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版《丁玲全集》的错讹与修订
编订出版作家全集，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很多作家的全集得以出版，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有些作家全集考订严谨，尊重原作，出版后得到读者们的信任与好评，如《鲁迅全集》《巴金全集》《沈从文全集》等；有些作家全集存在编校质量问题则对阅读和使用造成较大影响，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汪曾祺全集》存在着不少失收和失校，[1]由三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的38卷本《郭沫若全集》更是存在严重的收录不全问题，[2]甚至有学者专门出版《〈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来收集佚文。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丁玲全集》是目前丁玲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版本，但其中存在着错讹和臆改，影响整体质量，如第4卷收入的小说《一月二十三日》仅十九页的篇幅，对初版本的删改达三百多处，收入第7卷的杂文《真》共八百余字，其中出现讹、脱、衍等问题的就有百余字。类似情况在《丁玲全集》中多有出现。
一、字句类错讹、脱阙现象举隅
《全集》袭用《文集》的处理，而未对其中疏漏和臆改进行订正，这一类致误在《全集》中十分常见。
1.《全集》第3卷的《阿毛姑娘》，第132 页：“三姐虽比阿毛更懂得离别的悲苦，时常牵着别人的手哭，然而在她脸上，却时时显着比她还急，和默默的隐藏不住的高兴的笑。”[10]
这里写到三姐预备出嫁时的心情“比她还急”是原刊本中“比她妈还急”[11]脱字所致，与后文母女两人忙于采买相呼应，而《文集》中误编为“她”，令读者不知所指，《全集》并未订正。
2.《全集》第3卷的《水》，第403页：“退呵欠，人都到下头去了，下头打锣没有听见吗？”
初刊于《北斗》创刊号的小说《水》，其中有一段村民关于水灾险情的交流，原刊中的“退，瞎吹”[12]被误印为“退呵欠”，属字形相近产生的讹误，“瞎吹”有胡说、说大话之意，这里是说话者否认了前文关于水退的说法。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短篇小说选集》为“退呵欠”添加脚注：“即什么也没有退的意思”，[13]此注释被沿用，至今未被订正。
《忆天山》初收于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小说集《一年》，1984年收入《丁玲文集》第5卷，改动部分不仅加重语气，也替换了重要概念，《全集》以《文集》版本收入。
4.《全集》第7卷的《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第48页：“昨天我和婆婆妹妹到边城去看划龙船”
丁玲将孩子寄养在常德老家，前文提到妹妹已会说“一口常德话”，参照原刊，这里孩子划船的地方是地属常德的“笔架城”[14]较为合理，而“边城”[15]地属湘西茶峒，可能是边城名气较大而出现的编辑臆改。
5.《全集》第7卷《略谈改良平剧》，第33页：“则应发扬其优点，扬弃其缺点”，原刊为：“剔弃其缺点”，“扬弃”即发扬与抛弃的统一，与“缺点”搭配不当，《文集》整理致误；第35页，“要有感情，要有变化调子，却不能太欧化”，原刊为：“要有感情，要有变化，调子却不能太欧化”标点出错，导致断句有误。
6.《全集》第9卷《序〈一年〉》据《文集》版本收入，与1939年生活书店版本对校，百余字序言有多处改动：
生活书店版本：“这集子里都是一年的零碎，本来是替〈西线生活〉写几篇的，后来一看，还有几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册。我的生活不准许我保存原稿，收一集在这里也是一个道理，加上几个朋友的怂恿，于是就收集了一下子。不敢说是作品，只不过是替服务团记录一下吧了。所以仍只能作生活实录读。编时怱怱，希望读者原谅。”
《全集》版本：“这集子里都是一年来的零碎小品，本来为〈西线生活〉写的几篇。后来一看，另有几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册。因为战时生活不准许我妥善保存原稿，加上几个朋友的怂恿，于是就收编了这一本集子。不敢说是作品，不过是替服务团的工作写下一点记录，所以只能当作生活实录来读。编时匆促，希望读者原谅。”
此外，《文集》版本的部分脱阙在《全集》整理过程中并未被还原，甚至出现内容被整段删除的情况。
7.《全集》第3卷《多事之秋》存在较多漏句，第460页中贴标语兵士遭巡警殴打，吸引了路人的围观，缺失关于人潮汹涌的描述：“又挤不进去，刚走上几步，又被人潮推下去了”，接着汽车向人群中驶来，拥挤中孩子倒地，缺失：“无数的脚在眼睛上变成了大的黑暗。拼命的挣着，没有用，拼命的叫着，没有用，而且别的地方也叫起来了。”在第464页讲述新的欺骗政策前，甚至漏掉了关于军民冲突的整段论述：
数不清的，四处都可以遇到，军警和群众的冲突。群众要聚在一块，谈谈东北的事，几十个人围着，并不防害什么，而警察，在租界上就是巡捕，却舞着棍跑过来了，有些群众只好在棍子底下散开，而传单却已经都分在各人的手上了。而口号也在这时吼起来了。好些口号都是又进了一步的。
未完稿《多事之秋》在刊发后五十多年并未编集，直到1983年被《丁玲集外文选》和《文集》先后收入。袁良骏在编写《丁玲研究资料》时，将“四十多篇因被捕和战乱而未能编集的丁玲作品，编成了《丁玲集外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6]《丁玲集外文选》收入的《多事之秋》正是以《北斗》初版本为底本，内容较为完整，因此在能接触原刊的情况下，[17]《文集》中《多事之秋》的脱阙并非是版本残缺等客观因素造成，而是由于整理者的主观删改，这些脱阙在《全集》中也未被还原。
8.《全集》第4 卷《陈伯祥》，第100页，在一起绣花的情节处缺失：“我担心他眼睛，就劝他，他像兴致很深的没有听我的话”；第101页，在谈论女人的情节处缺失：“我知道他在供给另一个”，末尾也脱阙：“将来也许有机会，还要替他写一篇”。
《陈伯祥》1936年载《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同年收入《意外集》，1991年收入《丁玲文集》第7卷时进行较多修改，2001年收入《丁玲全集》。《陈伯祥》的写作与三年囚禁生活有关，丁玲回忆其写作状态：“思索得太多了，我变得很烦燥……在极不安和极焦燥的里面写下了一些……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18]丁玲在浓烈的情感下仓促执笔，使得初刊本存在词义不准、表达口语化等情况，而初版本照收不误。丁玲离世后，《文集》第7 卷的整理由陈明完成，其后《全集》以《文集》版本为底本编入，将《全集》版本与初刊本对校，文字异动达70多处，上述脱阙处正是“我”与陈伯祥的几处日常互动，脱阙部分不利于呈现国民党特务标签下陈伯祥形象的复杂性。
9.《全集》第3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164页末尾脱阙：“越想越觉得有点儿愤慨起来，他本是从来就不容易动气的人，这天为了冷，残酷的竟忍心把他那心爱的有肺病的女人来冤枉。若是他真不知道去后悔，那朋友们去责备他有了别的希望，就又连这互相盟誓了又盟誓的，愿生死共之的女人也丢弃了是应该。可惜，既若他是这样，也并不会真的便有人不赞成，而他自己倒又立即翻悔着了。”第172页，“通通忘掉了”后脱阙：“而且那些事是早也不放在她胸怀了的”，“只要那心是属于她的”后脱阙：“她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他，就暂时也可以，否则，那情感将无稍能松弛的一瞬刻，而结局是难于想象的了”，“她的心像被刀刺下去一样的痛”后脱阙：“像不知被伤害了什么地方一样”，第174页，“她很后悔”前缺失了心理描写：“在那脸上，她就不能寻出一丝一毫是可以陪着她干一些荒唐的玩意儿的”第176页，“她深深地回忆那沉醉的情调”前脱阙回忆内容：“而且那不绝的落在眼皮上的吻，还有那嘴唇，腻腻的；那拥抱，疯狂的；那言语，唉，那言语呀……薇底只想能立即倒下去像从前一样”等。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1928年载于《小说月报》第19卷第12期，1991年收入《丁玲文集》第7卷时发生多处脱阙，而《全集》据《文集》版本收入。
10.《全集》第3卷《小火轮上》，第223页，在女教师未收到聘书因屈辱而生出恨意时，删去了：“一定要什么理由呢？她可以恨她们的。”第227页，在女教师回忆一星期前还收到甜蜜的信时，删去了对女教师的心理描写：“并且就是在未宣布前，仍然是很可感谢的在看待着在”，在男人道歉处也脱阙：“为良心的安全起见，他只好来弥补这过错”。
《小火轮上》发表于1929年《红黑》第3期，同年收入光华书局出版的《自杀日记》，1981年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丁玲短篇小说选》，除个别字词外基本依照初版本整理，但1983年编纂《丁玲文集》第2卷时出现较多词句删改，《全集》依据《文集》版本收入。
11.《全集》第4卷《一月二十三日》，第70页，“儿子忘了她一眼”后脱阙：“一个无言的理会”，“那红的火”后脱阙：“倏变的火”；第72页，“也有的棚子是空的”前脱阙：“有的三个，有的四五个”；第73页，“他们发现自己又有希望了”前脱阙：“尤其是他们又可以恢复”；第74页，“拖着破的大鞋”后脱阙：“舞蹈着丑的步武，然而却是天真”；第75页，“谁人不知他是靠着他们的”后脱阙：“可是他也设够了法，当他看着狼狈于伙食的时候，狼狈于顾全颜面的时候。她实在只有用尽了方法压榨了他的。”
1936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意外集》收入小说《一月二十三日》，1983年编入《丁玲文集》第3卷时该作品遭大幅删改，2001年《丁玲全集》第4卷据《文集》版本收入。
12.《全集》第7卷《材料》，第55页，“我们要复仇！”后脱阙：“连乡下老百姓也会笑着说：‘你们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来同皇军耍子耍子……’”第57页，文章最后一段段首脱阙：“但我又觉得与其把希望放在说话者都有肯敢于负责”；段尾脱阙：“何况苦的药片外边还常常包着一层糖衣”。
《材料》刊载于1941年9月29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84年编入《丁玲文集》第4卷时改动较大，2001年《丁玲全集》第7卷据《文集》版本收入。
《文集》的疏漏一部分归咎于时代所限，相较于新世纪成熟的著作出版体系，《文集》的校注部分可以说是编者陈明的“单打独斗”，李向东指出：“由王树芬搜集丁玲的全部作品，陈明进行校勘，校正审定的稿子，再交王树芬编辑……可以说，这套文集，凡属于作者一方的工作，基本都由陈明承担了：看稿子，找照片，加注释，做说明等等。”[19]即便如此，陈明的整理速度并未放缓，两年多时间就将前6卷付梓印刷，[20]其中第5卷的整理甚至只花了一个月。[21]《文集》的贡献在于及时整理丁玲的文学作品，为后世研究者留存一批珍贵材料，但受限于编纂条件，《文集》的整理也存在不少问题。
此外，《全集》在整理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讹误和疏漏：
13.《全集》第8卷《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第143 页，“不在背后窃窃私议，打小报告，混淆视听，危言伤人”原刊为：“微言”，“微言”即含蓄精微的言辞，与“窃窃私议”对应，《全集》校对属于音近而误。
14.《全集》第3卷《暑假中》多处脱阙删改，第79页，“听说美姐要回去”前脱阙：“但她刚一放过假”；第80页写到武陵中学游艺会的筹备时，脱阙：“而玉子是又只想能不拂朱先生的意而答应下来”；第81页嘉瑛与承淑和好，缺失嘉瑛倚靠在承淑肩上的情状描写：“是在非常忘情于一切的”；第85页，“不过谁都不忍故意怄着她玩”后脱阙：“怕只有在她也认为不足畏的承淑吧”；第91页游艺会前的准备中，《全集》写到：“那留宿在志清房里的梁玉兰和赵少芳调好嗓音唱《汾河湾》了。”实际上是将两句杂糅为一句，原刊为：“那留宿在志清房里的梁玉兰和赵少芳也醒着躺在床上，和临床的志清闲谈着不久，赵少芳又调好声音在唱《汾河湾》了。” 这与后文嘉瑛送来提嗓子的鸡蛋只给赵少芳一人相呼应。第93页，“觉得既粗，又乱”后脱阙：“心幸喜而没有学她”；第95 页，“她微微的觉得有点痒”后脱阙：“并且那呼吸之中”。
二、副文本类问题、版本误收现象举隅
在传统校勘学中，封面、版权页等副文本是勘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及至新文学的出版整理，注释、附文等副文本也起着补充正文内容，承载历史信息的功能，因此确保副文本的内容准确和编辑规范也是文集编纂的重要原则。
《全集》存在注释体例不统一的问题。
1.《全集》第4卷的《一个小红军的故事》，第268 页的“搭绊”，[22]原刊脚注为：“扣紧门用的链条，由三四个铁环串成。”[23]第276页的“糟央军”，[24]原刊脚注为：“指国民党的中央军。”[25]两者在《全集》中均被删除，这是沿用《文集》的处理方式。
2.《全集》第5卷《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第179页，“骑兵团东出赞皇与河北军冀西游击队杨秀峰部会合”句后的括号内注释：“杨秀峰司令原系大学教授，曾在平津教育界服务多年，抗战后投笔从戎，参加保定行营工作，行营退后，他独坚留敌后，在冀西一带树起抗日旗帜”被移至脚注，并且未注明是原刊内容；第180页，“在冀南以李任德同志为首成立八路军别动大队”句后的括号内注释：“李任德同志后为国民党南宫专员刘必达所杀害”被直接删除；第182页，“陈再道、王新亭同志组织漳南纵队”句后的括号内注释却被留在原处。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初刊于1944年8 月14至19日的《解放日报》，1950年新华书店出版同名单行本，1980年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到前线去》，正文和注释均有改动，《文集》和《全集》据《到前线去》版本为底本收入，并未恢复原貌。
《全集》还存在“附”文部分处理方式不一致的问题。
3.《全集》第3卷《某夜》仅收录正文部分，解释创作背景的附文以《〈某夜〉附记》为题收入第9卷。
4.《全集》第5卷《冀村之夜》的“附”文部分被删除：“这篇纪事也许有人认为把游击队没有写的很好，但须明白：（一）这游击队是刚刚组成起来的。（二）组成的份子是学生和旧式军官。（三）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形。（四）游击队是好的，但难免偶尔也有不好的地方。”[26]原刊中游击队与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路遇骚扰百姓的溃军，游击队擅自将溃军缴枪遣散，为了对其行为做出解释，丁玲在“附”中补充说明游击队的组建情况，表明作者的观点态度，为宣传抗战留下“光明的尾巴”。
《冀村之夜》1939年发表在《文艺阵地》2卷7期上，同年收入文集《一年》，1980年收入小说集《到前线去》，同年收入《丁玲散文集》时删减附文，《全集》编纂时也未能恢复。
5.《全集》第5卷《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附录脱阙。该文首次收录于文集《一年》时，书中除正文外还有三篇附录，分别是“成立时组织系统表”“现在之组织系统表”“日记一页”，1980年《到前线去》收入文章时仅保留正文部分和附三的日记，“附一”和“附二”被删除，《文集》和《全集》均未还原。附文作为正文的补充部分，起着解释正文或补充说明的作用，作为丁玲有关战地服务团的架构设想，具有史料价值的附录应予以保留。
6.《全集》第9卷“序、跋”类目下收入《〈北斗〉一卷二期代邮》和《〈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代邮》两篇，全然误解了期刊代邮的内涵。代邮是编者与读者互动，多为编者挑选读者来信公开予以回复，《中央国术旬刊》设代邮栏目时就申明：“近来有同志们，以尺牍式的稿件，寄到本刊，其中含有问事和讨论的条件……这一类的函件，我们就把它登载本栏。并且要尽其所知，作一答案，答复你所问的。”[27]代邮文本形式上以专栏刊出，并非附于其它文章之后，内容上则从读者来信生发，因此具备独立意义，并非作为其所在书刊的副文本而存在，不宜收入“序、跋”类。
《全集》也存在多版本误收的问题。
7.《全集》第9卷的《〈延安文艺研究〉发刊词》与第8卷的《重视生活，深入生活——与〈延安文艺研究〉编者的谈话》应被视为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
发表于1984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的《重视生活，深入生活》是初刊本；作品在被收入同年12月出版的《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号时，改题为《研究延安文艺，继承延安文艺传统》作为发刊词，并增加了对延安文艺价值的阐释和对刊物的寄语，[28]形式上更加贴合发刊词体例；后又以《〈延安文艺研究〉发刊词》为名编入文集《我在爱情中生长》。参考上述版本演进链条，《全集》第8卷以初刊本为底本收入作品，而在编纂第9卷时又将修订后的发刊词版本误收，[29]丁玲作品存在多个版本形态，哪怕是改动最多的《韦护》等篇目，《全集》在整理时也以单一版本为主，这里却将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入，可能是编选失误，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
8.丁玲1985年4月4日在西安的演讲，《全集》中也收入了两个“版本”，即第8卷《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卷的《创作自由及其他》，两者文后均附有注释，前者为“吴锦祥根据录音整理”（以下称“整理版”），后者为“新华社记者徐士杰记录”（以下称“记录版”），这两个版本各有独立的演进链条。
（1）“整理版”：以1985年《陕西文学界》第3期为底本收入
（2）“记录版”：“内参版”→《人民日报》版→《文集》“记录版”→《全集》“记录版”
1985年4月21日，徐士杰的记录刊登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903期上，习仲勋批示后转给曹禺，并希望丁玲修改后发表，但丁玲对前来交涉的秦川“十分冷淡，以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不修改，也不发表！”[30]直到6月24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大概是按新华社内参稿编发的”。[31]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内参难以获得，但《1981—1985文艺通报选编》收入的《习仲勋同志的一个批示》，附上批示文章《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证实了“内参版”的存在。“内参版”早于《人民日报》版，应为初版本，两者的异文主要是关于遇罗锦的部分，前者为：“遇罗锦这个人走了点错路。但文字不错，文章有好有坏。《冬天里的童话》是好的，《春天里的童话》不好。不好的作品应该挨批……遇罗锦最近到西藏去写东西，她若能真正在西藏部队里待上两年……”[32]刊登在《人民日报》时删除了关于遇罗锦其人的负面评价，并且订正了作品名称的错误，[33]如果王增如论述属实，那么从“内参版”到《人民日报》版的删改则由他人做出。《全集》的“记录版”以《人民日报》版为底本收入，但删除了文前的说明性文字：“著名作家丁玲最近在西安就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问题，对记者谈了她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34]实际上淡化了记录者存在的痕迹。
李美皆注意到两个版本的差异，并指出其后存在着“两个丁玲”的精神矛盾，[35]但李美皆将“记录版”完全等同于丁玲的表达，却忽视了记录者对文本的介入。“记录版”和“整理版”的论述顺序并不一致，“记录版”先讨论创作自由，再谈论民族传统与中国气派，而在“整理版”中则是先论述“民族传统和向外国学习”，再讲“创作自由”，并包含现场问答部分。[36]相较于录音整理对演讲现场的忠实，记录者在“归纳”时提高了“创作自由”讨论的优先级，而在内容层面上，对比“整理版”，“记录版”更倾向于否认出现了行政干预过多的情况，[37]提倡广场文学而贬抑小院文学[38]等，这些改动都使得文章更符合稳定剧协、影协选举失控[39]的政治需要。
《全集》以《文集》版本为底本收入，没有注释或说明解释两者的关联，甚至模糊“记录版”的生成路径，容易使读者将前后文章观点的不一致性归结于作者，但这种相互矛盾并非来自于丁玲，相反，正如G·托马斯·坦瑟勒所言由于文本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作者“不能完全控制出现在出版文本中的最终形式”，[40]尤其当文本为政治目的所挪用时，他人意图对文本的渗入难以避免，丁玲“始终没有修改那篇稿子”[41]却默许作品的发表，“不过是认可自己无力阻止的东西”，[42]或许正因为此，《人民日报》和王增如的《丁玲办〈中国〉》都将记录者徐士杰视为作者。至于演讲稿是否收入作家文集的问题，部分学者以是否经过审阅作为标准，但即便是“为演讲笔录稿正名”[43]的魏建、周文和凌孟华[44]等人，强调的也是笔录稿有助于还原演讲现场感，因此删改凝缩的“记录版”并无理由收入《全集》正文，如需保留其史料价值可以列入附文部分并加以注释。
三、《丁玲著作编年》勘误
《全集》在第12卷末尾处附有《丁玲著作编年》，搜罗整理丁玲作品的创作信息和出版线索，为读者的检索参考提供方便，但编年工程繁琐，内容庞杂，难免出现错讹遗漏。
1.《无题》首刊于“《文学杂志》”而非《全集》所标注的“《文学》杂志”，前者是北方左联机关刊物，当郑振铎得知后，特意将筹办的刊物改为《文学》以示区别。[45]
2.《杨伍城》初收于《一年》时，标题即为“杨伍城（我的第二个小鬼）”，副题并非是收入《丁玲文集》时所另加。
3.《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文艺在苏区》《东村事件》首次刊载于“《解放》”而非“《解放周刊》”。可能是将出版社和刊物名称相混淆的缘故，《解放》依托于共产党新闻机关“解放周刊社”，1941年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后，《解放》停刊退出历史舞台。
4.《沉痛地告别过去，勇敢地面向未来》并非如《全集》所说于1980 年12 月10 日刊载，而是1980年12月11日刊发于《人民日报》。
5.《战地》半月刊终刊的1卷第6期发行时间为1938年6月5日而非《全集》所说的7月5 日，且并未刊载《〈河内一郎〉后记》，丁玲与《战地》的关系也存在一桩公案，据张元珂考证《战地》最初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刊，后来发展为舒群控制的独立刊物，丁玲申明划清关系：“武汉《战地》是由舒群一手操办的，丁仅是挂名主编，并没参与实际的编辑活动，但后来在武汉出版的《战地》违背了丁的初心。丁觉得‘受了欺骗’，非常‘愤懑’”。[46]因此《战地》的终刊不可能刊载丁玲文章，这段错误信息也模糊了两者的关系。
四、改变原意的修改
《文集》在编纂过程中还出现了编辑本位意识代替原作本位意识的情况，编者的不当删改影响作品思想的表达，甚至造成对作者意图的扭曲，这类编辑越界的情况在《全集》中并未被校正，因此单列一节，以期引起研究者注意。
1.《全集》第3卷《多事之秋》写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上海情况：“中国政府，是聋子，听不见那些在残杀奸虐之下的惨叫；是瞎子，看不见血流成河，染红了的东北；中国的民众，像一群善良的羔羊，在刺刀，监狱的暴力底下，不准他们起来，不准他们抵抗。”[47] 但参照1932年《北斗》初刊本，丁玲不仅没有指认群众的善良秉性，反而是将其形容为“一群无知的羊”，[48]不是因为有人“不准”而是因为自身的未觉醒状态而主动屈身事人：“屈伏在压力底下，不懂得起来，不懂得抵抗”，[49]改动将问题化归为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之间的冲突，这与作者意图相违背，丁玲在《多事之秋》中强调学生运动唤醒民众的重要性，高呼：“怎么救中国！五四的时代到了。五卅的时代到了。”[50]仍然以思想启蒙的路径鼓吹革命，具有明显的转型期色彩，但《全集》将文章中国民性批判剔除，代之以对蒋介石政府的政治批判。
2.《全集》第5卷《西安杂谈》，第100 页，“这里充分的看出了我们，对西安环境的不熟悉，工作的疏忽”之后删除了：“尤其看出的是，当局者对救亡的宣传工作之扶掖和爱护。这实在是值得赞仰的。”第102页，“西安各群众团体帮助了我们开展工作，西安的行政负责者也给了我们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的援助”之后删除了：“如蒋鼎文主任，孙蔚如主席，和胡宗南军长等。”
《西安杂谈》初收于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文集《一年》，1980年编入《到前线去》时删除：“如蒋鼎文主任，孙蔚如主席，和胡宗南军长等，使我们在西安期间得以完成我们的任务”，《文集》虽恢复：“使我们在西安期间得以完成我们的任务”，但仍然删除对国民党军官的点名答谢，《全集》不仅沿用此处理，还删除了对当局者宣传救亡的赞扬语句。
3.《全集》第5卷《冀村之夜》，第73页，删除六位同志准备前去与溃军交涉时西垣先生的话语：“但我清清楚楚听到，当他们六个已走到大门口时，那位跟在他们后边的西垣先生却说：‘……就牺牲点色相也不要紧的……’”[51]
《冀村之夜》发表于1939 年《文艺阵地》2卷7期，同年收入文集《一年》，在1980年收入小说集《到前线去》时就已做出删减，这段改动在《文集》和《全集》中都未被恢复。要理解这段处理的影响，首先应注意到作为游击队军师的西垣先生和作为西战团领队的“我”之间的意见分歧，分歧根源则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上。雷加回忆：“当时，什么是统一战线，谁也不大懂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不管是军事队还是政治队，都设立了统一战线这门新课。……她（丁玲——笔者注）更没有想到冀村之夜也是一场对统一战线的考验。”[52]这批溃军本是应该团结的对象，但游击队却擅自缴械遣散，以致西战团和游击队分路而行。如何理解并维护统一战线成为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但作者通过内聚焦叙事，从“我”的有限视野出发讲述冀村之夜，遮蔽了西垣先生和司令遣散溃军的处理细节，弱化队伍内部的观念冲突，以尽量减少关于革命队伍的负面报道，丁玲甚至在文章刊出时以附文的形式为游击队形象做出解释和辩护，这正是丁玲直言不讳的文学家脾性和顾全大局的宣传需要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整理者进一步将西垣先生的发言删除，或许是出于净化革命队伍，纯洁党性的考虑，是整理者为保护丁玲而对敏感问题做出的保守处理，却不利于表现革命工作的复杂性，也不利于表现作品丰富的文本内涵。
4.《全集》第5卷的《关于自卫队的感言》，第89页，删除了动员老百姓时遇到的困难情形：“但里边有些情形是并不好的。譬如每村的村长就没有办法缴出那末多壮丁，幸喜开始时曾经宣布过每人有五十元的安家费。不过后来以经费困难而免掉了”[53]《全集》代之以：“我们党主张发动群众，全民抗战，争取胜利。这一正确的主张，得到广大山西人民的拥护。但有个别的村落，动员工作不仔细，宣传解释不深入”[54]《全集》用“现在抗战时期，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原则下”代替初版本的“并且在统一战线原则下”。
《关于自卫队的感言》初收于1939年生活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一年》，1984年《丁玲文集》第4卷，做出较多改动，《全集》据《文集》版本收入。编者的改动突出了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将负面情况视为革命中的个别案例，能通过党的宣传动员解决。这不仅是用后设的政治立场重写历史现场，也是政治语体对丁玲作品的渗透，以概念式的政论腔调代替了丁玲的言说。
《文集》的部分修改涉及对作品政治倾向的调整，这或许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修饰丁玲的政治形象，强化其党性和革命性。编者陈明对原作政治立场的修改调整，反映出整理者的意识形态焦虑，洗刷冤屈的个体需求和严正的组织纪律之间的张力关系贯穿于丁玲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始终，[55]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处境催生了亲属陈明对“盖棺定论”的执念，在丁玲后事的处理上，陈明四处奔波为丁玲争取更公正的评价，甚至为维护丁玲的名誉和形象试图打破纪律和规定，[56]因此在编订整理所谓“定本”[57]时，有时也会违背理性公允的史家规范，抱有“政治上给她整整容”[58]的意图，以维护丁玲整体形象为导向而修改作品。
五、期待一套新的《丁玲全集》
全集编纂的时间往往距离作品首次见刊的时间较远，作品容易出现流传变异或作者改写的现象，因此编者在整理时负有厘清版本、勘校异文之责。处理多版本的常见方法有：一是以初刊本或初版本为主，注重呈现作品的原始样貌，正如鲁迅所说：“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59]这也有利于呈现文本在历史文化环境中组织生成的过程，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史社会史意义；二是以体现作家意志的定本为基础编纂，但并非所有的修订本都能收入全集，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删减改写部分反而应该予以整理还原，虽然作品出版后便已经脱离作者的阐释，但作家对过往作品的修订也展现其艺术追求，因此以改定本编入全集也是对于作家意志的尊重，除此之外，手稿研究、版本流变与汇校本研究等方法也对全集编纂具有启示意义。
值得讨论的是《文集》的特殊性。重返文坛的丁玲一方面文艺事务缠身，尤其是主编《中国》时事务繁杂，另一方面身体每况愈下，眼疾加重，只能“少读多写”。[60]陈明在自传中解释过校勘《文集》的情况：“80年代的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再三要出她的文集，在丁玲生前出了6集。这6集都经过我的校改。我对丁玲说，你过去写的文章，主要是到延安之前的文章，有些句子太欧化，不适合青年人阅读，是不是改一改？丁玲同意了。于是我就一篇一篇的校改，校改完一篇，就拿给她看，她认可了，我再交给她的秘书王增如誊清。她有些讲话录音，人家整理的，拿来也是我校对，有一些讲话录音改动比较多，但有一个原则，不改变她的原意，改过后也同样要交给丁玲自己过目。”[61]这些细节传递出两个信息：其一，改动是陈明做出的，经由丁玲同意后定稿，从程序上看这与作家自行修改形成的定本有差异；其二，以不改变丁玲的原意为标准修改，但如何理解原意却又依据陈明的判断，如在遗作《魍魉世界》末尾的补写，已经无从询问这是否符合丁玲意愿，因此《文集》与其说是作家的改定本，毋宁说是经作家同意的陈明修改本。
陈明曾讲述校阅修改的重点：“一个是丁玲到延安之前写的文章，里面欧化的句子太多，读起来别扭，不好懂，不利于青年读者阅读；第二个，有些文章是解放前出版的，或者有错讹，或者被国民党检查时删改过。”[62]如果说后者的改动尚存在客观缘由，希望通过校订去除政治因素对作品原貌的遮蔽，那么前者的修改将有损《文集》对作品真实样貌的呈现。陈明对丁玲作品中早期的欧化表达评价不高，在校后记中曾说：“谈到丁玲作品的文字，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在文字方面似乎没有作很多准备，有不少的地方不合语法规范，但仍能得到当时的编辑和读者的欢迎，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她对人物内心刻划的委婉、细致与丰富，而不是她的欧化的、有时又夹着湖南土语、并且显得有些拖泥带水的文字。”[63]陈明认为作品内容的丰富掩盖了语言的弊病，语言问题成为丁玲早期作品的缺陷，因此更推崇丁玲接近群众后朴实的口语写作。这一语言偏好，导致《文集》将“早晏”[64]改为“早晚”，[65]“洋火”[66]改为“火柴”，[67]并将音译词规范化，如《从夜晚到天亮》中的“环珴玲”和“披霞娜”[68]在《文集》中直接被“小提琴”和“钢琴”[69]替代等，剔除欧化语和方言以达到的语言“洁净”。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二代新文学作家的丁玲，欧化语体和口语是其早期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70] 正是“无拘无束的造句方式和极其铺张的欧化语句”构成了作者“大胆而细密”的早期文风，[71]陈明的修改使得部分语句变得简洁精炼，反而不利于作品风格的原样呈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到莎菲对凌吉士的复杂欲念，初刊本为：“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岂不是把我献给他来玩弄来比拟到卖笑的姊妹中去！然而这又都任他只能把责备来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难受的……”[72]在收入《文集》时被删改为：“想起那落在我发际的吻来，真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岂不是把我献给他任他来玩弄来比拟到卖笑的姊妹中去！这只能责备我自己使我更难受……”[73]原刊中的“真又使”和“这又都”说明情境的重复性，虽然只集中书写一次，但暗示了莎菲曾多次陷入情智交战的痛苦中，情感更加浓烈，《文集》则将作品中反复叙事的结构删除。改动语言也会使得作品变形，李陀指认语言习用与作家主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74]那么对于解放前丁玲作品语言的改动是否有损于丁玲形象的丰富性？
作为生活伴侣的陈明，对丁玲晚年事业的帮助不言而喻，有时甚至可以视为作家意志的代言者，[75]即便如此也不能替代作家的自我言说。作家伴侣和文集编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陈明容易陷入忠于史实还是维护亲者的两难情境。《文集》的编纂是文学界和出版界的重要工程，但因其受整理者思想理念的干预，相较于作者自行修订整理的定本，《文集》更适合作为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修订版本，而不应该作为《全集》编辑的基础。
从2001年至今，《丁玲全集》出版已有二十余年。这期间丁玲研究在版本、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76]编辑出版一套内容更加完备、版本更为可靠、校订更为规范的《丁玲全集》显得非常必要的，也是众多丁玲研究者和读者的期待。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与阶级关系研究”（20BZW143）前期成果〕
注释：
1 参见徐强、刘雨：《〈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兼论若干篇章的文献意义》，《文艺评论》2011 年第1 期，徐强：《〈汪曾祺全集〉补遗及考论》，《东吴学术》2012 年第3 期等文章。
2 相关研究参见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文学评论》2010 年第2 期，蔡震：关于《〈郭沫若全集〉的考察》，《郭沫若学刊》2013 年第1期等文章。
3 《丁玲文集》出版工作从1983年开始到1995年完成，中间分两个阶段：1983年至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完成前6卷出版，为丁玲生前所出，后4卷因丁玲离世、出版社经济效益等问题延误，自1991 年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接力出版续卷。
4 蒋祖林：《来信照登》，《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1 期。
5 龚明德：《丁玲日记的“整理”》，《昨日书香》，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297 页。
6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辨伪批判》，《长江学术》2016 年第2 期。
7 袁洪权：《开明版〈胡也频选集〉序言的“隐秘事实”——胡也频“济南之行”史实梳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 年第2 期。该刊同期发表了李向东的商榷论文，李向东指出文章的删改是在1980年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丁玲散文集》时做出的，不仅“删去了误解张默生的那段话，同时，在校长送来路费处加了‘甘冒风险’四个字”，“1984年此文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第五卷时，有个别文字的改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的《丁玲全集》，基本沿袭了这个版本。”参见李向东：《“探秘”与历史叙述——也谈胡也频的“济南之行”并与袁洪权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 年第2 期。
8 朱正：《丁玲“开会”之于鲁迅一文的遭遇》，《鲁迅研究月刊》2007 年第1 期。
9 龚明德：《“建平”应为“建屏”》，《有些事，要弄清楚》，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61 页。
10 丁玲：《阿毛姑娘》，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3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132 页。
11 丁玲：《阿毛姑娘》，《小说月报》1928 年第19 卷第7 期。
12 丁玲：《水》，《北斗》1931 年创刊号。
13 丁玲：《水》，《丁玲短篇小说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年，第277 页。
14 丁玲：《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中国文艺》第1 卷第1 期。
15 丁玲：《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7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 页。
16 袁良骏：《丁玲同志印象记》，《中国》编辑部编：《丁玲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72 页。
17 可以推测是袁良骏发现载有稿件的《北斗》原刊后，据此收入《丁玲集外文选》，而陈明在初刊本基础上将作品校改后收入《文集》。陈明经袁良骏接触过《北斗》原刊，见陈明在序言中的描述：“（袁良骏——笔者注）从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一些单位的资料室等处，发现了一些我们还能记得但却已找不到的稿件和发表这些稿件的刊物。”（袁良骏编：《丁玲集外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1 页。）
18 丁玲：《自序》，《意外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年，第2-3 页。
19 李向东：《关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经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
20 参考李向东的研究：“那年夏天（1982 年——笔者注），丁玲陈明去往大连疗养、讲学，其间，陈明就带上湖南拿来的稿子，开始校勘了”，参见李向东：《关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经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
21 参考丁玲年谱，1983 年11 月22 日，“嘱秘书致胡真信，说明《丁玲文集》第4 卷稿校勘完毕，已交王树芬，5 卷稿正在抓紧校阅，力争12 月完工”（第697 页），1983 年12 月17 日，“下午王树芬来，取走文集第5 卷稿，计50 万字。”（第701 页），详见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2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68 页。
23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 年版，第9 页。
24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4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76 页。
25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 年版，第13 页。
26 丁玲：《冀村之夜》，《文艺阵地》第2 卷第7 期。
27 轸：《本刊添设代邮栏的意义》，《中央国术旬刊》1930 年第10 期。
28 发刊词版本与《人民日报》版本相比，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多出如下两段话：“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革命落脚点和出发点。党中央在那里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实践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陕西省重视延安文艺的研究工作，成立延安文艺研究学会，创办《延安文艺研究》刊物，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通过对于延安文艺的研究，能够展示当年延安文艺的辉煌成果，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革命传统和革命作风。这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述上的改动。
29 《丁玲文集》第8 卷同样将两个版本都误收。
30 王增如：《丁玲办〈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2 页。
31 王增如：《丁玲办〈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2-163 页。
32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编：《1981-1985 文艺通报选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年，第92页。习仲勋看过《国内动态清样》版文章后写作批示，并将文章与批示转载至内部读物《文艺通报》第58 期（1985 年5 月14 日），因此推测《文艺通报》与《国内动态清样》为同一版本，但未见后者，聊备一说。
33 《人民日报》原文为：“遇罗锦的文章有好有坏。《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好的，《春天的童话》不好。……遇罗锦最近到部队去写东西，她若能真正在部队里呆上两年，把视野扩大，深入生活，那她还是有希望的。”参见徐士杰：《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人民日报》1985 年6 月24 日。
34 徐士杰：《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人民日报》1985 年6 月24 日。
35 李美皆：《丁玲一次讲话的两个版本》，《文学自由谈》2012 年第6 期。
36 丁玲：《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72-484 页。
37 《创作自由及其他》写到：“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丁玲：《创作自由及其他》，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5 页）但这实际上是将观众提问部分丁玲对近年创作状况的评价和演讲部分“创作自由”的相关内容“缝合”而成，丁玲并未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记录版”中的反推逻辑或为他人所加。相较于“记录版”的否认，“录音版”认为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的情况：“行政干涉，可能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做得过了头”（丁玲：《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在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79 页。）
38 “录音版”号召广场文学但没有贬抑小院文学的价值，“记录版”则对小院文学的评价更为负面：“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参见丁玲：《创作自由及其他》，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8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85 页。
39 王增如：《丁玲办〈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1-162 页。
40 ［美］G·托马斯·坦瑟勒：《校勘原理》，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26 页。
41 王增如：《丁玲办〈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161-162 页。
42 ［美］G·托马斯·坦瑟勒：《校勘原理》，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26 页。
43 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鲁迅研究月刊》2014 年第7 期。
44 凌孟华：《郭沫若集外演讲记录稿〈写作经验谈〉叙论》，《郭沫若学刊》2018 年第1 期。
45 王志之：《鲁迅印象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9 页。
46 张元珂：《1979 年前后丁玲的言行、心态及若干史实——以一封书信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8 期。
47 丁玲：《多事之秋》，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3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51 页。
48、49、50 彬芷：《多事之秋》，《北斗》1932 年第2卷第3、4 期合刊。
51 丁玲：《冀村之夜》，《文艺阵地》1939 年第2 卷第7 期。
52 雷加：《战士形象——记丁玲在前线》，《四十年间——雷加回忆录》，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 年，第67-68 页。
53 丁玲：《关于自卫队的感言》，《一年》，重庆：生活书店出版，1939 年，第103 页。
54 丁玲：《关于自卫队的感言》，张炯主编，蒋祖林、王中忱副主编：《丁玲全集》（第5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89 页。
55 参见解志熙关于丁玲平反问题的分析，解志熙：《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文艺争鸣》2014 年第8 期。
56 陈明在治丧委员会名单、悼词内容、治丧形式等方面都积极争取，并多次提议破格为丁玲遗体覆盖党旗但遭到拒绝。陈明指出：“为什么要开追悼会？主要是因为她身上的污点没擦干净，为什么要求给丁玲覆盖党旗？就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嘴。否则人家又会造谣，造谣的人有权，就成了真理。请中央全面考虑问题，大家都按党的原则办事。”参见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95 页。
57 此项说法源于编辑王树芬给陈明的信：“王树芬也在1983 年3 月16 日写给陈明的信中说：‘您校订得非常细致，看来，这部文集，可称得上是丁玲同志作品的定本。尤其看了您为《从夜晚到天亮》所作的注释，这对了解创作背景及有关史料，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研究工作者更有价值。’”论文此处沿用该说法，并非认为《文集》符合版本学标准的“定本”，而是强调《文集》作为丁玲平反后的第一次也是丁玲生前的最后一次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对于其后丁玲作品的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58 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82 页。
59 鲁迅：《集外集序言》，《芒种》1935 年创刊号。
60 完整内容为：“最近眼疾白内障突变，左眼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不能看书。她对我说，‘这样也好，我就少读多写，我不再写那些杂文章，我的工作要简单些了。’”参见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文集〉校后记》，《丁玲文集》（第6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81 页。
61 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第289 页。
62 李向东：《关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经过》，《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
63 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文集〉校后记》，《丁玲文集》（第6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79 页。
64 丁玲：《小火轮上》，《红黑》1929 年第3 期。
65 丁玲：《小火轮上》，《丁玲文集》（第2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22 页。
66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 年，第9 页。
67 丁玲：《一个小红军的故事》，《丁玲文集》（第3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272 页。
68 彬芷：《从夜晚到天亮》，《微音月刊》1931 年第1卷第3 期。
69 丁玲：《从夜晚到天亮》，《丁玲文集》（第2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311 页。
70 张卫中：《丁玲在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中的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 年第2 期。
71 毕玲蔷：《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丁玲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 期。
72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1928 年第19 卷第2 期。
73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文集》（第2 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69 页。
74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 年第5 期。
75 “丁玲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对外界隐瞒我修改她的文章，她曾经对人说过：你们知不知道，我家里还有个‘改家’。这个‘改家’说的就是我。”参见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第290 页。李向东评价丁玲与陈明的合作关系：“她晚年的作品，几乎全部经过他的修改。” 参见李向东：《后记》，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第330 页。
76 诸如刘涛：《丁玲论瞿秋白的一篇佚文》，《鲁迅研究月刊》2012 年第4 期；王增如：《丁玲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堂姐〉》，《新文学史料》2022 年第4 期；王增如：《丁玲〈母亲〉第三部残稿探析》，《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6 期；陈扬：《〈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版本与修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 年第2 期；梁爽、梁向阳：《丁玲1985 年4月延安之行详考》，《现代中文学刊》2020 年第4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