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高质量发展
少年儿童是未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为推动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促进新时代优秀儿歌创作传播的发展繁荣，5月14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诗刊》社、《文艺报》社承办的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研讨会在京举行，十余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研究专家、词作家、阅读推广人以及一线教师参会研讨。本版摘登研讨会部分发言。
——编 者
作为蒙学“教材”的儿歌
□曹文轩
中国是儿歌大国。当年在中国广泛搜集、最终编辑成一本《中国的儿歌》的美国人何德兰曾这样说过：“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学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不管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不管是皇帝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孩子、城里的孩子还是乡下的孩子，他们全都能理解并传唱这些儿歌，这些儿歌在他们心中打下相同的印记。”
儿歌在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风景？大约是因为早先国人看到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儿歌却有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力量，它的力量甚至被严重夸大了。《西游记·降魔篇》写各路降魔者五花八门的招数，但都比不上唐三藏掌握的三百首儿歌。唐三藏正是凭借这三百首富有魔力的儿歌，一路降魔，并将孙悟空制服于足下。中国儿歌史上出现的“荧惑说”，就是因为儿歌功能的阐释者将儿歌隐形力量神秘化的结果。他们将儿歌看成了历史颠覆、变迁的预言、谶语。“帝非帝，王非王，千乘百骑走北邙。”一首洛阳童谣，后来居然变成了事实，于是人们感到了儿歌具有令人不安的“荧惑性”。其实，那首儿歌呈现出来的情景或许是人们根据种种腐败堕落之现象推演出来的必然情景，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意预言和谶语。
但儿歌的能量确实不可小觑。那些口口相传的儿歌经典，“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许多人对童年吟唱儿歌的记忆都充满了无限深情、诗意与透彻的见解。林海音在《在儿歌中长大》中说，语言的学习、常识的增进、性情的陶冶、道德伦理的灌输，这一切都是从“儿歌中得到的”，“因此我们敢说，中国儿歌就是一部中国的儿童语意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伦理学、儿童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搜集歌谣，也正是基于对包括童谣（儿歌）在内的歌谣能量的高度估价。许多作家学者都参与了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小题大做”的计划，鲁迅也是形成这一计划的重要建议者。对于这次声势浩大的搜集歌谣之运动，我们至今实际上未能给出恰切的起因分析和意义判定。北大知识分子何以对作为“民间文学”的歌谣如此在意与推崇？那是因为这些包括童谣（儿歌）在内的歌谣对人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是与血液和灵魂相关的生命元素。同时，他们理性地看到了这些歌谣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出的重大作用。我想，促使他们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可能与他们童年吟唱童谣（儿歌）、以及这些童谣（儿歌）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成长有关——这或许是直接原因。
在图书还没有出现，或还没有成为普及性阅读媒介之前，口口相传的童谣是十分重要的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科学的无形的教科书。它不是通过看，而是通过念、吟唱乃至喊叫而流传四方、深入人心，而永世不忘。
所谓“童蒙”，是说儿童呱呱问世，其心灵的原始状态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描述的那样，犹如一块白板，是无知无识的，需要“启蒙”，于是逐步有了“蒙学”“蒙养教育”。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认识到了蒙学、蒙养的意义：只有在生命“幼稚阶段”时就打下良好的精神基础，才有可能在后来成为健康有力的生命，行进在合理而美好的人生道路上。那么，什么才是蒙学的“教材”呢？毫无疑问，儿歌是其中一项很好的选择。儿歌与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节奏感和乐感，最初，儿童也许并不理解那首儿歌的含义，但却能很快记住，然后再慢慢理解其中的含义。逐步完善的“蒙学”，将儿歌从政治附庸的位置逐步移至道德素养教育，而到了后来，它的主题领域和形式也日益扩大和变化，“生活歌”“知识歌”“节令歌”“劳动歌”“数数歌”“催眠歌”“谜语歌”“颠倒歌”，不一而足。但其意义却因为这一切皆为“小儿之歌”而非常容易被忽略。
儿歌是与儿童的游戏精神最为契合的一种文体。“游戏精神”是哲学、心理学、精神现象学的发现：从“人类幼崽”的最初行为中，他们发现人天生具有游戏的欲望。今天，相关理论体系已经建立并趋于完善，“游戏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蒙学”的基本话题。而此时我们发现，儿歌是所有蒙学“教材”中最能与这一精神和谐共振的。现代儿歌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它开始讲究“文学性”，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其主题领域更加广泛，也更加深邃。哲学开始进入儿歌，许多作家将审美功能也视为儿歌的功能。比如，“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叶圣陶《小小的船》）这样的儿歌，显然是作家带着审美意识而写就的。
儿歌开始带入诗性，与儿童诗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些变化使得“蒙学”更具质量，也使得现在的儿歌更像诗。如，“小板凳，真听话，跟我一起等妈妈，妈妈下班回来了，我请妈妈快坐下。”“萤火虫！萤火虫！你是一个小灯笼，晚上照我去游戏，太阳一出影无踪。”这样的儿歌是诗人的创作，这些变化也提升了儿歌的境界与质量。
在图书丰富、网络发达的新时代，儿歌在儿童的吟唱和阅读空间中已不太可能再像从前占有那么大的比重了，但我们依然可以将它看成十分重要的蒙学、蒙养文体。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需要对儿歌在新时代的意义作出理性阐释，以告知相关推广部门重视儿歌的创作与传播。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缺少足够的高质量的儿歌。从前的“群相习，代相传”的儿歌，是“不知作者所自”的民间创作，在传播中不断被修正完善，一首意思相近的儿歌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版本和时间版本。而现在的儿歌是由有名有姓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民间创作”几乎销声匿迹了。当我们的创作不能满足儿童对儿歌的需求时，当我们不能足够重视儿歌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时，儿歌的“民间创作”就会自然开始。同时，除了作家们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外，还需要全社会对儿歌的意义有高度的认知。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
小儿歌可以写大题材
□薛卫民
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儿歌的文脉比其他体裁更为悠久和绵长。严格的儿童文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而童谣则古已有之。个人署名创作的儿歌，则是始于五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在那个历史时期，以北京大学为重镇，蔡元培、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钟敬文、朱自清等学者、作家，先后投身到对民间歌谣童谣的搜集整理工作中。早在1913年，鲁迅便在当时教育部的《编纂处月刊》上发文呼吁“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还把他搜集到的地方儿歌抄录下来寄给周作人参考。与此对应的是，五四之后创作的儿歌，都有继承民间童谣、致敬民间童谣的鲜明印迹。创作者虽为数不多，但都在不断尝试和摸索。儿歌在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上出现重大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后，儿歌创作出现惊人蝶变，老的儿歌作家新作迭出，新的儿歌作家成批涌现，儿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可圈可点，并影响至今。新时代的儿歌既有对之前优秀传统的延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一是作品数量多，引人关注少。微信、微博、各种自媒体、公众号等都为儿歌提供了发布、展示的平台，比以前纸媒报刊的发表门槛低了很多。这样虽然会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儿歌创作，但好儿歌作品，也往往会被淹没其中，阅读的疲惫感和失望感也与日俱增。
二是特质衰减，泛化弥漫。儿歌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是因为它有自己的美学范式、艺术特质。比如韵脚和韵律，儿歌不但必须押韵，而且还要押得严整，最好声调都要匹配，如此才能让节奏明快、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成为现实。同时，儿歌重在追求情景、情趣，情景栩栩如生，让儿童有代入感，这就是对传统童谣的民间性、口语感、生活气的承续。
三是大而不当，小而自甘。儿歌与民间童谣的血脉关联从古延续至今，使它天然具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儿歌的天真率性、化繁就简，使它在抒写重大题材时，往往能以少胜多、四两拨千斤。很多儿歌写作者意识到儿歌不小，可以写大题材，但却太心急，直接把主题当荧光棒摇来晃去。一切关乎文化、关乎价值取向的事都无法速成，都不能奢望立竿见影，都来不得急功近利，需要坚守初心，涓涓细流地做，久久为功地做，像万里长征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像塞罕坝人绿化荒漠那样一代接一代地挥洒心血和汗水。与大而不当相对，有的写作者习惯了小花小草、小猫小狗的舒适区，表达方式上也习惯了从小到小的路径依赖，在翻炒他人已有作品和重复自己中自得其乐。儿歌、儿童文学永远都会写小花小草、小猫小狗，因为儿童和童年期的人类都是“万物有灵”主义者，相信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和人一样，没有那么强的分别心，而这恰恰是让儿童从喜欢的小入口走向大世界的无限契机。
四是理论建设远远不够，儿歌评论严重缺席。儿歌在整个文学版图中是小众里的小众，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项目很少与儿歌相关，我更没怎么看到过近年来有专门的儿歌理论著述。儿童文学其他体裁的作品大都有评论的即时跟进，但对儿歌作品富有针对性的、直指具体篇目的分析、研究和批评文章却屈指可数。
新时代的儿歌创作如何配得上这个时代，如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有好作为、大作为，不仅是作家需要身体力行回答的课题，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和期待，尤其是教师和家长。儿童特别是幼儿接受文学的途径不是读，而是听，听觉效果越好接受度越高。儿歌无疑是幼儿接受度最高的文学，一篇故事类作品幼儿再喜欢，听过之后只能简述个大概，而一首幼儿喜欢的儿歌，他们可以把它完整地背诵下来，这对幼儿陶冶性情、亲近母语、放飞想象、提升表达能力会起无法量化的重要作用。鲁迅把儿童比为“人之萌芽”，儿歌是“人之萌芽”的文学，是“人之源头”的文学，它必须更蓬勃、更喷涌才配得上它的读者。因此，小儿歌做的是大事业。
（作者系儿童诗人、吉林作协副主席）
用童心、爱心、诗心浇灌“儿歌之花”
□张晓楠
儿歌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是儿童文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体裁之一，也是每个儿童最早接触的文学形式。
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学段的儿童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基础阶段和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外部事物充满好奇心、求知欲和表达欲。儿歌内容简短、形式简洁、主题广泛、音韵和谐、节奏欢快、情感真挚……非常契合学前儿童和低年级学段儿童的认知需求、语言发展特点和表达需要，这也使得经典儿歌很容易受到广大低幼儿童的欢迎，也容易在低幼儿童群体中口口相传、代代相诵。在家庭、学校帮助低幼儿童发展语言、开蒙养正、奠定基本价值观、培育良好行为习惯和健全人格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儿歌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双轮失衡。学龄前阶段和低年级学段是幼儿逐渐形成习惯和意识的重要阶段，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出版供给层面，一方面，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形式不够丰富，儿歌适合幼儿听、赏、念、唱。基于创作水平和条件限制，新时代儿歌的风格和题材相对单一；另一方面，教育性过重，与时代脱节，一些儿歌缺乏时代感，停留在向孩子传递一些基本知识、道德感和良好习惯的层面上，忽略了儿歌的趣味性和艺术性本身，在反映当代孩子们的生活世界方面亟待提高。广为传唱、能够发挥应有功效的优秀儿歌屈指可数，多是老一辈传诵下来的传统经典儿歌。在需求层面，家长对儿歌教育普遍重视不足，幼儿园教师会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兴趣及教学目标指导幼儿学习儿歌，内容相对传统，形式较为陈旧，缺乏新观点、新角度。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在儿歌导读、教育、教学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创作队伍建设呈现青黄不接的趋势。经典儿歌是音韵节律、儿童生活阅历、心理发展、审美取向及语言习惯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创作者对儿童语言、生活知识及伦理道德和个性培养等方面的把握能力。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儿歌，除了源于民间流传之外，大多是老一辈作家、诗人用童心、爱心、诗心与才华浇灌出一株株“儿歌之花”。如《中国儿歌大全》《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全10册）作为家庭亲子共唱儿歌的好素材，具有很强的史料和学术价值；“男婴笔会”作家在《幼儿画报》上创作的系列优秀儿歌作品，既接近儿童日常生活，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但年轻作家中在儿歌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尚不多见，对于两亿多少年儿童来讲，此时的儿歌作品，可谓燎原之势已化为点点星火。
新时代儿歌的传播特点与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传播渠道立体化的形势下，儿歌难以唱得响、传得开。儿歌传播和推广方式与过去相比变化明显，除了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还包括游乐设施、网络平台、移动端等，且后者的传播作用更强。新时代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电子产品广泛应用，获取知识信息渠道繁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们实用性、趣味性的选择众多，广大儿童反复传唱“同一首儿歌”的场景较难再现。即便是十分优秀的儿歌，在广泛传播和推广的赛道上也较难突出重围。二是在自媒体传播商业化的趋势下，对儿歌的认识逐步弱化。网络流行音乐大行其道，很多孩子用稚嫩的童声欢唱成人歌曲，再难看到广为传唱的经典儿歌，导致当下中国儿歌创作出现断层与失语之痛。由此，应该遵循新时代儿童的心理变化和审美取向推动儿歌发展。幼儿时期是语言高度发展、开始养成认知的时期，这阶段的孩子们喜欢与成人交往，喜欢听故事、诗歌，想象、叙事及再创造能力获得迅速发展，这关系到孩子们的价值养成，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未来人。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新时代幼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用爷爷的思维写给孙子的歌”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创作推出一批深受新时代少年儿童喜爱和传唱的精品儿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广大少儿出版人责无旁贷。
繁荣新时代儿歌创作，要推动儿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新时代少年儿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这是儿歌创作的新时代使命。作为出版单位，我们应当与作家、教育机构、媒体平台等通力合作，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呵护孩子们，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传承中国经典文化，滋养其形成高尚的人格与情操。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儿歌表达与传播路径，践行寓教于乐的出版理念。少儿出版应着眼于新时代幼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探索新元素，在表达与传播上不断创新，统筹兼顾儿歌的思想性、艺术性、可听性和传唱度。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强化互动中，满足广大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少儿出版人要在儿歌创作推广上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既要从源头上抓好作品质量，更要从出口上强化传播推广力度和效果，要切实增强责任感，让儿歌在对少年儿童价值观启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
让儿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
□刘晓晔
儿歌处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交叉的边缘地带，反映的是世俗文化和儿童的市井生活与情趣。因此，在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加强反映地方民俗和中国精神的儿歌整理与传播，使儿歌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命。首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智慧手段，加强儿歌资源的保护与传播，搭建儿歌资源库，服务于家庭、学校教育需求；其次，使儿歌研究、保护、传播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充分重视“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推进幼儿学会国家通用语言”等相关政策，通过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儿歌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建设；再次，充分重视幼儿儿歌学习价值，跨学科地开展儿歌对儿童语音、读写能力等语言发展贡献的研究，提升教师、家长群体对儿歌价值的重视程度；此外，搭乘图画书出版、数字阅读的高速列车，实现口头文学的书面传承与现代数字化转化。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儿歌要读出来才有生命
□孙 怡（小雨姐姐）
在新媒体时代，儿歌的传播已经融入了数字化、互动性和多样性等多元特征，传播渠道不仅有电视、广播、报纸，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短视频平台。在校园的课间活动中，孩子们在愉悦的氛围里接触到更多的儿歌，培养了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在家庭中，亲子共读儿歌不仅可以增进亲子关系，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些优秀的作品。另外，儿歌在各种全国少儿语言类大赛、考级中广泛传播，绝大多数作品是孩子和家长们一起选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几十个孩子选用同一个作品的现象，既说明孩子们对这些作品的喜爱，也说明儿歌精品的匮乏。因此，儿歌不能只停留在报刊、书籍文字中，而是需要被读出来，真正赋予它生命。我们需要加强对儿歌传播渠道的整合，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壁垒，形成合力推广儿歌。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儿歌传播效果的研究和评估，以便更好地优化传播策略。我们希望，儿歌不仅是简单的韵律和诗句，更能够传递正能量，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陪伴和引导，成为孩子们认识世界、了解生活的重要窗口，让他们在快乐的儿歌中茁壮成长。
（作者系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高级编辑）
把好入口 打通出口
□杨启舫
目前，我国少儿歌曲的创作现状并不乐观。一方面，少儿歌曲创作的断代现象比较严重，可供孩子选择演唱的优秀新创少儿歌曲数量稍显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纸媒、电视、唱片、线下演出等行业受到冲击，大量的原创儿童歌曲得不到有效的传播。所以，在新的传播环境和传媒形式下，我们的儿童创作亟待提振，在“入口”和“出口”上多下功夫。把好“入口”，即是把好儿童歌曲的歌词创作关；打通“出口”，即是要求新时代儿童歌曲创作符合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对于重大主题的少儿歌曲创作则要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口号化，要寓教于乐，要有情趣和浪漫的想象力，更要相信孩子们的审美能力和想象力。孩子们需要新儿歌，这就要求我们多方面寻找突破口，努力打通从儿童歌曲创作到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国2亿多孩子送来更多健康、向上、温暖、好听的优秀少儿歌曲。
（作者系中国音协理事、词作家）
从中学语文教育
看新时代儿歌传播的特点
□胡 阳
从学校场景的角度来说，适合今天儿童生活的儿歌很少，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朗朗上口的作品大多是我们小时候广为流传的作品。新时代儿童更加张扬个性，追求自我情感的表达，认知视野很广阔，也很容易共情，对音乐审美的要求比较高。要有好听的旋律，还得有动感的节奏、有趣的文字组合，能表达独特想法的内容，这才是他们喜欢的。在校园生活中，搞笑的、充满幽默感和词语创新的童谣儿歌，节奏感强，能抒发感情，有比较鲜明的语气特点，能够应用到各种场景中去，传播很快。《诗经》《论语》《姓氏歌》《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能够教孩子一些文化或生活常识，应用场景比较具象，依然可以得到他们的喜爱。通过学校语文教育的特定场景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大家对于新时代儿歌的强烈需求与热烈呼唤。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语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