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性融合——现代性、历史性、文学性
一
关于现代性，就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比较早提出的主要人物和专著是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自选集》、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等。Christian Doumet认为现代性的诞生时间在1913年前后，这比李欧梵等人的观点要迟一些。
李欧梵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始于甲午战争，具体年份则为1895年；王德威则认为可以往前推到太平天国运动，具体年份应该在1860年左右。其实当时的清军就有洋枪洋炮，不可不说是非常现代化了——但这种现代化还不是现代性，因为这是片面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器物（武器）的现代化。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片面的现代化是完全不够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具体到现代性指什么，好像这些大师都忘记说了，或者是他们认为这个不重要。但我以为恰恰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现代性到底指什么呢？
普通观点认为现代性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但我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特殊时期之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指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就算是科技现代化也以技术现代化为主，主要是器物层面的。至于“四个现代化”有没有实现或有没有完全实现，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开宗明义，需要稍微说明一下现代性与现代化甚至后现代之间的区别。
我认为现代性是全方位、全景观的现代化，是全社会的现代化。而包括现代化和后现代在内，主要还是指器物或者物质的现代化。当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和后现代更加全面，除了器物层面，还有精神与制度层面等。
因为现代性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思维方式，即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历史或现实展开批判，或者说现代性就意味着批判性思维，然后得出应有的结论。这在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过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比历史性、文学性更为重要。因为没有清晰的现代性，再好的历史性、文学性也是白费功夫，所以现代性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般来说，现代性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有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等等。本文主要指文学的现代性，具体说是历史文化散文的现代性。
当然，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但也是作者的写作立场和观察视角，是一种分析手法，是一种批判思维等等，可见现代性之复杂。
堪称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代表作的《千古大变局》第一篇《楔子》，内容触及晚清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处理和应对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人应对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按照王德威、李欧梵的看法，中国现代性既然产生于近代中国，就一定会涉及许多人各种各样的反应。到了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而猛烈的历史变革或历史变迁，一切都在变迁之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千古大变局》一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身处大变动时代的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在大变动时代，重要人物的举止极为重要。《千古大变局》一文牵涉到林则徐、郭嵩焘、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等重要人物，《楔子》既为《千古大变局》的第一篇文章，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具有开宗明义的意义和价值。读者们稍微细读就可以理解，也的确是要细读才能明白。
二
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个特性是历史性。但历史很复杂。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鲁迅杂文全编》（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历史的复杂性在鲁迅看来，主要是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但历史材料非常多，事实往往在名不见经传的野史杂记里，只要阅读面够广，加上功夫足够，历史的真相总会显露出来，历史的辨别也就有了可能。
历史性在历史文化散文中是极其重要的，体现出来的历史性主要是真实性，尤其在历史容易发生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时候。有个流行的说法，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历代修史者虽然尽量忠于史实，但碰到具体的重要的人与事时，就不一定秉笔直书了。所以，研究历史也好，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也好，都有个去伪存真的难题。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非常不好界定。举个例子，易中天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他有许多话都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敢写。连大家都这样，其他人就不用说了。的确，写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写历史最需要的就是真实，要忠实于历史本身，要去伪存真，就是要下苦功夫。
那么，历史性要如何体现出来？曾纪鑫又有什么方法做到历史文化散文所需要的历史真实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知识面比较广，诸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广泛涉猎；他写作的体裁，也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是阅读和写作的多面手。
曾纪鑫比较全面地写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盛衰变迁。洪秀全这位四次参加科举的落第考生，通过一本中国人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而创建“拜上帝教”，这一定会走偏真正的信仰之道。事实也是如此。但洪秀全在这件事情上很有号召力，他不仅创建了拜上帝教，而且宣称要建立地上的天国，于是太平天国横空出世，走过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之路，令人叹息，想要去寻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认真读完《洪秀全：天国的实验与失败》一文的人，会有很大的收获。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还因为它涉及许多人物，像杨秀清、韦昌辉、曾纪泽、洪仁玕等，加之各种考证，显然曾纪鑫在写之前确实下了功夫。
另外，太平天国运动是王德威认为的中国现代性起始的标志，所以这篇文章也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那么，历史文化散文要如何才能做到历史性呢？当然各人有各法，但离不开广泛的阅读、细致的辨别等。我在其他文章中也说过，曾纪鑫是阅读面非常广的作家，他拥有二三万册藏书，出版过书话集《凭海说书》，所以方法就比较独特了。我认为，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的历史性的实现方法是“田野调查”。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人类学、方言学和语言学常用的实地调查方法，熟悉曾纪鑫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游历，但又不像许多人那样只是走马观花、到此一游，他是带着问题去游历的。正是这种有目的的田野调查，才给予曾纪鑫更多的历史发现，从而使历史性在写作中能顺利实现。从这个角度说，“实践出真知”还真是有道理，真知也确实需要实践才能实现。
曾纪鑫的这种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真实是有强大力量的，就像索尔仁尼琴说过的“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力量还重”。就曾纪鑫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来说，田野调查就是一种很好地表现历史真实——也就是历史性的方法。在他大量的历史文化散文中，田野调查所做的功劳是巨大的。这也由于曾纪鑫是历史系毕业的，拥有一种专业自觉；同时也跟他多年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有关，在游历中他是能够自觉地进行田野调查的；此外，与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也有密切关联。
可以说，曾纪鑫之所以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领域成就非凡，跟他的天赋有关，也跟他执着于要做这事有关。
总之，历史性对于历史文化散文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历史性，历史文化散文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性是历史文化散文的根基，读者喜欢阅读历史文化散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得真实的历史，尤其是获得历史真相，以扩大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人。
三
历史文化散文从创作类型上说是散文之一种，虽然散文种类繁多——按照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已故著名教授俞元桂先生的看法，散文包含甚广，如我们平时所见的游记、小品、随感录、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杂感、读书记、传记、通讯、科学小品、历史小品、知识小品、日记、读书笔记等都是。俞元桂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候历史文化散文（又称大散文、历史散文、文化散文、文化历史散文等）还没有出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文化散文属于散文系列，在文学四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之列，那么，它就要保持其文学性。文学性对于历史文化散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偏离文学性便不成其为散文了。文学性和现代性、历史性一样，都是历史文化散文的重要特点。
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学性具体指什么呢？我综合王充闾先生等人的看法，从大的方面说，主要包括语言、联想与想象、意象、结构等方面。虽然任何一种概括都一定有遗漏，但关键点都列出了。
历史文化散文既然是散文的一种类型，其语言是文学性的基础。文学性的语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实可信，不仅当时的人读了觉得可信，就是后世的人读了也要觉得可信。就像《希伯来书》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信（信实、可信）的理解不仅是信过去，也信未来，这种信才是真正的可信，无论天地怎样久远，它都是可信的。我不管写什么怎么写，都把可信度放在第一位。因为可信，所以我以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哪怕是虚构的，也要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的还要真。比如我虚构不来，就不虚构。当然，年轻时写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字，但很快就不写了，我只写我相信的，其他的不写，文学性再高也不写。
语言的文学性还指历史文化散文的语言要具备一定的弹性，具备一定的自信。所谓自信，简单说就是能够做出是与非的判断，要让读者一目了然，或者稍微寻索就能够知道作者的判断与判断力。
第二，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学性要求做好联想与想象。从广义上说，文学作品都应该做好联想与想象，历史文化散文也不例外，在一些篇章中表现还非常鲜明。如果没有或者缺乏联想与想象，历史文化散文就缺乏应有的张力。
第三是意象。写诗歌或散文的作家都知道意象的重要，尤其是重要的意象——我将之名为“中心意象”。意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往往是篇章的核心所在，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或不可磨灭的记忆。
曾纪鑫有篇写诸葛亮的历史文化散文叫《走出古隆中》，里面对诸葛亮的描写突出了“隆中意识”“羽扇纶巾”等中心意象，生动又深刻地把诸葛亮写活了。
第四是结构。散文的结构如肖云儒说过的“形散神不散”，但是，历史文化散文的结构往往比较宏大，篇幅也比较长，往往需要时间，慢慢书写。曾纪鑫（当然包括其他作家）就是这样，分点分段写作也给读者条理清晰的印象，而不是混乱的一古脑的乱七八糟……在万字以上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如果结构事先没有考虑好，是会混乱的。有的人适合写精悍的散文短章，有的人却能够驾驭万字以上的长篇散文。
历史文化散文的文学性当然不仅仅囿于以上四点，结合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作品，应该还有形象性、哲学性（或哲理性）、逻辑性等，但比较重要的应该就是前面所说的四大特性。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作品总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会激发读者的阅读积极性。
四
本文先后论述了现代性、历史性和文学性，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也是为了阅读的方便。这样的论述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尤其是文学性，可资书写的内容非常多，如果都要写到，估计又需要一本小书的分量。任何写作都意味着一种不完善或是一种不完美，为了论述的方便，只能先写现代性，次写历史性，再写文学性，目的与重点是为了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题所示，现代性、历史性、文学性在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中的关系是一种融合关系，这种关系我把它命名为“三性融合”，它们是水乳般交融在一起的。
的确，在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现代性、历史性、文学性，但它们不是分裂呈现，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举例的时候常常感到有些迷茫，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所举的引文常常是三性融合，而不是分开的。
当然，现代性、历史性、文学性这三者的融合关系还是有所差别，具体如下。
现代性虽然首先表示一种时间性，但拥有现代性的人具有一种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眼光，这种眼光包容甚广，它意味着一种得心应手的看法，甚至是一种预见、一种全局性的把握。现代性虽然是一种时间概念，但也是一种心理概念，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如果没有现代性，历史文化散文就无法真正写好，甚至会写偏，去写所谓的热门题材，而不少热门题材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世界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很多，但真正做得好的人其实并不多甚至非常少。从这个角度说，曾纪鑫是我见过的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比较优秀的作家，甚至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说起来，即使李欧梵先生的看法，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我们确实没有或者基本没有实现现代性的目标，这是非常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如同重新进行启蒙，就像康德所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在这里表示自由的重要性，简单说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启蒙”。从康德的这句话出发，我们需要现代性，同时也需要真正的启蒙。
历史性是历史文化散文的根基或根底，没有历史性的散文，就不能说它是历史文化散文。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缺乏历史性真的不行。但这种历史性需要考究、需要追寻、需要追索、需要辨别、需要证伪、需要去伪存真……在强调历史性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历史性是在现代性前提下的历史性，要把看待历史性所需的现代性带进来，甚至要把现代性放在指导性的地位。
在某些方面，文学性也如同历史性。但文学性比较特别，我们传统的文学其实一直以来就重视文史不分家，不仅如此，甚至是文史哲不分家。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鲁迅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代散文甚至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都是讲究文史不分的，像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字，既是文学，也是历史，还是哲学。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许多散文就是文史哲合一的，有的甚至高度融合。这种文学性也需要现代性的指导，因为现代性意味着作家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使自己的写作充满价值谎言和欺骗，而是我手写我心，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写好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我相信，随着曾纪鑫阅历的丰富、阅读的广博、思考的深入，这种“三性融合”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