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浦歌，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等。长篇小说《一嘴泥土》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有作品刊发于《十月》《中国作家》《天涯》等刊。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孤独是条狂叫的狗》《麻雀王国》《迂回的隐痛》。

导 读

这是一篇具有博尔赫斯风格的小说。“我”是位报纸编辑，“我”的前同事姚四海是个百变神通的人。他依次在报社副主任、政府官员、房地产公司老板之间转换身份。对“我”而言，最终还是有求于他，仿佛骰子的最后一掷。小说以带有悬念的开放性结局，展现一种先锋意识和叙事艺术的追求。

骰子的最后一掷

浦 歌

在成千上万个碌碌无为的所谓作家里，我可能是最无声息的一个。我善于爬山，能在陡坡上从容行走；迷信数字，怕死；内心有一种无法熄灭的自大，觉得有一天会写出惊世骇俗的巨著；不喝酒，聚会最多喝一小盅——那是我为自己划下的界限。然而此刻，我知道自己走向了终点，我所在的地方，所面对的危险，无人能够想象。如果说事情没有任何预兆，你可能并不相信。然而，二十年前，我应该就能看到一个细微的端倪。

一个作家的名字已经激怒了我，那就是博尔赫斯。我感觉，命运已经被他所左右和戏弄。二十年前，我看到那个几乎是赤裸裸的警告画面，相信那绝不是偶然，那是带有恶意和嘲弄的警示。我当然没有能力认知它。我依然记得当初与姚四海的一次争论。作为文学青年，他是一个古典派，喜欢《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胜过张爱玲、莫言，喜欢歌德胜过艾略特。那是在他刚刚升任新闻部副主任的办公室里，我们谈论刚刚发生、血洗全家的社会新闻，于是提起人性，甚至说到休谟的《人性论》，之后，谈到了动物与兽性。他突然说，他喜欢老虎，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受了博尔赫斯的影响。因为一周前，我将一套《博尔赫斯文集》作为礼物送给他，那是从南宫书市三折买到的，总共花了十八块五毛钱。那时，我痴迷于所有现代派小说。而他一直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只是在出怪，他的兴趣点最远到托尔斯泰。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改变他对我和现代主义的嘲讽态度。

那天，他否定了我的说法，他说：

是因为喜欢布莱克，我喜欢他的诗歌《老虎！老虎！》。

我知道他说谎，怕我认为他已经偷偷涉足现代主义文学。一定是他借由博尔赫斯，才真正抵达了那只隐喻的老虎。我无法找到他看过博尔赫斯的证据，然而，那段时间，他的言谈之中一直潜伏着博尔赫斯的身影。直到两年之后，他不再从言语和隐喻上喜欢老虎，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不知通过哪个途径，他弄到一只幼豹。

我记得，博尔赫斯在《蓝虎》中说道：“蓝虎完全有可能是一只黑豹。”

那是一只猫那么大的小豹，刚刚脱离哺育期。看到它的时候是个正午，在强光所遮蔽的角落里，我看到了这只幼豹。它小小的头既像母狮又像老虎，威严又警觉，出奇地冷静。但姚四海居然可以将它抱在怀中。那是他的颓废期，他将关注点从人事竞争和纠纷，转移到了危险的动物身上。

提到单位，他会说：

狗日的，一个个都是蠢货！

我和同去的两位同事对他的住处啧啧称赞。无法说清他是租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房子，他也含糊其词。这个小院落建在西山上，远离市区，为此他不得不买了一辆二手吉利牌汽车，因为即使开车路途也需要四五十分钟。每次有人跟随他走向车位的时候，我都会暗暗注意到，他的动作和表情会略略不安，有着说不来的羞怯，这表情常常让我大为惊讶。因为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我们的工资只有每个月一千五六，买车对我们还是天方夜谭。拉开车门坐进去之前，他都会厌弃地说一句，他妈的，一有机会我就要换它一个越野车。他一定觉得，坐在这样的车里是一个羞辱，只不过迫于无奈，目前不得不坐在里面。然而，种种迹象又表明，他已经有了淡出江湖的架势，他行为的飘忽不定常让我始料不及，对钱的事情又讳莫如深，不过他手段很多。

那天，我产生了诸多感慨，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车开出市区，走在车辆很少、两旁尽是农民和庄稼的二级柏油路上，使我马上联想到放逐、自我孤立、荒凉等。山区道路险峻且不停兜圈，之后不久，我们走上一条偏离村庄的道路，最后来到他的家门前，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在过分纯净的蓝色天空下，一大片白云正在快速变幻向山顶方向移动。路旁满是荆棘、青松以及各种野草。

这一切虽然具有山野趣味，但多少充满了寂静和落寞感。

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忍心回忆2001年——我人生悲剧真正的起始。也许生活正是为了向我显示那个显而易见的征兆，那一年，城市整整铺排了几个月时间——那是城市唯一一次大规模动物园搬迁，估计以后也不会有。正是那年，省城的城市新闻报刚刚诞生，我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创刊的五月六日，我和同事们站在大街上，佩戴着写有“城市生活 关系你我”的红色绶带，向路人免费分发《城市新闻》创刊号。创刊号第五版是动物园搬迁新闻专版，一头长颈鹿站在整个版面上，它的头探出报眉，正茫然地看向前方。正是那份报纸的渲染，让我感觉到，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奇异的感觉，一种由动物引起的欢悦、轻松或者戏谑感。想一想一头高达两三层楼高的长颈鹿，站在特制的车辆里，用眼环顾西部酒城、解放路电影院等等街景时的情景。那天，只要订阅报纸，就会赠锅。我们身后是摞起来的、装在纸箱子里的丰茂牌电饭锅。我记得，很久没有看到姚四海的身影，后来我在京都酒店一楼沙发那里找到他。他朝着窗外一排同事，晃动了一下摇滚歌星一样的长发，扬了扬下巴，以一种置身事外的神态，自嘲地笑着说：

他妈的，丢人现眼！

创刊前一天，他就对经济部主任出言不逊。因为该主任居然胆敢指挥他。他事事看不惯，这使他的处境岌岌可危。

奇怪的是，正是听了他这句话，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身上具有的卑微性，这正是我站在街边未尝想过的。相反地，我心中洋溢着节庆般的感觉，人生第一次戴着红色广告绶带，身边站着同龄男女同事——我们才认识刚刚两周左右。我感觉，自己的人生重新铺展在眼前，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我的身边似乎还站立着许多新闻界作家同行：海明威、马尔克斯、略萨……这让有作家梦想的我暗自得意。我们免费给路过的市民报纸，订报赠送一口价值不菲、我当时都尚未能用过的电饭锅，我们就像乐善好施的天使一样站在那里，等有人向我们伸手要报纸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我向他们奉送了最无私的笑脸。

尤其是那天下午，大象出现在大街的时候，我首次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奇幻感觉，我几乎听不见身边传来的一阵阵喧哗与惊呼声，顾不上注意那两个像打仗一样冲出去的摄影记者，他们端着相机手忙脚乱。那是一头站在加长敞口大卡车上的大象，倦怠的长鼻子在车斗附近悠来荡去，皱巴肮脏的皮肤如同陈年的石头。它的额头刚刚擦过天桥底部时，再次引起一阵惊呼。据说那是特意量过尺寸的。

2001年国庆节，卧龙山动物园正式开园。报社创刊短短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已经数不胜数。我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还记得发生9·11事件时，世贸中心被袭已经难以让我震惊，因为那就像发生在我心里的巨大创伤。我在办公室一遍一遍听着REM乐队的歌曲，想象自己如何自杀。短短几个月，我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恋爱事件，最后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姚四海目睹了我失态的整个过程，而我目睹了他的升任，他变成了新闻部副主任。在他搬家的那天，他含蓄地警告过我。

他用两个字总结了我的种种行为：胡闹！他用自己特殊的玩笑似的语气说，这语气减轻了词语责备的含量，然而强调了其中的荒唐。

那时，他刚刚住进我给推荐的一个出租屋里，几乎一无所有。我并没有意料到他会去住，房屋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137平方米，只要二百八十元，那是尚未有人装修居住的小区，到处都是工地垃圾。房间里是毛墙毛地，我们发出的声音在几个大小不等的房间里嗡嗡回荡，灰色的毛坯墙像我们当时粗糙的生活。他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两包行李、一袋子书和他的小说手稿。还有一箱子锅碗瓢盆，以及一个未拆包装的电饭锅，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单位作为赠品发的，一定是他通过手段搞来的，他非常善于这一套手法。不过，这空荡荡的大房屋也许符合他的性格，我们隐隐都觉得，他绝非池中物。他通读二十四史，他的精神棱角似乎通过桀骜不驯的长相显露出来。他的理想是成为范蠡那样的人物，可政治可经济，又有隐逸之心，知进知退。任各种风雨浪潮，都能逍遥应对。

2001年国庆节当天，在卧虎山动物园，我和李倩遇见了姚四海。

这在半个月前，谁都无法预料这一幕。是啊，因为那时，姚四海正费口舌劝我，要好好活下去。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连他妈的女人都没碰过，就寻死觅活的，有什么意思。国庆节，是我和李倩第二次约会，第一次，仅仅就是国庆节前一天。在我看来，李倩一下子将我从黑暗的淤泥中拯救出来，如同突如其来的神启。

我们刚刚从飞禽馆出来，就看见斜坡顶端出现一个光头男人，他和一个女人共同牵着一个小孩，我不由自主看着光头男人，看着他头上的一片青色，以及隐隐的亮光，还有他的宽大灰色背心。直到我突然认出，那个男人是新闻部副主任姚四海——这是他第一次接妻儿来省城。他的一头长发被剪掉了，剃成了光头。他也许在用新的形象告诫自己——他是那种我行我素、无视权威的人，你会替他的人生担心。他宁可用武力解决，不愿意动口舌。上个星期，他骂了特稿部主任，他扬起烟灰缸，差点打了主任。我捏捏李倩的手，说：姚四海，我看见姚四海了。我们立刻扭身向两栖爬行动物馆走去，那时，李倩还不想让单位的人知道我们的事情，她是我们单位的实习生。一个星期之前，她刚刚进单位。

最终，我来到人生的关键之处！只是当时我并不知晓它包含的意义。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惊人的场景，尤其是对此刻的我来说！

那是蛇类展区，在我们眼前，是一种名叫细鳞太攀蛇的毒蛇。简介中如是说：

细鳞太攀蛇：陆地上最毒的蛇，比响尾蛇毒性强300倍，约等于眼镜王蛇的20倍，一次排出的毒液可以毒死20吨的猎物。相当于25万只小白鼠和100个成年人。

最令我心惊的是，蛇笼里有一只被当作食物放进去的小老鼠，它正哆里哆嗦站在角落，紧盯着附近的三条细鳞太攀蛇。三条毒蛇各据一方，一条伸出头在喝盆里的水，一条盘在一边，一条伸长身体在缓缓移动。

出于一种莫名的感触，或许就是来自未来的某种预感，我紧盯着小老鼠，充满令人讶异和惊惧的好奇。

看到漫不经心游过来的毒蛇，小老鼠像人一样气喘吁吁，抖动着身子，它很胖，像一个小圆球，前胸一鼓一鼓。看到危险在即，它突然连跳带蹦，逃向另一个角落。之后，暂时安全的它慌慌张张，不断用爪子扣动墙面，试着找到可能的缝隙。那是铁做的，当然会徒劳无功。小老鼠的慌张传递给我，使我同样体会到莫大的紧张感。因为不管做什么都将无益，它面对的是陆上最毒的细鳞太攀蛇。它们将活活吞食掉它。尽管那是异常残酷的事实，然而我还是想亲眼看见。

好了走吧！李倩催促说。她对这个不是太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骆驼、大象、狗熊，以及口哨声吱吱叫、满场的观众鼓掌的海狮表演。就像她后来显示的那样，她喜欢庸常日子。她认为我舞文弄墨，害了她一生。她憎恶买来的书和电影碟片，把我积攒的摇滚打口带和碟全部扔到地下室与灰尘为伍。她对于2021年我们依然是城市贫民感到羞辱，充满怨愤。就在昨天，她还不停数落我，为了增强讽刺效果，这些天，她一直穿着十八年前我们结婚时穿的睡衣，那是曾经让我倍感温馨的黑点黄色吊带睡衣。对她来说，这像是家庭版的行为艺术，为了使她的说辞显得更有说服力：

你用棍子撑起眼睛看看，身边谁还没有辆车？你家里有一个四个轮子的车没？看看你老婆穿的是哪年的睡衣？你以为你老婆能买得起新睡衣？你的工资卡里有几毛钱？……就会死抱住你的破单位，别人都是人往高处走，你是水向低处流。这下好了，单位要关门了，你喝西北风去吧。

这时，她突然提起姚四海：

我就喜欢姚四海那种有本事的人，跟你一样两手空空，人家早八辈就开车买房了！现在你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人家，人家在天上吃喝享受，你在地上趴着等死，也不说张张你尊贵的嘴，求人家给个出路，我就不信，你的嘴比省委书记还高贵？

……

那段颓废的日子，姚四海写了一系列散文，名为《观豹记》。刊发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文中提到一个成语：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这八个字让我印象深刻。说的是竹管里看行动迅疾的豹子，只能看到一个斑点。二十年里，我也仅仅只能看到姚四海的一斑。虽然常常感到他面前总是阴云密布，然而他上升的轨迹却非常迅疾，像阴雨中一道不可思议的闪电。我已经理不清他曾经胜任的部门和职位，直到他成为副局长，又突然从副局长的职位上辞退。辞退事件曾经引发争议，但他显然去意已决。等我看到处挺立着“S鼎集团”四个字的时候，才突然明白这是他新的帝国。因为在养幼豹期间，他曾经给我展示过雄心勃勃的“S鼎工作室”的设立方案，甚至设计了“S鼎”两个字的图标：字母“S”像蛇一样缠绕着“鼎”字，而鼎字左下的一撇如同锋利的刀刃。他鼓动我加入其中。在我看来，这是落魄中的他聊以自慰的想象，当场就委婉拒绝了。此后再未听他提起。我最后一次见他，已经是六年之前，那是本市设立的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簇拥在十多个获奖者中间，一起站在领奖台侧面，等待念毕获奖者名单再上台。作为唯一一个赞助者——S鼎房地产总经理的姚四海，也坐在主席台。他丝毫不留意获奖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有我。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台下，表情里依然遗留着过去生活的某种印记，就像周润发咬牙签那样，眼神高傲、慵懒、充满威严。站在台侧，我一直留意他，意识到他已经像雕像一样变得沉稳内敛，过去的种种迹象内化在他不动声色的细小表情里。奖项一颁出，他就要走。在主办方几个领导簇拥下，他谁都不瞅一眼，被领路者带向出口，他的行为让我想到过去他擅长的一招，那往往是在热闹的饭局当中，一旦让他感到不舒服，他就会一声不吭，穿上风衣，拿上桌子上的手机和打火机，若无其事地离开。有时候，我感觉他是怀着某种蔑视，他觉得身边的人像一群可笑的猴子。退出饭局之后，他可能会到咖啡馆，一个人独饮咖啡，或者只是回家睡觉。

看到他用那种自由无羁的散漫走法，走出会议室的大门，出于一时冲动，我立刻从台下走出来，疾步跟上去。在几个领导诧异的注视下，我在电梯口追上姚四海，轻轻触了他的后背一下——因为我无法叫出姚总两个字。只见他机警迅疾地扭过头来，目光沉甸甸地落在我的脸上。接着，他突然像忍受牙碜一样，半个面部稍稍动了一下，嗓子里像是哼了一声，眼神里只闪过似有似无的一点微光，就扭头过去，被簇拥着走进电梯。那一刻，我唯一感觉到的就是羞耻。

作为对《博尔赫斯文集》的回馈，姚四海给了我一本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我仔细阅读了它。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精细地阅读，更是在反射性地揣测每一个字词在姚四海那里激起的回响。那是他至少读过一遍的书，上面画了线痕和标记。比如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上，他用钢笔画了波浪状下画线：

你如果把手指伸到蝉前，指尖做屈伸的动作，这比之于你伸着手指不动，蝉会更安静地伺候着，随后它会爬上你的手指；蝉是视觉很弱的，它把你的手指当作一片飘拂的树叶，这么，就爬上来了。

书里介绍了鲨鱼的交配、毒蜘蛛的求偶，还有雪中蠕虫、只能活一日的蜉蝣。其他不胜枚举：与狗和狮为敌的灵猫，防御时可以喷粪二丈多远的欧洲野牛——它的粪巨臭，所被沾污者皮毛溃烂；可以像四脚兽一样反刍食物的斯卡罗鱼；生于茅草的扁虱。书里还说，马狗牛羊以及一切胎生四脚兽类都会做梦；正在睡眠的金枪鱼鱼群（白亮的肚皮朝天）；扁平鱼在沙中就眠；一些老渔夫竟然听到海豚的鼾声；海胆用它的棘当脚；蛇胃像是一个较宽的肠，有如狗胃。

就是在那时，我们常常交换文学看法。他的兴趣已经开始向文学之外的其他地方转移，尤其是历史和动物。他坚持每天读一点二十四史，渐渐地，他开始将文学等同于一种无聊而腐朽的修辞学（或许这就是博尔赫斯给他的印象），他对小说虚构中造就的虚假故事开始变得厌烦。

那时他有一个观点：对现实没有想象力的人，才会去写小说。他认为，现实才是唯一值得去实现和创造的地方。范蠡通过想象力，规划和创造了他自己跌宕起伏并完美的一生。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动物，从大象到扁虱，才是那个更应该去了解的真实宇宙。它们五花八门，没有偏见，反而常常会颠覆人类认知，它们的种种行为和习性，对人类来说更像是一种嘲笑。

看到刚刚生下来的二三百只小毒蜘蛛，围着生它们出来的母毒蜘蛛，像吃可口的食物一样贪婪地吃掉它，母毒蜘蛛看上去如此心甘情愿，这就像是一个节日。你会怎么想？有一次他这么说。

每一个动物都有一套独有的、先天的法则。这个他妈的才是真正的魔幻！

这次谈话是在他租住的大而无当的毛坯住房，他唯一添置的家具就是小小的简陋三腿圆桌，轻轻一移动，圆桌下的三根中空铁管在水泥裸地上当当作响。三个黄色塑料凳子，坐上去会轻轻晃悠。他只用了靠近阳台的一个小卧室，其他两个大卧室，还有让人联想到广场的偌大客厅依然空荡荡的。

我记得，之前一天，他就约好，要我去他家。那天是周日，我和李倩已经偷偷同居在一起，她不想让我走。我说，他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商量。

为啥不在单位商量？

你不知道吗？他父亲刚刚去世一周多……

那是2002年3月，城市一直是灰蒙蒙的，他父亲的去世毫无预兆，我们只知道他请假一周，再次见到他时，他变得憔悴，眼神里添加了一种难以察觉的东西，既游离又决绝。我因为签稿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像不认识我一样，看着我。

回家干吗了？我顺便问他。

他双手捧住自己的脸，像疲劳了一样按压着，片刻之后，他将手甩向两侧，我看到，他的双眼浑浊发红，浸了泪水。瞳孔像猫眼一样，变成了黄色。

我绝对不能原谅自己。他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不能自控的情绪，他当时的某个神情一定震动了我，使我一直记得这个细节。无辜、受挫、失败、羞辱、愤懑以及惘然的表情。

或许他不希望同事以同情的目光看他，他没有告知任何人。父亲之死是他巨大的隐痛，或许是他人生中无法弥补的最大的羞辱。

当时，我与他的处境大同小异，唯一的改变是开始了一场进展迅速的恋爱事件，我的口袋里常常只有几十块钱，除了茫然无措、时间给人造成的精神麻痹，隐隐还有某种说不来的怨愤。我从租住的地方出发，先是穿过弯弯曲曲的巷子，走到并州路上，然后乘坐公共汽车，提前一站下车，特意路过三营盘蓝调音像店，淘到两张打口磁带，一张是污点乐队的《别无他路》，一张是齐柏林飞艇的《宝贝回家吧》。我的英语尚无法理解歌词，仅仅喜欢它们带给我的奇异陌生感，还有时空的穿越，过去的某个摇滚场景似乎停滞在现在。他们的声声嘶吼，就像一粒异域的毒种在我身边发芽。一遍遍听歌时，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像篆刻一样，缓缓刻写在那个黑暗陌生的乐声里。我用仅剩的五十元里的十几块来买它。放在兜里，它就立刻使我变得充实。我也喜欢乐队的名字：污点、齐柏林飞艇。尤其喜欢污点，说不上为什么。或许潜意识里觉得，我就是世界的污点。

站在姚四海租住的小区门前，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小区的大门尚未建立，只有临时的两扇铁皮钉就的门。几个月来，大门内变化不大，姚四海租住的是最里面的那栋楼，由于缺少遮挡，扬土缓缓揉进了小区里水泥色的裸楼上。到处有飘飞的纸，楼的低处贴满了各种装修广告。不知为何，小区里又挖掘了一个坑，需要翻过一层楼高的土丘走过去，站在土丘顶上，我似乎可以看到姚四海租住的三层阳台。眼前充满朋克味道的景象，很久之后依然刻在脑中。

他好像已经等了很久，穿过空阔阴冷的三室一厅，我们坐在阳台上，让阳光落在我们身上。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处于微妙的沉默之后很久，他叹了口气，说。

令我意外的是，他没有谈论父亲，也没有聊单位，他说的居然是小说：

小说和现实是两回事，在生活里，你不得不看到乌七八糟的一堆事物，比如你现在就看到的。你说说看到了什么，它们多么坚实，可是在小说里，你每一笔都逃脱不了虚假。你创造的那些空间都是假的。谁愿意看那些假惺惺的东西。小说已经死了。

我正要反驳他，他说：

有一天，说不定人们会意识到，即使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也是一个数学问题。

我的第一感觉是荒唐。或许是他无法从对父亲的愧疚中自拔，影响了他的理性和神志。他无法忍受的也许是：父亲去世时他是如此落魄，他无法体面地站在父亲面前。

然而，慢慢地，我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你知道吗？生活细节说不定跟大自然一样，遵循着一个一个的模式。比如说花，几乎所有的花，花瓣数目总是如下奇特序列中的一个：三、五、八、十三、二十一、三十四、五十五、八十九……这些数字有一个明显的模式：每一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的和。以此类推，在向日葵花盘内葵花子的螺旋模式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一些数字。还有动物身上的条纹和斑纹，它们与沙漠里被风吹出来的纹路非常接近，那也是种种数学模式。

这时，我将目光投放在室内他堆放在纸箱子上面的书脊上，一直找到我送给他的《博尔赫斯文集》。我相信，是博尔赫斯将他推向一个古怪的方向。那一刻，阳光像一根根明艳的针刺在我的身上，博尔赫斯如同一个看不见的阴影，似乎正在跟我轻轻耳语。我几乎找不到反驳的话，为他突然思考了这么多问题感到惊讶。

之后，他又说起了那些动物，它们无疑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他的观点勾起了我阅读时的诡异感觉，那是一种面对浩瀚而陌生领域的认知震动。

那么，你准备怎么改变？我问。

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他说，再也别玩什么小说了，不要再对着生活叽叽歪歪，要面对真实！

我明白，他是在善意地劝说我。

你没发现吗？数学才是他妈的命运。上帝只是一个数学家，混沌也是数学概念，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你撒尿的抛物线以及滴液、流线形状都是数学问题。他拿起窗台上放着的球形节能灯说：

看到没？这玩意儿坏了。这是注定的，它的寿命大约就是一万次。

或许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善于向领导提出非分之想了。一周之后，他的妻子红琳来到我们单位，坐在办公室我的旁边。即使连总编身边最红的人，几乎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之后，红琳都没有离开。直到三个月前，她还在坚持上班。作为文化部编辑，她从未写过片言只语。她对大家客客气气，然而始终有距离感。她很少参与我们的聚会，即使是有时候姚四海参加的年终聚会，她也是看心情。姚四海退居西山，两个月没有上班，她一切照常，借住在市内一个远亲家里。我们隐隐觉得，即使是姚四海，都无法真正左右她的自主性。

红琳是突然间不来的，据说也没有请假。当年姚四海辞职经商，几年之内成为房地产大鳄，作为商业大佬的妻子，都把她的缺席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认为早就应该如此。之后隐隐有些传闻，比如省委正在调查与姚四海相关的工程案件，比如红琳失踪了，更离谱的是，传闻红琳离家出走，去了广州。

我此前最后一次主动与姚四海联系，是2013年的夏天，已经是我妻子的李倩不断催促我，让我找姚四海帮忙，给女儿上重点小学找个门路。作为身边唯一一个行政干部，他的职务是市里某局的副处级干部，那是一个周六，我上午十点打给他电话，直到下午四点半，他才回过来。

有什么事吗？他问。

没有啥。我说。

停顿了一下，他说，没事的话，你到丰产街雷锋酒店前，我一会就到那里接你。

不一会儿，一辆越野车停在我跟前。记得那天最大的新闻就是天宫一号完成了对接，宇航员王亚平正在为全国学生进行太空授课。接到电话时，打坐的聂海胜正倒悬在太空舱内，我的女儿发出了惊呼声。我穿好衣服时，看到的是被轻推了的小球正在永无止息地做绕圈运动。车并不新，但空间很大。我注意到，姚四海仔细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有什么变化一样。我同样注意到他的不同，他的眼睛更为深沉，喜怒不再那么轻易显露出来，看着我时，他的眼里像是丝毫不反应什么内容。只有等他像先前那样带着善意嘲讽一笑时，我才看到熟悉的神情。

你还在写那些破玩意儿？

随便写一点。

无药可救！他喉咙里像是哼了一声，脸上浮现出经典的表情：微微推起右边嘴角肌肉，显出一丝不屑与轻蔑。

他没说目的地是哪里，车开过广场，路过最繁华的商业区，呼啸着疾驶在高速路上。等车穿过嗡嗡作响、光线黄弱的涵洞，爬上一个长坡，走在最北边的北大街时，我的心里有了一点怪异和疑惑，他的生活经常在离奇和荒诞的边缘，总有一点神秘和蹊跷。随后，车开得渐渐慢了下来，似乎带着一点迟疑，我们拐进了更小的巷子，车并没有停，又穿了过去，最终来到更为荒僻之地。路的尽头有一座大丘，长满了杂草与病蔫蔫的老柳树。大丘另一侧是一个封闭式的园区，上面写着卫华国际学校。

就在这里，咱们等一等。

你那里怎么样？我问他。

怎么样？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一地鸡毛。

我听到他的单位传言，有两个同事都在拼尽全力竞争副局长，这其中并不包含姚四海。因为他的资历在他们之下。我就此问题问过红琳，她说，他的事情我都不管。

他打开半个窗户，抽上了烟。一团团散开的烟飘过我的眼前，我意识到，烟的形状也是不同的数学形式。我发现，对姚四海，我怀有远为深奥的情感，除了过去涉世未深的拙朴感情之外，还有一种隐隐的敬畏感。我打开另一侧的窗户，烟从那里飘了出去，在烟雾之中，我看到一个表情冷淡、眉目清秀的八九岁男孩背着书包，缓缓朝车走了过来。走到车跟前，他毫不犹豫，熟练地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叫叔叔！没礼貌！

但男孩依然一声不吭。

在尴尬的沉默当中，我们又行驶了半个城市，男孩说了再见，从车里出来，走进一个住宅小区。

这是……？我有点迟疑地问。因为我知道，他只有一个叫小罗的孩子，目前在外地上高中。

可笑！还能有谁？我儿子呀！

在外面别瞎说。他嘱咐道。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晕眩感，就像在我的眼前，姚四海又岐生出一个完整的、全然陌生的世界，它已经以一个孩子的高度与我熟悉的世界并肩而立。

我记得我们在一个烩面馆吃了一顿饭，最终，我鼓起勇气说起孩子上重点小学的事，他说：

他妈的，要是我再上一个台阶，这是多大点事，现在不行啊老弟！

在颁奖现场露面之后的六年中，我再也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他，哪怕只是远远地一瞥。对我来说，姚四海变得越来越抽象和飘忽不定。似乎他也成了虚拟数字，隐匿在城市这个电脑一般的容器里，成为都市无形但又显赫的部分，像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伴随物，与粗暴建起、尚未装饰的黑沉沉灰色高楼一样，创造着可见的未知和不确定。又像漫长的又无缘看全的肥皂剧一般，似乎将会永无终止。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和小道消息也在不断拼贴出他新的形象。据说他可以轻松给人办理小升初的名校指标，因为有两三个重点初中都有他的巨额投资。有人居然找到我，想通过我来为他和姚四海牵线，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误会。他甚至与富豪榜上的巨贾有往来。他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地与他们站在一起（他穿起西装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沉稳）。他还投资了若干商业大电影、巨型商场等等。在某个饭店楼梯旁边的墙壁上，我曾经看到他与一线女明星的合影。他甚至与一个女星传出过绯闻，那条捕风捉影的绯闻曾经荣登微博热搜。等我偶尔从别人的口中得到关于他的故事，发现他早已不再是我曾经认识的人物。我居住的小区渐渐被周边正在开发的高楼所包围，随后，开发地带周边立起一道粉刷成白色的墙，隔离了开发区与其他地方。有一天，在小区门口的一端白墙上，四个顶格的红色印刷体大字刚刚被写出来：S鼎集团。红颜料在日光下还闪着油光。我倍感惊异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似乎那个叫作姚四海，既熟悉又完全陌生的人正附着在这几个大字上面。只要我一出小区，这四个一人高的大字就像是一种诡异的宣示。然而恰恰是我见到的那几个大字，似乎也为我注入了蛮横的力量，这促使我预感到了什么。似乎我终究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大作，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魔幻和不可思议。这小小的冲动无疑激励了我。就在那时，我听见路过的两个人无头无尾地议论：

是那个姚四海吧？

是的，那家伙要倒霉了……

我记得，我盯着那两个人的背影，一时像《红楼梦》中听到一僧一道的对话一般，有些隐隐的悚然。

我唯一可见的形象就是红琳，但她渐渐变得与我们有些游离。她似乎永远保持着那种有距离的客气。据说他们糟糕的夫妻关系已经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还有人传闻他们已经分居、离婚。但最终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谣言。因为她曾经在办公室给姚四海打过电话，耐心地叮嘱他一些生活上的事项。她克制了以前那种自我和锋利的棱角，表现出一种礼貌和温柔的空洞。她从不谈论姚四海，就像他并不存在一样。她总是客气地拒绝大家的约请和饭局，以至于大家觉得，她渐渐变成一个温和又冷酷的孤岛。

今天起床时，我依然觉得应当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我的小拇指因为指甲顶进肉里，刺痛流脓。我以为这就是今天最大的不幸。从卧室出来，穿着拖鞋往厕所走时，我能体会到与往日一模一样的庸常感。头部依然笼罩着一块混混沌沌的云，那是尚未飘远的睡梦的遗留物。然而，稍稍不同的是，我第一次真正有了一种变轻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公告已经贴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新闻》报，即将在下个月停刊。这使得几乎近两年的传闻变得具体实在，不过，这结局依然令我难以置信。二十年里，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新闻媒介的感觉，那是一种每天面对速朽的新事物的氛围。一个个迫在眉睫的大小新闻事件像缤纷的旋涡，擦着我们的耳鬓落在身后。似乎正是我们的劳动，北京奥运会才顺利举办、萨达姆才上了绞刑架、莫言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特朗普才黯然下台。我们关注几乎所有的新闻，然而此刻，我们的停刊反而成了不会被报道的真正的新闻。

出门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从门口柜子里换了一个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最近新冠疫情又严重了，邻近市区有了一例确诊，公众号公布了数百个亲密接触者和次密接触者。其中一个密接者，他的行程路线就在我的必经之路上，他去的药店就在小区外十几米远，药店一进门放有一个体重秤，我同一天在上面称过体重！

这使我第一次认识到，真实的危险正在逼近。我紧了紧口罩，下意识绕远那个药店。对于所有的危险，我都敏感地予以躲避，这是我能做到的唯一的事情。想到我可能与密接者同时在场，这让我如芒在背。

单位今天起设立了体温感应器，再次要求全程戴口罩。如今市区确诊的是更可怕的德尔塔新冠病毒，据说有人在印度全副武装，也被感染。感染病毒仅仅只需要十四秒钟。病毒被取名为希腊字母“δ”，在高等数学中表示变量。形状如同一条正在翘首盘踞的蛇或者浮游摆动的卵。它的毒株图像是一个灰色球体上长着一株株金色蘑菇，球体表面如同鳄鱼皮，一簇簇小小的浅色颗粒散布其上。德尔塔病毒可能浮动在任何地方，只是我们看不见它。一旦它进驻人的体内，就会繁衍出比之前多一千倍数量的病毒，对人体器官进行一次次疯狂袭击。

作为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我常常习惯于生活里处处呈现的隐喻。似乎周围涌现出的隐喻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以至于我几乎忘记自己是谁。作为四十一岁的所谓作家，我知道，自己无法创造出新的语言，真正能够开辟新意的小说也许总是寥寥无几。如今，我第一次感觉，那是一条危途。一旦想到这一点，就马上意识到，我的生活似乎哪里出了点错。就像生活是被涂改过的，即使是当时的此时此刻，依然如此，我的生活也包含了橡皮擦的污迹，以及重新修改的团团印记。那一刻，我警觉地意识到，我的潜意识已经对自己的人生表达了不满。

我想，真正的危险当然是在下个月停刊以后。因为危险如今没有真正降临到自己身上——它即将发生，但还没有发生。对我来说，最后一次工资发放之后，作为个人的真正冒险才开始。然而，为何我看上去如此淡定，这也令我惊奇。最终我将会明白：生活是一道数学题，一个口罩一块钱，公交一块，一袋面二十八元，一袋米三十二元……或许等我被迫从单位离开那天，最终才会理解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们依然依据惯性在上班。就像是一个仪式，面对过去二十年做出的某种生理反应。

的确，这二十年既是一个瞬间，又是漫长的过去。这是二十年里我所换的第三个办公室，之前我待过特稿部、总编室，最终因为写作，来到文艺部。我们单位占了整整一层，最辉煌的时候，报社曾经扩充了一倍，占了大厦的两层。最终，我们又退回到原来的一层。但是人员又不好裁掉，于是全部塞满了办公室格子间，挨挨挤挤。就是这次变动，我意识到，这么多年里，许许多多事物都变得陈旧了。我们走廊的灯变得忽明忽暗，晚上的时候，如同鬼蜮。“城市新闻”四个字，已经成了“城市亲门”。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亲门”这四个字，如同独特的符咒，我们与它们隐秘联系在一起。

在单位，种种怪异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比如就在两个月前，还有领导在安排新人入职，至少有五六个陌生年轻人，他们都是突然间来到单位某个办公室，很随意就顶替了另谋出路离开的某个同事。有时候，我去到别的办公室，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坐在某个位置上，他看我的眼神也像是在打量陌生人。或许意识到存在停刊的可能，这些新人默然无声，似乎也不愿意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他们之所以到来，是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停刊只是一个传闻。毕竟它作为传闻已经一两年之久。甚至直到两周前，还有一个年轻人被领进办公室，要暂时安排坐在红琳的桌位，被我婉言劝退了。

坐门口那个位置吧，红琳并没有说不来！我说。

……

（节选自《北京文学》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