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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明:《敦煌》写作日记摘录
来源:十月(微信公众号) | 陈继明  2024年08月16日09:31

想写一部对得起寂静的小说。

表面上却在写与寂静相反的东西。

不装神弄鬼,正视人与神的界限。

在这个神的世界里,人是怎样生活和思考的。

在敦煌,人的存在可能是最完整、最有始有终的,因而也是最可观察的。

我想看看,在敦煌这样一个地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如何对峙如何抵消。结果是,我总是同时看到形而上和形而下。它和它总是同时出现。

于是产生了这部小说的叙述。

于是产生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语言。

它们是左右为难中意外产生的。

所有的故事还没有被真正讲述。

所有的故事必须重新被讲述。

想起上大学时,认真读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是,当时并没有看懂,没看出什么名堂,甚至奇怪,两部史诗中,诸神大部分时候都没有神的样子,倒是相反,诸神往往更像生活中的俗人、坏人、恶人,具有人的全部弱点,疯狂、粗暴、专断、诡计多端、易于冲动。今天才突然发现,和兢兢业业、合情合理、遇事冷静分析和判断的习惯相比,前者的确更富有神性,后者才是凡夫俗子的品质。

不要太精确,太紧凑。

在杂沓、任性里找精确、紧凑。

《金刚经》的言说方式,是长篇小说应有的言说方式。正正反反,不正不反,又正又反,说什么,反什么,反什么,说什么。唠唠叨叨,翻来覆去。相互补充,相互修饰。相互对峙,相互抵消。零,又是全部。全部,又是零。

写小说是攀云梯。每天睡好觉,是为了有精力攀云梯。

是真正意义上的云梯。云做的梯子。

一个喜欢广袤大地的人——像非洲,像中国西部,那样的地方。

雪祁,应该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是我对雪祁这个人物的最早构想。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绝对的个体。

不能想当然地假设,假设一切都是没问题的。

敦煌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一伙人,被这么一片绿洲所养活,有粮食,有神。

社稷有时远,有时近。有时实,有时虚。

这么一伙人的生存,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全世界很难找到另一个相似的地方。

这部小说的世俗基础就是如此。

它可能也是文学前景。

貌似没有结构。

结构像冰一样化在小说里。

这部有关历史的小说,我不想写成历史小说,我想让这部小说有当代感。但我也很谨慎,不想写成所谓当代小说,不想让这部小说有现代面目。这一次,我第一次意识到,现代小说,西方文学,那种清晰的形式感,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和本此叙事不搭界。或许先锋性已经不用单独讲了,已经变得像空气了,或许当先锋性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生活、中国经验和中国叙事时,就显得有些“装腔作势”。

作家应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安住其间,再去写作。它如同一座房子。否则一个作家可能是乞丐。像乞丐一样饥一顿饱一顿。

状态和写作的关系紧密,不是因为写作需要一种状态,而是因为你怎么生活就怎么写作。你不是靠才华写作,你甚至用不着野心雄心。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事情有多简单。实际上,书中的一切不是我“想”出来的,也不是我“写”出来的。它们和“想”和“写”这些动作好像没任何关系。书中的每一行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的脚好像比我的手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它是怎么成为一本书的,我的愚笨、顽固、无趣、幼稚也比我的聪明、才华更有用。

福克纳说:“一本书是作家的秘密生活。”《敦煌》就是我的一段秘密生活,而且有惟一性。它完全取代了我的生活,重塑了我的内分泌,干预了我的习惯。如果说小说中真有松驰,那全是用痛苦、困惑、紧张、痴迷达成的。

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为什么会写敦煌?你为什么写了那些女人?你为什么写了那些动物?这一类问题,是我现在最怕回答的。因为,在我心目中,《敦煌》是我写的一本书,它暂时还不是一个事实。它更像一个传说。

202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