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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光——一阕命运“交响乐”
来源:《长江丛刊》 |  周长超  2024年11月08日10:11

舒辉波曾经从事电视台记者、编导工作多年,对来自孩子真实生活中的创作资源有着刻入基因般的敏锐和清醒,采访、抓取细节、谋篇布局等创作经验丰富,这些都为他的非虚构创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他创作的非虚构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曾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是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舒辉波新创作的《听见光》,同样是一部来源于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这本书记录了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的人生经历,具有类似“传记文学”的特征,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对人物成长经历的简单呈现,把作品等同于现实的简单镜像。这种误读可能会陷入单纯聚焦人物经历而遑论其他的误区,忽略作品的艺术探索和阐释空间,遮蔽了作品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可能性。但舒辉波并没有简单地复述张哲源的生活故事,相反,他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命运的多重维度。

书名“听见光”这个短语本身就充满诗意和象征意义。从拿到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在思索:“听见光”中的光是什么?盲人音乐家哲源听见的光,通过舒辉波的讲述我听到了吗,听清楚了吗?我想,阅读《听见光》的过程,就像是解开一个谜题,去不断探索发掘“听见光”的深层含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阅读这本书的“芝麻开门”咒语,引领我们体验不一样的生命旅程。可以说,《听见光》有着复调作品的典型艺术特征,是融合了七彩斑斓的绚丽之景,是集聚了多声部和谐旋律的交响乐曲,是一部探讨命运、音乐与人生交织的作品。作家集中书写了张哲源在残疾、困顿、苦难中的内心困境,以及艰难的奋斗之路、抗争之旅,从而使作品放射出具有蓬勃力量的史诗气质和英雄主义精神光芒。

当前是一个视觉霸权主义的时代,视觉占据了普通人接收信息的首要渠道,往往使得其他感官体验被忽略乃至边缘化。而盲人却因丧失视觉而成为“被看不见的‘高墙’囚闭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对世界的理解,更加依赖于非视觉感官。《听见光》,就是采取通感的手法,试图用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其他知觉方式打破丧失视觉的禁锢,勾勒出盲人对生活现实和人生经验的捕捉、理解与反馈。在哲源的世界里,视觉以外的各种知觉方式是交融贯通的,相互启发映照的。如,春天的风“暖暖的,像是戴着羊绒手套的手抚过面颊,还携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生动地描绘了触觉与嗅觉的互联。此类表达方式准确、简练,充满艺术表现力,散发着感知错位生成的特殊美感。这种通感手法也体现了作者对细节的敏锐捕捉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

又如,姑妈的声音是甜的,源于姑妈曾带他第一次品尝棉花糖,这是听觉与味觉的转换。而这种甜蜜,也是姑妈在他的世界里扮演的角色的味道,这就不仅仅拘泥在通感上,更是触及人物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生活的记忆,已然涉及丰富人生况味的独特体验。此后,作者还把小提琴曲《辛德勒的名单》、电影画面与对姑妈的情感对照链接起来,姑妈就像电影里那个孤独奔逃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孩,与病魔斗争,命悬一线。音乐、画面和人生境遇交织,创造了一种跨越艺术形式的共鸣,产生了多维的审美体验。姑妈去世后,作者这样总结姑妈对哲源人生的意义:“姑妈就像那团像云一样温暖柔软而又香甜的棉花糖,是她让哲源在五岁时就品尝到人生中的甜蜜滋味,又从这短暂的甜蜜里品尝出人生的虚空。”张哲源说:“我不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和心灵,看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世界,并被这个丰富的世界塑造成了一个丰富的人。”可以总结说,“听见光”的第一层意蕴,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对人生的体察。其中,既有对哲源敏感内心世界的生动描摹,又有现实困境中的各种伤痛和无助,更包含了他无惧艰难、仍然热爱和迎接生活的朴素愿景。

仅仅依靠聪慧和其他知觉的补偿,是无法跨越盲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边界”的。哲源无法适应幼儿园的生活,转去了聋哑学校,在这里他找到了同类人,找到了“独属于我们群体的归属感”。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无形中“限制了自己的思维与眼界”。他在聋哑学校学会了定向行走等生活技能,学会了用盲文来阅读和书写,这些技能为他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音乐。有一次他用盲杖敲击栏杆,打出《流浪者之歌》并与之产生心灵共鸣,他感受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恓惶、孤独和无助,就像此刻的自己”。他确认了对音乐信仰般的虔诚和热爱,从此开始艰难的学琴之路。音乐也与他的生命深度绑定,更成为他生命的重要组成,成为他感知世界、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

盲人学习音乐,天然地无法通过镜子纠正姿势,无法看琴谱,还错过了最佳学琴年龄,这些困难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对哲源来说,它们是他学习音乐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哲源坚信视觉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夜以继日地练琴。父亲对哲源的支持是宝贵的,但他全面介入、质疑细节、强势主导的性格有时也会成为阻碍。在遭遇困难、绝望、无助的时候,他多次想到马克·吐温的话:“他们最相似的一点是绝不认命、绝不服输的态度。他们将对命运的不满与愤怒的情绪全部转化为奋斗的渴望与行动,永远不会被外界任何力量与逆境所征服,永远是逼视世界与命运的强者……”这段话的反复咏唱,构成的是精神理念的回响,是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听见光”的第二层意蕴,则是对音乐的追求,对梦想的坚持,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颂扬。

作者在文本体例上,每一章都会以与张哲源的访谈实录开篇,再进行叙事,使得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得以显影,再与作者的叙述评论结合起来,形成多声部交织、众声喧哗的复调式书写。同时,这还是一种“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哲源在访谈中“看”世界、谈感想,化身周围世界的“看客”、主动表达者。而在叙事中他又是“被看者”,成为读者的视觉焦点。这里,作者重点强调的,是哲源的主体性,是他作为独立个人的“看”,而非“被看”的他者地位。这种观念的底层逻辑和认知,其实是作者对盲人群体、对哲源个人的充分尊重而非怜悯的情感底色,是我们认识盲人精神世界和人生经历的平等的平视视角,而非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更是构建健全人与盲人群体平等对话的精神场域。

作者与哲源的对话中有一个文字上的小细节,那就是关于“怜悯”这个词的使用,能恰如其分地诠释这种立场。他俩讨论曾经找哲源借钱不还的人,哲源说:“其实,我常常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他们借钱后消失,可能有他们的不得已。尤其是离开艺术团后我经历的这一切,让我能够与他们共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哲源有着传统文化中“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道德观念,即用善良和正直来回应他人的不义行为。接着,作者提问:“你是说,你吃过的那些苦让你学会了‘怜悯’?”哲源对怜悯这个词非常敏感,他捕捉到了这个词汇的情感立场,他回应说:“对,你总结得好,但是我觉得‘怜悯’这个词透着一种优越感,应该是理解,是真正能够对他们的困境感同身受。”同时,这种对“怜悯”词汇的敏感,揭示了他对平等和尊重的渴望。选择这一段对话,充分表明舒辉波不仅关注他的音乐才华和人生经历,更关注他的人格特质和精神追求。“听见光”的第三层意蕴也就呼之欲出,那就是人与人平等的地位,互相之间的尊重,弱势群体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作者的提问,让被叙述者哲源有机会直接面对镜头,回答读者最关心的问题,破除单一视角的遮蔽,让不同视角、多种观点同时呈现,从而可以从更细微处呈现复杂的、多面的时代。在“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中,在平等对话的场域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定位和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像哲源说的那样,如果用简单的标签化的概念给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定义,只能证明给出定义的人认知太简单,没有充分认识到一个鲜活的人以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在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的认知模型中,我们才会看得更宽广、深邃。具体来说,哲源的成长,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最后能够成长为一个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离不开每一位支撑、托举他的家人、老师、朋友和数不清的陌生人,离不开构建了丰富的关爱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的伟大祖国和时代,离不开一个有着浓厚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书中既有热情付出、无私授课的当代音乐家群体,还有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以及残疾人事业中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工作人员、盲人艺术家。“听见光”的第四层意蕴,是给予每一位公民尊严和成长机会的蓬勃发展的国家、社会,是壮美的伟大时代图景。

《听见光》的叙事到了哲源罹患尿毒症就进入尾声,但,他与命运的抗争仍将继续,他对世界边界的探索、对音乐的执着追求仍将继续。掩卷沉思,我们不禁要感叹舒辉波探索非虚构写作模式的创新,用访谈与叙事交替的形式来构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复调式书写。作家用一位盲人音乐家的成长经历、与困顿和疾病抗争的鲜活生命故事,展示出不懈奋斗、坚韧不拔、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管窥了我国残疾人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敏锐洞察充满人文关怀的时代风貌和社会进步。这种深刻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使得《听见光》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时代记录。可以说,《听见光》像是一束照亮内心深处的明灯,一座暗夜航向上的灯塔,更像是一曲激扬的生命交响曲,传递出无尽的鼓舞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