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写完，我前往涠洲岛。

到了北海，下雨，天气预报说要下一周。轮渡停航。

目的地近在咫尺，我却陷入和小说主人公阮金一样的窘境：无法登岛。我转身去了贵州，在整个西南游历一圈，然后折往广州。有天晚上，在白云区一家电竞酒店，我莫名失眠，那是整个旅途中我唯一一次失眠。凌晨四点，手机响，一条微信，是编辑朱婧熠发来的——“我梦到阮金在岛上给我打电话，说我知道你是这部长篇的编辑，你要来救我……可以说是吓醒的……”

我赶紧回她，“没事，她再打给你，让她打给我。”

我故做镇定，想安慰她，可我自己其实也被吓到了。如果你已经仔细阅读了这部小说就会知道，故事结局是阮金找到并救出冬冬，她完成了自己的救赎……可是，老朱的梦却向我提示了另一种可能：阮金被陆渐平驾船带到犬腹岛，在石屋那道铁门前，她意识到自己的冒失，可一切都太晚了——她没见到冬冬，反而被陆渐平囚禁，关进灯塔；而冬冬，其实早在被欧树推下海的当天就死了，尸沉大海。

我可以这样写这个故事吗？

我不能。

太残忍了，对吗？

可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不是故事，不是小说，而是现实，那事情极有可能就会这样发生：被男友设计杀害的女孩尸沉大海，从此杳无音讯；奔波寻找她的亲人也在途中惨遭不幸，从此失踪，且无人问津。所以，当老朱被恶梦惊醒，发来那条微信，我毛骨悚然。

这部小说里，一些重要情节其实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我通过采访获得，并非虚构，比如，入室盗窃的歹徒午夜潜入两个女孩房中，在屋中逗留，之后反锁房门离开。接受采访的是一位优秀的潜水爱好者，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包括她被那个男人用手电照射，后来长期只能开灯睡觉，黑夜对她比那些黑暗洞穴里的海水还要危险和未知。

我认识的很多女性都遭受过性暴力或性暴力威胁，多数人最终没有报警，也没有公开，她们说，连回忆都是痛苦，她们或成为难以解脱的受害者，或假装遗忘，或用全部勇气对抗那些看不见的阴影，而站在她们身边给予她们力量和支持的，往往也只有女性。她们告诉我，以你的性别，难以想象那种恐惧，更永远无法感同忍受。我同意。那么我就用倾听和讲述，强迫自己试着去感同身受，继而想想，我能做点什么。

在我为小说做准备时接触的大量刑事案件中，女性受害者在相关报道中往往面目模糊，面目清晰的反而是凶手——被捕后，他们会接受电视采访，面对镜头，他们表现得就像一个个普通人，个别的甚至会对着镜头侃侃而谈，展现出他们对死亡的无畏，对罪行的无悔。而那些悲惨的受害者，只留下一组冷冰冰的数据：何时、何地、如何受害。施害者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存在于世间，而受害者却暗淡如同尘埃，好像她们生而为人的使命，就是有一天突然被杀害，成为刑事案件卷宗里一个个了无生气的名字。

正因为此，最早，这部小说名叫《失踪》，它既是讲女大学生冬冬的失踪，也是在讲像阮金这样的平凡女性被忽略、被遗忘的命运，她独自生活，苦苦挣扎，偶尔做出一个错误选择，结果却是万劫不复……也许，你曾经也是这样，或害怕未来某一刻会这样。正是这些被消失、被隐形的女性，传授给我那些我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她们难以启齿的故事是我不得不讲的，也是我一度唯一想讲的故事。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女性要争取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正越来越成为共识，但我也注意到，这种共识更多是在女性内部达成，那男人呢？他们在想什么？我，一个男人，一个既得利益者，写出这样一个故事，真的值得信任吗？这个问题曾让我惶恐、挫败，也许我渺小的作品是无用的，可我希望，通过努力至少她们的经历可以被人看到，被看到、被承认存在，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感谢在我最沮丧时给予我极大信心的、未曾谋面的朱婧熠，是你的耐心、坚定和无与伦比的专业素养，令这本险些被我放弃的长篇小说没有失踪，得以重见天日，你也是平凡而卓越的女性中的一个。

小说就是小说，不会变成现实，当小说结束，现实会结束吗？我相信，小说并不结束在阅读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在某个清晨或者午后，当你、她或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和小说存在某种联结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