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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灵感的来源 | 写作课
来源:中篇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 余华  2024年09月05日16:35

杨绍斌:你通常是怎么构思一篇小说的?

余华:我写作的开始五花八门,有主题先行,也有的时候是某一个细节、一段对话或者某一个意象打动了我,促使我坐到了写字桌前。

杨绍斌:《活着》这部小说里福贵这个形象有来源吗?

余华:福贵最早来到我脑子里时是这样的,一个老人,在中午的阳光下犁田,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皱纹里嵌满了泥土。

杨绍斌:许三观呢?

余华:他最早的形象是在冬天的时候穿着一件棉袄,纽扣都掉光了,腰上系着一根草绳,一个口袋里塞了一只碗,另一个口袋里放了一包盐。但是,这是我开始写作时的形象,构思的时候还不是这样。

杨绍斌:那又是怎么样的?

余华:关于《活着》,我最早是想写一个人和他生命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里都让我着迷,这有点主题先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这篇小说应该怎么写。有一天早上醒来时,我对陈虹说,我知道怎样写这篇小说了,因为我想出了题目,叫《活着》。陈虹说这个题目非常好。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标题,才有了这部小说。有时候一个标题也会让你写出一部小说。八十年代的时候,文学界批判过主题先行的写作方式,其实完全没有道理,写作什么方式都可以,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至于《许三观卖血记》,最早是这样的,大概是在1990年,我和陈虹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泪流满面地从对面走了过来。我们当时惊呆了,王府井是什么地方?那么一个热闹的场所,突然有一个人旁若无人、泪浪满面地走来。这情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到了1995年,有一天中午,陈虹又想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聊了起来,猜测是什么使他如此悲哀?而且是旁若无人的悲哀!这和你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哭是完全不一样的。

杨绍斌:所以后来在小说里,许三观在大街上哭。

余华:这已经是最后一章了。那天,我们两个人不断猜测使那位老人悲哀的原因,也没有结果。又过了几天,我对陈虹说起我小时候,我们家不远处的医院供血室,有血头,有卖血的人。我说起这些事时,陈虹突然提醒我,王府井哭泣的那位老人会不会是卖血卖不出去了,他一辈子卖血为生,如果不能卖了,那可怎么办?我想,对,这小说有了。于是我就坐下来写,就这么写了八个月。

杨绍斌:许三观后来就卖不了血。

余华:当时我认为小说最后的高潮,就是他卖不了血,所以他就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哭,因为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养活自己的能力,他的悲哀是绝望以后的悲哀。这对年轻人来说没什么,可是对一个老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曾经准备在这最后的一章里重重地去写,准备将自己吃奶的力气都写光,将这一章充分渲染。可是当我写完第二十八章,也就是结尾前的一章后,我才知道叙述高潮其实是在这一章,就是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的那一章,于是最后一章我很轻松地完成了。根据我写作和阅读的经验,两个很重的章节并排在一起,只会互相抵消叙述的力量。

杨绍斌:这么说来,你在动手写作时,对笔下的人物已经胸中有数了?

余华:还是没数,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他会干什么,最多只能先给他一些设计,而且有些还用不上。

杨绍斌:你现在还拟提纲吗?

余华:我在旧信封上做笔记。开始时我怕自己忘了,就随手拿起一个旧信封记上,一个记满了,再用第二个,为了风格的统一,我接下去仍然用旧的信封。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都写满了一堆旧信封。现在我开始用新的信封,而且必须是国际航空的那一种,上面没有邮政编码的红框,显得更干净。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写作习惯。当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只要知道开头一万多字怎么写就行了,后面肯定会出来。要是一万字写完了,后面还不出来,那就不应该写了。这和我早期的写作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以前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我叙述中的符号,那时候我认为人物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要传达叙述者的声音就行了,叙述者就像是全知的上帝。但是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因此,我写《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人物不断理解的过程,当我感到理解得差不多了,我的小说也该结束了。我想起来,1987年在黄山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和林斤澜一起散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起去看望沈从文先生,他问沈先生小说应该怎么写,沈先生只回答了一个字:贴。就是说贴着人物写。这个字说得多好!可是当时我没有很深的感受,现在我才发现的确如此,贴——其实就是源源不断地去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就像去理解一位越来越亲密的朋友那样,因此生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得多,就是我自己也要比我所认为的要丰富得多。

节选自余华访谈《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