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
内容提要
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中重新审视新时代文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开启了新时代文学，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新时代文学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规范，在诸多方面进行探索，开创了新的思想与艺术空间。
关 键 词
新时代文学 新时期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审美规范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学界普遍将当代文学史分为两个或三个时期。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将当代文学分为上编“50—70年代”、下编“80—90年代”。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当代文学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1978—1989年；90年代。这两部影响深远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均出版于1999年，对新世纪以后的文学没有涉及。在1990年代，文学界有过是否将90年代文学命名为“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新世纪之初，也有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召唤与期待，但都没有取得普遍共识。当代文学的一个特质在于其当代性，在跟随时代不断发展与前行。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对我国发展方位的战略判断，必将对我国各方面事业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文学来说也是如此。文学界由此开始探讨“新时代文学”。2021年，在中国作协十代会的报告《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将“新时代文学”作为主题与关键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随后，“新时代文学”成为中国作协的一个工作重点，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研究热点，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研究。
值得思考的是，“新时代文学”作为一种命名方式，是否可以构成一种文学史概念？如果可以构成，那与其相对应的时间段是什么？是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最初十年文学之后的“新时代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包括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最初十年——之后的“新时代文学”？笔者倾向于后者，以下略作讨论。
一 文学分期：大事件与历史节点
文学分期的理由或依据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整体社会—文学格局的变化。如现在文学界普遍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而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视为当代文学的思想起点，这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件历史大事，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学的格局，故而以1949年为界，将文学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而要追溯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成”，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绕不开的存在，这次座谈会以及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为当代文学的诞生提供了新的文艺思想，而且提供了政策、制度、组织以及运作方式等多方面的准备。
在当代文学史上，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一般被确认为1976年或1978年，分别对应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其理论与政策来源则是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新世纪最初十年等不同阶段的持续繁荣发展，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参与并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语言、形式等方面的探索中，拓展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时期文学逐渐形成了一种精英化、西方化与现代主义式的审美标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则形成了一套以市场为中心的出版发行机制，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的。”[1]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与从业者，笔者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充满忧思，在2013年一篇名为《“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的‘新文学’伴随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与苦难，可以说‘新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也为我们奉献出了最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今，‘新文学’自诞生尚不到100年，已经处于逐渐瓦解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我们想到五四先贤的热血，不禁感慨万端，又只能勉力前行。但愿‘新文学’能够顺利走过100年，也希望‘新文学’的精神永存于世。”[2]
这也是当时研究者较为普遍的忧思，王晓明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指出：“2010年，‘严肃文学’数度引起媒体的正面关注，但总体来说，这文学的社会影响，仍在继续下降：主要刊登这类文学的杂志的销量，依然萎缩——尽管幅度并不剧烈；代表性作家的著作销量，继续在低位徘徊；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去年依然如此；‘严肃文学’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与‘严肃文学’的沉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的喧闹。”[3]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些重要讲话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界的谈话、回信贺信、指示批示，既继承了我们党确立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又对通俗文艺、大众文化、网络文艺等新的文艺现象作出了原创性、系统性的论述，在新的历史阶段，对文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论断，为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的研究者普遍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视为“新时代文学”的历史起点，将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视为“新时代文学”的思想起点。12年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白烨指出：“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都充分证明在习近平文艺讲话和文艺论述的思想指引和精神激励下，文艺创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文艺发展不断呈现新的气象，文艺事业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正在日益形成，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的宏伟目标正在一步步迫近。”[4]李遇春也指出，“十年来，新时代中国文艺的格局、境界和气象令人耳目一新，激发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活力”，“近年来在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引领下……主旋律长篇小说获得了专业评论家和大众读者的双重关注，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不仅如此，以《人世间》和《千里江山图》为代表的新时代长篇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再次将文学从学院派的象牙塔内重新拉回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5]
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主要包括：什么是新时代文学，新时代文学与新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新时代文学有哪些本质与特征；新时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现代文学三十年、传统中国文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要思想命题的提出对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有哪些影响；等等。笔者在《新时代文学新在哪里》《新时代文学与新的思想命题》等文章中，作出了一些初步探索。
最为关键的是新时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即新时代文学有哪些区别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使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与命名？新时代文学是否或在哪些方面突破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规范，使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将会让我们摆脱“新时代文学”中的“新时代”仅仅具有时间属性等简单思维，从而更深入地探讨新时代文学的本质和特征。杨庆祥认为：“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出新时代文学这一命名后面的动力论，一方面是新的现实、新的作家群体、新的语言表达的涌现，另一方面是面对这种看起来无序的‘新异’进行归置和讲述的渴望以及延续文学史神话故事的诱惑。因此，建构新时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晚近这二十年、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能够足够支撑起一种分期的历史叙述？”[6]那么，新时代文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二 新时代：文学格局的整体转变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等重要观点，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从整体上转变了当代中国文学界的格局。
转变之一，是文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得到确认，“人民文学”的传统得到弘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文学”的传统先后遭遇“先锋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巨大变革的挑战，日渐趋于边缘化，新世纪之初虽曾以“底层文学”的名义短暂复兴，但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出之后，极大地扭转了文学界的整体状况，“人民文学”的传统重新受到重视，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也得到重新阐释与更大范围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更多创作者也认识到文学与人民、时代的关系的重要性，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我们奉献出了众多精品力作。
“人民文学”与20世纪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既是20世纪中国革命组织、动员的一种方式，也是其在文化上的一种表达。在1940—1970年代，“人民文学”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传统，“人民文学”伴随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逐渐生成，直接参与并内在于现代中国的进程，发挥着独特的革命文化作用，建构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经验和价值传统。进入新时期以后，“人民文学”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趋于边缘化，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传统的“人民文学”囿于既定范式，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已经提高了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因素。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也对“人民”这一核心概念作了新的阐释，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将作为群体的人民概念与作为个体的“具体的人”辩证地结合起来，为新时代“人民文学”的探索创新打开了新的思想空间。徐怀中《牵风记》以唯美主义的风格写革命历史，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以侦探小说的形式描绘上海地下党人的斗争，都突破了传统“人民文学”的美学规范。而面对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重点工程建设等新时代特有的经验，众多作家也投身其中，在与时代的融合中书写人民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转变之二，是文学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尊重，“新文学”的观念得以传承。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虽然有内部不同派别的论争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大断裂，但却都将文学视为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这一点与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注重消遣娱乐有着本质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将文艺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将作家艺术家视为“灵魂的工程师”，提出“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这一基点上鼓励探索与创新，这是对新文学观念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新世纪网络文学兴起，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整体文学格局，即纯文学（新文学）、畅销书、网络文学三者各据一隅，纯文学（新文学）以作协、期刊、评奖与文学研究为中心，畅销书以出版社与经济效益为中心，网络文学以商业网站、点击率与IP改编为中心，各自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学运转与评价体系。在文学观念上，畅销书和网络文学打破了“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内涵，“新文学”将文学视为一种严肃的精神事业，无论是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彼此相异与争论的诸多文学思潮，其实都分享着这一共同的文学观念，但是畅销书与网络文学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共识，此类文学作品重视的是文学的消遣、娱乐、游戏功能，并不断将之推向极致，而不再注重文学的教化、启迪、审美等功能，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定位与整体格局。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对上述三个各自运转的“中心”起到了巨大的整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并不回避文学的雅俗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艺、通俗文艺作了系统论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但这里并不是不要市场、不要通俗，而是不要做奴隶，不要低俗。针对市场经济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标准，“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文学界的整体格局由此发生巨大转变。纯文学（新文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认识，逐渐在文学领域重新占据重要位置；畅销书发生转型，比如官场小说的消失、科幻小说的兴起等；网络文学也从“野蛮生长”转入作协的规划之中，在题材手法上也更加关注现实题材，更加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界“三分天下”的格局正在相互竞争与争鸣中形成一种新的、开放而又统一的体系。
转变之三，是从“走向世界”到“中国故事”，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新时代文学注重讲述“中国故事”，是对新时期“走向世界”倾向的一种反拨。新时期以来，“走向世界”成为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倾向之一，但以今天的视野看来，这一倾向也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本来就在“世界”之中，所谓“走向世界”却先在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尽管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达，但在理论与语言层面都难以自圆其说。其次，所谓“走向世界”，主要是指走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包括印度、伊朗等亚洲国家，也不包括非洲和拉美国家，更不包括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现在看来，当时的世界图景只是特定年代的一种“想象”，我们今天应该打破这样的思维框架，重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只有在这种新的图景中，我们才能更清醒地认识中国，也才能更清醒地重建中国视野。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文学中类似“走向世界”这样的文学观念还有很多，如“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的向内转”“写什么”“怎么写”等，这一系列观点在特定时期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时过境迁，我们应该对其重新审视与评价。这些观念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规范，至今仍影响着文学评价的标准，甚至潜入很多人的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一种西方化、精英化、现代主义式的审美原则。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这一论述，是对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呼吁，扭转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倾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新时代的中国作家也更加自信从容，开始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世界，获得了新的主体意识和新的世界图景，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中国故事”的提出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凸显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但是，“中国故事”与“走向世界”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以西方化、精英化、现代主义式的审美作为中国文学的原则，并不意味着不学习借鉴西方文学，而是更注重在学习之后能够有自己的独创性表达，这更符合艺术规律与创作规律；“中国故事”也要“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在讲述中国人的生活与梦想，而这既凝聚了我们民族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与美学，也可以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的崭新形象。同时新时代文学也是开放的，不仅可以讲述“中国故事”，也可以讲述“世界故事”与“宇宙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思想命题，就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对立，而在更高层次上、从整体上思考与把握人类的命运，我们也应该在这样宽广的视野中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
新时代文学的三个转变是根本性、全局性的，事关中国文学的道路与方向，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学也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文学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那就是将文学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视野之中，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描述他们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生活与梦想，同时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国文脉，超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简单对立，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新，不断向艺术高峰迈进。新时代文学道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之路，是尊重文学尊严同时兼容不同探索方向之路，是讲述“中国故事”同时也胸怀天下之路，这样的道路是宽阔的、平坦的，但也是来之不易的。
三 新的思想与艺术空间的开创
新时代文学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命题上都作出了新的探索，寻找并发掘出新的时代与文学主题，突破了新时期的美学观念与美学规范。笔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建基于一系列文学命题与文学观念之上，这些命题与观念构成了一种文学范式，一种对文学的特殊理解”，“比如，新时期文学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文学的‘向内转’，这里主要处理的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相对于生活的‘独立性’，强调文学由关注现实到关注‘主体’的转变。如果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观念是对五四文学中‘为人生的文学’以及左翼文学重视生活这一传统的一种反思，也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构成了一种对话。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文学观念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文革文学’之后，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艺术的独立性与多元化，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观念如果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新的美学原则’，也会为文学带来伤害，比如强调‘主体性’而割裂了文学与生活、现实、世界的连接，强调‘向内转’则文学似乎不能表现‘自我’之外的事情，这就让文学的路越走越窄”。[7]
李遇春也认为：“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阶段性来看，作为‘后30年’的新时期文学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的历史反拨，而新时代文学则是在扬弃新时期文学历史合理性与偏颇的基础上对‘前30年’文学的历史回归，即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开创新时代文学新格局。新时代文学在人民性、时代性和传统性上都呈现出了新的理论特质。”[8]张欢则指出：“新时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审美范式的突破与创新，更多体现在不同作家对同类题材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其中，既有不同文体对同一题材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也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不同文体各自的创新与探索。以往书写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文学作品，从西海固的极端贫苦状态升华出一种精神上的‘苦难美学’。而季栋梁的纪实文学《西海固笔记》则重点从社会与经济的角度切入，梳理了西海固上千年的历史，同时凸显在脱贫攻坚的新时代基调与政策引领下西海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新时代经验的引入拓展了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再比如，阿来的小说《云中记》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生命与死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层追问，以简洁见复杂，以单纯见丰富，在视角和艺术性上比以往同题材书写再进一步。”[9]
如果把不同时期、相近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比一下，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比如同样是描述乡村家庭在时代中的变革，罗伟章《谁在敲门》便与新时期初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同，周克芹的小说主要描写一个家庭从“文革”到改革的转变，而罗伟章的小说则融入了新时代的经验，在写法上周克芹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罗伟章则汲取了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元素。再如同样是写改革年代，梁晓声《人世间》便与路遥《平凡的世界》不同，《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1985年的改革史，《人世间》则从1969年起笔写到2008年，不仅时间跨度更长，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更加丰富复杂，更重要的是写作态度不同。路遥是与时代同行，为改革辩护，所以路遥小说中充满个人奋斗的青春感；而梁晓声则是一个时代尘埃落定之后的回望，所以其小说充满了时代落幕的年代感与沧桑感。又如同样是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便与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不同，《北京人在纽约》等小说充满了对美式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向往憧憬，而石一枫的小说对美式文明采取平视的态度，并建构了一个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更为宏观的世界图景。
此外，张炜《艾约堡秘史》与鲁敏《金色河流》重写了改革与财富的故事。乔叶《宝水》和杨志军《雪山大地》重写了乡村与发展的故事。张楚《云落》重新发现了县城，在细密的生活中写出了传奇。邱华栋《空城纪》以跨时空、跨文明的书写，重新发现西部，复活了消失的古国。陈彦《星空与半棵树》以“天人合一”的宏阔视野写出了中国乡镇的新经验，也为传统“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赋予了现代意蕴，小说并未沿袭传统小说中常见的图腾意象与神话观，譬如“女娲补天”“三十六天罡”等，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学及其宇宙观，这是由众多星系、黑洞、暗物质构成的宇宙，与小说情节的进展丝丝入扣，构成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同时又借助这种结构意象，为小说中的人与事提供了一个神秘旷远的背景，在生态学、天文学等现代科学的基础上重构了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可以说，这既是对传统中国文学儒释道宇宙观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五四新文学注重现实人生，而较少关注整体性宇宙观的一种超越，而其精妙之处正在于以新的自然观、宇宙观重新观察世界万象，人世、自然与宇宙彼此融通，在新视野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新的中国故事。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书写当代都市生活的一个孤独者，小说的主人公傅睿让人想起堂吉诃德，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想起塔可夫斯基的“风中之烛”，他们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他们既在生活之中，但又以其肉身的脆弱与心灵的软弱反照着人类，他们穿越时空叩问时代的“诚与真”。毕飞宇擅长驾驭当代都市题材，在这部小说中他机智地向内转，由社会历史而深入精神和内心，将问题推到哲学层面解剖破译，让极度自恋又无暇自顾的现代人不得不回望自己是“谁”。以上这些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等不同层面都突破或超越了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规范，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孟繁华以“高加林的路上络绎不绝”概括十年来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他指出，“路遥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高加林向城里的奔赴那不只是物理空间的挪移，不只是从乡村向城里的进发，而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奔赴，是告别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进发。包括高加林在内，以为这是一蹴而就——跨出乡村即可进城；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一次伟大的变局，而且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众多小说人物“在高加林的带领下，他们不屈不挠坚忍不拔。一直到今天，他们仍在路上”。[10]笔者认为，这些人物虽然与高加林一样行走在进城的路上，但已处于不同的时空。
笔者最近重读路遥1982年发表的《人生》，惊讶地发现那已是一个让当今中国人感到陌生的文学世界，小说中写到的直接生活经验在今天不少已经消失了——捡粪、偷粪因化肥的普遍施用而消失了，锄地等不少农活因农业机械化而消失了，“民办教师”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巧珍等乡村女孩不读书因九年义务教育、高加林班上高考“一个都没考上”因高校扩招都大大降低了概率，甚至黄亚萍给高加林写的“信”也因通信工具的迅猛发展而成为历史；小说中典型的新时期文学的情感结构与精神结构——文明与愚昧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也因文化自信与文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等思想命题的提出，乡下人大规模进城、乡村城镇化等现象的出现而转变了坐标系统，不再能涵括与解释当今中国的经验。也就是在那一刻，笔者深切地感觉到我们已经走出了新时期文学。新时代文学开创了新的思想与美学空间，为我们展现了灿烂的文学前景，相信我们的作家能像创作《人生》等优秀作品一样，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与集体无意识赋形，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活与精神“秘史”，这是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也是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注释
[1]李云雷：《新时代文学评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文艺报》2021年8月9日。
[2]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3]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4]白烨：《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的思想指针》，《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创刊号。
[5]李遇春：《新时代文艺创作深刻体现文化强国战略》，《光明日报》2023年6月15日。
[6]杨庆祥：《什么是新时代文学？》，《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创刊号。
[7]李云雷：《新时代文学评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文艺报》2021年8月9日。
[8]李遇春：《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9]张欢：《强化创新意识 书写人民史诗》，《光明日报》2022年11月23日。
[10]孟繁华：《慷慨十年长剑在，登楼一笑暮山横——十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方面》，《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