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地震——朱庆和诗读札
听闻诗人朱庆和在地震局上班。如果他预报今晚可能地震，那么大家尽可能不要裸睡——地震来临之时，需要加速奔命，跑到空旷地带。地震常常能够原生态搬运日常生活，被地震夷为平地的村落，和动迁后的村庄不同，它们作为废墟很难老去。因为，日常生活还在一种悲怆的姿势中保持雕塑般的断片。从地震之夜跑到街头的人们，虽衣不蔽体，却携带居室。像本雅明笔下的闲逛者那样，是空间属性的：在瞬间被救赎，并拥有一条公私不明的拱廊街。
具有口语亲和力的诗人，诗中普遍能留存空间诗学的向度。比如朱庆和《松枝》一诗，寻找晏驾墩的人，寻找亡友葬身之地；“他”向一位装饰家居的孩子问路，并得到了松枝清香的救赎。问路，是急促的时间变慢的时刻，因为一次深源的地质变动，时间中的迷失转化为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享用。这种深层的地震感，来源于颇富禅机的无形棒喝，其中的机趣当然耐人寻味，但只算朱庆和诗质的次要部分。窃以为，朱庆和诗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借这些情感和认知的惊变，唱出了当代日常生活的颂歌。
朱庆和的诗，忠实引述生活。他每一首诗，必有一些情感悸动不易察觉，深在日常生活的地心。因为这种情感悸动，他笔下的乡村经验不是被驱赶到一个例外状态，而是继续流淌出能够实现为个体语态的日常描绘，只是轻微变更了引述后的乡村质感：从事件转向情感，从传说转向寓言，从现实转向宿命。
在最严厉的私人领域控制期，居室曾经被杀死过。家室外翻，成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纯客观的非组织原则下的运作，被积压在某些无法抵达的人性的街角。这些挤兑的公共性的冗余部分，以其无意义的本质，在历史时间之外长时间无所事事——人们通常称它们为“家常”而一语带过。家常没有成为风俗之前，是日常生活世界里具有语言张力的汪洋大海。
朱庆和写诗如叙家常：很亲切的口吻，读来感觉是日常生活的直接引语。其中包含他诗语的两重地方性——齐鲁大地的民间生活，和南京的一个知名语言部落“他们”。直接引语，是一种厚道、忠诚于地方性的语言行为（或结果）。选择直接引语，让渡转述权，在忠实的引述中闪现来自生活第三方的客观态度，躲避公共话语的强大惯性。比如，《旧时的习惯》在土匪的恐惧中进行怀旧的着色，对历史话语中的主题作了卸载，引述者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能大大降低了。《年少时，我们一起去爬山》中，传说在少年身上进行了多义的书写，最终的印痕并不是历史学的部分。朱庆和的诗写家乡，对方志有一种本能的怀疑。这种历史疏离的态度，在他诗中榨出了日常的果汁。
家常是非历史属性的。如果把“聊家常”作为一种话语姿势分析，说话者在引述中施行的干预就是话题剪辑。朱庆和发现了家常作为日常生活的微弱事件性，并按照名词的中心词性状完成他的剪辑。诗人的语言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剪辑语言。《龙与蚯蚓》中，传说、现实和宿命全部以直接引语说出，剪辑者对语态衔接点的捕捉很巧妙，既对直接引语的日常语态作了保护，又衍生了引述语态。
为了不惊动对乡村事件的转述，尤其是保持事件中“引语”部分作为语言风味的完好，朱庆和声调很低。就民间的语言共同体而言，民间传说有别于集体语言，一定限度上保留私语特征。朱庆和珍爱乡间引语，有很显明的维护它私语地位的意识。珍爱乡间直接引语的根系，挪动时尽量保证它的鲜活；同时，引述的语态也以引语的语态为情感根基，这样构成引语语态与转述者语态的依存关系。小心翼翼揣摩引语的搬运之道，从不伤筋动骨，却完成了从口语到诗语的挪移。直接引语之爱，是他的诗最珍贵的语言意识。朱庆和身处一个公共语的诗性耗费殆尽的时代，作为诗人，面临某种类似于策兰的语言危机。在过去的至少一个世纪里，个体言说如果最终不汇入合唱，其声音存留的必要性很少有人从语言和美学上考量。将对诗语的寻求纳入到共同语的否认之地，从而邀请一个“个体”出来，确实是一个很新颖的起点，包含新诗文体的确立的一线曙光。
口语是一种很显著的语体态度。笃信雅化书面语的人，可能很难接受口语实验会有真切的诗的结果。随着语言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改变了这个偏见，诗评家对韩东、杨黎等诗人诗作的重新评价，显示出一种务实的接纳态度。确实，在诗人作为语言个位的自觉来临之前，讨论语体是高效谈及诗语的策略。《蛇为媒》中“出门子”作为方言，对于没有鲁南生活经历的人，其语义生僻，理解甚至需要诉诸注释。这一引语的必要性在于，作为日常生活取样，保留了地方德行的圆满。方言在口语中保持活性，并作为微弱的事件支持乡村传奇，引述人的情感始终处于客观风情的无名状态。
引述情态的扭转使地震发生，语义在主题学的向度上迷路而转向暗地里的情绪。《我的家乡盛产钻石》几乎在动用寓言的力量使这场地震发生，不过它触发的，乃是异乡人的恐惧。一个古老的异乡淘金者的故事，一次传奇与日常之间的对话，将“姐姐”所深处的日常生活的神性显示出来，但引述的语调是向下行进的。朱庆和诗语中的日常生活地震是给外乡人阅读的某种情感地形——或者说，地震也在他离乡之后发生了。
这就是乡愁的来历。朱庆和诗中的二龙山往事既非历史，亦非现实，它是在想象中建构的桃花源。作为离乡者，诗人能发现《二龙山水泥厂》“我哥”的生命姿势，但对命运并不考究，他观照往事，也有近乎贪婪的体验冲动，笼罩着首肯存在的神秘气息。往事施加于朱庆和的当下震惊，使他并不命名情感和事物，而是绘就一张感觉主义的地图。
是的，注定属于科尔班笔下的那种感知史对象，也在朱庆和笔下源源不断地出现。《山那边的穷亲戚》中，真正撬动情感的巨石在日常中滚动的，是在大年夜的彻夜奔走之后，迎面升起的太阳。朱庆和从日常出走，走到最远的地方是一只具有命运的迷幻色彩的陀螺。《你乘坐火车嫁去远方》罕见的虚无主义蚕食事件和事实，瞎眼的乡村在发展的磨盘上依靠生存姿势的空转短暂赢得视觉感。《石头》《醉酒的先生》延伸了这种极具cult电影风格的黑色喜剧，足以让人在乡村田园祭的黄昏惶然四顾。
朱庆和的地震没有巨大的美学烈度。可以看出，他止步于技术和情感的灯打开之前，在乡村再度扁平化之前就收拢日常生活，结束了一场地震及其情感的幻术。这种内敛的北方语感造就了朱庆和，使他可以和一位罗马尼亚诗人伊昂·艾·博普称兄道弟。博普的幻术是向日常生活致敬的，他笔下很多关于离乡和返乡的故事，都成为巨大的日常生活的口袋，足以装下乡间传奇和生死。朱庆和也是，但缺少了一些宗教感赋予的更加沉寂的气息。博普的巫术和朱庆和的幻术有一些有趣的可比之处。两位诗人对于诗题的态度都有些潦草，但日常生活的流动都呈现出致密感，乡村在情感覆盖之下的诸多秘密，正是一颗日常生活的浆果的秘密。
日常生活是当代汉语诗歌语言仅有的取水地吗？朱庆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一首叫作《洪水般的爱情》的诗中，描述了一个神异的奔逃景象。在洪水的噬咬中，“我”拉着心爱的姑娘逃命，舍弃了不该舍弃的一切：父母，财产。北大山由此成为一片道德的洼地。这也使一直为新诗寻找象征主义可能的我感到兴奋无比：在身后的一片汪洋中，如果“我”最后推翻了爱情，一种象征主义的嘉年华就有可能上演。就像阿克瑟尔将爱情和金钱一起放弃了，阿克瑟尔不再有任何乡愁。
朱庆和不是这样，他是家乡的游子，急于剥开这枚洪水般的浆果，并甘之若饴。乡党朱庆和没有和象征主义者走进终极意义上的城市，但是，还是应该向朱庆和道谢。因为，他和“他们”同仁确实从城中村整理出了一种货真价实的空间诗学的语言遗迹，更重要的，是索取了一种短暂逃离公共语所施与个体的语言永罚的体认，并将它们一股脑儿带给了汉语新诗的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