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文艺报》1979年第5期披露的郭沫若致“×祖平”信札，1992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录于《郭沫若书信集（下）》内，编者对收信人“×祖平”并没有相关注释，致使其关注度被降低。本文围绕这通信札做文史考释，依据信札的内容和影印件载体可以判断，收信人“×祖平”即为时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邵祖平教授，信札的写作时间可以确定为1952年2月17日。信札给研究界透露了共和国初期有关鲁迅评价的细节，即对鲁迅并不是一致的正面肯定性评价，而是有“贬鲁”倾向。这场“贬鲁”评价，系1951年10月发生的西南区文艺界典型文化事件——“邵祖平污蔑鲁迅事件”。从郭沫若的回信来反观，邵祖平写给郭氏的信札中透露出对鲁迅的“评价”，而郭氏在回信中表述了自己的“鲁迅观”，表明鲁迅是“可訾议”的，并重提1941年写就的《庄子与鲁迅》的“真实意图”。

关键词：共和国初期；郭沫若；致“×祖平”信札；“贬鲁”

为庆祝郭沫若百年诞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月曾编辑出版《郭沫若书信集》一书（分为上下册），内收录郭沫若书信六百三十四通，其中有一通信札的收信人为“×祖平”，但很可惜的是，编辑者没有对收信人进行相关注释，致使它的学术研究关注度被降低。这里，我们先全文抄录信件内容如下：

×祖平先生：

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我拜读了。鲁迅先生确是不可及的。以他的年龄和所处的时代，象他那样跟着时代前进，一直站在最前头的人，实在少有。从发展的过程上来看，他自然也有些可訾议处。我的《庄子与鲁迅》，便是采取那样的角度来看的。鲁迅受过庄子的影响，但在思想上已经超越了庄子。和韩非子的思想更是立在两绝端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我觉得不算失敬。

足下对我，评价过高。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我倒很羡慕教学工作，时常能与青年接近，并能作育青年。立人立己，两得其利。这事业是值得终身以之的。望足下不要轻视它。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长，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

科学院无文学研究机构。丁玲所主持的研究院，以创作为主，年青人多，和先生的希望不符。我希望您仍然打起精神，为西南文化建设服务。学习马列主义，随处都可，不必北来。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二月十七日

其实，此信系《文艺报》1979年5月首次披露的郭沫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信札之一种，当时披露的目的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并对在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郭沫若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查阅郭沫若的相关研究成果，这通信札的引用率并不高，至今也没有人对信件背后的相关文史问题进行梳理（连《郭沫若年谱1892-1978》都没有注意此信）。因信件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有关鲁迅的贬低性细节评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本文拟对收信人、信件的写作年份进行考释，进而还原它在特定年代中的学术价值，也为郭沫若研究、“×祖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或奠定基础。

一、“×祖平”人名考释及其生平细节

这个“×祖平”是谁？粗看起来，确实让人无从判断。但认真阅读信件内容之后，我们发现：有几条“线索”把收信人“×祖平”的信息隐秘地透露了出来。一是“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表明收信人“×祖平”实际上在重庆从事教育工作。二是“我倒很羡慕教学工作……”，说明收信人“×祖平”此时就在重庆的一所大学里教书。三是“在四川住了十二年”，说明收信人“×祖平”自抗战爆发以来，至郭沫若这年二月十七日回信之时仍驻足四川（包括今天的重庆直辖市辖区）境内，已经有十二年之久。四是从郭沫若的回信内容来看，收信人“×祖平”给郭写信之前，因其对鲁迅的相关评论或议论，曾在重庆地区（共和国初期的“西南区”）引发了很大的“风波”，估计在他给郭沫若的信件中，其内容里谈及了对鲁迅的“非主流评价”，这种评价结合郭沫若的回信口吻来看，和此时的主流评价完全不一致。查阅人民共和国初期西南区重要的党报——重庆《新华日报》，我们知道1951年11月至12月曾发生过“邵祖平污蔑鲁迅”事件。这“×祖平”是不是邵祖平？查《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我们发现“祖平”确为邵祖平的名号之一种。这就可以进一步“确定”，郭沫若复信的收信人应是“邵祖平”。另外，1979年第5期《文艺报》披露此信时，附有信件的手迹。因信件的提供者和整理者为王廷芳（郭沫若秘书）、张澄寰（郭庶英丈夫）、郭庶英、郭平英，说明披露的手迹稿为郭沫若起草回信的原件，真正寄送给邵祖平先生的信应为抄件。尽管信件涂改的地方很多（近二十处），其抬头第一个字也被涂抹，但从笔迹的影底辨识中，明显地能够准确判断出此字正是“邵”字。那么，这封信可以确定是郭沫若给“邵祖平”的回信。

对于邵祖平的相关情况，今人知之不多。包括像《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版）、《词学图册（第八册）》（黄山书社2011年8月版）这样的辞书在内，对他的生平介绍均很简单，《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中倒是对他有详细的介绍文字（尽管系注释），为研究提供了线索，这里抄录如下：

邵祖平（1898-1969），字潭秋，江西南昌人。江西省立二中毕业，刻苦自学。曾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教员，东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讲师，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抗战期间，任教中央大学医学院，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大学及西南美专等校。1947年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调四川大学。1956年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调往西宁青海民族学院，1965年退休后回杭定居。1969年以藏书被抄没，突发脑溢血逝世。

但这条注释并没有列出邵氏著作出版的相关记载，与江西省人物志编篡委员会整理的邵氏生平状况有一定出入，此处仍做抄录以便对比：

邵祖平（1898-1969） 字潭秋，南昌县人。少年博极群书，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1922年，受聘为《学衡》杂志编辑，执教东南、之江、浙江等大学。1933年，章太炎在苏州举办国学讲习会，聘他为讲习。次年任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书。京沪沦陷，携家逃难粤、桂、黔、川等地，后在成都任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947年，任教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1953年院系调整，邵返四川大学任教。1956年，奉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调青海民族学院，退休后寓居杭州，卒葬杭州老东岳法华寺侧。所著《中国观人论》（开明书店1933年），章太炎撰序中誉为“神骏之姿”。作诗涵茹古今，诗风洗炼逸秀，沉挚奇崛，自成一家，为先辈陈三立、黄季刚、胡先骕等交口称赞。著有《培风楼诗存》《续存》（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1946年版、成都1938年木刻版）、《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七绝诗论诗话合编》（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国学导读》（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词心笺评》《乐府诗选》（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两则介绍邵氏生平的文字都比较权威，内容对比中却明显地呈现出问题：一是邵祖平来四川（当年的“大四川”概念）的时间，两则生平文字介绍中都是模糊的，这让研究者判断他“在四川住了十二年”有难度；二是邵祖平到底是“1952年”，还是“1953年”离开重庆大学前往四川大学的？这两个时间点，对于准确判断信件的写作年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从这通信札我们也能够看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岁月里，邵祖平这样的旧派文人曾向时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信请求帮助，想调入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而这背后的工作调动缘由，或许从这通信札的文史考证中可以窥见一些“线索”。

二、信件的写作时间：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

先回到信件的写作年份这一关键问题上来。此信在1979年5月首次披露的过程中，提供者及编辑者并没有把信件的写作年份考订出来，特别注明“复信的具体年份尚待查考”。单演义、鲁歌两位研究者编注的《鲁迅与郭沫若》那本书时也注意到此信，仍旧沿用《文艺报》编者按的“说法”。1992年12月结集出版《郭沫若书信集》时，编辑者仍没有标明信札的写作年份，而是以“195×年2月17日”作了标注，使这通信札仍旧变得有些模糊。这给学术界理解和考辨此信带来了“难题”。或许，这也是此信没有被研究界注意的重要原因。如何把这封信放置到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关键之点实际上就在信件写作年份的确定上。依据信件的内容，本文试着从以下几点线索来做“推测”：

一、郭沫若提及的“特别是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科学院无文学研究机构”，说明信件的写作时间应在1950年至1955年之间。理由在于，此信的“解放以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独特的指称词，特指1949年10月1日之后，新中国的建立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而信中提及的“科学院”，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郭沫若是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机构为“文学研究所”，它的前身为1953年2月22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毛星任副所长，最初隶属于北京大学，称之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6月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拨归中国科学院管理，改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到底是1950年2月17日，还是1951年、1952年、1953年、1954年、1955年的2月17日？还有待进一步寻找线索查考。

二、“丁玲所主持的研究院，以创作为主，年青人多”，透露出信件的写作年份应该是1950年之后。这个“研究院”，最初拟仿照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模式”，筹建并创办“文学研究院”。1950年7月，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最后定名为“中央文学研究所”，而不是“文学研究院”。该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61次会议通过任免的各项名单，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1951年1月8日，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开学，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文化部部长，全国文协主席，《人民文学》主编）、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丁玲（全国文协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沙可夫（全国文协秘书长）、李伯钊（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说说唱唱》主编）、李广田（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出席了开学典礼。1954年2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郭氏理解的“文学研究院”，正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这否定了此信写于1950、1954、1955年2月27日的“说法”，只能在1951年至1953年的年份中来“确认”。

三、“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长，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说明到郭沫若起草回信之时，邵祖平已经在四川居住了十二年之久，而且回信的收信地点在“重庆”，时为当时的六大军区西南区的军政首府所在地。那么，邵祖平是哪年到达成都就显得很重要。而他哪年离开重庆，对信件写作年份的确认就显得非常重要。郭沫若给邵祖平回信之时，邵氏还在重庆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下半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过程中，重庆大学文科分离，邵氏调往成都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查阅四川大学校史、重庆大学校史的院系调整记录文字，它们是相互矛盾的。重庆大学明确地记录1952年下半年院系调整后，中文系并入四川大学，完成于1952年11月19日前，但四川大学却记录的是1953年上半年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入四川大学。如果重庆大学中文系1952年下半年并入四川大学，那邵祖平离开重庆的时间在1952年下半年（11月中下旬），信件的写作年份应该在1952年。如果重庆大学中文系并入四川大学的时间在1953年上半年，那信件的写作年份应该在1952年或1953年。而《培风楼诗》的邵祖平传略中，提及“京沪沦陷，先生举家内徙，在成渝历任朝阳法学院，四川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教授”。其“举家内徙”过程中，他曾足迹于粤、桂、黔等地，考虑处于战争期间，其行程花费时间应该不短。《培风楼诗》的《自序（民国二十八年）》特别说明，这篇“自序”（实为第二篇自序）写于这年腊月的“成都小天竺”，证明邵氏1940年（巳卯年）腊月居住在成都小天竺附近。而在“巳卯年”的元旦和初春，两位友人（杨圻、汪兆镛）曾给邵祖平的《培风楼诗》写过“序言”，杨、汪时在广东。杨圻在序言中有这样的介绍，“潭秋今将入川，且刊其诗”，说明邵祖平与杨圻的见面时间应该在西历1941年元旦前后；汪兆镛在序言中也有邵氏的行踪记录，“今游湘桂，饱览佳山水，又将入蜀”，落款时间为“巳卯年初春”。这样的行踪透露可以明显地看出，邵祖平应在1941年春节前（农历巳卯年腊月）到达四川的。结合战乱年代的行踪，考虑到一大家子人的行走艰难，从广东经过广西进入贵州，再到达四川，其时间花费应该不短。综合这两种可能性的交集年份，长达十二年之久的1953年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它到底写于1951年，还是1952年？

四、“学习马列主义，随处都可，不必北来”一句，成为理解信件写作年份的“关键”。邵祖平作为重庆大学中文系的大学教授（非共产党员干部，重要的统战对象），被要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这一政治要求，说明此时全国高等学校已经开始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场运动最初于1951年9月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中进行。该年10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郭沫若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展开其叙述，对全国文教战线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上，包括教育、科学、艺术、出版各个部门，积极地、大胆地发展这样的思想讨论，以便改造旧思想，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巩固并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全国性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学习的基本内容中第一点，就是“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的观点”。它也被列为1952年全国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在今年要特别注意去做，那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力开展全国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这和信件中谈到的“学习马列主义”，显然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郭沫若回信的写作年份，就是1952年。自1952年1月起，全国高等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正式开始。郭沫若复信时间，只能是在这场运动开展之后写出。同时，郭沫若这通回信提及关于鲁迅的“评价”，明显针对的是邵祖平来信内容的“回复”，说明此时受“污蔑鲁迅事件”（1951年11月）对他造成了心理伤害，郭沫若回信中“他（指鲁迅——引者注）自然也有可訾议处”可与此形成文字对应，郭氏以这种话语试图安慰处于精神困境中的邵祖平。

我们还可以从吴宓日记和时在重庆大学中文系工作的张默生先生的情况，来侧面反观前面的“推断”。作为《学衡》派重要成员的吴宓，此时生活在重庆市区（沙坪坝），和邵祖平有些交往记录。吴宓1949年4月29日到重庆后并在重庆大学外文系兼课，与邵祖平的引荐有密切关系，他在1952年7月“忠诚老实运动”的交代材料中提及此事，“到相辉、勉仁后，重庆大学校长（清华校友）张洪沅派外文系主任熊正纶到北碚，以邵祖平教授为介，邀宓任重大外文系兼任教授，允之”。吴宓人民共和国初期日记首次出现“邵祖平”的名字，是在1949年12月17日，“午饭进白酒。下午收拾行李。平来，赠诗（存，录）。拟和，未成。”日记整理者对“平”做了注释，特别说明指的是“邵祖平”。之后，吴宓日记中他断断续续记下了和邵祖平（日记中多以“平”字指代）的交往细节。在《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中，涉及“邵祖平”的记录多达近百条，其中有关于邵祖平找工作和调动工作的有如下七条，此处抄录如下：

（1）1951年6月6日：5:00平来，示诗（蘋），求介往西北大学。宓殊不悦，陪访儒。（第149页）

（2）1951年6月20日：9-10函西北大学岳劼恒、高元白，荐平为西北大学教授，祈询商示复。从平之命也。10:00偕济波至重大访平，候至正午，仍不归。乃留柬及致西北函，而偕济波至朴宅，赴宓请宴。（第159页）

（3）1951年7月23日：昨晚接高元白七月九日复函，西北大学不能聘平。（第177页）

（4）1951年8月18日：平来，述重大中文系新聘钢而摈朴，而平则以刘伯承主席之宠而固位亦。（第192页）

（5）1951年11月24日：正午……饭后与梓略谈，遂至赘庐访平。盖平以未得为文联古代文艺研究会执委，又不得为会员，甚为愤懑。此实由于何剑熏之齮龁，而平于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两函责宓不能仗义执言，与熏对抗，或赴诉于文联，云云。按此乌可行！故宓往温慰平。平仍不能心平气和、安分守命，决不为熏所屈，且谓熏志在驱平出重大，熏已潜诉平于文教部，部中派女员潘广文日前来询平以其详，平遂直陈熏之恶上闻。今平既与熏决裂，不得不速为下学年枝栖之计，实不能且不甘续重大教授云云。宓劝以安居忍气，不听。平又述稚荃十月一日在城中寓宅遭受突击检查，信函著作并为翻检，其中往还人之姓名悉抄去，故日前稚荃来此，平已以《稚荃诗稿》面交其带回去云云。又南京宅已非稚荃所有，退押款甚难筹足云云。宓借取平编选之《晚唐名家诗抄》归读。（第246-247页）

（6）1952年3月28日：上午平来，知当局不许平妻迁京，前计作罢。（第316页）

（7）1952年10月11日：接平十月十日函，告将往新乡平原省立师范学院，由邮汇还1951年所借宓款十万元，清。借宓书付稚荃读，云云。宓即复一函，介见曾昭正夫妇求存行李。此函寄稚荃与克全面交平收。（第437页）

吴宓日记中的线索看起来已很清晰：1951年6月开始，邵祖平有调动工作的“打算”，最先他考虑的是前往西北大学，曾委托吴宓把他引荐给岳劼恒（时为西北大学教务长）、高元白（时为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但高元白复函表示西北大学不打算聘请邵氏；11月份开始，邵祖平与何剑熏（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发生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导致他有离开重庆大学的“打算”；1952年3月28日，邵祖平会见吴宓告知自己不能迁京的“理由”，说明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都有迁京和离开重庆大学的“想法”。这也表明：在1952年3月28日之前，邵祖平给北京那边的人写过信表达过此意（或许，邵氏不止给郭沫若一人写过信）。郭沫若这通回信，应该与吴宓日记中涉及的邵氏工作调动入京有“关联”。与邵祖平同在重庆大学中文系教书的张默生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前往四川大学中文系，作为重庆大学中文系老同事，他们两人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时间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张默生生平情况中有这样的文字，“1950年8月至1952年9月，专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10月至1966年1月，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张默生的公子曾提及张氏在四川大学任教情况，与此处介绍的时间点是吻合的。这说明，迟至1952年10月，重庆大学已经完成了“院系调整”，中文系并入四川大学，邵祖平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离开重庆的。那么，吴宓日记1952年10月10日的函，应该是邵氏离开重庆最后一次和吴宓的信件交待（包括还款），那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过程中，邵氏可以选择前往平原省立师范学院，但最终选择是前往四川大学中文系（很可能与抗战时期他曾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工作经历有关）。结合信尾的落款日期，我们可以确定，郭沫若给邵祖平信的写作时间，就是“1952年2月17日”。

三、“贬鲁”：信件的文史价值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的细节评价

学者金宏宇曾指出的，“作家书信的文学史价值首先体现为史料价值”，“作家书信的历史价值更主要地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文学史料价值上”。有些文学史料，只能存在于日记或书信之中，而不可能在公开的出版物中露面，更不可能还会以此为由头撰写披露信息的文章，这也是文学史料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邵祖平尽管不是五四新文学作家，但他在交往过程中却与很多新文学家有“交集”，比如鲁迅、沙汀、艾芜和何剑熏。这通信札的写作时间确定为“1952年2月17日”，为下一步还原它的文史价值奠定了时间基础，它的史料价值才能够进一步做出相应论述。

首先，从信札内容中能够看到，郭沫若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岁月里（至少在1954年之前），其真实心态与之前的大部分传记著作的写作透露完全不一样。

信件中郭氏自述，“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柢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等说法，的确让人感到很“惊讶”。此时，作为新政权建立初期重要的统战对象、 著名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郭沫若身居要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表面上，郭沫若是春光满面、风头十足的，他频频露面于国内重要的媒介（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广播），但是，在繁华热闹政治光环下的阴暗角落里，特别在给邵祖平回信的信札里，却让我们看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面”：失落且自责。

郭沫若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的感叹，甚至有“政治上不能有所建树，著述研究也完全抛荒了，对着突飞猛进的时代，不免瞠然自失”的“看法”？这是不是涉及到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文艺战线上的“统一战线”政策？它跟中国共产党在新政权的政治安排上是否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作为政治家，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郭氏肯定有他的政治追求和政治期待。否则，不可能有他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革命行动（赴广东参加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运动），也不可能有三十年代后期的“别妇抛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安排，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决然态度。骨子里，郭沫若的政治家身份对他有潜在的推进作用，使他在看待新中国的政治上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公开文章里肯定不适合表述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但在私人性话语很强的书信中，他偶尔也会有不自然的流露。另一方面，作为新政权体制内的高层人士，郭沫若似乎对新中国初期民主人士的政治处境、政治待遇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可能还不仅是郭沫若这样的人所有，包括像柳亚子等南社成员，甚至像宋云彬、常任侠这样的文化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心态，这条隐线的相关文史梳理，更能有助于学术界理解共和国初期的文化人心态。

其次，邵祖平作为旧派文人（学衡派）和统战对象（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他如何适应新社会（人民共和国这一新政权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思想要求，从郭沫若回信信札中反映出这一敏感的思想史问题。

1952年2月之前，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已经逐步形成统一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话语。按照1951年6月教育部有关《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规定，该课程的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学衡派”被部定教学大纲（初稿）的具体实施方案列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作为“新文学”重要的反面对手被定性为具有“封建的和买办的思想”。这种课程的政治文化塑形，本身涉及邵祖平等“学衡派”旧派文人的文化处境及其身份认定。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学衡派”的史述文字如下：“一九二一年一月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为主，写了很多攻击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文章，这些人都是留学生出身，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很能援引西方典籍来‘护圣卫道’，直接地主张文章应该由摹仿而脱胎，而不应创造。”吴宓在日记中透露出“学衡派”这一学派对他产生的负面影响。作为后期学衡派中坚力量的邵祖平，当然也不能逃避这一尴尬的文化处境。

而邵祖平在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西南地区，并没有本分地固守统战政策下的政治身份安排，反而在1951年10月挑起对鲁迅的贬低性评价，进而引发了一场“文化风波”，这就是邵祖平“污蔑鲁迅”事件。具体细节有研究者撰述其过程，不过笔者尤关切的是，此时邵祖平为什么描述日常生活的鲁迅就变成了“污蔑”鲁迅的行为？当然，邵氏没有区分“生活鲁迅”与“思想鲁迅”之间的本质联系，没有跟着共和国初期思想界对鲁迅的“神化”，显示出他为人坦诚的一面。但这种举动，在此时期已经完全变味，甚至变成敏感的思想问题，还可能被有机可乘之人上纲上线。而有批评者就指出，邵祖平思想反动的根源，“乃出于封建堡垒《学衡》杂志，平为社员，故其顽固非偶然”。而这一批判背后看出政治定位对于文化人的潜在影响力，尽管邵祖平是共和国初期西南区文艺战线上的统战对象（吴宓日记透露出邵氏与西南区军政领导人刘伯承的私人关系），但鉴于他思想状况的复杂性，通过这一公开批判事件，至少让邵氏在思想行为上不得不有所收敛，在言行上更加刻意注意，甚至达到新政权对意识形态塑形的内在要求（尽管他不是主动靠拢）。1952年给郭沫若写信表达进京的想法，一方面显示出他向北京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靠拢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有意逃避西南区文化界的想法。毕竟他在西南区文化战线上，是一个重要的“示众对象”。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还是因为自己的言行获罪，被定为“右派分子”，最终下放西宁的青海民族学院直至退休。

第三，郭沫若的旧文《庄子与鲁迅》的真实写作意图，值得学界重新“反思”。这篇文章写于1940年12月18日，文章的“写作缘由”，原来是郭沫若因为听到青年朋友们议论阅读鲁迅的作品“恐怕非要有注解不行了”。文章认为鲁迅颇受庄子思想的影响，“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但同时，文章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对鲁迅的“批评”。

在笔者看来，郭沫若阅读鲁迅的作品还是显得很细致。在阅读札记中，他先后罗列了鲁迅在语汇、词句、创作题材、文章家、庄子思想上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同时也指出了鲁迅在词句、创作题材、庄子思想理解上存在的明显错误。关于词句，郭沫若认为，“因早年熟读，所以有不少辞句活在记忆里，但晚年丢生，所以有些实在不免‘记的不真确’”，并且还说，“《庄子》本是极容易接近的书，鲁迅作文时，虽是自己有些耽心‘记不真确’，但也不愿意一查，这儿正表现着鲁迅的坚毅的性格的一面——虽略耽心，却有自信；因要摆脱，率性不翻”。仔细辩读这些话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对鲁迅进行的是一种批判。关于对庄子思想的理解，郭沫若还对鲁迅“把庄子认定为纯粹的出世派，纯粹的虚无主义者”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认为“庄子并不是纯粹地忘情于人世的人”，表达出他与鲁迅在对待庄子问题看法上的明显差异。关于题材创作上，郭沫若对鲁迅创作历史小说《起死》对庄子人物形象的传达，提出批评：“还有他（指庄子——引者注）的象貌是瘦长的颈子和无血色的黄瘦面孔——关于这，鲁迅的《起死》里面，描写成‘黑瘦面皮’多少是失却根据”。

其实，考察郭沫若写作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还有一篇也是批评鲁迅的，这就是《关于“接受文学遗产”》。郭沫若在文中指出，鲁迅《故乡》一文中“辛苦恣睢”这一词语的遣词不当。这从侧面看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郭沫若还能客观地看待鲁迅著作存在的一些瑕疵处。但到了五十年代的共和国初期文学语境中，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神化鲁迅、刻意包装鲁迅成为此时重要的宣传策略，“鲁迅由左翼作家崇敬的著名文学家，上升为官方认可的革命文学权威，成为了文学标杆和价值典范。鲁迅及其作品，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被逐渐神化和意识形态化”。

在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文学语境中，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并没有表达他对鲁迅的批评、批判态度。相反，以1949年刘文典和1951年邵祖平（两人均为章氏弟子）为代表的旧派文人，成为时代批判的靶子，他们的真正罪证，正是对正在建构鲁迅神话的“非议”。这种非议并非从学术层面上予以讨论，而是从日常生活行为中对鲁迅的观察（刘文典与鲁迅曾密切交往一段时间，邵氏夫人为鲁迅二十年代的学生）。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很尴尬的：刘文典在云南省作为典型个案被公开批判的方式进行了“清理”，而邵祖平在西南区首府所在地的重庆市受到严厉批评，最后以两次公开检讨的方式进行了“清理”。

结束语

郭沫若1952年2月17日致信邵祖平，显然是对邵祖平之前（1952年2月2日）信札的“回覆”，这牵涉出两位文化人的心灵沟通，也可以推断出两人此前可能有生活的“交集”（毕竟1937年郭氏回国之后至1945年8月，大部分的生活地点正是在四川省和陪都重庆，与邵氏的生活之地有交集）。郭沫若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对邵祖平这一类旧派文人，郭氏并没有表达出对如当时“新文学”的文学史家们修史中对“学衡派”这一派文人的憎恶情绪，而是带有惺惺相惜的特殊情感。郭沫若能够在内心深处坦陈自己真实的内心心态，可以看出：郭氏本身在共和国初期岁月的政治安排中，有他内心的“苦衷”，导致他有“觉得空虚得很”之感受。

同时，郭沫若能够真实理解邵祖平受“污蔑”鲁迅事件对邵氏造成的内心伤害。他看到共和国初期的“鲁迅形象”建构背后，对鲁迅作为“人”与作“神”的有效分离。而他更看中鲁迅作为“人”的一面，所以在回覆信札中告知邵氏，十多年前（1940年）写作的旧文《庄子与鲁迅》的真实意图，表达对鲁迅也可以有“可訾议处”，开导处于困境中的邵祖平，希望他能够以愉快的心情继续在西南地区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至今，鲁迅研究界仍没有真正重视郭沫若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这篇文章，它的真实意图也被长期埋没。

至于邵祖平为何在1952年2月2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信，笔者猜测其中的重要因素，可能与邵氏的好友胡先骕（此时他正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有关系，更有可能是它与郭沫若此前已经很熟（如前文所述）。但这只是一种大胆的“猜测”，有待今后的文史资料梳考做进一步的证实。而邵氏好友胡先骕，尽管是植物学界的学术研究前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曾对新文化运动的相关观点提出过严厉批评，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引发徐志摩对他的“微词”，人民共和国初期他的相关遭遇，及其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的心理，从公开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也有线索可以探寻。而邵祖平1952年11月没有前往北京工作（也没有去平原省立师范学院）的相关原因，是否与胡先骕的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期间的信件透露有关，则有待相关史料进一步披露后再做考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明书店版‘新文学选集’丛书专题研究（1951-1952）”和贵州师范大学博士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初稿于2017年10月、定稿于2019年10月（四川绵阳），

2024年6月再订（贵州贵阳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