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邵丽以无差别视角展开性别叙事。她笔下的男性和女性，无论出身如何、处境怎样，常常被剥去复杂的社会身份，回归到个体日常生活中，打破了传统的角色限定，揭示出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性别角色的冲突与和解，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取舍。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邵丽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道德评判，而是从“仁”“和”“孝”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找寻解决现代家庭问题的良方，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转化和意义。

关键词

邵丽；性别叙事；家庭伦理；中国式家庭

如果要为中国当代作家绘制一幅知识图谱，邵丽的作品和影响无疑是其中枝繁叶茂的一部分。从1999年重拾文学写作，邵丽并不能算高产，但她的作品总是蕴藉着让人欲说还休的东西，丰厚而富有张力。这源于她通过自我消耗的方式倾注真情，尤其是《金枝》这样带有强烈自传体意味的作品，以自身经验为起点，用生命中的伤痕来解读复杂的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计文君在谈到《金枝》时就指出：“《金枝（全本）》正是这样一部既能入微又极阔大的作品，可以说，邵丽用一种近乎交托的姿态，将自我献给了这部小说。她交出的是附着在‘我’和‘他人’之上作为人的真实经验，打开这部书，血涌出来，泪流下来，笑容灿烂，汗液淋漓，肌肤温热，死亡冰冷……对生命经验的极端忠实和无条件尊重，使得她在起点上就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写作者无法企及的高度。当一个诚实得‘可怕’的女人，成为了小说家，她虚构的每一行字背后，都有着复杂、坚挺的现实支撑。经过作家个体的生命实践而产生的故事，未必能提供万能的解决困境的方案，但一定会给阅读者带来真实的慰藉和庇护。”我想，正是这种发自内心、喷薄而出的真情实感，让邵丽的作品富于强烈的共情能力。她以滚烫的笔触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是家庭冲突还是个人挣扎，都让他们的喜怒哀乐力透纸背，触手可及，让我们仿佛亲历其境。

另一方面，邵丽又是一个自觉秉持高度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她说：“对美和善、对价值和尊严不折不挠地探寻和讴歌，成为我的生命密码，不抛弃，不放弃。”正因为如此，邵丽没有让个人的情感肆意泛滥，她在审视他人和亲情的同时，也将带血的利刃指向自己，自我解剖，自我反省，用无差别的视角，去看待美与丑，辨析善与恶，不做道德的审判，而是将视域拉开推远，以悲悯的情怀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倾听生命的呓语。她以宽容理解的姿态，与苦难握手言和，表现出“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解析生命，抱慰生存。

邵丽的这种写作特质，在她的性别叙事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她笔下的男性和女性，无论何等出生，处境如何，往往被剥去纷繁复杂的社会身份，回归到个体日常生活中，在男（女）友、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角色扮演中，展现深刻的人性复杂性。他们的故事常常以家庭为叙事的核心，透视其中的权力关系、性别角色的冲突与和解，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价值取舍，由此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和人际关系。或许，邵丽这样的叙事策略，会被一些人批评为缺乏宏大叙事格局。但是，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单位和象征系统。家庭作为一个情感系统，其中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情感都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家庭中的角色和互动模式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同时，家庭也是性别权力斗争的集中场所，更容易审视原生家庭和父权制结构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邵丽基于家庭伦理的性别叙事，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和文化冲突的文学路径。

一

邵丽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坦言：“在写作时，假如一定要我选择一个性别的话。我觉得自己是‘不男不女’型的——写男性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就是个男性，写女性的时候亦然。”这一表述呈现出她在性别叙事中的独特态度和方法。她刻意遮蔽自己女性的身份，从人性的视角去审视她笔下的人物。

通常情况下，在文学作品中，男性会被赋予社会性角色，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然而，邵丽笔下的男性形象则主要处于家庭和个人情感的漩涡中，他们的社会身份更像是家庭伦理叙事的背景幕布。《金枝》中，叙述者周语同的父亲周启明自幼参加革命，但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为了逃避一段家长包办的封建婚姻。值得回味的是，周启明的逃离似乎带有“遗传性质”，是对他祖父和父亲行为的延续，正像贺绍俊所指出的：“尽管父亲出走在家族叙事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许多家族小说，特别是反映革命历史的家族小说，经常会有一个逃离封建家庭投奔革命的年轻人形象，但是，像邵丽这样干脆将一个家族在某一时段里的父亲们全都写成是舍弃家庭的父亲，还是引起我极大的惊奇，我相信，这一构思本身就值得我们讨论。”我想，引发贺绍俊惊奇的并非是“逃离”这个行为本身。毕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逃离”并不少见。细究起来，这些文学人物在“逃离”之后的行走路径不外乎两条：其一，背叛自己的封建家庭，追求个人的幸福。像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其二，比第一种更进一步。他们从家庭出走，踏上革命道路，试图加入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中，一如巴金《家》中的觉慧。这类“逃离”被赋予了更大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家族叙事转化为革命历史叙事。

周启明的“逃离”似乎有所不同，他既有背叛封建家庭、逃避包办婚姻的动机，又有参与革命的行为。他通过参与革命重塑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这些并不是文本的叙事中心。邵丽将逃离后的周启明，再一次拉回了家庭，让他纠缠于两任妻子及其儿女之间，回归到传统家庭伦理的场域中。由此，革命并未成为他自我实现的途径，而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性经历，家庭才是他人生的主战场。通过舍弃家庭到回归家庭闭环式人生，周启明的“逃离”被赋予了新的维度和意义。

周启明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朱珠，他们相互喜欢。“他在被窝里保证，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她躺在他怀里，觉得那就是地老天荒。”或许，当时的朱珠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地老天荒”如此短暂，在步入婚姻后便戛然而止。婚后的周启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屡屡受挫。在家庭中，他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传统大男子主义，即使朱珠忙得天昏地暗，他也完全置身事外。“一如既往地捧杯热水看他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懦弱而自私。他从不让朱珠回自己的老家，不让她见自己的母亲，这无形中将朱珠排斥在家族之外。他和前任妻子穗子所生的女儿拴妮子经常不请自来，搞得他现在的家庭鸡犬不宁。但他从不过问，也许是出于内疚、亏欠，抑或出于自保，唯恐拴妮子给自己糟糕的处境添上更多的麻烦。他被两任妻子和五个孩子所绑架，深陷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关系，苦海无边，找不到岸。他是家庭中被争夺的中心，也是内部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显得无力和困惑。因此，他难以真正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既无法满足朱珠对稳定和关爱的期望，也不能解决拴妮子对家庭地位的争夺。面对政治运动的挫折和家庭的重重矛盾，他选择了逃避和冷漠，试图通过保持距离来保护自己。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进一步加剧家庭关系的紧张。

《我的生活质量》中的王祈隆与周启明有着相似的性格弱点：软弱、自私、责任感缺失。文本以王祈隆从乡村走出，官至市长的个人轨迹为叙事线索。尽管这样的题材很容易写成一部个人奋斗史或揭露官场腐败、主人公自我迷失最终堕落的故事，但邵丽同样将家庭和情感作为王祈隆主要的活动舞台，通过这些最裸露、最逼真的人性“栖息地”来透视人物成长和心灵的轨迹。

王祈隆从小在奶奶的形塑下长大，他考入大学、走上仕途都是基于奶奶的期望。他的升迁之路顺畅通达，命运似乎对他特别垂青，将一次次好运降临到他身上，“对于王祈隆来说简直就像做了场好梦一样，说实在的在梦里他都不敢这样大胆想过”。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获得满足。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始终纠缠着他。大王庄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一生的痛。这片土地不仅浸染着家族的屈辱，也天然地拉开了他与城里人的距离。乡下人的自卑感就像他那双长出拐的脚，是大王庄在他身体上无法根除的烙印，使他无论官做到多大都难以释怀。许彩霞、黄小凤、李青苹，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女性，他都没有真正爱过。她们只能在特定时间段解决他的肉体饥渴和情感困惑。更重要的是，这些同样出生于乡村的女性，成了他摆脱身份危机的镜像慰藉，他通过全方位的优越感凌驾于她们之上，找回了人格的尊严。然而，他真正热爱的王安妮却让他无法拥有，因为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仿佛无法逾越的身份鸿沟。正是在这种身份焦虑的内心撕扯中，王祈隆的软弱和自私的弱点被暴露并放大了。在与这些女性的关系中，王祈隆始终无法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结。无论是爱还是被爱，他都显得那么被动，甚至狼狈不堪。

显然，邵丽笔下的男性有诸多不完美。对于他们，邵丽并没有进行道德谴责，而是将对与错悬置，深入具体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氛围中看待他们的行为，予以宽容和理解。她甚至逆向追溯到他们卑微的身世，去寻找他们心中的梦想之光。《黄河故事》中的父亲是家庭中在场的缺席者。文本以为父亲买坟地安葬和寻找父亲死亡真相，作为现实和历史的两条叙事线索，交互印证了父亲的缺席。出生中医世家的父亲，家庭条件优裕，没受过任何委屈。与许多富家少爷一样，他在生活中表现出无能，与现实生活总是隔着一层膜，即使在贫困的岁月里，也无法唤醒他的家庭责任感。“开始母亲还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想着他出身大家，见过世面，应该有主见、有魄力，两个人齐心协力挑起生活的担子，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她哪里会想到，父亲眼高手低，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事情来百无一用。所以家里的事情，渐渐地都要由母亲来做主。”百无一用的父亲在烹饪方面有着超常的天赋。只要他将自制的调料加入食材，往往能做出美味佳肴。“他卤的猪头肉能香一条街，做年食也样样在行。”然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的天赋毫无用武之地，还被母亲斥为“饿死鬼”。但正是这个“饿死鬼”，一生执着于烹饪，并将这种热爱传给了后代，使家族兴旺。在文本的最后，这个一辈子“无名”的父亲，终于被女儿响亮地喊出了名字：“我的父亲叫曹曾光，他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身于黄河岸边。他再也不是我们家的耻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

邵丽通过这些不完美的男性角色，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性。无论是《金枝》中的周启明，《黄河故事》中的曹曾光，还是《我的生活质量》中的王祈隆，邵丽都让他们深入中国式家庭的深处，由此审视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和伦理矛盾。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通常被视为家族的权威象征和精神支柱。然而，邵丽笔下的父亲形象却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他们在外界压力和家庭内部矛盾中表现出的软弱、自私和逃避，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挣扎和困境，而且折射出中国家庭伦理中的权力结构、情感纽带和角色期待，以此揭示家庭与个人、传统与现代、伦理与革命之间的多重张力。

二

如果说，邵丽的男性叙事是将男性的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进行交互重构，以此思考其中涉及的诸多家庭伦理问题；那么，她对女性的讲述则更多地取决于生活经验。特别是那些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作品，更是在真情实感中让我们触摸到人物的体温。她笔下的女性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暴露出“妖妇”的一面。但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都不是出自男性的想象，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诚如邵丽所言：“我们有义务告诉读者，所谓的完全的坏和完全的好是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也是没有的。”正是因为真实，邵丽笔下的女性形象才具有了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一如鲁迅所指出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邵丽笔下的女性最独特也是最成功的是母亲形象。她们无论性格强悍还是隐忍，无论是乡村女性和城市知识女性，大多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她们当仁不让（或迫不得已）占据着家庭中的C位，独自承担抚养子女维系家庭的重担。《金枝》中的朱珠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任劳任怨，“做完月子就继续上班”，完美诠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含义。在家里，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庭义务，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同时，她还要承受来自丈夫前任家庭带给她的巨大屈辱，就像文本中周语同所说的，“我母亲心里忍着怎样的委屈，她是断然不会给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任何人说的。在这一点上，她非常像她的母亲，我乡下的姥姥。姥姥一辈子没有抱怨过任何人任何事，她只是顺天应时，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烦忧，也因此远离了烦忧”。显然，朱珠的身上既有社会主义新女性的精神气度，又体现着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她以巨大的隐忍和坚韧来面对生活的困境和不公，以此来保全家庭的完整与和睦。

与朱珠相比，穗子则展现出许多与传统女性美德不相符的特质。她以更加激进的方式为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争取权益。作为一个被周启明抛弃的女人，穗子本应得到同情。然而，在周语同的叙述中，穗子呈现出令人憎恶的面目。她对自己和孩子权益的维护直接伤害了周语同的家庭。在祖母的葬礼上，她亦步亦趋跟在周启明的身后，扮演着大儿媳的角色，强大的战斗力，令她离婚不离家，一直到死都还是“启明家的”。“漫长的几十年里，虽然她蜗居在此处，但她一直控制着我父亲，并企图通过父亲操控我母亲和我们的家庭，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场，什么时候唱红脸或者白脸。她玩弄我们于股掌。”穗子是弱者，但她又是强悍的。上苍将不公的命运降临到她身上，她反抗，尽管姿势并不美丽，但那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的抗争。从这一点上来看，朱珠和穗子构成了一种镜像般的存在：“我母亲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

朱珠与穗子以截然不同的形式维系自己的家庭，而她们之间的“玫瑰之战”也在下一代周语同和拴妮子身上发酵延续。周语同俨然是这个家庭第二代的掌门人。她在艺术界小有名气，显赫的社会身份让她获得了家庭的话语权。曾经不可一世的父亲，面对她也要畏惧三分。她厌恶从小就和自己争夺父亲，争夺家庭的拴妮子。在文本的前半部分，透过周语同的视角，我们看到拴妮子展开的一次又一次凌厉攻势：“她坐在我们家里吃喝玩乐，她要新衣服，要新袜子新鞋，理直气壮地一样一样讨要”，“当仁不让，好像这是她的家”。由此，周语同不禁发出感慨：我有多么恨她啊！这种恨一直持续到成年，在父亲的葬礼上，看到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的拴妮子，周语同内心充满了厌恶。但是，她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作呕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周拴妮。或许，这正是中国式情感的体现：尽管个体存在敌对关系，但家族成员之间的牢固纽带依然无法被消弭。周语同并没有让自己与拴妮子之间的相互仇视延续到下一代孩子们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周家的血脉。“对周家后代的提携，是周语同站稳脚跟后心中最大的执念。她恨不得把所有周家的后代都收拢到自己手下，一个一个点拨他们，让自己的心血，换算成周家的荣光。”显然，在周语同眼中，家族整体利益远高于个人恩怨。

进入文本后半部分，全知叙述将拴妮子拉出了周语同的视线。于是，拴妮子的另一面浮现出来：从小她被牢牢拴在母亲身边，剥夺读书的权力。她几乎是拼着命抚养四个孩子成人，历尽艰辛，让周家的这条支脉得以发展延续。这充满温暖阳光的一面，照亮了另一面的阴霾，让我们明白了拴妮子种种行为背后的无奈和辛酸。随着叙事的推进，拴妮子逐渐走进周语同的内心世界，姐妹之间的仇怨在理解中消融了。文本的最后，周语同由衷地感到“突然很心疼拴妮子”。

实际上，邵丽笔下的女性总是遵循着生活逻辑，以生存为原则，在不同的生活层面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从伦理价值观来判断，她们并非尽善尽美，但邵丽以最大的宽容表达了对这些女性的理解。《黄河故事》中的姚水芹进城务工，在刘老板家做保姆。被刘老板性侵后，她先是愤怒，接着隐忍，再下去她开始接受甚至喜欢上了刘老板。她的身体被唤醒，因为在乡下丈夫那里她从未体会到做女人的快乐。在此，邵丽并没有对姚水芹报以鄙视和憎恶，她以平等的姿态去体悟乡村女性进城后所要面对的种种艰辛和诱惑。即使姚水芹决绝地与乡下丈夫离了婚，邵丽也没有将姚水芹塑造成女版陈世美。因为对姚水芹丈夫而言，“他对于和姚水芹的这桩婚姻，也说不上有多么舍不得。当初娶个媳妇也是过日子，媳妇不想过了，他无计可施。都说他娶的媳妇长得好，他也没有认真看过。离了婚，他连她的模样都想不清楚了。”通过姚水芹丈夫的视角，我们反观乡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她们只是活着，完全没有享受生活的乐趣，也得不到来自丈夫的关怀和尊重。进入城市后，她们抱着最朴素的摆脱贫困的诉求，在打拼中渐渐融入城市，自我认同意识也悄然被唤醒。因此，当姚水芹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同为打工人的赵伟峰时，她便拒绝再与刘老板来往，这是对爱情的尊重，也是对自我的尊重。我认为，邵丽非常喜爱姚水芹这个人物，因此给予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结局，使她在爱情、婚姻和事业上都收获了圆满。

可以说，邵丽对女性给予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关注和理解。她通过丰富的人物塑造，细腻地描绘出女性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和精神面貌。既不加美化，也不带有偏见，以无差别的去审视她们的困境和抗争，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关怀。

三

邵丽的性别叙事总是与家庭伦理相生相伴，不仅关注父亲、母亲的形象，还深入探讨了原生家庭的问题。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原生家庭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人们会在潜意识里留存原生家庭未解的结，带着这个结走入新的生活，有的人一生幸福，而有的人深受其害。不过，邵丽并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审视原生家庭留给人物的烙印伤痕，而是从家庭关系出发，去观察被伤害者如何处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困境。她作品中的人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应对过去的创伤，有的选择和解，有的选择抗争，有的则在新的家庭中寻求重新定义自我和关系的机会，由此展现了人物在家庭伦理框架下的复杂情感和内心世界。邵丽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原生家庭的伤害深刻且持久，但个体仍然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和成长找到自己的出路。

这一点，在《黄河故事》和《金枝》两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部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文本中的“我”都是被原生家庭忽视和伤害的女性。《金枝》中的周语同原本有着幸福的童年，备受父亲的宠爱。但是，5岁那年，少不更事的她在印有国家领导人合影的报纸上随意涂鸦，从此，她幸福的童年戛然而止。父亲周启明将曾经对她的宠爱转变为带有阶级情感的厌恶。“父亲没有任何过渡和铺陈，他直接地，毫不拖泥带水，将他的亲子仪式全部转移到另一个女儿那里。父亲对她淋漓尽致地表达，让我确定我被彻底抛弃了，而且永远不会再被他所拣选。”这种被抛弃感深深影响着周语同，以至于在她渐渐长大的日子里，常常孤独到绝望。

周启明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对于那些出生在革命战争岁月的前辈而言，却非罕见。坚定的革命信仰成为他们思考所有问题的指南，也是引导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唯一准则。正像文本中周语同所讲述的：“他们这一代革命者，怎么说呢，骨子里头满是忠诚。我在许多年里都很惊奇，我父亲亲眼见证亲人朋友们惨烈的死亡，自己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批斗折磨，但他从不怀疑什么，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从不减弱对党和领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若是有谁胆敢在他面前说领袖丁点儿不是，他立刻就拍案而起，甚至会与此人反目成仇。”周启明由于家庭出身，以及叛徒爷爷和失踪父亲的历史问题，无论工作多么积极，多么有能力，始终不受信任，无法得到重用。这种政治上的失意不仅没有削弱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让他将革命事业为中心的权利意志移植到日常生活中，将革命伦理转换为家庭伦理。他以一个有着高度革命觉悟的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家庭成员。“高度政治化的认知，让父亲心理严重变形，抑或可以说是变态”。

与周语同一样，《黄河故事》中的“我”也是一个原生家庭的受害者。母亲重男轻女，“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喜欢的是我。但她从来没说过我有哪一点不好，也许她是整个不喜欢我，也许是我没有一点讨人喜欢的地方吧。小时候我在家里就是干活最多的一个，她像从来没看见一样。其实，哪个孩子不渴望疼爱呢？我越是刻意迎合，她对我的反感越甚。”其实，母亲对我的厌恶，并不仅仅源于性别，更多的在于我“哪儿哪儿都随她爹，那个老死鬼”。母亲将对父亲的厌恶，无限放大后移植到了“我”的身上。美国心理学家穆雷·鲍恩（Murray Bowen）曾提出家庭系统理论，他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情感系统，每个成员的行为和情感都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在这个系统中，妻子对丈夫的厌恶情感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的情感失衡，导致她将负面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由此看来，母亲对我的厌恶正是基于家庭系统中的情感失调。父亲的无能和失败，成为母亲一生难以平复的怨愤，而“我”不幸地成为继续承担这份怨愤的替罪羊。况且，在某种程度上，母亲对“我”的感情已经不仅是厌恶，而是发展成了虐待。“我”得了痢疾，久治不愈，母亲“便在我们家西屋地上铺了一张席子，把我放在上面，就等着我咽气了”。在这种极端的家庭环境中，“我”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折磨，还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母亲的冷漠和残忍，让“我”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自尊，但也令“我”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

在刻画原生家庭中的父女或母女关系时，邵丽融入了更多中国传统伦理的元素，例如“棒头底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这样的观念。原生家庭的受害人在走出家庭后，都获得了比那些受宠爱子女高得多的成就，成为带给家族荣耀的家庭成员。而这些子女在步入中年后，也逐渐淡化了童年的心理阴影，与父母达成了和解。《金枝》中，从不跟父亲亲近的周语同，在父亲的临终时刻第一次靠近他，“将手掌轻轻地抚在他的嘴上，说，爸，你一辈子都偏心，就这么一会儿都不肯等等我？”这既是对过去不公平待遇的无奈质问，也是对父亲最后时刻的不舍与依恋。其实，父爱早已被唤醒，但中国式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是如此含蓄，“他不和我说话，却招呼我妹妹，压低声音吩咐，你姐爱吃鱼，你买菜时买条新鲜海鱼，清蒸。他悄悄地对她说，唯恐我会听见”。这种爱隐藏在沉默与内敛中，分量沉甸甸的，一如他在弥留之际，以强大的生命意志撑住最后一口气，等待他曾经亏欠的女儿的到来。“他的腔子里似乎有一丝响动，一口气若隐若现地哈在我的手心里，嘴慢慢合拢在一起了。他是真的在等我！”此情此景何等感人！在无声与有声之间，蕴藉着深沉而复杂的中国式父爱。

与周语同一样，《黄河故事》中的“我”也是事业有成，成为深圳餐饮界的知名人物。虽然与母亲之间的亲情并不浓厚，但“我”依然尽力履行孝道，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并为她们购买各种贵重的礼物。然而，母亲并不领情，甚至指责“我”以孝之名对她进行报复，目的是让她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愧。母亲的咒骂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在通过战胜母亲来证明自己，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可是，当母亲渐渐老去，母女之间不再相互诋毁，关系开始缓和。或许，相爱和相杀本身就是中国式情感的一体两面。面对风烛残年的母亲，“我”终于袒露了潜藏多年的心声：“母亲，我是恨她的。可我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倏忽之间，她已经八十六岁了。我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任泪水濡湿枕头。”这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既是对过往伤痛的控诉，也是对母亲深沉的爱与无法割舍的牵挂。同时，它也揭示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复杂性。即使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为家庭关系中的冲突提供一种情感上的解决路径。而“孝”的理念则建立在“和”的基础上，强调通过家庭和谐来践行孝道。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礼之用，和为贵。”（《礼记·学记》）或许，正是受到以和为贵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和母亲才能最终冰释前嫌。由此可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和谐与孝道的观念仍然能够为现代家庭提供情感的支撑和指引，帮助人们在复杂的亲情关系中找到平衡与安宁。

邵丽以家庭伦理为基准的性别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审视中国式家庭的新路径。在她的笔下，中国家庭中的父亲、母亲、子女等都打破了传统的角色限定，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内涵。对此，邵丽并没有做过多的道德评判，善与恶、对与错在家庭成员亲情的交织下，如同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看，都反射出不同光芒和色彩。然而，这并非是对道德的悬置。因为，随着时代的加速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以现有的伦理规范或许很难进行框定。尽管如此，邵丽依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解决现代家庭的问题的良方，“仁”“和”“孝”等理念，在她的叙事中得到了强调和体现，让我们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转化和价值所在。这是邵丽小说性别叙事最大的意义。

当然，不可否认，邵丽在作品中往往以家庭的和谐作为结局，强调个体通过自我反思可以实现与家庭的重新融合。这种处理方式显得过于理想化，忽略了现实中家庭冲突的复杂性和一些无法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但无论如何，她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希望，给我们带来了真实的慰藉和启迪，正如海明威所说：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新世纪文学的东北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ZW 15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273。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