更多“新解读”的可能。故史论派既要倾尽全力向“史料考订派”学习，力求在史料发掘与整理上做足、做透，而非为我所用、点到即止，也应该在“事”与“理”的“缠斗”中找寻论证的结构。也就是说，即使有前置问题域的存在，研究者在提炼问题时仍不宜置原始史料于不顾，凭空掷出“重大问题”，粗暴外置一“理”到此“事”之中，而是要小心翼翼地反复叩问芜杂史料及其所聚合而成的历史场景，通过其与问题域的相互“缠斗”，发现材料所指涉、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学性问题。

整体而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兴起时间较短，但却是当代文学时间长度倍增、近半作家作品沉淀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必然结果。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在研究方法上虽有“汉宋之别”，但由于其所侧重点各有不同，二者其实并无“汉宋之争”的必要，而应更多地考虑互鉴相长、共同推进当代文学学科话语体系的建设。就史料研究内部而言，无论是史料派，还是史论派，目前力量都还比较单薄，若不愿“结硬寨、打呆仗”，若不注意实证与会通的融合，若不注重借鉴当代批评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深刻观察，都可能沦为烦琐无趣的“饾饤之学”，或先入为主的曲解附会之研究。令人乐见的是，在妥当处理“碎”与“通”、史料与阐释之互动关系之后，史料研究还有可能有效地完成对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中，史料派是“以古为师”的直接结果，诸如版本研究、手稿研究、书信日记研究，皆是朴学传统在新的语境中的转换与运用。而“重返八十年代”“社会史视野”、本事研究、跨媒介改编等史论派的“即事生理，以理说事”之法，则同时勾连着古典考据之学与西方理论。研究者倘能孜孜钻研，必能有益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与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注释：

［1］ ［11］ 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

［2］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现代新儒学文论点评》，侯敏编，第10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3］ ［44］ 金宏宇：《史料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一脉》，《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1期。

［4］［6］［18］［27］ 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5］ 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思维问题》，《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7］ 钱穆：《国史大纲》，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8］ 旷新年：《由史料热谈治史方法》，《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9］ 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10］ 郜元宝：《“德、赛两先生”所遮盖的鲁迅的“问题”与“主义”》，《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12］ 爱因斯坦等：《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第 90 页，中信出版社 2019 年版。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15卷，第457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4］［26］ 斯炎伟：《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几点辨析》，《福建论坛》2022年第6期。

［15］ 洪子诚：《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16］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第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 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科意义及其与外部社会的结构关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1期。

［19］ ［25］ 王贺采访、整理：《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其问题——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访谈》，《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2期。

［20］ 李洁非：《典型文案》，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2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三册，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2］ ［4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47页，第2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3］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第3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4］［42］［54］［55］ 程光炜：《当代文学研究：问题与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28］ 收藏作家手稿最多的公共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据统计，“目前文学馆收藏的手稿档案数量有3万余件……当代文学中，收藏有《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手稿，《骚动之秋》《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手稿等。其形态主要有草稿本、清稿本（包括作者助手的誊清稿本）和上版付印时‘齐、清、定’的上版稿本三种”。参见王雪《作家手稿档案征集研究——基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考察》，《档案学研究》2019年第5期。

［29］ 王雪：《作家手稿档案征集研究——基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考察》，《档案学研究》2019年第5期。

［30］ 王迅：《论当代文学期刊组稿模式及其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31］［38］ 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32］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300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33］ 李建立：《文献学功底与当代文学史教学》，《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

［34］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第1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 李建立：《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与“史学化”》，《文艺争鸣》2019年第12期。

［36］ 《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关书籍出版、审阅等问题的请示与市出版局的批复》，上海市档案馆藏，馆藏编号B167-1-342。

［37］ 《为袁静同志〈朱小星的童年〉稿件事》，上海市档案馆藏，馆藏编号A22-1-791。

［39］ 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

［40］ 《在摸索中的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长江文艺通讯员（对内刊物）》1950年第1期。

［41］ 付祥喜：《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43］ 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编，李彤译，第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

［45］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6］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48］ 程光炜：《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49］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第16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0］ 赵天成：《文学史的导航系统——北京作家住址与当代文学关系刍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51］ 彭玉平：《倦月楼论话》，《古典文学知识》2017年第1期。

［52］［57］ 付祥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1期。

［53］ 武新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56］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