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史料研究：如何“世代”，怎样“抢救”？
同样是文学史料，它也有“主次远近”之分。有的是基本文学史料，有的则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文学史料，有的在某些文学史家眼里是文学史料，而在另一些文学史家那里则不是。“不妨作这样比喻，文学史料的范围好似大小相环的一系列同心圆圈，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作品居于圆心，与作家、作品相关的文学批评是第一环，时代思潮、文学风气、生态环境等作品创作的直接文化背景是第二环，其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材料，视其与作家作品关系之亲疏，或靠近归属第二环，或处于第三环甚至更外一层……文学史料范围固极宽泛，但均以作家、作品为核心并在其辐射区域之内。”［1］也正因如此，作家作品史料研究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学建构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一向被置于最“核心”的层位，并被已故文学史料研究专家潘树广称为“最有价值的基础资料”或曰“史料价值最高”的史料［2］。然而，也许与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巨量”存在有关，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就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文体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料分开，单独设卷（即阿英主编的《史料·索引卷》）。这实则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对居于最“核心”层位的作家作品史料作了与古代文学学科不同的处理。
就当代作家史料与当代作品史料相比较而言，人们往往更关注后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评论文章。以至于当代文学史料编纂，诚如有学者所批评的，被“窄化”为与“作家本体研究”关系不大的“当代论文集或论文目录汇编”，而“当代文学编辑和作家的口述、访谈，虽然已有程度不同的开展，但是显然不够，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此类工作的紧迫性”［3］。这种情况，即使史料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硕的研究对象路遥，也不例外。对他的研究，其实就很少关注“影响着他作品的生长走向”的人生经历、性格气质等因素［4］。像路遥这样的著名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作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就需要业内同行对其秉持一份应有的紧迫感和时间意识，并积极用心地努力与有所作为。
一、从“史料学转向”说起
在论及当代作家史料研究之前不妨宕开一笔，对近些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总体状况略述一二，以便从更为宏大的背景当中对其进行观照和把握。
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史料研究的兴起，重视史料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以致于出现了有学者所说的由“文学史”向“史料学”演进的“史料学转向”［5］，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也可以说是“史料学回归”。对此，学界虽有歧义，但其总体研究态势并未减弱且朝着更为纵深的层面推进，还得到了国家学术制度的鼓励与引导。2020和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南”中，将《新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研究》等课题列入，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在经过70多年的自我型构后，有了较为自觉的跻身于当代大学中文体系核心的思维理念。如果跳出较为狭隘的专业层面，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考察，它的提出和实践，可能还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里提出要求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有关［6］。显然，如果没有史料作铺垫，当代文学不仅无法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研究”，而且也很难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撑。
严格地讲，“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命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业已提出。在这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例证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1991年第2期《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上刊载的有关“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主题的一组笔谈文章，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倡导者也未如他们自己所说的真正地把史料学问题当作“迫切需要”的问题加以重视并付诸于嗣后的研究，而主要还是沿着原先的批评化思路继续推进［7］。这与近20年来不少学者，基于学术反思引发的带有“史料学转向”意味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一种直觉的意念，即对当时盛行的“以论代（带）史”研究之风的不满。众所周知，当代文学一般分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两大部分，长期以来盛行的是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则往往因时限不够长、或需再积淀等理由，而在过去的某一时段（如20世纪80年代初）处于被质疑的状态。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以类似史料积累的“述评”进入相对稳定的新文学构架中。而就研究来讲，受批评及当时风气影响，重理论尤其是重西方理论以及文本阐释。到了90年代后，才出现了“文学史转向”［8］。而“文学史转向”势必引发学界对知识和史料工作的重视，加之对浮躁浮夸学风作反思，所以最终由“文学史转向”导致了“史料学转向”。后者是前者的逻辑推演和必然发展趋势，它的优长短略都可从“文学史转向”那里找到根由。这也提醒我们：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本身，而需将其置于更为宽广的视域作瞻前顾后的把握，并需要具有较为健全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史学素养。
而有些学者从文学性和思想性角度，对上述这一具有较为浓厚学院派色彩的“史料学转向”提出批评和质疑，认为它所倡导的“以古为师”的史料考索不仅有“平庸之恶”，并因不能“抓住大问题、中心问题”，反而会“阻碍学术的健康、正常发展”［9］。这样的批评及忧虑不无道理，它提醒我们，提倡史料研究，要有一份理性的清醒。如下观点颇具合理性：虽然“客观中立确实是史料研究的理想学术目标或期待，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超越性的智慧，才能胜任自身的专业角色和完成学术政治使命。”［10］不过在讲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应该辩证和客观，不能以偏概全。其实，学科范畴的史料学，既具有方法论的内涵，也有义理阐释的学术诉求，并非是纯粹的史料考索。史料学是以技术层面为手段的一种学术范式，它含有材料、方法和观念等内容。是故，史料之义也被归为“四求之义”，即求真、求解、求义、求价值［11］。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从事史料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从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而来，有的原本就是批评家，还曾有过文学史编写实践，他们是在不满于单一的“以论代（带）史”范式情况下，才“半路出家”转而进入史料研究行列。这样的知识结构及专业背景，虽不能说就不会出现拘泥于琐碎泡沫的“平庸之恶”，但如果将其过于夸大，作为排拒史料研究的理由，就值得商榷。像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这一学术形态，对于当下文学研究来说应该“是有效的”［12］。尽管近些年来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不断，但它并不能也不会阻遏“史料学转向”的态势。据对《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 9 家主流文学研究和批评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的当代文学研究文章统计，在其所共发表的14430 篇文章中，当代文学史料文章为 1379 篇，占当代文学文章总体数量的9.5％［13］；其中作家与作品史料研究为319篇，占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总体数量的23％［14］。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状况。
当代文学从1949年以迄于今，已有四分之三世纪的历史，不能永远行走在批评化这一条道路上，需要有部分人从批评大军那里“分流”出来，从事包括史料研究在内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史料研究所推崇和强调的以实证为基础的言说，对于纠正空言玄说和回归实事求是原点，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像河南大学从老一辈学者任访秋开始，至今先后有四代学者长期从事现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殊为可贵［15］。文学研究有“经世之学”“求是之学”两种传统，面对传统，每个学者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种不同路向选择在学格上并无高下之分。只要“能以求真求是的态度体现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不管强调外向的意义，还是侧重内指的功能，便能“利物”与“遣忧”可以“各从其志”（章太炎《菿汉微言》）。即使采用不把“学问当作掩体或者出击的战壕”的历史化的做法［16］，亦应平等以待；更何况两种不同的路向，看似相当对立但未尝没有相通之处。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史料考证虽是博古而实的“致曲”之学，但“致曲”也亦可通今而“知全”，探知“人生之真相”，关键在于寓大于小，充分注意到它所包含的经世致用的传统［17］。据说五四新文学先驱朱自清、胡适、闻一多等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就曾受到当时强势学科“三古”（即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给予的“压力”而感到非常焦虑，以至到了晚上做噩梦、危及生存和学术难以立足的地步。但也由之“倒逼”他们发愤图强，进行“由今转古”，才成为古今打通、学贯中西的大家［18］。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史料学转向”，那么对它可能会多一份认同和理解。无论如何，只有“批评化”而没有“历史化”是不正常的，也不利于学科发展。当然，需要辩证地讲这个问题，不能对史料功能价值过分夸饰，并且还要看到迄今为止富有创造性的、高质量的成果尚不多见。这也是造成人们对其批评与质疑的主要原因。
按照现代文学研究者徐鹏绪的观点，一个成熟的学科，最重要的标志是它已积累了足够数量的各级次、各类型的文献史料。“所谓各级次，是指一个学科的‘原典文献’（一级文献）、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而派生出的‘研究文献’（二级文献）、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而产生的‘研究之研究’（三级文献）。如果一个学科只有原典文献而无二级、三级文献，说明研究活动尚未开始，它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如果只有一、二级文献，而没有三级文献，则标志着该学科历史短暂，二级文献积累不够，本学科的学术史意识淡漠，尚未开始学术史的书写。”［19］当代文学学科的情况也情同此理。只是从文献史料型制角度来检验，当代文学三级文献的出现，是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述评”开始的。在史料积累日渐增多的情况下，所投入的思考反而有所下降。这两者的失衡，事实上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史料研究甚至是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瓶颈。就拿下文还要提及的史料研究成果相对丰硕的研究对象路遥来说，至今仍有不少研究疑点和空白。而其中问题之一是，被广为援引并作为批评《平凡的世界》出版后遭受冷遇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当时随即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它被评论家说成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失败”之作。但据当时会议记录者李国平回忆并以刊发的会议纪要为证，这其实是以讹传讹的“虚构的夸张，缺少一个史料考证和史识意识的追问”。恰恰相反，就是这次研讨会，奠定了路遥“《平凡的世界》论说的基调和尺度，甚至构成了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评价基础”［20］。如果说，李国平所说的是事实，那么，这个情况再次提醒我们史料学问题恐不是可有可无，它应是构成立论的一个前提条件。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
从上述情况看来，尽管近些年来史料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这只能说是“初级阶段”的研究。如何将史料研究从自发的、零散的状态推进到系统的、理论性的“学”的建构，自然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这亦成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形成带有共识性的史料学标准，而且研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史料研究亟需建构标准和将已经遇到的问题加以解决。当代作家史料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反映了21世纪迄今人们对长期以来既重要而又未能有效实施的当代文学基础建设工作的学术热情。它在为我们提供“以大观小”审察方式的同时，也给作家史料研究带来了“问题与方法”。
在匆匆地勾勒了如上的宏观大背景之后，笔者拟就如何“世代”、怎样“抢救”这样两个方向与维度，对当代作家史料研究展开具体探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但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常规性、基础性工作，作家史料研究丝毫不能被忽略和有所懈怠，它是史料学建构和文学史编写的一个重要支撑。无论是对于整体的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而言，还是对于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来说，作家史料研究都具有其他史料研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价值。因此，我们应该将其提到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
二、“作家世代”史料研究及其两大系列和三种情况
“世代作家”的概念来自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它的要义是将作家创作当成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审美事实”）来描述，并与外在于文学的时代社会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地联系在一起。此书出版后不仅在西方颇受好评，而且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洪子诚在一次访谈中就坦言，自己当时有关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的思路，系因受这部文学社会学论著的影响，才“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理论依据，和方法上可操作的框架”［21］；程光炜则多次援引埃斯卡皮此书中观点，正式提出“作家世代”的概念，并从具体代际入手对作家史料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22］。
埃斯卡皮是法国著名的文学社会学家，他的“作家世代”及其“作家群”理论是其文学社会学的重要而又精彩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以往纯文本解读和纯理论阐释，埃斯卡皮强调作家之所以成为真正的作家，那是凭借在“事后”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这种认可就是作家要经受既为数量上又是质量上的历史性考验。他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作家创作“最高点”及其“稳定在相当高的水平”，均与年龄有关；然后，在10至30年间，就容易被世人忘却。作家只有跨越了这道可怕的“门槛”，他才算是踏进了文学圈子“存活”下来而成为文学集体中的一员。他认为，“一位作家的形象，他以后在文学人口中出现的面目，几乎近似于他40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样子”。当然，在这之中，或许还存在少数被遗忘作家的“东山再起”现象，埃斯卡皮将其称为“创造性背叛”。在他看来，文学史就是按照这样的“作家世代”的现象进行更替的，并且还是这样更替的结果。埃斯卡皮所说的“世代”，是指30至35年的时间周期，一世代相当于人的半生。文学史每隔一定的时期会出现相对集中的作家群体。文学不仅与社会历史有关，而且与作家出生、年龄、地理环境、资助、版权等也有关，后者则往往是为文学史所忽略或不屑于考虑的。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有关“世代”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埃斯卡皮在对法国文学界几百年的金字塔形年龄统计图作了系统研究之后指出：“当上一代的主力军超过40岁时，新一代的作家才会冒尖。当有地位的作家的声望逐渐减弱、开始承认年青作家的压力的时候，即从平衡出现的时刻起，群芳斗艳的局面似乎才会到来。”而促成作家群体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那些包括人事更新的政治事件——朝代的更替、革命、战争等”［23］。
与洪子诚以《文学社会学》作为理论支撑不同，程光炜则将其直接运用到作家史料研究实践之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率先提出并实践“中国式”的“作家世代”研究。他在专论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料一文中说道：“在这‘作家世代’的视野里，有人将作家创作高潮前后比喻为曲线的上升和下降期，说他们一生的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曲线运动’。他们将已故世的203位作者的337部作品，仍活着的285位作者的396部作品，分为不同档次；再从作者年龄和作品影响力入手，通过大量细致统计与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平均临界年龄在40岁左右。’根据以上观点……将60岁看作一个完整的‘作家世代’，应该没有问题。”［24］程光炜这里所说的“有人”，就是指埃斯卡皮，他以上所引有关作家“曲线运动”的一段引文，就来自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二章“文学生产”。程光炜认为，关于作家的史料学研究的问题，“没有史料学的积累和跟进，人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自己时代的作家的”［25］。此后他上溯下延、进一步地将“作家世代”细分为五代进行爬梳、归纳和阐释［26］。
当然，将1949年至今的当代作家分为五代，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了。如陈骏涛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作“五世同堂”的划分：即第一代是五四时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名的从现代进入当代的老作家，第二代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第三代是改革开放时期才崭露头角的作家，包括经历过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才成名的作家以及知青作家，第四代主要是崛起于80年代中期的先锋作家和新写实作家等，第五代则是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作家［27］。程光炜有关“作家世代”的代际划分也大致如此。为了论述方便，这里不妨将其分为“故世作家”和“健在作家”两大系列，再糅合“两代半”三种不同情况（即第一代、第二代和“半代”的第三代），略作阐释：
第一，“故世作家”史料研究。这一系列作家数量现已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其中占比最多的，当属五代之中的前两代即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艾青、萧也牧、闻捷、杨朔、郭小川、李准、马烽、杨沫、徐迟、茹志鹃、陆文夫、高晓声等，以及部分第三代作家，如路遥、陈忠实、顾城、史铁生等，还有中国台港地区的金庸、梁羽生、余光中等。按照埃斯卡尔有关作家10至30年被世人“忘却”之说，在文学史上留下的都属于跨越了“忘却”这条可怕的“门槛”、经受或基本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存活者”。对他们进行史料研究，也可看作是在当代视域下研究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超越生死界限的一种对话。
从现在的研究情况来看，故世作家史料研究启动最早的是对第一代作家的研究，像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艾青等，在“十七年”时期就有相关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降披露的史料逐渐增多，其中还有作“一对一”专门研究的专家，如黄修己之于赵树理，郭志刚之于孙犁，骆寒超之于艾青，邢小利之于柳青等。此后经一段时间的积淀，在历史化和经典化大潮推动下，逐渐转向全集（或选集）、传记、年谱并与搜集、整理和研究结合，研究愈显立体、丰富和系统。第二代故世作家史料研究，相比之下就显得较为薄弱。倒是第三代故世作家的史料研究，特别是路遥及金庸的史料研究，成绩尤为突出。据统计，现已有路遥传记6部，研究论著34部，年谱1部［28］；金庸传记10部，研究论著数十部，年谱简编1部，4本会议论文集，8辑《金庸研究》（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编）等［29］。即便如此，亦留下很多遗憾，细节考证和史料还有不少“未尽事宜”，有待于时间来澄清和有识之士作不断地挖掘。如路遥与林达关系到底怎样、路遥的一些未解的问题、路遥与四弟王天乐的兄弟失和等。金庸史料研究包涵“本体史料”“延展史料”“关联史料”三方面，尤其是生平与写作、影视与戏剧改编、武侠创作与《明报》主编等，也都存在史料不足或不确切等问题［30］。
第二，“健在作家”史料研究。除王蒙等少数的第二代作家外，主要是以知青（包括返乡）为主体的第三代作家，如张承志、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刘震云、铁凝、格非、阎连科、张炜、余华、苏童、阿来等。他们的年龄一般在六七十岁之间，早已超过了埃斯卡皮所说的40岁为“高峰”然后下滑的“曲线”界限，但他们大都已进入了文学史，且仍保持相当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有新作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代表着当下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因为他们的创作还处在进行时状态，与已历史化或已基本历史化了的前两代作家有所不同，故不妨将其称为“半代”作家。此外，还有第四代作家，如毕飞宇、陈染、李洱、李冯、东西、邱华栋、艾伟等。第五代作家，即“70后”“80后”作家。不过后两代作家因距今太近，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学者主张暂不列入史料考察的范围［31］。
就史料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而言，窃以为在所有的五代作家中，第三代健在作家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半代”作家是最大的受惠者。具体表现在：这一代作家及其创作普遍受到同时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的关注，涌现出较多相当可贵的研究成果，覆盖到本事研究、原型研究、资料编选、传记撰写、年谱整理、版本研究等各个方面，甚至还有专门以作家名字冠名的刊物，如四川大学办有《阿来研究》，山东高密（莫言故乡）办有《莫言研究》。这在与其处于同龄时段的前两代尤其是第二代作家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由于第三代作家大都还活跃在创作第一线，这或多或少与史料研究所要求的稳定性有抵牾，所以有学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分期研究的策略。如对贾平凹，可以1993年《废都》为界把他创作切分为前期与后期：具体可依现有近10部传记及与传主有关的家族、父母、村落和前妻的情况，借鉴历史地理学方法，展开考古学的研究；从分期的视野里，可以看到他“前期创作的成就，一点也不逊色于后期创作，特色也许更加鲜明”［32］。当然，这样的研究范式或许并不适合所有作家，所以有必要对作家创作的分期持开放的态度，需要结合创作实际给予确切理解。不同于社会学、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文学所谓的分期往往带有很大的修辞成分，并不是说“分期”都代表着有明显的界限区隔。对此，我们应该将其纳入整体性的文学视域进行融通式把握，不能作简单化、绝对化地处理。
需要强调指出，有关当代作家史料研究，其实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高校诸多教师就已启动了计有150多位作家的大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纂工作（后来实际出书的“作家研究专集”为83册，“作品研究专集”为5册）。尽管这“仅仅是过去资料的汇总”（茅盾语），并且，由于“它的编纂观念和体系仍赓承‘前三十年’的文学及史料观……加之市场冲击，最终未能完成最初的宏大计划”［33］。但它毕竟是构成我们今天作家史料研究的“前史”，其框架思路和经验做法对此后有关研究产生深潜影响。前文所述有关作家史料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套《资料》丛书的“接着说”。曾有文史学者指出：“古籍整理有深浅之分，深层次的、原创性的古籍整理是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的研究工作。”［34］当代作家史料研究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史观的出现与新史料的发现，那些曾经编纂过的文学史料不仅需要重编、需要后出转精的新本，而且还可以进行“再史料化”。在新史料不断涌现、逐步走向史料学建构的今天，则需要有超越于《资料》丛书这样的新成果。而要实现对《资料》丛书的超越或曰“再史料化”，其中有两点有必要引起注意：
一是要正视史料丰富复杂、立体多维性的存在，并积极调动和利用各种手段，尽量占有更多的史料。比如，洪子诚有关周扬、张光年、林默涵等在特殊年代及情境下“自我叙述”的《材料与注释》，就为该路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佐证。相反，像有些作家将自己文学创作起点模糊化、有意无意地误导读者的做法在当代作家特别是第三代作家中绝非个例，宜引起重视。应尽可能多地收集和了解作家在生活及创作等诸方面的信息，以此来还原和分析他们创作的内在脉络及写作动力。史料与文本一样，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史料占有越多就越有学术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其中异质性史料的获取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异同史料的参照与勘比，有助于在研究中将固化的问题打开，推进学术创新。傅斯年所说的“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十分史料说十分话”的名言，对当代作家史料研究同样适合。
二是在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强化理性观照和审思的能力，给予合历史、合逻辑与合情合理的阐释。我们尽管强调史料之于作家研究的重要性，反对“以论代（带）史”和游谈无根的虚蹈浮泛的学风，但我们并不反对理论本身。相反地，史料越是丰富复杂，它对理论的要求也就越高。更何况，当代作家与我们处于“同构”关系，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为古代及现代作家史料研究所没有的困难和障碍：在许多重要和关键性史料上往往会出现“缺席”情况，甚至可能存在着真假莫辨的“谜一样”的现象。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研究，因重要史料缺失等原因，不少研究及文学史叙述往往采用含糊其辞的叙述。但李洁非采用复原文学现场及其“宏观审察 + 微观考索 + 逻辑推理”的方式方法，对这一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解读［35］。遗憾的是现在这样的作家史料研究太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料研究亟待强化，存在着创新性不足的客观状况。
三、作家“史料抢救”及其问题与方法
当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启动后，随着第二代作家及部分第三代作家的相继去世，许多史料特别是那些只留在当事人和知情者脑海里的“活”史料，也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于是，“史料抢救”自然成为近些年来学者们大声疾呼的一个话题，并且还出现了《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等探讨性文章［36］。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讲“史料抢救”，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王乃庄在《舒乙与〈老舍〉》一文中讲道，他曾三次去访问老舍的亲戚和同学，而他们都不幸在近期去世，甚至有将老舍遗下的一部日记当作“无用的废纸”烧掉的经历［37］。为此，在专家呼吁下，创办了《新文学史料》这份杂志。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有同仁曾商量过想办当代文学史料杂志，并已想好要在第二代作家那里先行去做“口述史”整理的题目。“可是，当我们掐起指头，一个个把名字捋过来，才发现‘20 后’的大部分老人已经故世了，‘口述史’，只好泡汤。但是，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剌激，脑子里跳出了‘抢救史料’这四个字。”［38］所以说，它的目的不仅利在当下，更是惠泽百世，功在千秋。在文献史料问题上，我们也应为后人留下当代文学宝贵的第一手史料，这亦是一种历史责任。
当然，这里所说的“史料抢救”是有前提的，即要求该作家的史料是有价值的，它具有值得为之抢救的思想艺术蕴含。当代文学史料浩如烟海，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已被文学史所湮没或淘汰的作家都能在史料研究中“复活”，也不应刻意抬高抢救下来的史料的价值。史料的价值必须要经过客观的衡量，并与已有的史料融会贯通，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整体系统的史料链。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作家的史料都值得抢救，也并不是所有作家的史料都具有同等价值，列入抢救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抢救什么，为何抢救，实际上存在一个潜在的价值论问题。一般来讲，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世代”中，急需抢救的，首先应该是关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的史料。他们都曾为当代文学做出历史贡献，其中第二代作家还在新时期文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现如今，不仅第一代作家早已集体性地离世，第二代作家所剩的人数也屈指可数了。长期以来关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古典诗文以及域外的世界华文文学等领域的史料积累，则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现在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百花文学”和“工农兵文学”，遇到史料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去找当事人或旁观者，再过一阵子恐怕都很难找到人了。而一旦错失机会，将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同样是第二代作家，由于个人经历和背景差异，不仅彼此创作历程的“曲线运动”不同，而且对文坛的影响力也大相径庭。比如王蒙，鉴于他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位，是当代作家中最了解文艺政策、也是最掌握全国文学界情况的一个穿线人。所以就“更应该乘王蒙先生健在，对其进行突破性的访问”，尽管他已出版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三卷本的《王蒙自传》，但遗憾颇多。如果有人能对这部自传展开“索引”研究，肯定会有较大收获。如果在建立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库之前，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舒芜自述》那样，先做一个丰富翔实的《王蒙自述》，自然效果更好［39］。还有马烽，他一生的活动踪迹从横跨延安、太行山根据地，再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后调至中国作协担任领导，不仅“从一个横切面，反映出当代文学第二代小说家的活动史和创作史”，而且还可以他为“线头”，把整个山药蛋派都“牵扯出来”［40］。在当代作家中，王蒙和马烽都是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而且由于他们了解或掌握文坛的很多信息，通过他们还可将沉睡的史料激发，这对当代史料的“抢救”工作至少在方法论上给予了启发。程光炜就将其列入史料抢救的重点人物行列。类似的还有郭小川、贺敬之、刘白羽等作家，以及周扬、张光年、林默涵、陈荒煤、冯牧等既是评论家又是文坛领导的人物，有关他们的史料抢救也势在必行。
第二代作家的“史料抢救”，相比于第三代乃至第一代作家，就总体而言其受重视程度尚嫌不够、成果也偏弱。在前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资料》丛书被推出过后（这套丛书因种种原因，像郭小川、杨沫、柳青等“作家专集”最终也未出版），在90年代至今诸多作家研究史料中均未曾再现，这些相关研究史料包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该《汇编》乙编为作家个人研究资料），以及其他一些小型或零星史料集，也包括有关的人物传记和年谱等。这是否就是埃斯卡皮所说的作家在黄金时期过了10至30年后就被“世人遗忘”的周期性现象呢？这恐只是部分的原因。将其从“作家研究资料”中全部抹去，不仅会割裂他们与第一代、第三代作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而且也不符合这代作家创作及其在社会和读者层面所产生的影响的实际。总的来看，史料整理与抢救是身处当代语境者对过往历史存在的一种再认识和“再叙述”。鉴于社会的不断变化，以上对第二代作家史料研究的再认识和“再叙述”恐还不是最后的结论。新时代文学亟需令严肃、信念重返公众生活，并取代解构主义思潮，相应地，第二代作家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历史情结等，“会不会在新的‘话题’中被另一代读者和研究者所接纳，所理解”［41］？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当代作家史料抢救，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异同交叠、各有侧重的“新史料发掘”和“名家佚作发现”两类。这种抢救性的“发掘”“发现”，虽然大多不足以对已有的作家研究形成改写，也往往无法形成新的结论，但它却为深化作家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就“新史料发掘”而言，老舍的《四世同堂》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部长篇小说第三部《饥荒》，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老舍写于其在美国讲学期间，1950年将手稿带回国后，先是连载不顺接着散佚。1951年在美国出版的《四世同堂》英文全本，也有9章被删压。最终经过赵武平多年考证搜求，找到了老舍在美的原始手稿，才“失而复得”地发掘出来，以“回译”方式刊载于《收获》杂志2017年第1期。就“名家佚作发现”来说，不妨以《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发表的柳青的长篇小说《在旷野里》为例。据有关方面介绍，自《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刊登柳青遗稿《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四章之后，该刊一直在寻找传说中的柳青在《创业史》之前所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2023年7月，他们对柳青大女儿刘可风提供给邢小利的手稿，从手迹、行文、内容等方面认真研读、仔细辨认，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手稿为柳青所作，并商定发表时以《在旷野里》为作品名。同时还配发邢小利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考述》等，向读者展开发现、整理、解读佚作的脉络。该篇小说虽只有7万多字、为未完成稿，但作品相对完整。它围绕着消灭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用现实主义笔触细致入微地展示出20世纪50年代初陕西渭河平原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火热生活。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柳青创作特别是从“前期思想”与《创业史》关联角度研究柳青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与内容相比，当代作家“史料抢救”的路径与方法似乎更为多样。除了采用纸质史料整理之外，还有口述采访、录音录像等。对不同作家而言，可能分别侧重于其青年、中年、晚年阶段。此处仅就作家死亡节点的史料抢救工作略作阐发。在死亡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往往会在短时内产生数目可观的缅怀和追忆文章，从而在客观上为当代作家的史料抢救工作提供了契机。像上文提到过的2018年10月金庸先生去世后，不仅其家乡浙江省海宁市以及他曾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浙江大学等都召开了追思会，包括海峡两岸三地诸多报刊还发表了不少回忆或纪念文章，一时掀起了言说金庸的“小高潮”。1995年开始李以建长期担任金庸秘书，其《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42］可视为研究金庸创作的一份难得的史料索引。另外，《新华文摘》所选载的一组4篇文章，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他著名作家去世，大体也都有类似的情形。如陈忠实2016年4月去世后，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随即出版《陈忠实纪念集》外，陕西省有关方面还在较短时间内推出或谋划出版访谈集《走近陈忠实》、评论集《说不尽的白鹿原》、影像集《陈忠实影像集》以及稍后的《陈忠实纪念文选》等。当代作家去世后相关纪念文章的价值不容小觑，即使被称为“大历史之外一个另类文本”（陈思和语）［43］，亦应被视为史料抢救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当代作家“史料抢救”，最后还有必要“由人及物”将视角投向与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密切相关的载体问题。诗歌史料研究专家刘福春多年前就提醒“历史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纸质书报刊已经临近阅读的极限”。据2005年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显示：现代文献史料中度以上破坏已达90%。现代初期的文献史料已100%损坏。20世纪80年代到图书馆“看的是原书、原刊、原报”，而现在“只能看微缩胶卷或者电子文本”。所以，在抢救这些当时文学创作参与者、亲历者之“活”史料的同时，也有一个抢救这些破损而无法阅读的纸质史料的问题。刘福春将抢救分为“原生态保护”“再生性保护”两种。所谓的影印和数字化，就属于“再生性保护”的范围。它应讲究“专业性”，比如重视纸质封面的完整、不改原始史料等［44］。刘福春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学领域虽没有这么严重，但也同样存在。尤其是新中国初期因为机构调整频繁，纸质书报刊在搬迁过程中造成许多损失和损坏，加之保存不善（也缺乏条件），纸张往往比较脆弱极易碎毁，其实亦有一个“面临阅读的极限”的问题。所以，现在开始采用“再生性保护”的措施，即主要运用影印和数字化等先进设备和技术手段，将各种各类书报刊制成缩微胶卷、缩微平片、光盘等，或者输入电脑形成数据库保存。这些现代化的载体，极大地延长了史料保存的年限、方便人们查阅，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更多地是以“选本”“资料集”尤其是以“摘录”的形式进行，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史料所产生的语境，常常导致不利于深入理解史料”［45］。至于油印史料、手写史料和内部印刷史料等所用的纸张更差，而又未被影印和数字化，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如不及时采取措施打捞和抢救，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黄发有曾言：“21世纪以来，媒介格局大变，正在从印刷时代向网络时代过渡。而网络技术的快速崛起，使得图书、报纸的影响力急剧衰退，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写信、记日记的习惯，以纸为凭的观念土崩瓦解。无纸化潮流成为难以阻挡的大势，大量的纸质材料被清理和废弃。”［46］这似显夸张的说法，道出了“无纸化潮流”的到来确是事实。现实提醒我们须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纸质史料纳入“再生性保护”的范畴并加以抢救。就目前史料抢救工作而言，“再生性保护”的专业要求尚未达标，亦未形成一种保护抢救史料的自觉意识。在“如何”抢救史料及相关史料研究问题上，当代文学学科任重而道远，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学者应该将其视为自觉的责任担当，将其视为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学学科化建设等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 董乃斌主编：《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第31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潘树广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上），第1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付祥喜：《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窄化”现象》，《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4] 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延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11]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7] 这组笔谈分别为：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马相武：《传记工程：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建设》，张玞：《“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建设的现实》，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8] 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
[9] 旷新年：《由史料热谈治学方法》，《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10] 吴俊：《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12] 李静：《〈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3]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14] 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15] 程光炜所谓的河南大学史料研究“四代说”，参见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16] 陈培浩：《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序（王光明），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7]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转引自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第1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 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19] 徐鹏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方法的构建与基本书写类型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7页，长沙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主办，2016年4月。
[20] 李国平：《路遥研究的史料问题——兼议姜红伟的路遥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
[21] 么书仪、洪子诚：《家住未名湖》，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 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 80 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本文有关“作家世代”的想法和分析，受到程文启发，谨此说明并向原论者致谢。
[23] 罗内尔·埃斯皮尔：《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第32页、第17页、第37页、第2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25] 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26] 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程光炜、夏天：《当代作家的史料与年谱问题——程光炜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等。
[27] 陈骏涛：《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和中国作家》，《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
[28] 孙萍萍：《路遥生平的细节考证和史料辨析——从几本路遥传记谈起》，《小说评论》2019 年第5期；赵学勇：《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第34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9][30] 吴秀明：《金庸武侠小说史料搜研及其拓展的可能性——兼谈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2期。
[31][38][40] 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第1卷，第25页，第25页，第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32][39]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33] 吴秀明、葛舒沁：《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2期。
[34] 参见杜羽《“乾嘉学派”为何还被津津乐道——古籍整理对呵护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光明日报》2017年6月17日。
[35] 李洁非：《典型文案》，第223—2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6] 程光炜：《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第1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37] 王乃庄：《舒乙与〈老舍〉》，《北京日报》1986年9月19日。
[41] 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第58—5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2] 李以建：《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识得一半》，《北京青年报》2018年11月13日。
[43]傅光明、郑实采写：《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序（陈思和），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 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 年第6期；刘福春、李俊杰：《诗与生活——刘福春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
[45] 张广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浅议——以现代文学史料研制为参照》，《“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0页，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2017年12月。
[46] 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崛的意义与方法》，《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