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虽然可以将乡土文学的渊源追溯得十分久远，然而说到底，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文学还是现代化的产物，它肇始于“五四”时期，与许多虽然早已存在却一下子如同初见的事物一样，农村、乡土也是“五四”启蒙文化的发现，因此，它的总体氛围与话语模式是现代性的，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语境之中。于是，它的宏大主题、它的总体关注点就是农村如何进步。不管因为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一主题是如何分解、变异与具体化，不管对农村进步与现代化如何理解，不管对阻碍进步的原因有怎样的判断，不管这进步的方向在何方、具体内涵是什么，中国近百年的乡土文学传统传达出的精神就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

内与外：乡土叙事的新型结构

如果这一判断是成立的，据此，我们可以对乡土文学主题意义模式的演化做出梳理。先从近年的一些乡土文学说起，比如刘庆邦的新作《花灯调》。这是关于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小说中的高远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属于“深度贫困”点。这么一个被看成是“烂渔网”的穷村经过努力，最后通过了脱贫验收。小说刻画了夏方东、尚应金、周志刚、秦希明、韩二哥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写到了村民们“渴望富裕的内生动力”、他们的自主创业，特别是周志刚常年与村民们一起修路的举动，可以说是当代愚公精神的体现，但作品同时也写到了高远村之所以如此的文化、性格与精神拖累，比如作品中的禇大鹏、韩虎、齐天星等形象。

小说的灵魂人物是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正是这位原本没有多少乡村生活与工作经验的女检察员将高远村带出了贫困的泥淖。而向家明治理高远村的成功之处是对脱贫攻坚这一战略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践行，是在这一战略实施时对政策的正确理解与智慧运用。在区委的支持和主导下，从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到民生、教育，几乎无所不包的一揽子规划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到区属各个单位，并由内容对口单位牵头具体实施，加上高远村的合力配合，高远村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可以从小说中提炼出一个内外式的结构，相对于高远村的原住形象群，向家明是“外”，相对于高远村脱贫的自身努力，上级的政策、规划及其规划的组织实施也是“外”。而且，在这种两两结构中，外部的人物与动作处在了作品意义的核心位置，它们是作品叙事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结构在近期的乡土写作中几乎成为一个原型结构，只不过在人物设置与外部力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的主要人物是镇委书记陆险峰和千年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千年村地处山区，土地分布零散、资源贫乏，没有一家像样的村级企业，长期在低水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上徘徊。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一道难题。肖百合到村上任首先要推动的是贵州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三改”，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就是要对村里的居住现状进行调整，拆除影响出行与经营的住宅和违章建筑。可以说，千年村乡村振兴的每一个工程、每一项工作都是从“破”开始的。可以想象，农民一方面向往美好的生活，但这美好的生活需要“破”，而当这“破”要从自己开始，要改变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比如需要异地搬迁时，他们又不愿意了。对于长期生活生产在农耕文明传统中的村民来说，他们习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同春种秋收一样，一切都要像田里的庄稼，他们才踏实。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常常在新旧生活方式的比较中计算成本。那些美丽乡村的图景和规划是未来的、是纸上的，要让他们为了还是当画儿看的远景牺牲眼前的利益，可谓难上加难。不要说普通的村民，就是村干部都想不通、不愿做。比如村主任麻青蒿、村副主任罗云贵、村监委主任黄光辉等，在房屋拆迁、土地流转、迁坟等方面都疑虑重重，反反复复。

小说没有美化现实，而是写出了乡村振兴的艰辛，一些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有时，村民们的抵触可以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爬到镇政府楼上要跳楼的、有拿着菜刀闯到镇领导办公室的、有拿着农具集体拦路的……在这些人眼里，陆险峰在“上面”，肖百合是从“外面”来的人，作品中脱贫攻坚的矛盾常常体现为这种上与下、外与内的冲突。

现代乡土文学的结构及变化

如果对近百年中国乡土写作进行整体观察，会发现这一结构草蛇灰线般的演变过程。其实，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发韧期，这一结构便显现出来，或者可以说，这一结构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生俱来的，它由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功能所决定。以鲁迅为例，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者，“鲁迅是意在‘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书写乡土的，其全部乡土小说都渗透着对‘乡下人’那种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变革的精神状态的真诚而强烈的痛心和批判态度。”（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第31页）然而，即使如鲁迅，也未能在这个结构中提供出理想的引领性的形象，《祝福》《故乡》等作品中的“我”是无力的。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早期乡土文学中既具有代表性又普遍存在，这使得中国的乡村在文学中长期呈现出悲剧性的样貌。甚至因为现代性自身的匮乏而造成这一结构关系的两种极端向度，一是离乡，从三四十年代的乡土革命小说一直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是回乡，情感的回乡，如早期的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和新时期的文化寻根小说。

而从主流看，自上世纪40年代后，中国乡土文学的写作者们对这一结构进行了重置，他们将乡村革命的使命赋予了农民，于是，这一结构内化了。以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为代表，他们作品中的叙事冲突大都在乡村内部，外部的先进性体现在觉醒了的、对社会进步予以热烈响应的农民身上，他们担负起了自我革命的责任。在后来，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敏感者，引领了中国乡村革命的风气，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洼窝人家》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不但凭着长期生存的本能与敏感争取利益，甚至将自己活成了思想家，如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

这一结构的内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主要结构模式，原因很多，它与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不无关系，这一文明形态的权力话语生长于乡村自治的“小传统”。因此，中国的乡村变革是缓慢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所以，中国的农村长期是乡村自治模式，所谓政不下县。但是，上世纪初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开始打破这一传统模式，农村必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现代社会体制下，农村不可能再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运行，现代工业体制逼迫农村改变生产与经营方式，城乡功能也必须在现代生产方式上进行分工。这些都需要农村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又必须打破乡村的自理模式，使农村与农民现代化。

显然，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像传统那样依靠农村自我生产，而要从外部输入，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乡村建设的背景，也是当时知识界强烈呼吁“归农”的原因。归农，即促使城市知识阶层和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回到乡村，参与乡村治理、改变乡土文化。这种归农不是传统的官僚归隐与返哺，传统的归田与返乡虽然看上去也是文化资源的注入，但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与乡村文化同质同构的。而乡村建设与归农则是异质的，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它们开启的乡村现代建设的治理结构，也同构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开创期的叙事模式。不过，早期的乡村建设高开低走，归农也流于口号，其原因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本身曲折的道路，二在现代化的经验、资源与动力不足。这也同时投射到乡土文学的发展道路上。而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轮又一轮走向深入的国家战略实施之后，中国的农村道路终于迎来了根本性的转机，这也是当下乡土写作不约而同地鲜明地呈现出内外结构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可以说，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结构经历了正反合三个阶段，从开创期显在的内外结构到这一结构的内化和隐性，再到外化，它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演变，更是它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审美表达。

内与外的对立统一

如同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当前乡土写作内外结构模式不是对早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支持之下的转型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内外关系的重新调整与重新解释，是内与外的对立和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农村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另一方面，现代化治理又必须遵从乡土经验，尊重小传统，最具生长性的就是现代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比如乔叶的《宝水》，小说主要人物可能不是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孟老师，但他绝对是作品的核心。不仅为宝水一个村子做规划、定方案，他的脚步遍及中原大地。作为专业型知识分子，孟老师对乡村现代化有着精深的研究，他不仅知晓农村的未来走向，而且对当下的政策、制度、国情了然于胸，所以，他的方案既是现代化的，又能得到政策的支持，能够融合资源，落地生根。在小说中，孟老师不仅是设计者，而且是农村问题的教育家，他不仅指导自己的专业团队，更将宝水村的干部与村民纳入到自己的“课堂”，他教育他们怎样认识自己、怎样认识自己的村庄。因此，孟老师是一个比在地村民更了解“三农”的专家，是一个能够融入农村、融入传统，并且善于从传统借力的知识分子。在孟老师这儿，宝水村的民间宗教、民间神话以及民俗风情、山川风物，特别是血缘、宗族、社会关系、习俗、习惯等都纳入了他的乡村治理体系。

王松的《热雪》也可以看作这一结构的典型。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后来居上的回乡大学生肖圆圆，她背后是早已走出去创业的父亲和他的公司天行健集团以及农学家牛教授的科研指导团队。肖圆圆提出通过公司化运作进行现代规模农业生产。但这需要土地，需要能够进行现代大型农业机械作业的成片的土地，这就需要进行土地流转。《热雪》的主要矛盾就是围绕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展开的。如果依然从事传统农业，农户会亏本，但是，要他们把土地交出来，他们又不愿意了，他们宁可让自家的土地撂荒也不会轻易给别人。面对这相困局，肖圆圆没有简单化处理，而是依靠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进行化解。一方面，肖圆圆依照现行制度与乡村治理路径乃至现代法治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她又和公司管理层利用熟人社会的血缘与人际纽带去梳理关系，寻求帮助。而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在中国传统的村庄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交叉重叠。既有血缘、有邻里，又有灰色权力，也有历史交往形成的亲疏情感。以肖圆圆为代表的乡村管理者凭借他们对这个小社会的了如指掌而能运筹帷幄，他们对关系的调动、对尺度的把握、对轻重的拿捏、对机会的捕捉，表现出既具有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理念的基层治理智慧，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乡村基层政治学。

在近年的乡土写作中，杨志军《雪山大地》最为复杂，小说中的沁多县面临新农牧建设与脱贫攻坚的任务也最为艰巨，因为从作品故事时间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沁多县几乎处在现代文明之外，这儿没有现代医疗体系、没有现代教育体系，没有固定的村落居住环境，也没有现代货币意识与商品经济。牧民们不知道学校是什么，识字又有什么用。钱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进行商品交换？自己的吃用都在自家的牛羊身上。这种局面当然需要改变。到了小说的结尾，沁多县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农牧体系、一边是可以休养生息的生态牧场，一边是现代化的城市，沁多县已经全面与内地同步了。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作品中的父亲强巴。他是一位畜牧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身份隐含了这样的理念：区别于传统乡村的自然演变，现代乡村的变革将由现代知识体系进行理性的设计。这使得父亲其后致力于藏区现代化的努力得到了合理解释。可以想见，父亲强巴的努力遇到了来自藏区内部的巨大阻力，但是，同样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怀、理念、视野和智慧，他自觉地认识到，要改变藏区的面貌首先要尊重藏族的文化传统，使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小说以青海藏区的生活作为主体，它是对青海藏区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又是汉藏不断融合的过程。在客观反映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主题下，突出藏区文化的主体性，表现民族间的融合，这是作为外部改革力量代表的强巴与藏民共同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依，他们一方面走出了传统，另一方面又共同信奉着雪山大地的信仰。

仅从这一结构的演变就可以看出当下乡土书写的新质，这一结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自信，是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理念主导性的体现，是中国悠久文化焕发生机融入现代的表征。它已经贡献出了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为乡土写作新的代际提供了具有辨识度的美学特征。

（作者系江苏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