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大明王朝的历史小说，可谓多矣。即便是对明朝灭亡的叙述，也是版本众多，卷帙浩繁，崇祯皇帝遗魄所系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也像鲁迅笔下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一样，有着令国民耳熟能详的文本意象和历史暗喻。这为今天的书写增加了难度，没有深厚的历史修为、文化底蕴，也就是没有足可突围的“暗功夫”，是很难从窠臼和壁垒中脱颖而出的。这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也需要迎难而上、充满自信的书写勇气，这是“一般性”的作家，所难以做到的。

然而，王彬先生却不想“一般”，他为我们推出了一部独特的全新文本，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丰泰庵》。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假托一本私人日记——以长平公主的个人视角，详细记述了崇祯时期的历史事件、宫廷秘密、皇室规制、建筑风格、民间百态、人情世故和市井风习，揭示了许多新的历史原委和人间隐情，颠覆了被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不过如此”的结论，还原了历史现场和人性肌理，还杂以现在人（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人文观照，以人性逻辑庖丁解牛，丝丝入扣地反映出“原来如此”的历史本真，极具命运感和情感烈度，催人泪下，撼人魂魄，诱人沉思。

王彬先生的“暗功夫”，源自他“复合性”的写作身份，他不仅是优秀作家，还是渊博学者，他研究《红楼梦》、研究《水浒》、研究叙事学，更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北京的历史、地理、人文。他推出了许多专著，也积累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可谓眼底有烟云。因此，他洞悉历史的脉络、地理的演变和风情的波动；因此，一进入历史叙事，他知道哪里是原点、基点、要点和痛点，便不务虚功，选取关键环节，直指鹄的，更不蹈别人的覆辙，独辟蹊径，以细节说话。

帝王之相，他人已有太多的描摹，且多是概念化的界定，大而空，空而任性。王彬先生选取长平公主的视角，就是要把帝王引入生活的场域，在日常栖止中，见人见性地揭示其生存状态、心理变化，给其行为予以合理的逻辑支撑。

这就是王彬先生的叙事智慧，他正可以借助长平公主的视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以描绘宫廷的建筑、规制、礼乐、律令、女红、风尚等等为切入点，在小处折射、在幽处反光。王彬先生的叙述极为精细，笔致所到，几乎纤毫毕现、锱铢必较。翊坤宫有几重进深、钟粹宫阶下长着什么杂草、隆福寺如何进香、皇极门前的锦衣卫有几个明盔甲几个红盔甲、马吊牌有多少张、多少种颜色、大朝会什么规模什么讲究、经宴时皇帝坐在哪儿怎么坐、东林党人传讯放飞什么鸽子，以至于公主如何画眉、宫女钟爱的高跟鞋什么颜色、多大尺码，都徐徐道来，毫不马虎。

但是，正因为细密，才能借助长平公主的视角，让人真实地看到，表面富丽堂皇的背后，是幽暗与陈腐。譬如宫檐上的椽子烂了，一个大臣刚一指出，就被皇帝嗯了回去，他不允许忠臣点破。表面纲常有序的背后，是奴役与贱生。譬如，宫里养猫，居然雌性称为“丫头”，雄性称为“小厮”。纲纪严明的背后，是欺骗与敷衍。譬如，明明有内侍不得通外戚的规定，却处处私通，一派蝇营狗苟。

王彬先生的《丰泰庵》通过其创新性的叙事文本，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现代性的、唯物辩证的大历史观，即：历史的走向，不仅仅取决于道路，还往往取决于行走的脚下。如果鞋底有沙砾，硌脚的疼痛比坎坷更让人难以承受，会让人迈不开步伐，因而也就没有了征程。而皇宫之内，正是帝王长年累月所行走的地方，所以，王彬先生以宫廷为描摹重心的《丰泰庵》，正是观照脚之于砂砾感受的“现场”书写，便有了生活的底色，便有了生命的温度，且逼近真相，贯穿理性，揭橥本质。这种崭新的写作原则，与美国的大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基于“简单的史实”，用“细节”说话的理念相接轨，便有了国际化的学术品质，不禁令人肃然起敬。