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我的十年工人生涯
《于无声处》问世40多年以来，有无数记者、观众或者朋友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你怎么会写这个剧本的？我理解大家共同的疑惑：你不过是上海一个200多人小工厂里最底层的普通工人，家庭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剧本写完了，快上演了，我父亲还在外地轮船上监督劳动呢），你怎么会想得到，而且又真的敢去挑战这个当时最尖锐、最敏感的题材的？！我则一律从那位1976年4月5日从天安门广场直接上火车来到上海的“陌生的朋友”说起。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不是认识了他，不知道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我后来绝对不可能萌生写《于无声处》的念头。
大约在五六年前，《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向我约稿：写写你的工厂生涯吧。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建议。我顿时心动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画面和故事一下子涌现出来。但是很不巧，那时我接连被诊断出两种基础性慢病，还都比较的严重，只能卧床。2021年和2022年，为疫情困在家中，而那两种本以为不可逆的疾病却在医生的治疗下奇迹般地开始好转起来。于是我尝试着每天写两三个钟头，写累了就睡下、躺平。
当年工厂里几位后来成为终身好友的师傅，中学里的“十兄弟”同窗，工人文化宫的老师、同学，剧组的演职人员，还有家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帮助我回忆、证实、校正了许多往事与细节，丰满了这篇文章，并保证了它的真实无误。
回忆、写作的过程，自己沉浸其中，实际上也是细细梳理自己人生的过程。以前当然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但只是大而化之、模模糊糊。现在一细化，纹理全都出来了。我越写越明白：后来自己为什么会写《于无声处》。经过工厂流水线上的十年锤、锻、磨、压，到了1978年，已经是一个重塑过的我了！我仿佛被这十年热处理过了，内部结构完全改变了，有了强度、有了硬度、有了刚性，也有了韧性与弹性。我具备了写这个剧本所需要的一定的思想、眼界与成熟度；同时，我从工人文化宫小戏创作班中获取了戏剧创作所必需的一些基本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工人群体中生活的这十年，让我深切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他们普遍认为把“四五”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不公平，曾经有20多位师傅看过我的剧本初稿，无一人不说好。民心民意给了我良知与勇气！
而且，还有一点，其实剧本中抒发的，不仅仅是对“四五运动”的情感。记得写完这个剧本的那个深夜，我扔下笔，瘫坐在那里，泪如雨下。我在这个剧本里倾注了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所有情绪：激情与力量，思考与勇气，愤怒与怨恨，鄙视与厌恶……这一刻，我仿佛全身什么东西都被抽干了。
“陌生的朋友”的确是引发我创作《于无声处》的不可或缺的导火索，但是十年工人生涯对我整个人的重塑，才让我有了写出《于无声处》的主动意识以及勇气和力量。
感恩我的十年工人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